这里所谈的“三无”，与今日人们所指的没有工作、无所事事的那种状况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此所谓“三无”指的是战国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念：无君、无国、无义。在二千年前天下大乱之时，我们的祖先曾经历过那么一个不堪回首的历史阶段。
人们常说，春秋无义战，到战国更是如此。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读书的士人，为谋生创业而不断地改变着效力的主人，同时也不停地更换着效力的国家。这个先例始于孔子。他一生游遍列国，由鲁至卫，至陈，至曹，至蔡，至宋，至郑，至楚，足迹几乎遍及当时的主要国家。他做出选择的原则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从”，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有奶便是娘”。哪里安全，哪里能给他高官厚禄，他就留在哪里。虽然那时的孔子还没有领袖群伦的地位，但他这种“择主”的政治生存方式，却被当时的士人们普遍效法。
吴起是卫人，却先后事鲁，事楚。他的同乡商鞅成了秦国的重臣。商鞅原本以“帝道”游说秦王，不被理睬，于是改说“王道”，又被冷遇，再改以“霸道”，终获成功。苏秦是东周人，最后却成了六国的相国。他原本主张“连横”，被拒绝，于是改为“合纵”。《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这些人的评价并不高，他说吴起是“以刻暴少恩亡其身”，说苏秦、张仪“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如果说，当时的人们还没有“祖国”这个概念，那么，生育之地、桑梓之乡、父母之邦的概念总是应该存在的，可是，这些人为了个人功名，常常以牺牲家乡、故土为代价。张仪本魏国人，为效忠秦国，以故土做进见之礼，“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于是，张仪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这个张仪，简直就是秦国派驻魏国的间谍。
有人曾经问孟子：公孙衍、张仪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这一问引出了孟子那段著名的言论：“是恶足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在孟子眼中，苏秦、张仪、公孙衍之流，行的不是正道。他们富贵时骄奢淫逸，贫贱时改节易志，面对威武的压力卑躬屈膝，所以算不上大丈夫。
如果说，无君、无国、无原则这种“三无”现象，是源自先秦那种政治上的特殊环境，那么，无义则完全是属于个人的品德。这种无义，指的是对朋友没有信义。鬼谷子的两个学生：孙膑与庞涓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无义的鲜明写照。
先秦也罢，后秦也罢，出人头地永远是士人追求的目标。在那万头攒动的仕途上，如果不让别人的头都低下，或者掉下，自己的头又如何能出类拔萃呢？所以“三无”是仕途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铁则，成为官场上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顽固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