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人笑话，在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我最欣赏的不是《红楼梦》，也不是《三国演义》，而是《聊斋志异》和《水浒传》。怎么就会有“笑话”之说呢？谈《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往往显示学识和品位，所以《百家讲坛》之类的讲坛就有著名作家、学者喋喋不休讲述这两部作品，唯独没有人说一说《聊斋志异》，更没有人说一说《水浒传》，我颇为不平。
当然，这种不平纯粹出于个人爱好，与正义无关。在我看来，《聊斋志异》把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到了极致，它的艺术成就要远远大于《红楼梦》和《三国演义》，非常值得研究；而《水浒传》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小说，具有现代小说的所有精神要素，《红楼梦》远不及它来得生动和深刻，我甚至认为长久以来我们低估了这部作品巨大的思想艺术价值，没有使这部小说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的精神指引，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
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没有人谈呢？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聊斋志异》不过由一些短篇小说和随笔集合而成，不足以使谈论者显示学问之高深，没有什么说头；《水浒传》的价值则在于栩栩如生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帮反社会的英雄，这种价值观对于强调安定团结、社会和谐的我们又有诸多不便，所以也不好谈——如果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安排一个疯了的家伙大谈特谈“反了罢！”你难道还想象不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吗？结果就出现了我开头说到的现象，著名作家、学者喋喋不休《红楼梦》，喋喋不休《三国演义》，喋喋不休《论语》，喋喋不休《老子》，喋喋不休《易经》，口若悬河，云遮雾罩，唯独不说优秀小说《聊斋志异》，尤其不说《水浒传》。
一个时代欣赏什么作品往往与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统治需求和一定时期的文化形态有关，这是很多伟大作品在同时代默默无闻，后来才成为经典的根本原因，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叔本华的命运在人生大部分时间里都极为艰涩，而这个时段又是他进行伟大哲学创造的最重要阶段，他30岁（1818年）写出并出版的最重要哲学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书店里摆放了一年半仅仅卖出去一百多本，其余全部报废，学术界也没有任何反响。叔本华又默默度过了二十多个寒暑，直到1851年，其最后一部著作《附录和补充》出版，他才受到人们的注意，于是去找《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来读，结果恍然大悟，原来叔本华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说出了他们对眼前这个世界的看法，叔本华迅速“蹿红”，成为了著名哲学家，受到人们的热情欢呼，得到由衷的爱戴。面对突然而至的巨大荣耀，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慨叹说：“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来得太晚了。”
卡夫卡生前比叔本华还要默默无闻，他只是一个在社会底层讨生活的职员（阅读卡夫卡传记感受到的悲怆并不亚于阅读他的作品本身），一个用精神而不仅仅用肉体活着的人，只是在他死后，他的亲密朋友违背他的遗嘱，没有焚烧他的著作文稿，而是精心编辑了起来，付梓出版，人们才突然发现了一个无比伦比的伟大作家，才领悟到这个遭了很多罪的人竟然如此准确深刻地在普遍意义上描述了人类的凄惨境况，人类任何民族、时代、社会制度下的个体几乎都能够从他的不朽作品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影像，换一句话说，卡夫卡极度个性化的艺术创作与时代精神的内在特征产生了一种直接而牢固的联结，人们从这种联结中找到了自己，感受到了自己，证实了自己……卡夫卡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代言人。
我再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同时也证明尽管我不认为《红楼梦》比《水浒传》优秀，仍然认为曹雪芹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没落贵族曹雪芹写“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之时并不为人所知，他甚至很可能根本不曾意识到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的巨大历史文化价值，这些东西除了给与他某种形式的心灵慰藉之外，对他现实人生没有产生任何助益，他就像叔本华和卡夫卡一样无法摆脱宿命，孤独寂寞地打量并最终离开了这个令他深深怀念又深深失望的世界。这个为世人留下心语、留下悲怆、留下愤懑的老人不为人知地死去之后，他的作品才被刻录出版，不胫而走，从此才被人们所赞叹和欣赏。
这种现象不简单说明文人必定命运多舛，它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规律：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以一定“提前量”审视社会并对社会进行哲学化或艺术化处理的人，我们尊敬地将前者称之为哲学家，将后者称之为文学家，而他们的现世人生的处境都极为凄惨。
问题出在哪里？出在那个“提前量”上。
并不是所有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具有把握“提前量”的精神高度，所以哲学和文学在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那里无力感受时代的尖锐命题，沉沦到了谋生存手段（通俗一点儿讲：“混一碗饭吃”）的境地，只有极个别敏感而深刻的灵魂才能够站到应有的高度，对世界做出解释，换一句话说，一个哲学家能否取得哲学突破，一个文学家能否透过时代表象进入人的心灵，完全取决于是否具备以一定的“提前量”审视世界和表现世界的能力，“提前量”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的素养，我们不能期望大面积收获具有这种品格的哲学和文学。
无论哲学家和文学家怎样论述和描写世界，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由权力结构而成的本质特征都将不可回避。权力是什么？在尼采那里，权力是意志，一种寄寓在人类本性深处的意志；在弗洛伊德那里，权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欲望，权力具有一种病态的生理特征；在巴尔扎克那里，权力是不公正的人间秩序和作为人类对于这种秩序的心灵反应；在托尔斯泰那里，权力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它即是政治，又是文化，更是镌刻在人类灵魂上某种独特的历史文化印记，所有情感颤动与灵魂痛苦都因此而出……权力和权力结构成为了所有思想家和文学家解释世界的钥匙，所谓“提前量”，说白了，其实就是你是不是直视了权力，是不是对这个至关重要的时代命题做出了你自己的独特解释。
这里所说的“权力”指的是深刻作用于社会和人的心理的那种力量，所以，在很多场合，我愿意用“强力”替代它，我觉得这两个字更为精准，尽管从哲学史上说，人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通常都有明确的区分——在卢梭那里，强力指的是国家机器以及有此派生出来的国家意志；在尼采和弗洛伊德那里，权力又具有浓厚的专属于人的精神色彩；在黑格尔那里，所谓绝对精神同样具有强力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不同场合做了不同的强调，既有社会属性，又深入到了人类灵魂的机理之中……文学又如何呢？我认为在所有文学样式中，“强力”都可以划入“外在于人的那种力量”的范畴，通俗一点儿讲，是冥冥之中决定着人的命运的那种力量，我们也可以概括为时代的力量；它具有广阔的社会舞台，却也在极深极深的心灵深处吟唱着人自身。我们之所以被卡夫卡感动，是因为这个人神奇般地触摸到了我们自己都未曾触摸过的灵魂深处某种能够引起精神疼痛的部位。
那么，《水浒传》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一百零八条好汉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简括地说，他们活在尽管结构并不像后来形成的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那样致密（重要标志在于没有改变私有制，所以才有水泊梁山，所以才有卢俊义、柴大官人作为“私产”的庄园，所以才有好汉们能够藏身的一隅），却仍旧可以简略地归结为极权主义（或者如李慎之先生所言“皇权专制主义”）的时代，“好汉”实乃一些为主流所不齿的家伙，“贼配军”也。《水浒传》深情地描的就是这些不为主流社会所容的人的命运。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所有反对者均为被反对者所制造。如果你研读过《水浒传》，就会惊心动魄地体会到英雄们是在怎样无奈的情况下被“逼”上梁山的。“逼”是排斥，打击，乃至于身家性命灭绝……在如此残酷的生存处境之中，人作为万物之灵如果想尊严地活下去，恐怕就得想一点儿办法，比如回避，比如忍让，比如妥协。事实上，宋江、林冲、武松者都尽可能用这种方式保住体制内地位，做了许多让人屈辱的回避、忍让和妥协。然而，社会由于其内在品格而永远不会见容于堂堂正正做人的人，你善意的回避、忍让和妥协只能招致更卑劣更残酷的迫害，《水浒传》丝丝入扣地描写了这样一个过程，从而告诉人们：好汉们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啸聚山林，成为“社会”敌人的。
《水浒传》是一部社会小说，它表达的社会见解直截了当，那就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但是如果我们仅限于从这个层面归纳它，显然低估了这部作品绮丽的艺术表现中蕴含着的心理内容。在“四大名著”当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像《水浒传》这样达到人物心灵最细微最隐秘的地方，从那些走投无路的“好人”向“坏人”的演变过程中，你甚至能够体味到一种细致入微的心灵脉动，体味到热血喷张的灵魂啸叫，体味到为了尊严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罕见豪情。《水浒传》既回答了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社会命题，又回答了人类普遍面对的心灵命题，它的杰出之处在于把所有这一切都表现的回肠百转，轰轰烈烈，酣畅淋漓，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与人的活剧。
施耐庵的巨大贡献就在于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一大批英雄末路之人走过的坎坷之路，深明大义地表现出了极权主义状态下一些灵魂质地纯正的人的心路历程，正因为这样，这部长篇小说才为历代统治者所不容，数次被列为禁书，亲爱的毛泽东同志甚至完全消泯其文学价值，把它变成了纯粹的政治斗争工具，说出了那段让人耻笑的话（“水浒好就好在投降”）——在世界历史上，大概还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动用全部国家意识形态的力量，用全民围剿的方式诋毁一部写作于三百多年前的长篇小说。
现在，我们可以为本文标题中的“宿命”两个字做出解释了。
所有精神产品都必须接受由权力结构而成的实体世界的检验，而权力世界对于任何探索权力状态下的人生处境的哲学和文学都保持着高度警觉甚至是敌意，这就决定了凡是审视权力、对权力说三道四的人都处境恶劣，他们的作品很难被同时代欣赏，为此丧命者不计其数。此其一。其二，既然你以“提前量”解释和描述了世界，那么，你笔底下的世界与民众感同身受的世界必定有一定的距离，他们会认为你偏激、变形甚至于不知所云，你将失去被世人承认的机遇，你的作品也许品格高洁，出类拔萃，但是人们就是沉浸在纸醉金迷的流行文化的喧嚣和权力制造的作为国家意志载体的所谓哲学和文学之中，你轻飘渺小得如同一片纸屑……所以，“提前量”不那么好玩儿，确实不那么好玩儿。
哲学家、文学家身后的辉煌只是那些鼓噪他们的人的辉煌，我们无法在科学意义上认为他们享受了那些辉煌。一幅价值数千万美元的梵高作品，对于穷困潦倒、饥肠辘辘的梵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这里有一个横亘在天国与凡世之间的阻隔，让我们意识到即使是把天火偷盗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也难免被宿命所困扰。因为这样一个无情的法则存在，除非一些具有特别精神质地的人，人们一般不去选择做什么“殉道者”，而是很聪明地顺从社会，顺从历史文化条件局限，更不搞那个所谓的“提前量”，只做一些能够带来切实利益——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事情。
文人都很聪明，被豢养的文人更加聪明，所以，在我们这里决心成为叔本华、卡夫卡、曹雪芹的人不多，决心成为施耐庵、蒲松龄者更是凤毛麟角，相反，把所谓的哲学和文学当成依附权力、向权力沽名钓誉手段的人却如同过江之鲫——六十年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史就是被这样一些人用这种方式书写出来的，我们很少收获到晶莹饱满的粮食颗粒，装在麻袋里的大部分是轻飘飘的秕糠，我们就是靠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体质很弱，经不得风也见不得雨，我们看不到远处的风景，听不到未来的声音，我们的精神蛰伏在肉体之内，没有特别的诱因，我们很难意识到它还存在。
文人之堕落，数千年来以今日为最，如果真的有一场历史的审判，中国文人将与权力者一道站立在同一个审判台上，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所有权力罪恶都与文人的参与和鼓噪有关，人们会从历史画卷的角落看到文人卑劣萎缩的身影，看到他们留下的斑斑劣迹。
我们固然可以认为歌颂帝王将相的作品、肩负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红色经典”和“主旋律作品”大行其道，而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存状态、探索人类心灵和精神图景的作品极为稀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意志的赞赏和鼓动，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原谅那些一批又一批制造了这些精神垃圾的人。我们宽容一些，不说他们有什么罪恶，我们只是说，他们愧对了文人的称号，他们只是一些在精神上被骟割了的人，一群极为乏味无聊而又自鸣得意、风光无限的人。
精神质地和物质质地一样，取决于元素构成。那么，无力承担道义责任的文人究竟丢失了什么东西？如果把精神视为肌体，文人们被骟割的难道仅仅是男人的那一套物件吗？他和他的时代是不是还有更内在的惨痛付出？
我前面说“一个时代欣赏什么作品往往与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统治需求和一定时期的文化形态有关”，不仅仅关于作品，在作品命运之外还有更深刻的人的命运，这就是说，一个时代欣赏什么人，鼓励什么人，褒奖什么人，吸纳什么人，排斥什么人，和作品一样也与那时代状统治阶级的统治需求和文化形态有关。
堕落者愈加堕落，崇高者愈加崇高，时代罹患恶疾，社会文化呈现出大面积溃败……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哲学和文学、真正的哲学家和文学家难道会有更好的命运吗？不会有的，能够概括他们现实状况和未来结局的只有“宿命”两个字，确实只有这两个字：宿命。
2009-4-9，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