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身体因素使他的求学经历异于常人，在高中前没有接受学校教育，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大学时代，许先生的多位老师是中国学术界大师级的人物。留学芝加哥大学时，师从顾立雅等汉学大家，生活上则受到钱存训等前辈的照顾。如今许先生每年到南京大学推动高等研究院的建设，最重要缘故是回报师辈们的恩泽：“我到南京大学肝胆涂地，尽量地做事，就是不要辜负斯人！”
闲谈中，许先生不时提起学界师友趣事，亦如讲课一般生动。余英时、许倬云、王赓武同为1930年生人。余英时先生荣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享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后，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第一届的讲者是许倬云先生，第二届的讲者是王赓武先生。许先生从2007年11月的讲演引发成了《我者与他者》一书，刚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台湾大学的“聪明人”们
时代周报：你在20岁读台湾大学历史系以前，已经对史学很感兴趣了？
许倬云：对，我看了《国史大纲》、《日知录》，一般人还没有看《日知录》的。抗战胜利后，我在老家无锡辅仁中学读书，手脚还是不好，当时父母讨论过，说我如果到外面读书恐怕不行，就在无锡读书算了，当时钱宾四（钱穆）在无锡，荣家办了一个江南大学，他做文学院长，我父母就让我将来读江南大学。如果没有后面我逃难到台湾，宾四先生没有逃难到香港，我就可能做宾四先生的学生，结果可能不坏。那时候无锡人都很佩服宾四先生，他是自己学出来的，真是聪明，当然西学的东西不多，《国史大纲》是民族史观。我的《万古江河》是从他那里完全离开了，是世界史观，这本书跟以前的通史不一样，之前不管海峡两岸，写的都是民族史观。我很高兴《万古江河》为大家接受。在抗战时期，救亡是最大的主题，我要到50岁才能够静下心来说：日本人的罪状不是日本民族的罪过，是一批日本军阀的罪过。要到50岁才能摆开这个仇恨，你想想看，多难啊！
时代周报：读台湾大学时，知道傅斯年的那些事情吗？
许倬云：知道，在重庆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他太可惜了，死得太早，未尽其才。一般学者很少像他这样，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他办行政，权术也会玩一点，不是那么单纯的人，胡适先生不如他，胡先生不会行政。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打外场的，傅先生是组织的，才能结合北大、清华、中央研究院为一体。
时代周报：当年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有没有明确提出他的教学思想？
许倬云：他不提出来讲的，但他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外一个北大，尽他的力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可是当时党的力量控制很强，所以他的抵抗很辛苦。当时台湾也有白色恐怖，台大的大多数老师上课是不谈政治，不批判，而且党的活动在学校里也是相当多，我们这些人是不理他们的，我们对跟党走的同学是看不起的。
时代周报：你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以后转到历史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听了傅斯年的意见，他给你见面的印象如何？
许倬云：我一进台大两三个礼拜，傅斯年就见我了，因为他觉得我的考卷不错。看历史考卷的老师推荐给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师也推荐给他，这就印象很深了。傅斯年矮矮胖胖的，他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他太穷了，难得吃到一片肉，天生体型如此。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自己做事辛苦，替同仁做事情不遗余力，借钱来给同仁过年过节，了不起！
时代周报：当时的台湾大学可谓人才济济，师资的组成也很特别？
许倬云：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都是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兼课。我在大二开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结缘了。二年级以后，就到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基本上我本科时是历史系为主，考古系为副，到研究生的时候就是两个系跨在一块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个文科研究生。我跟这几位老师，受他们的提拔、训练，至今感激。
时代周报：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老师的风度如何？
许倬云：李济之先生是科学家，是第一等聪明人，智慧非常高。上课非常细密精致，课讲得好，纯学者的风度，办行政一板一眼，不像傅斯年先生有对外应付的能力，但是对内行政，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刚伯先生是中央大学去的，做文学院长二十几年，也是第一等聪明人。沈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则。
董作宾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学者，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纯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整出十个规则，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研究有迹可寻，而又变成年历了，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当然不错，字也写得很好，书法秀丽，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他是“四堂”之一。“四堂”各有所长，罗雪堂是收集东西，认若干字，了不起。王观堂了不起，一点小线索能写一大篇文章来。郭鼎堂是在日本拿马克思主义来套出一个架构，这个架构今天看来是不对的。董彦堂是真正掌握实际发掘出来的东西，而且从中间理出一个线索，可以驾驭这批材料，这个功劳是很大的。
李宗侗先生是法国训练出来的，学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他对比较文化研究很有独到之处，选他课的学生不多。他不想在学校上课，就派三轮车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个人去他家，李卉有时候跟我一块去，一个三轮车就坐两个人。他是一个温厚的长者，学问很好，当然后来他就钻到中国古籍里面，把在法国学的摆在一边了。但是法国受的教育对他有影响，法国那时候是社会演化论，他的想法是每一个文化现象是代表人类文化进展的一个阶段。这个演化论我不能接受的。
凌纯声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论，李济之先生是实证主义，所以摆在一块，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牵扯。这就和大陆后来一个人跟一个老师不一样，我们一个人跟很多老师。所以我的运气就是在读大学时碰到这些头一等的老师，那时候学生少，老师多，他们几个人可以一起训练我。我到芝加哥大学也是非常运气，有很多老师教我，所以我变成杂凑的东西很多，不是中国研究。杂学无章，得益很多。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不同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些人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每个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开行政以后，自己做提纲挈领的工作，拿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有个交待，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可惜天不假年，如果他在，会有另外一番面目。
时代周报：我听说李济之先生当年说你有傅斯年之风？
许倬云：我自己也听说，因为我到史语所，他到哈佛大学的时候，就跟杨联陞先生他们说：“史语所来了一个人，是当年的傅斯年。”这句话害苦了我！我从那时候开始，招人之忌，也因为长者们的期许，给了我工作的负担很重，除了念书以外，我要办行政，到外面讲演，替史语所跟政府接头，另外办学术外交，组织系务，组织几个基金，什么都得做。如果我没有这些压力，我自己就舒服多了，也就不用烦这些心事了。
在“芝大”：开刀、念书、搞民权
时代周报：在台大时有没有想过去留学？
许倬云：我在本科的时候没有这样想，在研究所第一年也没有这样想，后来考上李氏基金，是全校毕业生中每一班里最好的成绩，我得了第一名。但我身体不健全，李氏基金的遗嘱是身心健全，我不合格。学校里校长特别给我安排，胡适先生帮忙，在美国找到奖学金。如果没有李氏基金，我会待下去，我在史语所待得蛮好的，因为李氏基金不让我去，反而使我出国留学了，也不错，出来碰到芝加哥大学这个机缘。
时代周报：你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顾立雅是什么样的人？
许倬云：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是第一代的美国汉学家，他研究古代金文，学古文从读《孝经》开始，很用功，后来读中国古文是基本没有问题的。所以何炳棣说：“他不懂古文，要找我来帮忙。”这是乱说。他是读俄国史出身的，后来他到北京留学，到安阳去看发掘，眼光真好，安阳的小报告都还没有出来，他就看出重要处，就写出了《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1936），但是李济之先生不原谅他，说：“我们报告还没有出来，你就替我们写出书来了。”《中国的诞生》很重要，西方世界第一本书介绍中国第一个考古所得的朝代。
时代周报：安阳发掘有那么重要吗？
许倬云：当然。没有安阳发掘，就没有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办法知道中国王朝的第一个朝代。到今天，我个人认为夏不是一个朝代，夏是周人的投影，投射过去的，使他自己的政权合法化。诸夏可能有个盟主。商代的发展，是从很粗糙的国家，经历了逐渐演进的过程。这些东西假如没有安阳发掘，不可能出现。顾立雅的《中国的诞生》是有创见的，还有西周的官制，也有贡献，从经文里拿出材料来。但是，他那时候受他的时代限制，许多材料没有，所以我写《西周史》时，材料太多了，多了十来倍。
时代周报：到芝加哥大学读书，对你在学术上有什么新的启发？
许倬云：我在台湾时，对西方学术不清楚，到芝加哥大学才真正打开门户。也是我自己运气，那时候韦伯（max weber）理论刚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是介绍韦伯理论的第一家。我住在神学院宿舍里，对宗教理论特别有兴趣，就是住在神学院里发展的。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对社会学关注，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对城市经济学注意。这些都是机缘。我没有在顾立雅先生身上读什么中国东西，但是他对我非常优厚，我的论文，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他的文章好得很。
时代周报：韦伯理论对当时学术界的影响有多大？
许倬云：韦伯对学术界的影响大极了。很多人以为韦伯讲资本主义的起源、伦理，以为讲诚实、勤奋，弄错了。杜维明就弄错了这一点。韦伯是讲新教对上帝的责任，你赚钱不容易，是证明上帝对你的恩宠，所以钱要捐出去的，资本家老早就这样做了，洛克菲勒、卡耐基就是这样。韦伯重要的理论方法是搞出一个理想形态，举例讲，天下没有一个人叫“人”的，每个人都是理想的人的某一种样子，没有这个理想的形态的话，无法理解别的真实的人。没有一个杯子的理想形态的话，无法勾画出这个杯子是什么样子。脑子里建构一个理想的东西，拿这个作为模式，来找出真实世界的特色。但是勾勒了这个理想形态，你必须要见多识广，才能勾勒出形态来，所以他做了那么多比较研究，勾勒出冲撞，勾勒出信仰。这个方法学比较一般的实证要高明。
时代周报：芝加哥大学为什么把你安排在神学院的宿舍里？
许倬云：简单得很，神学院比芝加哥大学还早，芝加哥大学成立以后把神学院围在里面，神学院变成在芝加哥大学的中间。我上课的地方叫东方研究所，就在神学院的对街，我的脚不好，学校就跟神学院商量之后，我就住进去了。住在一楼，我的电车挂根电线就充电，也没有人偷的。神学院里有一个大洗澡房，温度很高。身体不用擦干，会自然干。大家在洗澡以后，一抬杠就没完没了。这些经历回想起来，真是运气。别人没有这种机缘，跟我同时代去留学的人，很多人就一辈子在图书馆里打滚。
老实讲，我的留学生涯有意思，不像一般人只在图书馆进进出出。我在医院里开刀，也有意思。我是很痛苦，但是看见别人经历许多比我更痛苦的事情：看见 16岁的孩子患血癌，进来活泼泼的，两个星期就死掉了；看见一辈子长不大的孩子，十七八岁只有小女孩子那么大，看他们感情的激越和无奈；看见黑孩子得了黑人一种特殊的血病，进来时瘦弱枯干，却不舍弃他们求生的希望。因为我住进来是免费的，看见种种神态，看见生死病痛，这对我帮助很大。我自己也经历了考验，几个月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两只脚轮流挂，左脚开刀挂左脚，右脚开刀挂右脚，挂着一只脚睡觉，动不了，就是想自杀都不能自杀。那段经历，每年是4个月在医院，8个月在外面。又念书，又搞民权，还在神学院宿舍里聊天，很有意思！我的性格是比较多方面的，不是愿意拘在一个角落里的。
时代周报：你那时候还热衷于民权运动？
许倬云：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还要管杂务，正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我住在芝加哥神学院里，这是自由学派的神学院，非常自由的环境，里边就有一批年轻牧师，组织了当地附近教堂的年轻人，从事民权活动。我住在宿舍里就卷进去了，看到很多事情，开会时去听听，参加发言。我自己开一个小电车，和人家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你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我跟当地的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到黑人社区解释他们的权利，蛮有意思的！我们还坐着人权列车一起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我是华人，他们很多是黑人，我们到那儿去打破黑白界限。我的日子过得非常丰富：开刀、念书、搞民权。我过得兴高采烈，这是其他学校的留学生不大能碰到的。
时代周报：当时搞民权，大家都那么激情澎湃吗？
许倬云：现在的留学生感受不了，美国本国学生人人去搞民权。我要不是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跟中国人住在一间房间，不可能卷进去。我后来到哈佛大学去访问，找朋友，他们一个房间都是中国人，日子非常枯燥嘛。他们很多都在哈佛燕京社，用哈佛的图书馆，别人的课可以不去听，很乏味嘛。但是因此他们可能比我读得深入，我读得乱七八糟。
我在神学院吃饭，吃得非常好，不少学校的老师都到神学院来吃饭。在那个饭厅里，任何不认识的两个人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在研究什么？”一顿饭吃下来，就是谈学问，谈的里面有学习，有讨论，有批判。这顿饭吃完，临别时说：“明天中午我们再见面。”我在别处地方没有看见这种风气。一个老教授跟一个年轻学生坐下来，一样对话。草地上，坐下来，晒晒太阳，旁边的人坐下来，就问你：“你在想什么？”所以，芝加哥大学跟别处不一样，专出教授，别处出各种各样的人，哈佛大学出总统，芝加哥大学出教授，像僧院一样。芝加哥大学跟东部这几个大学都不一样，交流不多，独树一帜，自成“芝加哥学派”。
时代周报：当时你对两河流域、埃及研究都很感兴趣？
许倬云：因为我在东方研究所，顾立雅不觉得我应该读中国东西，反正我是去学比较研究的，我把主要的力量摆在中东。老师对我好，我在床上开刀，不能下床，john wilson到床边来教我埃及学，他的学生也不多。所以我一辈子幸运。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不同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那段经历，每年是4个月在医院，8个月在外面。又念书，又搞民权，还在神学院宿舍里聊天，很有意思！我的性格是比较多方面的，不是愿意拘在一个角落里的。
韦伯对学术界的影响大极了。很多人以为韦伯讲资本主义的起源、伦理，以为讲诚实、勤奋，弄错了。杜维明就弄错了这一点。
记者手记
作为常人的大师
在苏州观看新版昆曲《玉簪记》时，白先勇得知记者将到南京访问许倬云先生，顿时肃然道：“啊，许老师！请帮我带青春版《牡丹亭》第一百场演出的录像给许老师。”到了南京，许倬云先生欣然收起录像，笑道：“我是南方人，爱好昆曲是自然的事。昆曲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动作、舞蹈也是非常细致。除了昆曲外，我对西洋音乐也蛮喜欢的。”
在白先勇策划的《姹紫嫣红牡丹亭》一书中，请了许倬云撰写序文《大梦何尝醒》。许先生谈起与白先勇的交往：“我在台大教书的时候，他在做外文系学生，大家年岁其实差几岁，后来慢慢认识了。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他的小说在台湾自成一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会有地位的。他丧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很沮丧。我在杜克大学做讲座教授时，学生演话剧《游园惊梦》，就约他来。坐在路边休息的时候，我就问他：《游园惊梦》是你的小说，为什么不干脆拿《游园惊梦》故事本身的昆曲再来研究？这对他有提示作用。他为了昆曲花了力气，花了金钱，我们曾笑他是‘白家班’，满天下跑。《牡丹亭》排练时，他请我去跟年轻演员解释什么叫生老病死，什么叫七情六欲。我认为没有文学基础，不可能演好戏剧，演员闲暇时要看小说，读诗词。”
许先生在匹兹堡大学的学生中有王小波。回忆那段师生两人在办公室漫无边际闲谈的日子，王小波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的风格，使许先生感念不已。对王小波的小说，许先生很是赞许，1991年推荐《黄金时代》获《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这笔丰厚的奖金使王小波从此不再工作，成了个体户。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