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些年来，国人的贪欲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世人的关注点往往停留在那些触目惊心的重大事件上，领导们也是以整治出大案要案作为政绩和对于社会公众的某种交代。愚不敏，思绪常常会岔开去，总是陷入思虑的旋涡而百思不得其解。
人为什么有贪欲？有贪欲是合理的吗？早年间读过《马恩选集》，记得马克思说过，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这是怎么回事？当然，现在人们的头脑显然不像三十年前那样简单了，绝大多数人们不会再天真地认为，利用职权大肆敛财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或“糖衣炮弹”轰击的结果，至少愚不以为然。而且，那些大案要案的主角在忏悔中，总是会举出“放松了学习”或“思想觉悟不高”为罪错根由。对此，愚坚决不能苟同。愚以为，这种现象当与人的本性有关。
人性讨论是哲学的主题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是以阶级论替代了人性讨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不容无产者问津。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说的是人性么？其中有贪欲么？八十年代以降，经济发展成为主题曲，文化的走向是一路狂跌，理论界没理论，文化界没文化——这不，前天看电视，一个文化节目，女主持人居然把唐代诗人“杜旬鹤”说成了“杜苟（音“狗”）鹤”，还打出字幕来，真真一个“苟”字，气得我要死——光顾了生气，忘了记是哪个台了。总之，人性问题在当代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一遇到贪欲这样涉及人性的问题，愚就惶惶然不知其解。
没辙了，只好求教于夫子。翻遍《论语》，找不到孔子关于人性的界定和确解。他老人家只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人性情本相近，因为习染不同，便相距悬远”（杨伯峻译文）。再翻拣，看到了这样一条：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杨伯峻译文：孔子说：“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接受。穷困和下贱，这是人人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抛掉它，君子不摆脱。君子抛弃了仁德，怎样去成就他的声名呢？君子没有吃完一餐饭的时间离开仁，就是在仓卒匆忙的时候一定和仁德同在，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一定和仁德同在。”
看到这里，恍然有所领悟。原来孔子在人性的思考中，并没有排除人的贪欲，富与贵是人们的普遍愿望或欲求，贫与贱则是人们所不愿。关键是，要“以其道得之”，就是说，方法要正当、合理。那么这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根据孔子文意，应当是符合仁义道德的路径或手段。所以孔子要求君子为人需把握仁德，须臾不可离弃。无论通达顺畅，抑或困顿蹇塞，都要与仁德同在。后世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概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延传下来的，演化成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人的本性在孔子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诠释，在孟子那里又得到了注解。孟子曰：“食色，性也。”原来，儒学宗师们认可人是有七情六欲的，贪财好色就是人的本性使然呢。不过，他们又都强调，要给这样的人性一定的制约或限制，不然的话，任凭贪欲驱使，必定会胡作非为、为非作歹，天下大乱，伊于胡底。孔子以“道”为堤防，孟子将“食、色”归为“小性”，要以人天生就有的“大性”，即“仁义礼智”来替代之。这样一来，在孔儒们看来，道德修身就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了。
后世士人都是孔孟之徒，其中不乏庸碌之辈，也多有贪官污吏，但是，在道德修身的感召下，毕竟也造就出了一些清廉之士。他们居官为宦，能体恤民情，实施仁政，兴修水利，轻徭薄赋，甚而为民请命，造福一方。与传统社会庞大的官僚群体相较，他们是极少数。然而，正是这些极少数们给辗转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带来生的希望。于是被称作“清官”，誉为“青天”，受到黎民百姓千百年来的敬仰、膜拜和传诵。他们的事迹衍为故事话本，扮作戏文，谱成民谣俚曲，树为口碑，流布民间，传唱至今。
以仁德为道，缺乏强制力，宜乎传统社会所谓清官者，虽非绝无仅有，却也屈指可数矣。
当代中国，人的本性似乎与先民无别，子曰“以其道得之”仍是至理名言。问题是，何为道？曰法制、曰民意、曰监督。
我辈平凡，于寻常生活中，亦难免有利、财诱惑。这时，愚以为，务必请君默诵夫子“以其道得之”三百遍。于是，得之不必惊诧而失态，失之也无需懊丧而失眠。堤防不失，大性常在。换作本世纪的话语，就是把握住做人的底线。利、财无论对谁来说，总是多多益善。民谚有云“谁跟钱有仇呢”。能“以其道得之”，就能无怨无悔，无惊无险。亏心事不做，鬼来亦无妨。
夫子之道蕴聚着中国先民的智慧，蕴聚着为人之道，做人之底线。以此做人，顶天立地；以此持家，家道兴旺；以此治学，学富若干车；以此经商，财源茂盛；以此居官，官运……官运那个有点儿难说呀；以此立国，国泰民安。
——话说得有点儿大了。不过，夫子之教，其传延业已两千多年，其理则贯通宇宙矣，孰能以此为非耶！
2007-12-12
原发《知青小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