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可以发现是一条波动的曲线：2005年前呈上升趋势，2006年、2007年有所下降，2008年重新上升。怎么判断这个趋势呢？
面对同样的事实，形成的判断不同，最后走的道路就不同。就像上世纪30年代那场全球经济危机一样，当时美国的危机最严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和突出，但罗斯福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保住了美国的民主和繁荣；在同样一场经济危机下，德国、意大利、日本却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体制需要一种舒展的灵魂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定位社会矛盾，这是比社会矛盾本身更重要的问题。
制度不是死的，它也有思维，但和人的思维不一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都理解的一件事，“制度的思维”却可能没法理解。比如在“文革”时，一个人把毛主席的塑像摔坏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只是不小心，但是体制没有“不小心”一说。在体制中，你把毛主席的像摔了，就要接受处分。
前几年四川发生过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原因很简单，因为建一座电站占了耕地，产生了利益冲突，最后演变成群体性事件。一开始地方政府把事件看作农民武装暴动，处理时很僵硬，矛盾不断激化。后来中央进行了二次处理，给予了补偿，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因此，体制如何看待社会矛盾和冲突很重要。
社会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比如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的矛盾和冲突等。其实大多是利益的冲突，这是一种最理性的矛盾，但我们的定位往往有问题，习惯于以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眼光看待矛盾冲突，因此在处理问题时政府的反应常常过大，精神高度紧张。
体制也像人一样，会拘谨。试想它整天满腹心思、愁眉苦脸、神色紧张、不苟言笑，这样能处理好问题吗？体制需要一种舒展的灵魂。这话是从“足球评论”中来的——看中国足球，有时先输球后来还能扳回来，要是领先就完了，因为很少赢球，就搞得自己很紧张，到最后几分钟还能让人连灌几个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处于高度拘谨的状态。面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时也一样，应该有平常心，有舒展的心态、舒展的灵魂。这种“舒展”来自准确的定位，只有定位准确才能正确地处理问题。
面对社会冲突，制度要更有自信
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是不是“好的市场经济”，笔者认为有三个标准：第一，体制本身是否健全；第二，是否有好的法制基础；第三，有没有一个配套的利益均衡的机制。第三点尤其重要。
从根本上说，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要大体均衡，在权利上应该平等。中国过去实行的是再分配的经济模式，比如国家已经规定好某人的工资是一级还是二级，人们不用争什么；市场经济则不一样，人们是必须靠自己去争的。
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发挥工会的作用，建立利益均衡机制，这有效地解决了劳资关系问题，缓解了各种矛盾。之后，整个社会状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不是有了利益均衡机制，穷人就变成富人，弱者就变成强者了。利益均衡机制只是“好的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中国的现实是，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了，但利益均衡机制还没建立。
以群体性事件为例，绝大多数只是一种正当的利益表达，就像小孩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时往地上一倒哭几声以引起大人注意一样。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机制，让人们的需求得以表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社会矛盾和冲突应有新的认识：
第一，社会矛盾、冲突是社会常规化的组成部分，靠严防死守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的做法不可能奏效了，政府要逐步适应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
第二，不要一提起社会矛盾、冲突就认为是负面的，社会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起着积极作用：一是安全阀的作用，通过游行、示威等，人们的情绪、不满和压力得以释放，避免了对社会稳定的直接冲击；二是对社会而言，冲突有利于发现问题，比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为什么最严重的时候全国拖欠额达1000亿，最后还要总理出来帮农民工讨工资？如果游行示威是正常的，部分企业拖欠工资时农民工就可以上街走走说说，事情也不至于发展到这么严重。发现问题的机制不完善，政府就不能及时了解事态发展并作出反应，问题不断累积，最后积重难返，群体性事件就爆发了。
第三，我们要形成一个新的概念——好的制度和坏的制度的区别，或者说好的社会与坏的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矛盾、冲突，而在于：一、制度和社会能否容纳冲突，容纳的能力有多强；二、能否建立制度化的机制解决冲突。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在社会矛盾和冲突发生时，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很自信的；反之，一些矛盾和冲突还在萌芽的时候，它就会惊慌无措、草木皆兵。
在美国，几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反对伊拉克战争，有人认为美国社会不稳定了吗？没有。为什么在中国，只是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要拖欠工资，政府就如临大敌呢？这就是不自信的表现。
“僵硬的稳定思维”应当抛弃
如果把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比作“水”，那么，在美国是不用担心的，因为美国的“水”流在渠里，往哪个方向，在哪里拐弯，哪里急一点，哪里缓一点，都是可预测的；但中国没有“渠”，水来了，不知道会流向哪里，就只能到处筑坝，严防死守。因此，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修“渠”，即建立规则、程序，强化制度化建设。
2008年初，东航罢飞事件就是很典型的“水患”，最后两败俱伤：飞行员本身损失很大，职业操守遭到怀疑；东航损失也很大，机票被迫打折，信誉度也打了折。
其实飞行员罢工在其他国家是很常见的，不过得按规矩来——飞行员先与公司交涉，双方若谈不拢，飞行员就把罢工请求提交工会，投票通过了才能开始罢工。可见，罢工是有程序的，所以中国是没有“罢工”的，东航事件叫“罢飞”，出租车叫“罢运”。
不承认“罢工”的合法性，就无法规范它，也就无法制定解决办法。东航事件直到现在都没解决，因为不知道“罢飞”是?牵头的，没法谈。
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无法建立制度化的解决方式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因为被一个东西卡住了，就是“僵硬的稳定思维”，对《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就是很好的例子。《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工权益，促使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是大众认同的，但企业一片叫苦之声。这是出于资本家的自私吗？不是，根本问题在于：我们试图用国家定规则的办法来取代社会和市场当中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博弈。
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只需管三件事：一是保证底线；二是制订博弈规则并守卫规则；三是在博弈出现僵局时进行调节，或充当仲裁者，内容则由博弈双方自己谈。但现在的情况是：政府最怕博弈双方自己谈，唯恐双方一谈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别谈了，我给你们制订好标准”，政府的手总是伸向市场经济。
改革前的几十年，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状态估计过重；现在，有些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但“稳定”压倒腐败了吗？压倒贫富差距了吗？压倒假冒伪劣了吗？没有。最后被压倒的是我们表达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
说到底，某些群体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曲解稳定。另外，某些学者认为社会危机很严重，可能引发大的社会动荡，也是杞人忧天的想法。以正常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判断和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用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决，才是真正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