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的今天，北京的大学生于天安门前示威，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平会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所享有的特权划归日本。
对于这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深远，意涵丰富多元的历史事件，中国学人研究五四运动者众，也有着不同的解释。
印象中大陆的李泽厚先生就提出过五四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惜乎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最终压倒了追求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参与五四的胡适先生晚年认为五四运动的政治干扰，导致新文化运动的中断，也呼应这个观点。
台湾的余英时先生则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持续激进化的过程”（Process of Radicalisation）来审视五四运动。他从亲近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近代激进变革的思想，自鸦片战争后在政治层面日益加深；而五四运动则是激进思想进入文化领域，颠覆并瓦解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分水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导致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国人父子相残、兄弟反目的极端激进因子，也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
学术界对于五四运动的不同解读固然引发了热烈的辩论，但“政治”也始终没有置外于对这件重大历史事件的诠释。
由爱国热情点燃的五四运动，背后凝聚着更大的民族追求，然而正因为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巨大的变革进程，在学术之外，政治也试图垄断五四运动的诠释权。
在政治诠释下的五四运动，文化上的启蒙主题被有意省略，当年中国知识界对“德先生（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先生（赛因斯——科学）”的追求隐身不见了，运动的意义被窄化为单一的爱国主义。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天在中国农业大学与师生庆祝五四青年节时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而这个历史重任，正是“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
著名作家老舍之子舒乙，近日在一篇博客文章里悼念逝世10周年的五四文化名人冰心时回忆：“有一年，纪念‘五四’运动，冰心先生在电视节目中听了纪念大会的发言，很郑重地说：‘五四者，科学、民主也’，又补充说：‘科学、民主对‘五四’而言，就像月饼对中秋节，粽子对端午节，而不是爱国主义；说‘五四’运动只是爱国主义是不对的，是避重就轻。’”
官方对五四运动“避重就轻”是冰心在上个世纪的批评，今天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努力追求民主九十年后，官方媒体至今还在否定“普世价值”，把民主等同于西方自由主义；在努力追求科学九十年后，虽然已经把宇航员送上太空，民间社会在追求简单的真相时（如汶川地震中罹难的学生人数）还不断遭遇重重阻力。
抚今追昔，影响好几代中国人的五四运动还没有完成其应有的使命，诚如学者吴稼祥在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对于数千年的老大帝国——中国来说，90岁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年轻。我们今天纪念‘五四’，有一件一再被中断的事依然紧迫，那就是启蒙。”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