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增加了二、三个百分点，就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政府如丧考妣，忙于应付。而在中国，失业率增加了五、六个百分点，政府居然跟没事人一样，照样在“两会”上作秀、讲漂亮话。其中的奥秘可以一言道破，因为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政府打入另册的“农民工”。用新近网络流行的话来说，“这些人算个屁呀!”
虽然在毛泽东著作中有许多“社会平等”的话语，但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是毛泽东时代的最大特征。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不平等被系统化、凝固化，导致变相的奴隶制度卷土重来。“人民群众”与“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不平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不平等，城镇“单位人”与“非单位人”的不平等，全民所有制职工与集体所有制职工的不平等，干部身份与工人身份的不平等，中共党员与非党员的不平等，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的不平等，不胜枚举。早在1953年，梁漱溟就直言“共产党丢了农民”，“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点到了毛泽东的痛处而被打入“冷宫”。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被视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压榨对象，从来没有享受过公民的待遇。在选举权上，四个农民顶一个市民的法律，公然实行了几十年。在最起码的生命权上，农民也得不到平等的保障。根据文革后公布的数据，由于毛泽东亲自“挂帅”领导“大跃进”，导致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粮食方针。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全国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3980亿斤减少到1961年的2677亿斤，减少了33%；而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从1958－1959年度的546．82亿斤减少到1961－1962年度的467．87亿斤，只减少了14%，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仅从28．45斤压缩到26．83斤；粮食减产的后果基本上是由农民承担的。在1958—1962年期间，城里人只是尝到了饿肚皮的滋味，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万。笔者一代人下乡插队期间，常常听到贫下中农一“忆苦”就控诉那几年，而不是按照官方的意图骂“解放前”。由于城里人对于大饥荒的感受不像农民那么深，现在居然有不少“愤青”说，从来没有听家人提及“饿死人”的事，“大跃进”时期“饿死上千万人”是反毛“右派”编造的谎言。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曾一度把经济领导权交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后者为毛“擦屁股”的一个主要措施，就是拿农民工开刀，把两千万刚刚进城的农民重新赶回乡下，让他们在农村自生自灭，而政府则摆脱了社会保障和救济的职能。由此看来，中共党内的所谓“两个司令部”，在对待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这个方面，邓小平时代对于毛泽东时代定下的规矩，大部分还是“萧规曹随”。
笔者在2000年就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身分壁垒尚未打破，二元社会也还没有转变为一体化社会，而是暂时处于‘三元社会’的过渡状态。这三元分别是：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以及农村居民。”“准市民”中的大头，就是农民工。
仅仅十几年前，中国还曾经有过一个“类中产阶级”（社会学家孙立平语），即国营和大集体企业职工。经过几千万人的“下岗”高峰和几千万人的退休高峰，这个“类中产阶级”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根据国务院研究室2005年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其中建筑业占80%，加工制造业占6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业已成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和产业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的占86.30％，其中10小时以上的占22.50％；工资收入低，大部分人的收入在500-800元之间，还有32.84%的人收入在500元以下；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参保率更低——在“五大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首当其冲被辞退的，就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
政府以及为官方代言的学者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工失业不要紧，他们是有“土地保障”的，失业了还可以回去种地。最近农村问题专家秦晖和于建嵘经过调查，反驳了这种说法。首先，大部分的农民工已经无地可种（已被重新调整或主动出让他人）；其次，大部分的农民工从来没有种过地或者已经不会种地了。所谓农民工回家种地，纯属对不明真相的城里人的一种“忽悠”（在网上调查中，大部分是城市网友的投票者，有近乎一半的人认为“农民工出路”是“从事新兴农业”，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认为是“自主创业”，只有13.27%的人认为是“继续返城打工”）。而据白南生调查，真正回家种地的只占十分之一。现在地方领导一讲话，就是怎么想办法把这些农民工送回去，当作了一个负担，对于这些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完全没有感恩之心。只要能把农民工送走，他们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就没有任何责任了。秦晖指出：“这个危机一来，失业农民工的问题凸显出来了。我们当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像我们以前想的那样，把他们弄回去，现在所有政策都是围绕这个来转，不许他们处置土地，不许他们如何如何。还有一个，所谓农民工失业和城市里失业，归根结蒂其实应该是一样的。既然你强调公共服务应该是普惠的，事实上他们很多人也回不去，当然就要逐渐解决。世界工业化的条件下都要面临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两亿人，但是在六亿多市民和准市民中，依然是个少数，而且是没有政治发言权的社会弱势群体。当年梁漱溟就说过，城里的工人有工会，资本家有工商联，农民却没有可以依靠的农会（农会在完成“土改”使命后就取消了）。现在的农民工背后既没有农会，也没有工会，是无依无靠的社会孤儿。因此于建嵘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间我们要看到农民的市场和农民的利益表达，我的看法是要建立农民工会，一定要建立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工会，这是农民的组织，要建立这个东西。”
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整个近现代文明的历史，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s）。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波兰尼曾经忧心忡忡地告诫后人：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失败所导致的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最终将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经看到，由于1992年以后片面的市场化“改革”，由于国家“镇制”机器对于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超强压迫，“老工人阶级”被消灭了，“新工人阶级”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社会几乎被市场力量所吞噬。波兰尼又指出，工人在反抗压迫、维护尊严的社会斗争中携手合作，组织成为阶级来开展集体行动，使他们成为对抗机械文明之内在危机的社会保护者。既然是“自我保护”运动，首先要靠农民工自身的觉悟、动员和奋起；然而，社会其他阶层对于农民工的同情、支持和联合行动，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通过不断强化“社会自我保护机制”，才能减缓农民工和农民在经济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也才能在经济复苏后争取分享到更多的繁荣果实。
2009.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