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先生写了《告密》和《卧底》两文，用她的话说：缘于心之巨痛。我很理解。那是因为她真的不愿意相信；因为她笔下的人们被她一直视为同道或知己。而那些人对我而言，何止是高山仰止。那样的心的剧痛，我能理解。
两文之后， 看到了不少相关的文字，最不能放下的是王容芬先生的质疑《辨析》和李锐先生的传话：告诉章诒和，要算历史的大帐。王容芬先生和李锐先生是我万分尊重的前辈。特别是王容芬先生在举国痴狂之际，慧眼独具，将生命置之度外，以一个十九岁的年轻生命挑战中国的“希特勒”，九死一生，至今无怨无悔。面对两位先生的劝导和质疑，我只是想以我个人的与历史的大伤痛相比微不足道的真实的经历，谈谈我为什么理解章诒和。
首先人是复杂的，人性是复杂的。我很同意“任何人曾经的恶行，也不会被此前此后的劳绩善举两下扯平或相互抵消。”
我是无法忘却的，因为那些发生在我生命的航船刚刚启程时的桩桩件件实在是铭心刻骨。
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去了干校，本来我是可以不去，在北京陪伴生病的父亲的，但是我们还是去了。刚刚懂事的我就从那时候开始见识了人性的丑陋……
批判会——有一天，干校通知开批判会，批判对象是一位二十六、七岁的，一个很老实的书生模样的人。他由于在干活的时候笑说：“林彪有一双倒八字眉，这样的人会很厉害。”被人检举揭发后，打成现行反革命。所有的人都要参加，孩子们席地坐在前面。批判会刚刚开始，这个人的妻子就跑上前去，啪、啪、啪打了那人几个大嘴巴，一边打，一边咬着牙说：“我怎么瞎了眼，找了你这么一个披着人皮的狼”。我永远忘不了我当时的感觉，心收缩到了一起，疼得厉害。那个人的妻子是我的幼儿园阿姨，我曾经很喜欢她。我是看着童话长大的，家父喜欢我看童话，一个童话叫“人鱼姑娘”，我印象深刻。我傻傻地在想，在“人鱼姑娘”里说，爱情是经过了千辛万苦，走遍了千山万水才找到的，为什么我的老师会这样对她的丈夫呢？我当时唯一的感觉是：恐惧，对现实的恐惧，甚至对爱情的恐惧。以后有人对我解释说，我的幼儿园老师是可以被谅解的，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情势下，她必须保护她自己。并且这两个人如今仍是夫妻。我不能接受那样一种解释，至于为什么他们仍生活在一起，那是他们的事。我知道，于我，在那一天，所有有关美丽爱情的童话全都在我的脑海中粉碎。
告密也曾在我身上发生过——那时当地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回干校帮大人们双抢（抢收、抢种）。在那个暑假，还有两天假期就结束了，一位家长找到我，因为我是当地学校指定的干校子女的组长。他问我能不能放两天假，让同学们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他是这么说的“XX（他孩子的名字）发烧还去插秧，说是‘轻伤不下火线’，该开学了，你们也不洗洗衣服，被褥？我说你们不是‘革命’，而是‘形左实右’。”我当时的年龄根本不懂“形左实右”是什么意思，只以为这是一个很重的词。那天，我们是在干校食堂帮忙摘扁豆。我对大家（都是干校子女，他们的父母都被我叫做叔叔、阿姨）说，咱们歇两天吧，洗洗衣服什么的，要不大人都说咱们是‘形左实右’了。”我的一番话被层层告密，我的同学告密给家长，家长再告密给掌权的人，掌权的人再告密给干校的军代表（干校的最高领导）。第二天，我被带到了军代表的办公室。 我被告知，我必须揭发头一天在干校食堂我说的那些话是谁对我说的，因为像我这样的一个小孩子，说不出那样的话，那是阶级敌人利用孩子的嘴说出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不相信那位家长是阶级敌人，我是叫着他“叔叔”长大的，我告诉军代表他不是阶级敌人，但是我不能说他是谁。军代表对我说，“你小孩子不懂，没有一个阶级敌人会告诉你他是阶级敌人的，但是你必须揭发那是谁说的。”由于我一直不肯说出是谁对我说的那一番话，我就被困在军代表的办公室中，从清早到中午，又从中午到黄昏，我唯一做的事就是哭。母亲急死了，她找到我的同学的父亲，对他说：“老X呀，你快去救救我的孩子吧，她被关在军代表那里整整一天了。”我的同学的父亲是军中老将的后代，与军代表是朋友。他听说后，晃呀晃地走到军代表的办公室，对我说“XX呀，你就说是你X叔叔说的，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我只记得军代表当时满脸通红，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快走吧，快走吧。那时的我，什么都不懂，别说维护我自己的人权了，连请那个军代表说声道歉都想不到，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回家。那是一个闹剧，但是阴影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我不敢想象，如果那位家长不是军代表的朋友，我的后果会怎样。难道他就是阶级敌人了吗？ 而我自己之所以固执，实在是因为家父的教诲。他从我一懂事，就教导我不要人云亦云，首先相信自己，然后用自己的良知做是非判断。
决裂——到干校一年以后，开始了抓“五∙一六分子”。所谓的“坏人们”全是曾经的叔叔、阿姨们，母亲也在其列。只因她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也不检举揭发曾经一起共事的其他的人，便是态度不好，不予过关。她的工作笔记被全部搜走，也不让回家。 而被认为是骨干的人就被关在小黑屋里，永远见不到阳光。（刘霞说她的丈夫刘晓波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何其相似，又回来了!）有一天我的一位同学在那样的一间见不到阳光的房间的门上用粗粗的毛笔，黑黑的墨汁，重重地在一张大白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誓与XX血战到底！”那纸上的XX是她的亲生父亲的姓名，而她的父亲就被关在那个房间里。
雷茵的死——雷茵是一位极文静的女性，大学毕业时服从党的分配，给某部部长当秘书。文革中由于党内权力的争斗，至使年青的秘书遭殃。仅仅为了不说假话，便被囚禁在干校一个极小的房间里，唯一的一个小窗被用黑纸严密地封住，除了提审，日夜生活在黑暗中。打饭、上厕所，总有两、三人跟随，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而那些管制她的人就是她以前的同事，从前有事没事喊着她雷秘书的人们。那是一个下午，她在水井旁，洗换下来的脏衣服，身边站着的监视她的几个人在聊天。绝望、干枯的心里没有了最后一线生机的雷茵趁监视人瞬间的疏怠，一头扎进了井里。人死了半个小时以后，大家被通知去开批斗会。所有的人包括小孩子都要参加。我年龄小，坐在前排。逝者横躺在高高的土台上，全身浮肿，脸色惨白，看不见她的眼睛，她曾经有着一双大大的漂亮的眼睛。她被批判的罪名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那一年她三十三岁，为了不说谎，不泯灭自己的良心，竟是连死的自由都失去了！那天下午批判她的语言，我一句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我从始至终一直在发抖——全身心地抖。那些曾经看管她的人，还有好几位都活着，享受着离、退休人员的待遇，每每看到他们，我总是问自己，他们还记得那位冤死的雷茵吗？
李直之死——李直，据说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才生，大学时代信仰了共产主义，文革前做到了司局长。据说那时囚他是让他交待自己是叛徒，原因是他十六岁那年曾被国民党抓过，但那时的他只是一个中学生，所以很快就被释放了。这一段历史他一参加“革命”就向党说清了。可是在干校，老话重提，非要让他自己承认是叛徒。但是李直不承认，因为他不是。他也是被关在那样的一间整日不见阳光的屋子里，有好几位他曾经的部下看管他。我离开干校的一年以后，母亲在写给我的信中告诉我，李直去世了。不知他从哪里搞到一截女人纳鞋底用的小线，躺在床下上吊自尽了。他那张床我见过，很矮很矮，床脚只有六、七寸高，除此之外，屋里什么都没有。又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处于数人严密监视之下，他怎么可能在床底下上吊呢？那样一个和蔼可亲的被我一直叫着伯伯的人就这样逝去了。那个岁数的我解读不出人世间的荒唐。李直，如果传说不错，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啃过皮带，嚼过草根，经历过人间的大灾、大难、大艰苦，他绝不是轻易地就将宝贵的生命抛弃的那种人。很多年以后，我见到了那位曾经是李直专案组的头头，总是气势汹汹，常常大打出手的人。他正在买冬储大白菜，歪着脑袋，一身灰不啦叽的中山装，一副老实吧唧的样子。如果不是曾经亲眼所见，怎么可能将这样一个人和曾经的打手连在一起呢？
家父被检举——在广大干部去五七干校的初期，家父因病没有随大队人马同去。但是不到一年，父亲就去了干校。他的身体很差，瘦骨嶙峋，每每看到他挑着粪桶竭蹶在狭窄的田埂上时，都会难过。这一切都埋下了家父英年早逝的恶根。很久以后，一位从我们懂事起就被我们叫做阿姨的人常常到我家与家母闲聊，还称家母为“X姐”。有一天家母问我们，你们知道她吗？ 奇怪，那不是X阿姨吗？ 家母告诉我们，当年就是她一纸检举状告到军代表那里，说家父的诊断书都是假的，是家父为躲避去干校而伪造的。为此，军代表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去家父曾经诊疗过的所有医院调查，得到的结果是，家父的病情在同样病例的留守人员中偏重，或可说最重，这件事才被了结。可是家父知道后实在气不过，自己要求去了干校。当我们知道这件事后，问家母，她怎么还有脸到我们家来？家母说她有解不开的事， 就到我家聊聊，过去的事，不去想了。我怎么能不想呢。家父去世时，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走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路呢，我那样的爱他，想要千方百计地回报他的时候，他却离开了。那个检举他的人，不管她出于什么目的，难道不是杀父凶手之一吗？如今我已不记恨这个人，在中国几十年的灾难中，我们的遭遇微不足道。但是，我们难道便该忘却吗？我不会忘，因为我深爱我的父亲，父亲的早逝，使我几十年都生活在悔恨的悲哀中，我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在 我们的后代身上。
…………
在经历了这些以后，十四岁那年，我得到了一本泰戈尔的诗集，他的许多的优美诗句都记不住了，只记得，当读到“人啊，当你是野兽的时候，比野兽更凶残”的时候，我哭了，并永远地记住了这首诗。
我承认我所经历的与千千万万生活在中国的人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仍然可以佐证崔卫平老师的观点：“所有这些导致灾难的因素，导致极权政府产生的因素，并不在别的地方，人们用不着到别处去寻找它们的起源，而就是埋藏在人们自己的人性深处，与人们自己人性中的黑暗一一相对，在人们自己人性中拥有肥沃的土壤……”“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并不是一望即知的恶魔，而毋宁说是一些看起来平庸无奇的人，当他们卷进了那个杀人机器，就像一枚螺丝钉在其中兢兢业业，严格服从上级下达的每一项指令，不管它多么违反几千年以来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常识，……。在上级命令和‘规则’面前，他们表现得越平庸，越无所作为，其工作成绩越大，越光滑，破坏性也越大，从而他们自己身上的人性，也被没有人性的制度所吸收和取消，最终他们变得与这个制度一样丧失了人性。”
最近看了《朗读者》这部电影。电影中的男主人公认识汉娜的契机就是他病倒街头，是汉娜帮助了他。汉娜不识字，她在二战中的行为是执行命令，但是她仍然要在若干年后为她自己的行为承担罪责。当然这部电影还有更深邃的内涵，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讨论。我想要说的是战后这么多年了，德国的思想文化界还在继续着纳粹现象的反思，德国人还在追逐着当时的纳粹分子。在二战结束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时有看到当年纳粹分子被绳之以法的报道。 理清事实，不断反思是为了同样的罪恶不要重新发生。
相较我们中国人，我最常听到的话语是：“一切向前看”，“难得糊涂”，“忘了吧”， “苦难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总之，“不要去纠缠历史的旧账”。 所以在中国，类似的苦难会一次又一次发生，我们怨谁呢？每个人都希望“永远活在美好的事业里”，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国家仍然发生着“新青年学会”的冤案；仍然发生着大学生对老师在课堂上言论的告密，检举；仍然发生着刘晓波先生因着文字被拘禁；仍然发生着谭作人先生因施善举被逮捕；仍然发生着因着八九六四死亡，伤残，入狱的学生，市民们的冤屈不被伸张，甚至到了现在，为他们提供有限的人道捐赠的人竟不被容许入境；仍然发生着文革中第一位被学生打死的老师卞仲耘和打人的学生之一宋要武（宋彬彬）一起载入校史，同时成为学校的荣光……我不知道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美好的事业”在哪里。至于我本人，就是在八九六四枪响的当时，当我在电视中看到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倒在血泊中的时候，我发誓，我决不让我的孩子再生活在我和我的父辈生活过的那个被有些人说成是“人生最宝贵财富”的苦难中。八九六四之后的二十年，我没有所谓“美好的事业”！
我也知道，不少的以歪道起家，如今腰缠万贯的人，在家里供着佛，时不时捐点（对很多衣不蔽体的中国人来说可是天文数字）“善款”，据说是“避灾”。
我理解章诒和，是因为她不过是“写了看到的，讲了想到的”，为什么在中国，专制政权亘久不倒，那是因为它实在是有着相适的土壤。导致李九莲被杀害的直接原因就是她写给男友的质疑文革和毛泽东的信，被男友检举上缴。在我的周围，我可以列举的妻子曾经检举丈夫，丈夫曾经检举妻子，孩子检举父母，父母大义灭亲的实例何止十件（如果那些黑箱操作的档案全部公开……想想都害怕）。共产党统治中国数十年来最大的罪恶就是泯灭人性，毁灭未来。正视清算共产党的罪恶，在国内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正视每一个人自己“在血泪煎熬中搅拌的罪愆丑陋”则需要更大的勇气。章诒和先生想做和正做的是“要留住真相，不能让它随风散去”，其实就是希望改良专制制度长期赖以生存的土壤，难道错了吗？
文革后有一个很时髦的提法“回归人性”，冯亦代先生的《悔余日录》是否可以为此注脚呢？
2009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