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一位朋友转来给母亲的一次电邮，很是感人：
妈妈：谢谢您的关照。
我们一辈子不但不搞政治，而且总想躲着政治走。记得当年把我“弄到”自己一无所知和根本没有报考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我一百个不愿意，就是因为听到了“政治”这两个字。后来有机会转系又没有转，也是因为系里的政治辅导员谈话的结果。真正的结果呢？政治作弄了我们一辈子！现在每有机会读到这些所谓敏感的文字就想与亲友分享，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这些有助于防止悲剧重演的历史教训，以我一蚁之力，加入推动历史车轮的行列。如果我一个”外国人“都会因这么点小事惹麻烦，那我的下一步行动会是什么呢？
您现在已是一个八十岁的退休老人，还用得着战战兢兢吗？您如果愿意当个无知而自在的人，您为什么还要用计算机呢？为什么还要订杂志并到处找书读呢？我们由于胆子小，总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早就无知到顶了。可是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自在过。先前是由于制度的高压，后来则是习惯成自然地用“政治文化”来自律。您真的觉得这种生活自在、好过吗？
早就听您提过李汉冲反右时自杀这件事（只是当时不知其名）。这也是我对反右很早就心怀不平的感性原因之一。记得大学修党史这门课时（78年），为右派平反一事风声刚起。我以站在右派一边的执拗，执意偏废这门课，以得分全班倒数第一（80分）为荣。这就是我这种胆小鬼的政治勇气。
我一直希望您能把当年的经历写出来，为这个历史角落填补一个小小的空白。我知道您不愿意。但我仍希望您不要把这段经历限于您和父亲的恩怨关系。我相信父亲远远不是一个完人，但我也相信他是一个有正义感并为了他的正义感勇于牺牲自己的人。记得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抱怨父亲的政治愚昧：怎么会愿意为虎作伥呢？只是在听到定居台湾的邱先生--这位父亲的家乡人--对当时情况的介绍后，我才对父亲肃然起敬。而这已经是我年近五十的时候了。如果我无缘见到邱先生，那我不是至今还瞧不起父亲的政治见识吗？历史弄人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还历史原貌的责任。当然，我不能勉强您。
祝好！
2009.3.8.
对好几代中国人来说，这些言语难以不引起共鸣，难以没有感触。从小，我们就被父母、老师、朋友一再告之，不要谈论政治，更不能研究政治。上大学选专业时，我的兄弟说，千万不要选社会科学，尤其不能选政治。有一位朋友的经历比我的更极端，他在北京读高中时，就写过哲学、历史论文，1982年考大学，他的工程师父亲命令他必须放弃这些敏感领域，只能学理科或者工科，后来他去了国防科大数学系。只是1983年暑假回家时，父亲发现他还是在看政治学、历史类书籍，一气之下，把他关起来痛打，直到他母亲跪下求饶为止。
尽管政治是不能敞开谈，也不能自由地研究，但是我们的生活又偏偏被不断政治化，被政治不断渗透，让你绕开政治还不行。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历来如此，没有不政治化的私人空间？到底是什么逼着我们的生活只能上政治化这条单行道？
被政治不断渗透的生活
我的湖南茶陵农村老家是一个相对偏远的丘陵村庄，被两条山链夹在中间，离最近的县城有30公里。在1950年代土地公有、生产与生活集体化之前，人们的生活很枯燥，但是真还没几个人知道政治是什么。不过，那也没关系，你如果选择不关心政治，政治也不会纠缠着你和家人，你照样能过着“不政治”的私人生活。
在我们那两百多户人家的村庄，以前，有乡长、保长，这些是政治权力的代表，但他们的实际职责以抓壮丁、防反政府爆乱为主，不涉及到村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更是不涉及到人们的婚嫁、家庭私生活。
关键是从前，村里人最主要的生存基础——土地、住宅都是私人拥有，不掌握在乡长、保长手里。一些山地、森林归家族或宗族公有，但是，那种公有是基于血缘传承，而非乡长、保长能插手。生产当然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年长父母还健在，那“家庭”可能是“大家庭”，要种什么粮食、种什么菜，或者是如何种、种好收割完拉到哪里卖，这些都是家里自己的事，保长想管也难。就这样，土地权划得清楚，生产权划得清楚，消费与销售权也划得清楚，私人空间有了经济基础的保障，政治难以侵入。
如果政治权力实在要介入，家族、宗族会第一时间出来保护。我们的村基本都姓陈，但分为5、6家宗族，每族有自己的祠堂。本质上，这祠堂是将政治排斥在族人之外的核心机制，是民间私人空间的关键防线。逢年过节，族里人在这里聚餐、办宴席，做社交，也当然是强化族内凝聚力的场所。由于每个族有自己的家规，包括各辈份人的行为规范，一旦有那家父母、子女违规，比如对长辈不孝，族长或其他德高望重者就在祠堂对其执行惩罚，通常是体力惩罚，或者被关在黑屋长久不给饭吃。亦即，祠堂也是族规的执行场所。
所以，私有土地、经济选择权加宗族祠堂，让村里人过上远离政治的生活。多少世纪里，在西安、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的朝廷可能改换了数次，但是，这些都没能将政治打入我们村庄人的生活。
1950年代后期，土地被公有，森林以及其它资源被集体所有，生产也以集体进行，生产队是最小的集体生产组织。这意味着，每人的吃住穿都受到生产队长、大队长、支部书记的支配。从那开始，村里人的生存需要被集体的掌权者控制，领导对你的喜怒不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事。讨好领导、不得罪领导、不说领导不爱听的话，都变成了生存之道。“我知道这样做有降人格，有违原则，但是，没办法，我得 ......”就成了越来越普遍的句型。
政治学者说，政治就是利益的分配。我们的村庄本来不存在由权力分配利益的问题，因为大家各种各的地、各有各的媳妇与家庭，种了粮食、蔬菜归自己，不需要谁来分配，顶多由族里长者主持公道就行。但是，土地公有、生产集体化之后，整个游戏都变了，政治绑架了我们村的经济空间亦即利益空间，利益分配的过程就是政治。
先是决定每天每人有几“工分”，张三有十分、李四有六分，还是李四有十分、张三有六分，这得由领导们决定。年终，再根据每个人的总工分决定他可以得到多少粮食、多少现金收入。个人的政治能力、政治正确就这样被具体转换成利益分配的。
公有财产，张三可以用多少，李四可以用多久，这些当然也由领导决定。
对于想回避政治而生活的人来说，具有同样颠覆性的是从1958年左右开始的公家食堂，以小生产队为单位大家一起吃饭，“吃大锅饭”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在村里，这种新“集体生活”开始从根本上挑战、瓦解基于祠堂的宗族社会结构，瓦解私人生活空间。夫妻吵架、子女婚嫁、小孩不当行为等“家里私事”不再由族里长者调解，不再到祠堂处理，而是由生产队长、大队长、支部书记“政治”解决，私人生活被名副其实地政治化。
家族私人生活的基石——私有财产和祠堂——都被公家化之后，村里人基本都是集体的了，那么，“反右”、“文革”、“批林批孔”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就不会缺乏参与者了，因为吃住行都由领导决定，都来自集体，不仅你不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思考，而且每次政治运动必须得参加。于是，从公家食堂之后，“社员们”经常白天在农地上就地而坐，一起政治学习，晚上也时有生产队的文件宣传会，大队也组织各类“批斗会”、“誓师大会”。对村民而言，政治化当然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但是，他们也无法抗拒。
“政治下乡”的结果，以前好吃懒做、敢信口开河的人，现在更能当上队领导或大队领导，那些干实事的老实人只能被领导。最要命的是，每次政治运动一来，还非得在村里找到批斗、打击的靶子，找到“阶级敌人”。之后，搞得村里人没人敢信任谁。原来温情脉脉、专注生活的家乡，就这样被政治化。政治权力的渗透也大大强化当权者的位势，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这之后，村里其他人不仅不敢问责，还要去讨好他们。
去集体化让私人空间恢复
80年代，村集体解散，大队的名称改回叫“村”，以前的“生产队”改叫“组”。虽然农地没有私有化到个人、家庭，但土地的长久使用权分回到各户，农民要种粮、种花生还是种烟草，决策权逐步退还给农民，销售权、定价权也逐步还回农民。生存的经济基础又慢慢掌握在村民自己手上。
产权有一定程度的私有化、经济自由权被尊重之后，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空间也逐步在我老家恢复，族内的人情往来多了，虽然祠堂在70年代基本被拆掉，那种有形的宗族自治结构暂没恢复，但是，90年代末，修家谱的传统还原，至少这凝聚族群生活的无形结构得以恢复。
生存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后，社会生活也在“去政治化”。家里闹矛盾时，人们慢慢地不再找村长、支部书记了，婚事、酒宴也不一定需要领导批准或到场了。村长、支部书记的权力减少后，这些位置的“含金量”大减，不仅年轻人懒得争夺这些位置，而且还更愿选择去城市打工。
只是因为土地的所有权仍然掌握在集体手里，村长、支部书记这些头衔还是有“油水”，权力的价格自然不等于零。所以，我老家村里的“去政治化”还没有到底。
城市生活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
与土地从私有到公有、再到“准私有”这一历程相伴随的，是村庄生活经历了从无政治的温情脉脉到政治化、再回到“准政治化”的过程。对于城市的中国人，大致轨迹类似，但在程度上不同。
50年代的全方位国有化运动，从本质上让城市人只能到政府单位和政府企业就业，特别是在“单位”既包括就业，也包括住房、医疗、养老、托儿所、子女教育、电影、社交、婚恋等之后，吃住行全部掌握在“单位”手里，政治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政治，两者之间没距离，私人空间也被政治化到子女、妻子、丈夫也会相互做政治举报的程度。
记得1979年到中南矿冶学院读大学时，我们已经是国家的人，生活空间当然被政治化。学生办舞会也得先由领导批准，谈恋爱当然更加受禁，年纪再大的同学要结婚也先要领导批，而得到这种批准在那时几乎不可能。我班有两位同学谈恋爱，毕业时，系里故意将那位男同学分到江苏扬州，女同学分到云南，我不知道，组织对爱情怎么会冷漠到这种地步？
我们的生活被政治化，想离开政治也不成，而且还不能自由谈论政治。许多同仁认识到只有民主宪政才能缓和这种矛盾，那样，人们的生活被政治化的同时，至少还能谈论政治，对涉及切身利益的政治至少能有所表达。
可是，只要饭碗掌握在政治手里，民主宪政即使形式上有，实质上也不可能有。只要政府机构、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是唯一可以提供饭碗的地方，只要政府是研究经费、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连学术领域的研究自由、观点自由都难以实现，自由的政治表达更是不可能。饭碗的来源、生存的基础必须多样化，不能由政治垄断，否则，“去政治化”的生活和工作难以成为现实。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仅启动我湖南家乡的“去政治化”，而且也启动城市生活的“去政治化”历程。在80年代，一方面引进外资带来“三资“企业，另一方面恢复私人创业，个体户也行，“傻子瓜子”也行。这些变化不只是“让部分人先富起来”，更重要的是为城市人提供了国家之外的“饭碗”选择，这种“非公经济”的比重越高、“非公饭碗”数量越多，我们自己做为“劳动力”所代表的财产权还回给我们自己的就越多。
也就是说，在国家是唯一可行的雇主时，不仅我们的生活无法逃脱政治，连我自己这个人所代表的劳动力都是国家的，是公家财产，我的双手都不属于我自己的财产。在“非公饭碗”越来越多后，不用政治权力批准，我辞职就能换工作，其实质是，我自己这个劳动力属于我私人的财产了。因此，80年代“非公饭碗”的出现，实质上是劳动力私有化的起点，也是城市生活“去政治化”的起点。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就是私人生活空间相对于政治的解放。
1986年开始的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则是启动了“住”方面的私有化，对于城市人来说，房产是第一份、也是最主要的有形私有财产。住房市场化、私有化之后，“住”就与工作单位脱钩，这样，生活的归属地就与政治、与权力脱离。这话怎么说呢？住房私有化对生活空间的“去政治化”贡献是如此之大，今天，连许多部级官员也情愿自己买套商品房住，因为他们知道，这不仅让自己的“家”的感觉更强，而且生活空间的政治度也低。
虽然劳动力、房产的私有化使城市生活在“去政治化”路途上相去甚远，但是，国有经济的比重、政府管制的广度和深度还很高，甚至在回升，国家对文化、艺术、教育、学术、科技在经费上和专业空间上还继续垄断，对民间公益、学术、社团等组织还在排挤，所以，正如上面引用的朋友谈到，即使到今天，还是只有不能谈政治但又离不开政治的生活。
原来是这样，经济基础集体化、公有化，是通往连私人生活也政治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