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许倬云
◆艾温 文字工作者
撑着拐杖缓缓行走、一辈子衣食起居都要旁人照料的许倬云，谈到自己时却说：「我是个有福之人。」
★生平
1930年7月10日，许倬云生在江苏无锡。他四肢先天畸形，手掌与脚掌内翻。在民国初年的中国，这样四肢残缺的孩子可能一辈子只能沦为乞讨，甚至根本没机会长大。但是许倬云幸运地生在大户人家，父母也都观念开明，学问广博的父亲，以及慈爱善良的母亲，构成了他人格的架构。
抗战期间父亲担任湖北沙市的荆沙关监督，许倬云的童年时光也多半都在湖北度过，「那边属于前线，差不多每年要逃一次难」。由于身体残障无法上学，由父亲教导读书，最早读的史书就是《史记》的〈项羽本纪〉，也由于随着父亲往来各地，提前就亲历了《三国演义》里的各个场景。而自己不能去上学，整天除了看书之外，就是观察附近农民的耕作与生活。当时的他当然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一辈子都在「观察」、并且乐此不疲。
抗战胜利后回到无锡，许倬云进入当地著名的辅仁中学，生平第一次进学校。辅仁的校风十分自由：由于许倬云的中文与史地都不错，英数理比较差，学校就让他尽量上比较弱的课程，并且由其他同学设了一个「辅导群」帮忙他的课业。他至今还是很感念这段岁月，形容对自己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效果。
1948年，局势江河日下，许家决定迁来台湾。许倬云在南二中读了半年，毕业后考进台大外文系。他的国文与历史考卷还被推荐给当时的校长傅斯年，一手创立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特别召见，建议他转念历史，还鼓励他「将来到史语所来工作」。因此，原本考虑到自己身体不方便，念外文或许可以靠翻译为生的许倬云，走上历史学之路，达一甲子之久。
当年台大文学院有许多来自大陆各地的大师级学者，学生人数又少，因此师生之间的交流频繁度，以及学生选课时遍及其他科系，都比后来要高得多。许倬云在课业上表现的才华，与身体上的残缺，都使得老师们花更多的时间教导他。而孪生弟弟许翼云当时就读台大化工系，兄弟俩住在同一宿舍，弟弟除了照顾哥哥的生活，有时还用脚踏车载哥哥上学，「他等于是我的手脚」。
1953年大学毕业进入研究所，「那时硕士班还没有分系，是中文、历史、考古合一的『文科硕士』，像我喜欢上古史，就有接近一半念的是考古系的课。」「指导教授李玄伯（宗侗）先生研究的是古代社会史，另外考古学是跟李济先生学的，跟董彦堂（作宾）先生学甲骨文……有些老先生不愿意出门的，就让我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
后来他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自己设计」，选课的范围遍及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同时芝大身为韦伯理论的重镇，原本就研究中国社会史、自认「把历史当材料、别的学科当工具」的许倬云，对于研究历史的工具，当然更是练就信手拈来的工夫。
1962年回国之后，进入台大历史系任教，许倬云成为当年文史学界红极一时的青年才俊。1964年，34岁的许倬云年不但当选「十大杰出青年」，还成为台大历史系主任，创下空前的纪录。
这段时间对他个人来说，另一个最重要的「成就」是赢得另一半：刚刚从台大历史系毕业了两年的的孙曼丽，两人从师生变成情侣，最后步上红毯。许倬云提到太太，对于她在生活、学术上对自己的帮助，还是充满感激。「我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守卫天使』，就是母亲、弟弟、太太。母亲生我养我，弟弟扮演了我的手脚，太太更是全心全意为我付出、跟我合在一起。」许倬云说，「所以我说自己是一辈子幸运：老天起初对我不好，不过后来对我真是非常好。」
★赴美与退休
不过声誉鹊起的许倬云，也不免卷入学术圈的斗争、甚至情治系统对学术圈的渗透与操纵：1970年他在同僚攻击的压力下离台，以访问学人名义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从此再也没能回台大任教。
往后，许倬云除了在匹兹堡大学的历史系与社会系执教之外，也曾经受聘为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的讲座教授。尽管失去台大教职，但他在台湾的学术界一直有其重要地位，也曾经多次在蒋经国时代应邀回国参加国建会。1980年当选中研院院士，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学会荣誉院士。
许倬云自匹兹堡大学退休后，近年来往来于台湾、大陆、美国三地。其中大陆主要是在南京：由于老友《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是南京的中央大学校友，后来中央大学在共党建国后被分为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余纪忠晚年回到南京，成立「华英基金会」资助这两所母校，请许倬云任董事，并主持「余纪忠暨夫人讲座」。
★深入浅出的社会史家
社会史的兴起，该算是20世纪世界史学发展的大事之一，从此学者不再只重视帝王将相的英雄事迹，而更懂得利用社会科学治史，更懂得分析数字。固然新派史学矫正了传统史家「只把历史当成伟人传记」的弊病，但是矫枉过正的结果，往往是相关著作只剩下数据的堆积，失去了「历史故事」引人入胜的特色。例如就有人讽刺20世纪前半于法国兴起的「年鉴学派」，说他们可以知道18世纪法国某个小乡村的粮价，却不知道大革命发生在哪一年。
对于同样强调社会学治史、同样强调「比较研究」的许倬云来说，这个问题却几乎不存在。口才滔滔、笔调浅显而富文采感情的许倬云，可以说颠覆了一般人对「社会史」枯燥乏味的印象，而像是信手拈来都可以讲出大串掌故的说书人。就刘知几《史通》书中提到的「史才」一项，在当代史家当中，许倬云绝对排得上名。
更甚至于这位80岁的老先生，对于当今流行的网络文化，照样可以信口道来：例如他在访问中直接提及网络文化常用的「楼上」一词（指讨论区的上一篇文章），让笔者忍不住心想，恐怕有些只有他一半年纪的人，也未必懂得这一套。
而到晚年，许倬云也把著述的方向，转往为一般读者所写的通俗作品：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是60岁时许下的愿望，希望能够拉近「学术研究」与「日常知识」之间的距离，以免许多学者穷毕生之力作了许多研究，一般民众还是一无所知，仍然被流行的错误观点所误导。反正自己年纪已大，也就不再那么在乎著作的学术地位，而希望扮演这项传播知识的角色。
因此，继《观世变》、《问学记》、《从历史看人物》、《从历史看管理》等书之后，2006年他出版《万古江河》，以人类的各文化比喻成河流，由不同的源头一一汇聚，不断向前进展，同时吸收更多的源流。从中国的地理空间开始，论及史前时期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与分合，然后是中国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的扩大历程，最后以中国文化面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帝国压力下的「百年蹒跚」为结束。
2008年，许倬云将近年的文章收成集子《江口望海潮》，也正式宣布封笔不再写政论文章，「我这把年纪已经没办法去管年轻一辈的事了」。对于从「万古江河」到「江口望海潮」，他解释：到了当今的全球化年代，不会再有各自发展、不受他人影响的文化体系，而是像大河入海一样，全球各文化产生剧烈的相互激荡，这种「一方面原有各文化都将终止其各自发展的轨迹，一方面各文化系统将合而为一」，着实令人既兴奋又是惶恐。
★最佩服严家淦
中国知识分子有入世的传统，就算自己未必真的有居于庙堂之上的当官野心，也都还是会有「淑世」的理想存在，许倬云当然也不例外。他虽然在中华民国一辈子当过最大的「官」只是台大历史系主任，中年以后还离台赴美，但也一直对现实政治很关心，并且利用各种的机会，或者公开撰文在报端发表、或者私下地向当道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一辈子不当官，要保留我说话的权利」。甚至当初保钓运动后，许多同侪投奔大陆，但「北京台北之间选择哪一个？我选台北：北京，我颠覆不了他，台北，我可以影响他。」
许倬云自述，进入中研院史语所之后，就协助院长王世杰办理涉外业务，从而也颇早就与不少政坛高层有往来，包括当时领导军方政战体系的蒋经国在内。1970年代虽然离开台湾，但随着蒋经国时代的到来，许倬云反而更因为国建会等机会，有向蒋经国、孙运璇等「最高层」人士建言的机会。
在1970年代到80年代，许倬云多次单独与蒋经国、孙运璇深谈。对于蒋经国，他的评语是「了不起」：「这个人有非常权谋的一面，心机很重，但也有极度热血一面。他对民众的福祉非常关心，不过是那种出自于父兄角度的关心。」
两人多次见面，谈话的题目经常是历史：「当初孙运璇要我去跟蒋经国谈，可不是要我去上历史课，不过反正我天不怕地不怕，经常就从希腊罗马的历史渊源，跟他解释自由民主的价值。蒋经国很有雅量，我一路滔滔不绝地讲，他总是静静地听，一暂停还会接腔：『还有呢』？」
许倬云回忆，自己对蒋经国提出不少敏感的建议，例如提高民主化、解除戒严等，蒋经国当场未必接受，态度也还是很客气，通常会说：「现在不能做，我有我的困难。」或是「我不如此想。」
整体来说，他对蒋经国的评语是：「很能干，非常重视工程师的重要性，但是读书不多：西洋历史他原本不懂，中国历史懂得也不算多。」
相对于蒋经国，李登辉总统则是读书很多，自己的意见也很强，「他不肯安静听你讲，总觉得自己知道的比你要多，甚至还要教我历史」。许倬云回忆，自己最后一次与李登辉总统谈话，两人谈到不欢而散，自己愤而提前告辞，「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的脸都气白了，他送我出门时说：『许教授，有一天你会了解真正的李总统。』我说：『我已经了解了。』」后来两人虽然还曾在中研院的场子上碰面，但再也没有私下的谈话过。
被他评以「最好」的，反而是始终低调的严家淦：「其实台湾欠他大人情，他真正的贡献远比表面看得到的大：他可以说是『才智德学』四绝，但默默做事、不揽权、不出风头。如果没有他一路在两位蒋总统身边就近提出各项规劝建议，台湾的发展没有今日的成绩。这个人见解高又淡泊，因此不会引人疑心。」许倬云回忆，当出自己每年回国一两次，几乎都会与严家淦见面，「聊美国的思潮、政治经济局势，还聊摄影：他的拍照、暗房技巧的水平都很高，而我也喜欢此道，所以我们这方面颇有话题。」
★未竟全功的两岸交流计划
许倬云也透露一段「秘辛」：从1978年起，自己在获得孙运璇的授意之下，与李浩（民初广东大老李汉魂之子，当时在美国担任律师，在大陆高层有一定交情）合作，希望建立两岸交流的平台。「当时的方式想的是先让两边学者可以一起开会，让学者担任『白手套』。希望第一次会议在夏威夷开，我与李浩只作联系人。当时想，最先可以谈的就包括通航、引渡、救难等，接下来希望我们这边成立一个『大陆事务协会』，他们则是『台湾事务协会』，并且双方在香港设立常设办事处，可以作为沟通会谈的场所。在双方学者商谈的同时，官员在另外一边，随时可以跟会议上的学者沟通。」
许倬云回忆，1983年母亲在台北病危，自己赶回台湾。在母亲去世前三天，孙运璇亲自到中心诊所探望，并且告诉自己：「经国先生觉得两岸开始谈判这件事太重要了，他得亲自主导，连交给我都不够放心。但是身体最近不好，在美丽岛事件后，国内政局这阵子又不是很稳定，所以他觉得要先缓一缓。」接下来孙运璇自己也中风病倒，蒋经国的身体状况也一直没恢复，因此两岸交流的脚步，就因此被延宕了将近十年。
★中国大陆「开明专制还要两三代」
谈起中国大陆的领袖，「毛泽东是心理有病之人，他的自大来自于自卑：他的才气够高，但是到北大当图书馆员，被人瞧不起，认为只是湖南来的乡巴佬。等到掌权之后，从此就觉得自己无所不可为，无法无天，变成神了。从『沁园春』就看得出来这个人有多得意：他居然敢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结果安然而退，老蒋也没把他抓起来杀了。」而中国文化长期帝王权威培育的万岁思想、对权威让步、奴颜的习惯，也助长了他的权威心理，更造就日后的灾难。
另一方面，「这个人的学问有偏差：他其实主要懂得的，就只是中国的霸王思想。他有野心，对于共产主义其实理解也有限：如果要说他真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话，也只是一个素朴、原始的的平等理想：但是这个『平等社会』要如何达成，就不在他的知识与智力范围之内——甚至也不在他的谦虚范围之内。」
至于长期被视为「完人」的周恩来，则是「小忠大奸的伪君子」：「他对人好、对党好，对人的小恩小惠非常多，但是大节有亏，就是『姑息养奸』，对毛泽东百分百投降。从遵义会议被毛泽东恶整之后，周恩来就扮演一个『伥』的角色：党内任何人要挑战毛，他都是第一个跳出来全力护毛的，即使他知道毛有错也一样。这就像心理学上有个例子：苏菲亚罗兰当年演过一部片，女孩子被强奸之后，却全心全意屈服于施暴者。另外金庸小说《射鵰英雄传》里杨康的妈妈包惜弱，也可以说是同样的模式。」
至于谈到大陆的政治改革，由于中国经济迅速起飞，而台湾推动民主所产生的脱序与弊病，也不断被北京拿来强力放送，作为「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人」的例子。「如果没有重大因素影响，我猜想『开明专制』大概还要维持两代领导人，恐怕得20到30年。」
不过「其实大陆还是在变：像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国民党、蒋介石、抗战等等的评价与诠释，这几年其实都已经有不少新的看法出来。」另外，随着经济进步，「老百姓的愿望是会成长的，会想要具体生活保障，尤其中产阶级富起来之后，就会想要保障自己的身家财产，就会重视自己权利的维护，就会体会到法治的重要。」
他也提到自己在大陆讲学的经验：「公开的言论自由还没有，但是网络上的讨论，往往比台湾这边的网络讨论还有内容。另外年轻人也都会去挑战尺度：像是我在南京，看不到台湾的网站，学生们都会帮我去找各种可以绕过『网络金盾』的方法；又如同一些年轻报纸记者，像是《新京》、《南方》等等，他们常常跟我谈，然后用尽努力在夹缝当中，想把一些思想表达出去。」整体来说，他仍然对大陆的改变抱持审慎乐观。
★「不要说故乡的水甜」
对于昔日的高足杜正胜，在担任教育部长期间的言行政策，「我当初写了一篇文章〈萧峰的难题〉，特别提到这种认同的困境。杜正胜对我说：『老师您在困惑，不过我的选择很清楚。』我回答：『你不在世界上，你只在台湾。』」
不过许倬云还是反复强调：「他（杜）最近正在重新想，非常严肃地想，不要替他盖棺论定。」而且不管选择什么，「我们要尊重他，这是每个人的选择，认同，就像爱情一样：谁爱谁没法理解，也没法解释，你只能尊重。」
谈到台湾的省籍与认同问题，许倬云也提到自己的例子：「我在台南二中的半年，班上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外省人。其实外省同学程度不见得比较好，但是都盘据了前面的名次。为什么？因为本省同学的中文不行，他们等于是有口难言，没办法表达。我可以理解到他们的痛苦与不服气。」
到了台大，情况也一样，「我对他们很尊敬，但大多数外省人不理解，只觉得为什么你们听不懂中文、为什么你们那么欣赏日本？」当时外省学生多半只能靠公费维生，吃宿舍的差劲伙食，本省同学家境往往较佳，可以出去吃饭，「几杯啤酒下肚，三分醉七分装，他们就开始唱日本军歌，我们听得受不了。」
回想起这些经历，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同理心，是懂得其他人看事情会有不同的角度，不要永远觉得自己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到今天的两岸问题，亦复如是。
许倬云并自述，自己到了50岁之后，才逐渐能从民族主义的情绪中走出来，愈来愈重视民主、人权的重要：「我慢慢理解到，国家与政权不能等同、民族与文化不能等同；民主不是多数决，而是多数少数之间的容忍。而且随着全球化区是愈来愈显著，我们会发现，其实人是移动的，人口的组成成分会变，民族的定义也是会变的。小区、社群、社会、族群、国家……都只是暂时性的，它们永远在接触之中扩大、修改。天底下没有一个永恒存在、必须认同到死的东西。」在一次接受大陆媒体访问时，他更直言：「不要说故乡的水甜！」
因此，「在世间只有两样东西是真实不虚的：最小的『个人』与最大的『全体人类』，中间都是不断变换、也是不真实的，所以大的包容内应该允许小的差异。」
★要问「为何而活」
而对于当今这个他所谓「大河入海」的全球化时代，又遭逢到几十年罕见的经济大风暴。许倬云显得忧心忡忡，强调人类在新科技不断发展的同时，心灵的境界也必须提升，而非沉沦于贪欲与愚昧。
「我认为这一次经济大危机，不是经济学家想象的『周期现象』而已，而是启蒙时代发展到今天，modernity（现代性）的终了。从启蒙时代至今三百年，科技、商业、经济、自由民主、民族国家……的发展都非常蓬勃，但其最原始的动力是掠夺自新大陆的金银，以及基督教理想衍生出的哲学。现在已经全球化，你没有地方可以再去抢金银财宝，精神力量却也没有了。结果在经济上只剩下贪欲，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民主政治也走上歪路，没有终极关怀，等于『跑野掉』了。」
他再度强调，现在正是江河入海的大转变关口：「现在的科学知道环境有危机，看得到地球这个『舞台』的危机，但是舞台上演员的心理危机他没看见：这需要要人文学者、宗教家、思想家、诗人、作家……去找，但问题是没有人去找。」
对于有些人预见未来会是一个全面普罗化的社会，他也不已为然：「没有原则规律、完全自由，完全群龙无首：没错，其实『群龙无首』在易经里是上卦，但地球上真能如此吗？所谓的不要规律，必须是规律不在外面，而在你心里。所有的『龙』都知道自己的分寸，都不会去伤害其他的『龙』，才是真正的群龙无首。」
『自由的后面一定要有责任，这是golden law！人类必须去反思，着手去缔造新文明，才有一个值得生活的未来！』
80岁的老院士撑着拐杖，反复强调着结论。
在那一瞬间，他原本矮小佝偻的身影，似乎顿时高大庄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