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的老母亲要动一次手术，她却没有一般病人手术前的紧张，当我从外地赶到省立医院的外科病房时，她老人家正在和二弟等人说笑呢。宽大的病房整洁又明亮，上午的阳光从窗子里穿进来，照在雪白的床单上，照在病人干净的病员服上，照在等待手术的病人们各具情态的脸上。

母亲的轻松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早已告诉她，这次主刀的大夫是我的高中同学，本院一位著名的外科专家。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家妇女，一辈子没上过学，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她对于同学二字的分量看来是了如指掌。

不过，此时此刻，最轻松惬意的莫过于我了。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位好同学，这个省级医院里的每一步程序对我都可能是一场地道战，可现在，肯定是一路绿灯，连手术刀的红包也一律免掉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病号都像母亲这般幸运。母亲悄悄告诉我，对面那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从农村来的，比她晚到两天，已经暗中咨询过她好几次，是不是要给大夫送钱？该给哪个大夫送？该送多少？听说打麻药的大夫也要送，怎么办，等等。母亲说，两天来这位病友显得焦躁不安，吃不下睡不着，六神无主的样子。

是的，她怎能不焦虑呢？对于一位乡下人来讲，这个巨型的省级医院简直就是霍布斯的利维坦，然而在她眼中最可怕的还不是那些张着血盆大口的CT机们，而是那些穿着整洁的白大褂、手中掌握着她们的生死簿的白衣天使们，他们看上去比那些机器更不可捉摸。

我对这位病友抱有十二万分的同情，实际上我刚经历过一次和她相似的焦虑。

前不久，我的一位农村来的亲戚在这个医院做过一次肿瘤切除手术，那次主刀的大夫不是我的同学，而是我同学的一位同事。“放心吧，那是我的一位哥儿们”，同学告诉我，我的心于是放进了肚子里。

然而亲戚在病房里的床上枯坐了一个多礼拜，就是不见有人安排手术，看到同时或者晚来的病友的名字一个个写到了护理部预备手术的小黑板上，亲戚沉不住气了，找我来商量，我于是去找同学。

“是不是没有给主刀的大夫意思一下的缘故？”我单刀直入。

“大概是”，他直言不讳。

“他不是你的哥们吗？”

“哥们也不行。我的哥们并不是我呀。”

我明白了。经过如此这般的安排，后来的一切便犹如 “轻舟已过万重山”般的顺畅了。

尽管如此，和同学的对话却是一再在我的脑海里的回放，我不由的想起了《智取威虎山》上座山雕对杨子荣说过的那句掷地有声的话：“友情为重”。哎，连夹皮沟里的胡子都不曾丢弃的操守（起码口头上如此），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分子何以将它象破鞋子一般的扔掉了呢？这个问题让我泄气和不安。

更让我担心的是那位亲戚的感受。一位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一个近乎已经被命运之神判了死刑的人，一个为了救治自己的绝症而借遍了同村亲戚们的钱以至于在经济上将要破产的人，怀着最后一丝对于生命的希望来到这家大型公立医院，却还得向手术刀敬献红包，这无疑是向人的伤口上撒盐，会不会给他那绝望中的希望最后的一击？他还能承受得了吗？

然而我多虑了。手术刀笑纳之后，亲戚竟然露出了多日来难得一见的笑颜！我惊叹于人类求生的欲望之顽强，也终于明白什么鲁迅所说的国民性了，然而，一个更沉重的问题涌上我的心头：这样的国民性究竟是由谁造成的呢？

我并不特别憎恶那位医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一个公共权力被普遍私有化的时代，在一个贿赂公行的社会中，他的行为或许算不上大恶，而只能算是一个轻微的音符。不过，就因为他的白大褂的洁百无暇，使他的行为看上去格外龌龊罢了。

鲁迅先生当年曾经描绘过中国社会所仅有的两种声音，吃人者的欢呼和被吃者的悲鸣，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两种声音不但没有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反而是愈演愈烈，简直是弥漫于天地之间了。

不管怎样，母亲的手术十分成功，我也很快就踏上了北归的列车，只是不知道那位焦虑的病友怎么样了。

2009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