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冒昧的读了这部时下的热门书,因为我对中国政治、军事乃至经济都几乎是个门外汉。不过这也不妨碍一个读者为此写下几句感言吧。
先说说作者的口气。虽然本书由多位作者合力写成,但我感觉他们的文风有着共同之处。第一是很急切,风风火火,连珠炮般,要把文字大段大段的塞进读者嘴里;第二是略显霸道,讲起别人都是不对的、浅显的、或“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然后用上述的急切文风大谈自己的道理。
那么本书谈些什么呢?主要是为读者分析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指出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而从观点上看,作者们仿佛认为目前的政府也好,民众也罢,都未能真正看清中外局势和挑战,言行举止过于端庄了,过于礼仪了,过于孱弱了——这确实是作者们“几十年如一日”的信念,要知道当年就是他们撰写了《中国可以说不》。
这是一部“及时”的书。我的意思是书中所收罗的内容基本都还没有脱离读者的记忆,有的甚至还很新鲜——汶川地震捐款、奥运火炬传递、毒奶粉事件——然后选择在今年“两会”期间上市发售。因此它不出意料的吸引了大量眼球,也引发了热闹的争论。
这是一部让我读后也能略感“不高兴”的书,但并不是认同其观点的意思。不知道是否可以把作者们与“左派”联系起来,我总觉得本书在宣扬一种“大政府”观念:中国怎样怎样,美国如何如何……这世界仿佛就是一盘两百多个棋子的奕局。而民众、个人就应该毫无异议(思想)的跟随政府行事。
伴随着这样的观念,本书接着表现出了一些偏激。比如谈及汶川地震后所谓“逼捐”现象时,我少有的看到了如书中这样的说法:
汶川地震后逼着富人捐款的问题。有一些年轻人跟我讲:我把自己工资的1/3都捐出来了,我排了两个小时队献血,我就是要他们捐这么多钱,我就认准逼捐是对的。逼“高尚”,有人指责这是“绑架”,就绑架了!怎么着!年轻人说:我高尚,你今天也必须高尚。
当然不能说民间高尚整个社会就全部高尚了,反复地这么逼,最后就有可能实现社会总体高尚化,因为外部施加了压力,并且逐渐强大,民间就反弹。
而我在天涯看到有人针对这部分感慨道:今天可以逼捐,明天就不可以抄家么?
针对奥运火炬在法国受阻这件事,本书说道:最典型的就是抗议火炬传递在法国受阻这件事了。拦火炬这个事,你警察不管巴黎市,那我就堵家乐福,咱不管堵家乐福对还是错,是否符合国家的政策,这确实是最直接的反应,行动主义式的反应,而且外交部发言人也没有说不对。
有关这点,去年讨论的已经太多,在此不做置评。
至于毒奶粉事件,本书的观点就确实让我“不高兴”了,您看书中怎么说:
媒体曝光的2006年上海交大汉芯穿帮,咱们某型武装直升机穿帮,都是我们想干事的时候发生的。其实包括毒牛奶也是同样的问题,毒牛奶这个事情,如果往深了追,是不是当初有人一厢情愿规定我们的牛奶标准应该按照欧盟的标准来制定呢?按照那个标准,我们有欧盟那么好的、含蛋白高的牧草吗?标准高,没有原料,只好造假。当初多少媒体在鼓吹“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崛起的标志,现在三聚氰胺出来了,他们又以“社会良心”的高姿态批判。说穿了,很多事情的源头就是机会主义,没有想清楚中国未来到底要怎么走,有什么样的大目标。
当我们有更远目标的时候,三鹿奶粉这种事情根本就不是事情了。我们跟自由派的意见不一样,他们认为你们连这样的小事情都解决不了还能管那么大的么?这个想法不对。中国民间有个说法,叫做做大局解小局,就是你有一个大目标的时候,小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从第一节的引文来看,作者们似乎用了一个狡猾(我不想说无耻)的逻辑:既然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欧盟那么好,那么就无需在健康指标上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这样的观点,我想即便再不懂政治、军事、经济的人,也足可以好好送上几匹草泥马。
第二节引文则让人看到了更为可怕的东西。我承认有“大局解小局”的现象,但是在此过程中“小局”是否受到侵害、损失难道可以忽略不计吗?如果为了大局就丝毫不考虑小局,那对此的最好注解岂不就是“丢卒保车”?
考虑到作者号召全民一致与政府同心对外的观点,我禁不住感觉寒意——在这样的大棋局里,蝼蚁般的民众大概就是“小局”吧。为了我们的“更远目标”,“小局”们应该明白服用三鹿奶粉“这种事情根本就不是事情”。
再转头来看本书对政府的观点,那也是有些“不高兴”的。作者们创造了一个词汇“文艺腔”来表达心中的不满。所谓文艺腔基本是指在“重文轻理”的背景下,领导人言论、政府决策具有了请客吃饭、绘画绣花、文质彬彬等特点,被虚假的和平环境冲昏头脑了,看不到海面下隐藏的冰山。
归咎起原因来,被很多人憧憬的上世纪80年代读书讨论热也成了罪状之一:我自己想想,这个“文艺腔”不仅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有关,现在可能还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有关。那时候人人都在读国外名著,你要不知道朦胧诗和流行的外国名著,就跟现在不知道电脑和博客是什么一样被人瞧不起,因为那时人们不仅面对的诱惑少,而且还都特认真。我与很多朋友聊过,他们都不知那个时候的“文艺腔”怎么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其间也衍化出了很多升级版,什么政治“文艺腔”、社科“文艺腔”、金融“文艺腔”等等。总之,这种“文艺腔”不仅成为了官方回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也成了在野知识分子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且这些年越来越明显。
甚至革命领袖也被认为深受“文艺腔”毒害:即使伟大如毛泽东,我看也有过分“文艺腔”的问题。从建国开始,就折腾《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等,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海瑞罢官》入手的。其实,所谓“文化大革命”这个字面本身,就说明了毛泽东过分重视“文艺腔”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整天折腾这些“文艺腔”的事情,不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而是坚持把精力放在发展经 济和国防建设上面,中国的崛起可以提前30年。
读了这部《中国不高兴》,我还想说两点。首先,本书描绘的国际形势极为令人不安,但我记得邓公说过当今世界的主潮乃是“和平与发展”,莫非英明如邓公也被“文艺腔”了吗?即便如此吧,可作者们由此开出的却是一剂“霸道”药方:弱肉强食,打出尊严,强大才能换取敬畏。试看书中一段:
回归之前内地人去香港很受歧视,而且是黄种人歧视黄种人,感觉很难受。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有所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强大了,就是这么简单。把你边缘化了,我领导你了,我们要是不行你就好不了。我们考虑的问题不是你们能考虑的问题,我们的眼光是远远超出两岸和内地香港关系的。香港人老百姓当港币和人民一倒挂马上心态全变了。在香港坐出租车给人民币,他们司机还千恩万谢的。
香港是否真是如此,我准备下次向S小明求证一下。但即便强大能换得敬畏,我以为却很难换得认同。关于这一点,《包容的智慧》中讲过一段道理。大意是:战而胜之,是兵法的小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兵法的大道;而化敌为友,才是兵法的至道。
第二个想说的是,公民应当拥有独立意志和选择权,国家不能用民族主义的大旗把所有人绑到战车上,目标口径一致对外,要钱出钱,要血出血,要命出命,使民众沦为棋子。诚然,家邦有难,敢不赴死。不过这终究属于危急抉择,一个国家不能让人民时刻活在高度紧张和亢奋中吧。否则,后者倒可能真要“不高兴”了呢。
2009.03.23
原载:一舟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