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童年的感坑》——“感坑姑妈”（平时我们都以具体的小地名相区别）的时候，“莲塘姑妈姑父”已在我心里呼之欲出了。必须写，一颗心方能平静。
此刻，姑父家虚掩的土屋涌现在我脑前……
比较起来，我小时去莲塘的次数多些，有几次我是跟父亲去的。呆的时间都不长。莲塘离县城5华里，姑父叫林华桂（姑妈叫李琼祥），是我的大姑父。在我的“社会关系”（那时填表少不了有这项内容）中，这个姑父是唯一的红亮点，他是中共党员，莲塘村（人民公社时代的大队）主任，成份当然是响当当的贫农。姑父家一直住在侧房——大厅左侧，也许大厅是叔伯兄弟共有，他总是在他的土屋接待客人。他的几间土屋（包括小厅）是陆续建的，形成了“小天地”，一条幽暗的甬道通向大厅。我们都是从小厅而入的，所以知道他家的厅门常常虚掩。
门口是茂盛的凤尾竹。旁边是林家大屋场。受地形所限，他的房子长宽大小不一，但都很小，光线也不太好，谷物放在楼上，上下须用梯子。那个六七尺长的梯子呈黑褐色，发出幽光，踏脚的横杆凹得厉害，我也上过几回。“爬梯子”是他们（尤其是姑妈）生活的重要组成，人的一生就是在此类简单、单调而重复的细节里度过的。有什么事在小小的饭厅吃饭时就说完了，房子这样的布局没有玩耍的空间，于是我常常在附近的鱼塘、河滩和山冈上溜达，有时跟着姑妈去菜地里。
20世纪60年代搞文化大革命，村干部地位大增，他们是真正的“革命群众”，城里知识分子、干部，以后是知识青年、下放居民，都必须仰仗他们，他们掌握着许多人的命运，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成了“山大王”者大有人在。后来我读书我思索，知道伟大领袖就是“山大王”（鲁迅就说过这层意思）过来的，也就不可避免地冒出大大小小的山大王，我就吃了小小山大王的不少苦头。不过，姑父身上好像没有这种气息，60年代，我经常见他上街卖草鞋，草鞋当然是他自己打的，不像是一个村头头。姑父一辈子没趾高气扬过，两道粗眉稍稍搭拉，忠厚刻在脸上，笑容里有宽让的意味。
他有一般村干部所没有的红色资历。30年代县里建苏维埃搞土地革命，姑父就投身其中，这是有案可查的。他没什么文化，没当头，也没掌握什么机密，土地革命失败后，他也没跟着大部队北上，依然当他的农民。没人怀疑他是叛徒，否则“清理阶级队伍”早就成了靶子。他这种资历是90年代他辞世后，我才得知的。当地人肯定早知道，我父亲肯定也知道，但我一直被蒙着。凭这一点，他最小的女儿女婿去民政局给未亡人姑妈办了可以每月领钱的抚恤金手续。
姑父一生低调，连说话也细气温声，有一种商量的口吻。那原因，依我的揣测，一是他的性格，二是他的身世经历，后者更强化了他成形定格的性格。他经历了轰轰烈烈的起事，轰轰烈烈的失败，也就是他经历革命的高潮和低潮，但他并没有跟我说起他那段“红色经历”，更没吐露对那段岁月的真实感受。也许他觉得自己太平凡了，不值一提。这里是不是有他的自卑呢？他没有跟着“走”下去呀。究其原因，也许跟姑妈有关，跟我祖父有关，或者跟别的原因有关。他的兄弟和家族方面的情形，至今我一无所知。我揣测，当年姑父一定受到政治势力的侧目，但不躲不逃，安心农耕，一定是我祖父出面周旋过。
在我觉得，他自卑即气短，恐怕主要是他只有8个女儿但没有一个“能做种”的儿子，还有就是姑妈的娘家——我家有些“复杂”。几个姑妈中有地主有富农（也有贫农），几个伯父中有做过生意开过店的，有当过保长的，有加入过国民党的，还是清白者居多。特别是我祖父，当过民国初年的财吏，有一定声望，我家有田有店人丁茂盛在30年代是这条街的兴旺户，这些在新社会都成了灰色的印记，成了明显的“靶子”。在如此情境中，于是姑父看问题对世事就有一定的距离，一定的分寸，一定的保留。优点？缺点？谁能分清，也没必要分清，至少在姑父身上交织和交融在一起，无法分清，化作生命的本能。姑父从来没有对我们厌恶和躲避，我们每次做客，他们都热情，姑妈大声对别人说：我的外家孙来看我了！
姑妈和姑父结合成家，决定权当然是我祖父。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与爱情无关，但绝大多数这样结合的夫妻以后在共同生活中都产生了爱情——白头厮守的爱情，中国式的爱情。艰苦和艰难是生活的底色，也是爱情的催化剂，到头来两人依依相惜，谁也离不开谁。这也是认命的过程，让感情扎根的过程。祖父没嫌弃这个女婿，仅此一点就能说明祖父决不是嫌贫爱富看风使舵之徒。祖父也没有因姑父参加“闹红”而疏远之，在他眼睛顶用的年头，频频到过莲塘。60年代当最末一个女儿出世，姑父这才冷息了“求子”的心愿，这时我从父亲口里得知，当年懂得阴阳风水，写得一手好字的祖父，曾亲自到姑父家，劝姑父改变厅门的朝向，能够得子，姑父表面允诺但不见行动，没听祖父的，一直没有动土。
这倒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一是祖父同样关切这个姑父，并没有因姑父参加了“暴动”（不管成功还是失败）而另眼相看，当然姑父也没对祖父发泄革命高于亲情的“革命义愤”。祖父显然不是土豪劣绅。二是姑父年轻时相信革命而不相信“风水命运”，他如此“暗顶”显现了自己性格的锋芒,即使是至亲也不会一味顺从。但不等于他不曾考虑祖父的话，或许内心有过动摇。等到下决心“动土”，又换了乾坤，共产党坐了天下，他相信党，因而更不好“动土”了，再后来，“阶级斗争”之风日炽，而且姑妈姑父年岁不饶人，他只有悄悄放弃“动土”。一切都是命，他对谁也不怪怨，姑父倒显得平静。
证明姑父对祖父——我家“人情谴绻”的，有一个经典的细节（它不是父亲母亲告诉的，我也记不来是谁说的）：“土改”年头，附近农村一些农民进城斗地主抄家，抓人打人甚至杀人，随心所欲，沸沸扬扬，势不可挡。此时我家已中落，分成四家，父亲在乡下小学教书，失明的祖父跟着我父亲（满崽）吃。自然有人记起我祖父，不能再放过他，提议冲击我家。此时姑父大概是某农会的头头，他当即制止了这一鲁莽的行径。当然姑父有其过硬的理由，更重要的，是缘由心中始终有杆“秤”，能具体分析，不做过火事，能外不避仇内不避亲，挽狂澜于既倒。他这一果敢行为，不说垂垂老矣的祖父免受了一场惊吓，也使我父亲免去了无端的阴影和包袱，父亲在解放初的几年颇得一个区政委的赏识，干得很顺，当然也间接影响了我，我在中小学学习期间基本上是顺利的。由此可知善待一个人意义非同小可。姑父此举当时肯定会播扬开来，但没人找他的麻烦，没人追究他。他更没在我家故意显示，像流水那样平静那样消失。他依然在他的村子务农。也许有过暗暗的惩罚，不提拔他让他窝在农村就是惩罚。这在姑父，自自然然。
对于已认定自己归宿的人，任何或明或暗的奖罚往往失效。受惩罚的对象不在意，施惩罚的主人充其量只能自我满足——享受虚幻的喜悦和得意。
在我好几个堂兄弟中，好像中只有我与姑父较多接触。小时在姑父家呆几天是常有的事。每次回家，姑妈都会以果品（如炒花生）送我。他们几个女儿有的嫁在本村，有的嫁在附近，有的嫁在稍稍远一些。8个表姐妹，我认不全。我记得，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学校已走了几批，我再也按捺不住了，也决定外出，而且同班上几个同学商定好了。但家里没钱，父亲拿不出钱，此时上面传达了不准串联的指示，他耽心有违上级，对我不支持也不反对，却又暗示我到莲塘姑父家去借。我蛮起胆去莲塘。那次已是初冬，寒气骤起，姑父在榨油坊榨茶油，油香扑鼻，当时我只是叫他，没说什么。他立即随我回家，听我一说，立马给了我5块钱。这5块钱壮了我的胆，让我成行。我步行数百里，平生第一遭投身外面的世界。我心里一直存有感激之情。
倘若说姑父温吞水，少血性，这不符合事实。他几十年在村里的工作情况，我一无所知。但有一次我在他家，他给我说起大伯父怠慢他的一件事（这事憋在他心里实在太久了，不吐不快）——
好像是70年代初，我一家都下放在农村，姑父像往常一样上街卖草鞋。一般他避开走老街（老屋住着没下放的大伯父二伯父）。这天，他卖了草鞋多喝了几杯酒，醉醺醺的，支持不住，沿老街走到大伯父家门口，瘫倒在地，睡着了。情形有些狼藉。这说明他还是认亲戚的。大伯母不但不叫他进屋休息，漱洗，吃饭，还恶言奚落他。大伯父正在家，没哼声。他震醒过来，感到受了莫大的耻辱，便站起，扬长而去。从此他再也不去大伯父家了。
姑父说起此事，心情沉重，义愤填膺。姑父是对的。姑妈也对我说过，她却是女人的表达方式：你老大不就有几个崽，有两个大学毕业的崽，摆什么臭架子！
姑父是个有性格的人。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性格显得隐秘而有些特殊。
我下放农村，后来又在厂矿做事，回城，经过十几年的轮回，80年代又回到县城。最小的表妹出嫁，我去姑父家做客。姑父去世，我代表家里去的，我应该去。那次出殡，按习俗做了道场。亲人披麻戴孝，肃穆地围着棺打圈，听着“道士”口里念念有辞，走几步跪一下，烧纸钱。我一个亲人又走了。姑妈悲伤欲绝，她由女儿护着，长歌当哭。
像姑父这样的人，能跟上时代，但不冒尖不显眼，始终有颗平常心，不乏慈怜心肠，这种性格命运在官场在民间都会受到忽视，甚至遭鄙夷冷落，但像石块结结实实存在，像础石一样发挥作用，不但支撑社会，而且支撑和滋润心灵。
于是我又知道了最小的表妹是个有主张有能力的女人。这个表妹的名字好像叫祥子，她年纪轻做事却有把握，嫁在本村。我以她为原型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九妹》发表在90年代初的《佛山文艺》。又过了几年，姑妈也去了。表妹祥子主事。为减少遗产（房产）纠纷，进行必要的划分，她和她当村干部的丈夫主持了一个仪式明确下来。我当仁不让参加了，而且鲜明表态。
姑父家的土屋最终肯定会拆除。与其让它自行老朽倒塌，不如早让亲人拆除。拆除过程中，亲人会再一次受到父辈情感的撞击与积淀。以后这里不再有虚掩的土屋，像先前一样又是小小的空坪。一代人的生存和生活就这样随风飘散。但是，在我心中的那个虚掩的土屋，是不会消失的。
2005/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