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总体走势
上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有一道亮丽的风景，就是散文创作空前繁荣，有人甚至把九十年代称为“散文时代”。最火爆、最活跃的散文形式呈两极化发展：一方面是思辨化、大型化，出现了大文化散文、文化历史散文、思想随笔，除了一些散文作家，许多知名的学者也加盟其中；一方面呈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即所谓“小散文”、“小女人散文”，特点是侧重表现都市生活的感受，关心世俗红尘中自身的瞬间体验，善于将女性那些飘忽、零碎、细微的情感凸现于笔端，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极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精深的生命探求，消解了文学的审美性、文学性，而呈现出一种所谓的“散文的消费性格”――短短的篇幅、甜甜的语言、浅浅的哲学、淡淡的哀愁。也有人把它归纳成一种模式：温馨感人的小故事，加上娓娓倾谈的小情调，加上模糊不清的小感悟。在节奏加快、重功利、轻人情的现代生活中，通过情调的渲染，给予一种廉价的抚慰。同样属于这一类型，还有所谓“明星写作”，源于作者本身的广告效应和读者的好奇心理，以及对于成功成名的期待与想像，开拓了巨大的读者市场。不过，就整个发展趋势看，“小散文”也好，“明星写作”也好，轰动的热潮都不会维持很久。相反的，那些体现着浓重的人文精神，体现着审美意识与历史感，深入人的心灵境域，抵达人性深处的思想随笔和文化散文，倒是有着长久的文学生命力。它们或者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抒写自己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厨川白村式的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或者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流露着一种浓酽的文化乡愁；或以匠心独运，惨淡经营的功力，展示已经隐入历史帷幕后面的文化名人，以崭新的视角予以解读；；或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和世俗语言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或终日冥思苦想，经由艺术的炼化和宗教式的参悟，将智性与神性交融互渗，使疲惫的灵魂遐想渺远的彼岸。
文化散文的兴起，有其现实的、社会的根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对现成理念的图解和对客观景象的模仿逐渐消解，实现了散文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相对地自由喧哗，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放弃了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终于使散文以自由的心态、优雅的格调、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作家也好，读者也好，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张扬人文精神，抵达人性深处，重视生命体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审美期待，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中探索与呼唤人文精神、表现内在人性，并将它不断引向深化和多样化的过程。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阉割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所谓回归文学本体，自然是说，文学从政治理性的漩涡中、从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坚守它的审美特性，表现出作家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在今天，则意味着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人性的扭曲，保持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固守自身的精神追求。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而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诗意的失落，思想含量的稀薄，缺乏新鲜动人的思想刺激，恰恰是文学创作存在的普遍的弱点。散文是需要思想的。福斯特说过：“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样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所以，应该注重蕴含的深度，沉入文化与生命的深处，探寻人的自我心理活动，从过去对政治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焦虑、浮躁、困惑等）的深切关注，实现对生活表层背后的严峻现实的深刻剖析。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想到了文学创作的追求深度与深度追求的问题。
二、抵达人性深处，需要有超越性的感觉与体验
渴望超越，对散文创作有一种深度追求，使我想到了哲学。我们当会注意到，在那些伟大的艺术杰作中，在那些丰富多彩的感性世界深层，总是蕴含着某种深刻的东西，凝聚着艺术家的哲学思考，体现着他们对人类、对世界的终极关切。当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提出“斯芬克斯之谜”的时候，当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助主人公之口发问：“活下去还是死”的时候，当屈原在《远游》中长叹：“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的时候，当陈子昂登幽州台感慨悲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候，我们都会从这些人生的悲凉叩问中中深切地感受到一种深刻的超越性。这就是艺术的形而上学。可以说，伟大的艺术家与平庸的艺匠的根本分野，就在于是否具备洞察力、穿透力和足够深刻的悟性。这种悟性，使他们与哲学家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哲学家。
美国现代诗人弗洛斯特曾在一首著名的诗中咏叹：林中的道路叉开了两股，人却只能走上其中的一条，而把另一条暂时抛开留给下次。可是，下次再也没有了。人生的列车走的是一条单向的不归之路。我想过，如果我的人生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一定要研究哲学（当然是指突破学院化、概念化、简单化状态的那种真正的哲学）。在我看来，哲学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种渴望超越的生存方式，是一种闪放着个性光彩、关乎人生根本、体现着人性的深度探求的精神生活。如果说，哲学家一生的活动就是思想，那么，作家一生的活动就应该是关注人性、人生、人的命运。作品的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反映了什么时代的生活，更取决于它能超越多少时代的生活。因此，每部优秀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同时，都含有某些永恒的方面，作家的使命就是从特定的人、特定的时代生活中发掘出这些永恒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与哲学家是相通的。
也许有人会问，你这么说，置感觉和体验于何地呢？如所周知，艺术创作毕竟要依赖于深刻的生命体验和良好的艺术感觉啊！我以为，感觉、体验和形而上的思考是相辅相成的，正像感性认识有赖于理性认识才能得以深化一样，艺术感觉和生命体验也有一个由直观性向超越性提升的过程。如果不能从现实、现象、感觉中加以超越，就不成其为艺术感觉。艺术大师梵高创作过一幅表达自己真实感受的作品，叫《农鞋》，画面很，简单，就那么一双粘满泥土，黑乎乎的，破破烂烂的沉重的农鞋。是一般的静物写生吗？显然不是。它是农民悲惨命运的一个象征，两只敞口的鞋似乎在张口说话，诉说着农民无数个白天黑夜的辛勤劳作，诉说着他们的苦难、悲伤，它会引发一切有类似的艰辛生活体验的人强烈的心灵震颤。海德格尔称这幅画为杰作，他的评价是：这硬梆梆的沉甸甸的破旧农鞋，聚集着农妇在寒风凛冽中耕作的艰辛。画家从这双粘满泥土的农鞋，联想到农妇跋涉在一望无际、永远单调的田垄上，步履的迟缓，生活的艰难，联想到风霜雨雪对农民身体的摧残。这些也都是感觉，但显然已经提升到了形而上的深度。常听到有的作家说，一切我都不管，就是凭着感觉写作。没有艺术感觉，写不出东西来；若是只停留在感觉上，也会流于肤浅。实际上，这也正是一些“小散文”、小情趣的落马之处。
要实现文学的超越，体现文学的深度追求，我觉得，从作家自身来说，确实存在着一个感悟和体验的问题。唐人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讲的一个故事：春秋时期，俞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掌握了鼓琴的基本要领。但老师认为，俞伯牙尚未真正领会乐曲中的神韵，因此，还不能把丰富的思想感情用琴弦表现出来。于是，决定带着伯牙寻访仙师，予以点化。这天，他们驾舟载粮，来到蓬莱山下。成连先生独自划船寻师而去，留下伯牙就地休息。几天过去了，也不见先生归来，伯牙放心不下，便沿着山路去寻找。忽然，眼前现出一片奇异的景观：一道瀑布悬流直下，泉水溅到岩石上，化成万颗珍珠般的奇彩；山林窈冥，群鸟悲吟，和着飞瀑悬泉的响声，演奏出一曲奇妙的乐章。伯牙听得如醉如痴，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在一块青石板上解开琴囊，抚弦而歌。琴声时而婉啭如鸟鸣，时而清新如飞瀑，时而激扬如高山……他高兴得弹了一曲又一曲，每首乐曲中都寄寓着深沉的情思。就在他沉潜在音乐的氛围之中，老师回来了。他急切地问：“仙师可曾找到？”老师哈哈大笑，说：“这位仙师已经被你找到了。”伯牙恍然大悟。原来老师假托寻找仙师，实际是让他到神奇的大自然中领悟琴趣的精髓。相传《水仙操》等传世名曲，就是俞伯牙在这种“妙悟”中创作出来的。正是这种直观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激起了作家探索精神最深层的冲动和敏锐感受，使艺术达到形而上学的层次。
是否也可以说，这里面就包含中一种独特的的生命体验？我理解，这谓体验，是指一个人在其生命的某一时刻，对于一种对象、一种情景、或者一种事态的情感经历过程，它体现为在深刻的意义内涵中把握生命和存在的本质和情感的强烈性、震撼性。在具有创造性的人身上，这种体验往往能够以强烈的心灵震动和情感共鸣引起艺术发现的欲望，促进他寻求形象的表达。艺术作品的产生是和体验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不仅客观外在的对象能够引发人的体验，而且梦境、幻觉、渴望、想象等也能导致某种内在体验。这是一种穿透功能与原创功能很强的极有生命力的思维形态，佛学称之为感悟，是联结感性与理性的心灵桥梁。体验作为思考的方式，有两个本质特征，一是它的直观性，二是它的超越性。直观性在这里意味着体验活动所面对的是具体的感性世界，这就决定了艺术在进行形而上的探索时，不可能借助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直觉的感悟和领会；超越性体验活动要超出客观实在的局限，虚构出一个感性的艺术世界，即人们常说的第二自然。生存苦难和精神困惑，是超越性的前提。中外文学作品在这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实例不胜枚举。比如陀思妥也夫斯基，他一生中经受过无边的苦难，青年时期曾被判处死刑、绑赴法场，直到行刑官喊出了“瞄准”时，突然接到沙皇的命令，死刑改为苦役。孤独、苦闷占据了长期的牢狱生涯，造成了思想的裂变，这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深度背景。再如史铁生，残疾使他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却获得了超常的思维能力；因为失去子了空间而获得了时间，或者说在自己的思考里，获得了无限的空间与时间。他自己就说过，残疾问题若能深而且广地研究一下，便可以获得更为深广的意蕴，即人的广义残疾，人的命运的局限。这同样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意义世界与认知基础。他的全部创作资源是他的生命体验，包括活在心里的外在遭遇，包括自己的内在情感、想象、梦幻。他在作品中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完完全全属于他个人的，是在他的生命史上生长出来的，不是从什么哲学教科书上摘出来的。
生命体验，除了这种直接的，也还有另外一种，即通过感悟，使他人的体验感同身受，徐复观把这称做“追体验的工夫”。在这方面，我有些实际体会。《简爱》和《呼啸山庄》过去读过多次，但由于时空的限隔，对于作品的意蕴和作家的心路历程总是缺乏深入的理解。去年九月，我到了三姐妹的故乡哈沃斯，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经过切身的体悟，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三姊妹的故居和她们埋骨其间的教堂，相隔不过五六十米，我投宿的小客栈就在教堂的对面，抬起头来便能望见故居里的灯光。住在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岁月纷纷敛缩，转眼已成古人，自己被夹在史册的某一页而成了书中角色。睡眼迷离中，我仿佛觉得来到一座庄园，一问竟是桑菲尔德府，……忽然又往前走，进了一个什么山庄，随着一阵“得、得”的马蹄声，视线被引向一处峭崖，像是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翻过两遍身，幡然从梦境中淡出，但再也睡着了，这时是后半夜三点。我起身步出户外，在连结故居与教堂的石径往复踱步，觉得好像步入了十九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渐渐地走进她们的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仿佛和她们一道体验着至善至美而又饱蕴酸辛的艺术人生与审美人生，感受着灵海的翻澜，生命的律动，相互间产生了心灵的感应。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朦胧中仿佛看到故居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似乎三姊妹正握着纤细的羽毛笔在伏案疾书哩；甚至还产生了幻听，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喀嗽从楼上断续传来。霎时，心头漾起一脉矜怜之情和深深的敬意。三姊妹患着同样的结核病，分别得年三十九岁、三十岁和二十九岁。
看来，三姊妹都属于马赛尔•普鲁斯特所说的“用智慧和情感来代替他们所缺少的材料”的作家。她们常常逸出现实空间，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悟性遨游在梦幻的天地里。她们的创作激情显然并非全部源于人们的可视境域，许多都出自有待后人深入发掘的最深层、最隐蔽、也是含蕴最丰富的内心世界。在一个个寂寞的白天和不眠之夜里，她们捱着病痛，伴着孤独，咀嚼着回忆与憧憬的凄清、隽永。她们傲骨嶙峋地冷对着权势，极端憎恶上流社会的虚伪与残暴；而内心里却炽燃着盈盈爱意与似水柔情，深深地同情着一切不幸的人。她们一无例外地抱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渴望得到爱神的光顾，切盼能像同时代的女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那样拥有一个情投意合的理想伴侣。可是，她们却又高自标格，绝不俯就，要求“爱自己的丈夫能够达到崇拜的地步，以致甘愿为他去死，否则宁可终身不嫁”。这样，现实中的“夏娃”也就难于找到孪生兄妹般的“亚当”，而盛开在她们笔下的、经过她们浓重渲染的爱情之花始终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展现，只能绽放于各自的蒸腾炽热却又虚幻渺茫的想象之中。这确实是最具悲剧意味。艺术的力量说到底是生命的力量。任何一部成功之作，都必然是一种灵魂的再现，生命的转换。勃朗特三姊妹就是把至深至博的爱意贯注于她们至柔的心灵、至弱的躯体之中，然后一一熔铸到作品中去。这种情感、意念乃至血液与灵魂的移植，是春蚕般的全身心的献祭，蜡炬似的彻底的燃烧。作品完成了，作者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
过去长时间里，对于人性进行着标签化、简单化的处理，实际上，它具有无限丰富的形态。应该承认，每个人都有一个潜在意识的世界，人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独特的自我存在，把人仅仅视为政治人、社会人是不够的。所以，文学要想实现超越，必须注重对人性这个富矿进行深入的开掘；要细腻表现人的情感世界，大胆探求潜意识，包括人的心理世界中极其隐秘的东西，注重对人的心理情感世界的体验，力求从心理层次上更深地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尽可能地揭示出人生形态的丰富性和深层心理结构的复杂性，从而使文学更加具备“人学”的特征。新时期以来的无论是小说、散文创作，凭借作家的观察、体验，主观审美情感的投射，个人价值观念的渗透，经过重新打造和艺术加工，成为艺术魅力的重要构成，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文学本体的回归。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其辽阔的领域；而且，立足于人性、人生的层面上，作品必然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三、培植超拔、自在的心态和生命灌注的艺术精神
对于一个散文作家来说，除了艺术感觉和生命体验以外，我觉得，再没有比拥有一副超拔而自在的心态更重要的了。这是回归文学本体，抵达人性深处的一个前提条件。作家自由丰富的心性的发育程度、心灵自由的幅度直接关系到散文的生命。因为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距离最近的一种文体，是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而朴素的存在方式，是创作心灵自由的产物。散文作家尤其需要心态的自由、自在、自如、自然，需要具备审美的独立意识，在随机的发挥中有意无意地超越世俗的固定眼光，进入艺术创造的境界。在进入创作状态时，心性超脱而独立，不依附于外在的社会功利，不为外部事变所干扰，心灵自由，运笔自然，往往能凭借有限的笔墨说些同无限相关的话。
可是，对于现代人、特别是一个作家来说，保持一幅超拔、自在的心态，实在太不容易了。现代许多人终日处于困惑、焦虑、惊惧之中，像海德格尔所说的，烦心是人的基本的存在状态――与物打交道时产生烦心，而与人周旋又心生麻烦；还有一些人处于匆忙状态、浮躁之中，像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边走边思考，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不复有悠闲的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要保持一个自在、自如的心态，前提是能够从世俗功利、名位欲望中超拔出来，保持心灵自由，不为形役，不为物役。然后再进一步，能够给心灵找到一个安顿的处所，使心灵有所寄托，实现人生的艺术化。这是一个艰苦的历程，但经过努力也是可以达到的。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庄子。在庄子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精神的自由，他把身心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他追求一种“无待”的也就是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不凭借任何外在的依托，包括虚名、功业和各种欲望，超越世俗的一切，超越自我。一点也不假，这种超拔、自在的心态的取得，确确实实得力于庄子的人生态度和艺术精神。这方面说起来话长了。我受过比较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很小就接触到庄子，文辞并不全懂，可庄子这个形象实在可爱。其间并不包含什么价值判断，只是觉得那个古怪的老头儿很有趣味儿，是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他笔下的猴子、老鹰、井蛙、蚂蚁、斑鸠、蝉呀、龟呀、蛇呀，都是活灵活现的，而且为我们所熟悉，里面却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庄子看来很玄远，却有一颗平常心，令人于尊崇之外还感到几分亲切。把庄子的书一打开，就会觉得一个鲜活的血肉丰满的形象赫然站在眼前。他瘦骨零丁，穿着打了补钉的“大布之衣”，靠编织草鞋来维持生计，住在穷闾陋巷之中，可是精神上却是富有的，万物情趣化，生命艺术化。后来，随着知识与阅历的增长，判断能力的增强，逐渐地做到了“三个划分”：一是就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说，把道家同儒家分开，儒家过于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关系，看重等级地位与调适合作，而不太重视个体存在的自由与真实，习惯以“共性为前提，而不习惯以“个性”为人生的依据。道家与此相异。道家是充满了形而上思维的，而儒家却绝少涉及哲学问题，黑格尔就否认孔子是哲学家。二是就道家自身来说，把庄子同老子分开，庄周力主发现自我，强调独立的人格，不仅无求于世，而且，还要逍遥于世虑江山之外，不为世人所求，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旷达恣肆，彻悟人生；而老子则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者，是一个权谋家、策略家，有人尊他为“中国的政治艺术之父”。老、庄都主张“无为”，老子的无为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与权谋，庄子的无为是人生的归宿，直接通向艺术精神。庄子本身无意于今天的所谓艺术，但顺着心路走下去，自然是艺术精神，自然成就其艺术的人生。三是就庄子自身来说，把他的消极避世的一面同他的艺术精神区分开，我们崇尚他的人生艺术化和艺术化人生。
庄子从人本学出发，要求恢复自由的人的生命存在，即通过超越伦理规范和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感性认识相对性和理性思辨有限性的困扰，使个体生命从各种困扰和束缚中解脱出来，与“道”融为一体，从而获得自由。这种超越现实而求得的精神世界的自由，带有明显的心理体验的特征。因为个体生命一旦摆脱外物的桎梏，确立了审美心境，就能在精神世界中相对地体悟到自由的人的生命存在，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心理体验。两千年前的庄子，在许多方面同现代西方哲学是相通的，他可以说是一个比现代派更为现代的思想家。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渗透力是巨大的。正是这种生命体验和艺术精神，滋育了后来的魏晋风度，成就了一种超拔的人生境界和心灵状态，开启了渊源不竭的艺术资源。难怪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要说，不懂得道家学说就无法理解中国文学。
四、始终体现一种不懈追求的精神
对于已经有了一定影响的作家来说，我觉得他写多写少并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如何突破自我，实现新的超越。一般水平的不说了，我注意到甚至有的大家，由于未能做到不断创新，不断超越，结果只好一再地重复自己，实际上是每况愈下。这也是很可悲的。因此，近年我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超越自我，不断创新。觉得成功的作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举成名，后来便一成不变，是静态发展的；还有一种是螺旋式攀升，生生不息，始终处于动态之中，有一种流动之感，飞扬之势。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后一种作家和作品，因为他们总是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总是呈现新的面貌。而不是像南宋词人批评的，“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其实，即使是新帽子，年年拿出来，一成不变，也没有什么看头。
由此我想到了英国现代著名诗人叶芝，他是西方二十世纪前半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跨越两个世纪，活了74岁，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生生不息，不断地超越自我。他的许多重要诗作都完成于70岁之后。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以一位已然成名的文学前辈，肯于俯下身去向年轻一代学习，他接受意象主义的新诗，直接受到小他20岁的庞德的影响，就是一例。这使他葆有渊渊不竭的创造力，使他的诗作不断地创新，永远在变化，越到老年生命活力越是旺盛，风格越益多变。人们说他老而益狂，狂得漂亮。他的创作历程经过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大量的好诗，可是内容、风格显著不同。19世纪90年代他倾向浪漫主义；后来接触现实多了，诗风转向遒劲坚实；晚期更趋成熟，哲理性强了，想象力激增，大大发展了象征主义。由于他的特殊成就，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叶芝现象”使我体会到，要想不断创新，实现自我超越，必须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具有开放的心态。
什么是创新？这就联系到如何对待自已已经取得的成果了。创新，可以说，是对于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这要有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人的年龄大了，锐气会随之锐减，更容易师心自用，拒绝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出了名以后，赞扬的话听多了，经常处于自我陶醉状态，而无视差距和薄弱环节；名声大了，到处都来约稿，不愁没有地方发表，难免出现粗制滥造现。所以说，成功是一个陷阱。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必须靠自身的勇气和毅力，靠着一种鲜活的、开放的心态。为此，我特别关注并乐于接受各种新的事物；有意识地阅读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学习它们的长处；结交一些年轻的文友，从他们那里获得新知，汲取活力，激活思想，尤其重视卓有见地、具有思想锋芒、肯于给我挑毛病的诤友。有时候文章写好了传过去，实在有些打怵，因为知道肯定会挑出种种毛病，但还是要这样做，不能讳疾忌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