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两个多月，大陆文化界热议的话题之一，始为李辉对文怀沙的“三点质疑”，继有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和随后章怡和对黄苗子、冯亦代的两篇贬文。李、文之争，因是在大陆报刊上唇枪舌剑地你来我往，有人耽心会诱发它议，动摇“基础”，所以很快就被叫停了。寓作《聂档》，在《中国作家》纪实版今年2月号上大部分发表时，文末注有“本文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估计，不会“即将”了。最近又听说，文家长子和黄家次子拟告官起讼，文家索赔一亿元（人民币），黄家请的是梁爱诗。且看下周一（20日）黄、梁、寓三方在京晤谈后事态如何演变，下周二章诒和到香港后又会怎么说。
网上有人把这几件事归纳为“给文化老人脱裤子”。男人袒胸露臂，不足为奇，常见于夏天时的北京闾巷和陋习人的床头榻尾。如果碰巧，身处此境的那位男性身强体健，胸大肌发达，正好借此可以将男子汉的阳刚之美示之于人。可是裤子一旦当众褪下，又碰巧未穿内裤，前面的生殖系统和背后的排泄口也将示之以人了。以此喻若干文化老人不大为众人知晓的另一面，三分贴切，一分滑稽。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出其中的某些不妥来。
人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即说滥了的天使与魔鬼集于一身。以此常识看人论事，再有天大的丑闻糗事爆出来，我看也属正常，不必大惊小怪。有些名人的逸事，为什么只有少数人知道，多数人不晓？我以为是这么三个原因：一是生不逢时（境），二是交情未到，三是孤陋寡闻。这是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推已及人，现依后者试举两例：
一、老舍先生是我尊敬的文学前辈，1966年仲夏他的自沉于北京太平湖，直到我写此文时仍唏嘘不已，悲愤莫名。吴祖光先生上世纪80年代因政治上的特立独行而被“劝退”出党，使我感佩至今，自愧不如。在这次“脱裤子”事件中，他也被涉及。翻开历史册页，上书：1957年夏天“反右”高潮中，老舍发表了一篇批判吴祖光的文章，题目叫《吴祖光为什么怒气冲天》，用语严峻，篇末疾呼：“同志们，不能温情，要警惕啊！”
二、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大都反对张学良的义举。闻一多在讲课时抛开讲义，发表时评：“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他还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6人一起，被清华大学教授会推举为起草抗议兵谏的电报和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地说：“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这篇“义正词严”的宣言执笔人，正是十几年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盛赞的朱自清。
这些大学问家们的前朝故事，当我初次读到时，也曾心中一震。随着马齿渐长，阅人日多，再听和看到同类逸事时，便也释然了。
一个礼拜前，李锐在他92岁生日家宴上要我转告章诒和：要算历史大账。锐老的意见非常中肯。算账的前提是搞清家底；而搞清家底的唯一坦途就是多读书，特别是读那些“人间犹有未烧书”（清人陈恭尹的《读秦纪》末句）之书。切忌人云亦云，一哄而上，追风逐潮。仅凭自己对历史和世事的一知半解，就对别人的意见乱发议论或盲目附骥，只能显出自己的浅薄来。在前一阵的“脱裤子”事件中，有一些人不知深浅，又不先掂量掂量自己的份量，就敢兀自呐喊，冲上阵来。殊不知“干卿何事”？知识储备不足，是没有资格参予其中的。冯亦代先生对自己在过往的政治运动中对包括章伯钧先生在内的一些人的政治伤害，早在9年前的《悔余日录》（200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中就已公诸天下了。这种大义大勇，现今的知识分子能有几人践行？翻译家、出版家冯先生9年前的坦诚，“养在深闺人未识”，如不是被章诒和在《卧底》一文中引用，恐怕今天多数人仍未识。寓真先生的《聂档》刊载一个月后，世无波澜，也是拜章诒和的《谁》文之赐，才突然洛阳纸贵。这种现象实在是读书人的悲哀，位列前述之我个人感受中的“孤陋寡闻”，“刘项原来不读书”！至于“交情未到”，有今年3月23日黄河清先生的《“二流堂”人戴浩二三事》为证。“生不逢时（境）”，则是大多数哓哓者不可改变的先天不足，只有身历其事、其境如章诒和女史者才有资格评说的，他人无须置喙臧否。有些人胡子都一大把了，却做文学青年、史学愤青状，楞充学术粉丝，围着他们心仪的学人，仰着老脸鼓噪喝采，想想真替他们脸红。读书人还是要秉持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为好。
政治上摈弃“两个凡是”和后来的又一个“几个凡是”，已成为大陆知识分子的共识，可为什么在这次“脱裤子”事件中，却有不少人盲从跟风、咶噪一时呢？是不是认为凡是依附于执政官的就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呢？这类逆向的“凡是”派表现，是世风浮躁在大陆知识界的映射，“板凳须坐十年冷”的踏实学风将逐渐被其侵蚀。如果再进一步与三两年来被几个电视学术明星引领的恶劣学风融为一股，世风日下就不是杞人之忧了。简单化、庸俗化、评书化、标签化，不是治学的正途。
这次的“脱裤子”事件中，那位真假百岁老人文怀沙，他在年龄和劳教原因上，说一些与多年来不少人都知道的事实有出入的话，我看不必予以深究和“再质疑”了，只要他没有做过伤害他人、危及社会的坏事，到此为止也就可以了，穷寇还勿追呢，更何况这位晚年还主编了一套1.3亿字的《四部文明》、主持完成了西安大明宫遗址一期工程的耄耋老翁呢？世风、学风的造假横行，与他无关。有关的是我在上一篇《清明时节雨》中说过的究其源头，应该就是“楚王好细腰”了。文怀沙、黄苗子、冯亦代这几位“饿女”的另类言行，难道不是在“楚王”的表率作用下才纷起效尤或逼良为娼的吗？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之。
李慎之先生生前在他的永安里8号楼旧宅曾对我沉痛地讲过这样的话：我在反右时伤害了戴煌等几位好同志，虽然我在后来“补课”时也在劫难逃！文革后，“改正”前，我拎了一个布包，里面裹着我的一套半新半旧的浅灰色毛哔叽中山装，去戴煌一家4口暂栖身的8平方米小屋去看他。屋里的“床”，是用碎砖头垫起的几块木板。我对戴煌说，你的身量与我差不多，穿上它，跑衙门申诉时体面些，人家看得起。今年86岁的杜导正先生两次对我讲：老王，我老杜以前左得很哪！
这才是人杰！他们不需要“脱裤子”。
2009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