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4年伊始就推出厚重的《水乳大地》，一诶出版，圈内就好评如潮，这种情况已经多年不见了。作者范稳，显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作者，这本沉甸甸的书有500页之厚。作为文字的存在之物，它的份量是无庸置疑的。这么厚重的书写之物，我们该如何去阅读它，如何去享用它呢？我们还是先回到它自身。它的自身就是归乡，是精神的归乡，也是写作的归乡。它只能，它必须扎根在大地上，它必然是一次史诗式的归乡。

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最后的晚餐”那一章，有一个返乡或类似返乡的场景。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几位天主教的传教士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沙利士神父也被从西藏转道云南昆明送到广州，那个最后的晚餐他没有动一下刀叉，那天离境的早晨，这个神父坐在床头，面向西藏方向回到了上帝那里。他拒绝返乡，也许他无须返乡就还乡了。在二十世纪之初，法国外方传教会的沙利士神父没有想到自己将会终生为西藏东南部这片隐秘闭塞的土地魂牵梦绕，也没有想到一个人的孤独实际上和一片土地的孤独有着不可更改的必然联系（参见小说第2页）。这个沙利士神父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滇藏交界处的澜沧江传教，几十年了，他把生命献给了上帝，献给了滇藏地区的传教事业，他显然是把那里当成他的故乡了，小说的结尾就是这样一个归乡的仪式。

当然，还有另一处的返乡。那个烧杀抢劫大半生的康巴巨人泽仁达娃，后来皈依佛门，成为活佛身边的虔诚弟子。然而，中国革命使他的皈依之路突然中断了。一个代表政府的年轻人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叫做木学文的年轻人，就是他的亲身儿子。吹批嗽嘛在木学文代表政府来逮捕他时，提出一个请求，他要跟活佛告个别。他“面对活佛的静室方向，默立了片刻，嘴里蠕动着什么，然后把双手高高举起来，在头顶上合拢，缓缓移到胸前，再匍匐下去，额头在地上磕出沉闷的响声。一次，两次，三次。”（参见该书第497页）。这是一次虔诚的皈依，也是极为复杂的历史性的别离，这个场景包含着政治、宗教、历史、伦理的诸多冲突。对于文学书写来说，这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再次离去，但他却是如此亲切地匍匐在土地上，那就是故乡，就是故土。他在这个时刻返乡了。书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回到了它的根基，一种更为深广的根基，一种根基的根基。

小说展示了澜沧江一个小小的峡谷地带被宗教支配的生活，这里演绎着千百年的信仰传奇。历史发展到20世纪初，这些带有原始意味的部族，又面临西洋宗教的介入，精神生活的局面变得错综复杂。小说不只是写了几个特殊的部族，而且还写了更为特殊的人群，那些藏传佛教的喇嘛、活佛，纳西族的祭司，基督教的神父，要写好这些人需要有相当深厚的宗教史知识的准备，范稳显然是有备有而来，他的书写据说也采取了“还乡”的形式，用政治术语来表示，就是回到生活，回到人民中间。他居然花费数年时间深入到藏族地区，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同时也在宗教史方面下足了功夫。他可以把处于不同宗教信仰中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与世界观，他们的性格心理都表现得相当恰当，颇有些栩栩如生，这并不容易。基督徒关于上帝创造一切的信仰，佛教徒对来世和转世，对神灵的迷信，纳西族对鬼神的敬畏，这些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冲突，显示出生活世界的那种巨大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这些族群生活于艰难险阻之中，他们的存在需要巨大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信仰对于他们来说，显得如此重要，没有信仰，没有对神灵的敬畏，他们无法解释世界，也无法超越存在的困境。在这里，文学书写回到了“族群”最初的存在方式――明显不同于汉民族的少数民族才有的那种生存信念和超越存在困境的那种始源性的意志力量。

确实， 无庸讳言，这部小说包含了某种宗教情绪，或者说宗教信念或精神，这在当代小说中并不多见。当然，它有更为丰富的东西。小说有相当大的时间跨度，这部小说讲述上世纪初以来西藏澜沧江某峡谷地区不同部族之间的生存斗争，他们各执不同信仰，既展开血与火的冲突，又有水乳相交的融合。藏传佛教徒、纳西族之间的信仰之争，其间又插入西洋基督教（或天主教）传教士的介入。小说既展现这块严酷土地上的带有原始意味的生存情景，又表达着人们对自然与神灵的特殊态度，生存在这里显示出粗犷雄野的特征，又有人神通灵的那种无穷意味，作品显示出了少有的精神性气质。西藏的异域风情，严酷的大自然环境，宗教之间的生死冲突，生命的艰险与瑰丽……，从上世纪初到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的西藏历史，如此紧张而舒展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它使我们面对一段陌生的历史时，直接叩问我们的精神深处。

通过宗教回到精神生活的源头，回到最初的那种存在状态。这使我们想起了已经遗忘的“寻根”主题。但在这里，生存之根基是什么呢？其直接性是宗教信念。小说力图在信仰冲突中来表现出异域的生活画卷，并且充分地展示了一种“族群”的存在方式。中国人的生活缺乏宗教（这主要是指汉族），文学作品涉及宗教的不多，既难处理，也容易出问题。这使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宗教气息极为淡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人口的民众，不需要宗教来归划他们的灵魂和精神，这也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好在我们有各种思想，解决了一大半的问题。但对于文学来说，确实是一件困窘的事情。尽管说，自近代以来，基督教就面临危机，文学也参与到怀疑信仰的行列中去。但对信仰的怀疑本身也是对信仰的探讨和追寻，这使西方近世以来的文学作品在精神维度方面总有它的深刻性。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依靠救国救民的启蒙和革命理念来建立内在思想深度，但在20世纪末，这一思想体系的历史根基变化了，文学作品如何重新获得深刻性，是一大难题。很显然，范稳这部小说以它的倔强性，走向存在之始源，向着人类生存的那些复杂领域挺进，这是一种信仰的还乡。

当然，“还乡”式书写并不是写出一个理想化的精神乌托邦，也不是信仰的清静澄明的世外天国。“还乡”是寻找什么呢？那么多的争斗、冲突、杀戮，它展示了族群之间的生存争斗，通过与自然环境的斗争来刻划“族性”。在这里，文学书写与文字的力量找到共同的处所，共同扎根的大地。也许我们可以从小说叙事展现的民族性这点上来看出文本叙事的力量。所谓“民族性”这种概念已经被过度使用，这些“民族性”通常是指中华民族，而其内涵主要是汉民族的民族性，它在人们的叙述中，并不指向生存的状态与方式，而是由典籍文化规定的那些民族性的思想文化特征。事实上，汉民族本身受着地域差异的影响，其民族性的概括本来就十分困难，因而也显得牵强，典籍文化的规定也代替了活生生的表现。少数族群由于其更紧密的族群内在认同，使得他们保持更为一致的信仰、认知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在与自然以及其他族群的对抗中展现了独特的生存意志，承受历史累积的苦难与仇恨，显示出不可松懈的顽强斗志。看看小说中关于自然环境的描写：

天碧蓝如洗，云团堆积出千奇百怪的形状，变幻出黄、红、白、黑、绿、紫、青、蓝、灰等等远远超出你想象的颜色；阳光从云缝中射出来，极富穿透力和表现力，像一束巨大的追光照射到大地上。有时这种追光就像被神灵所使唤一般，任意地打扮着苍茫的大地，使它雄浑、古朴、苍凉，仿佛上帝创造世界时的景象。有一天一束奇特的阳光照射到左盐田的村庄，久久不肯离去，使那里的房舍和农田看上去像是个大舞台，纳西人土掌房的轮廓被极具质感的阳光勾勒出一道道金边，炊烟在金色的追光中袅袅上升，使人感到那里就是贫寒苦难的人们梦寐以求的仙境，而那时峡谷里其他的地方还笼罩在一片烟雾弥漫中。（见小说第234页）

这是从一个神父的眼中看到的自然景观，它表示一个活佛将要从这个纳西族村庄诞生。这些自然的神性，表达着存在世界里不可洞见的那种力道。

回到生存始源状态的书写，精神、存在与书写本身获得了一种同一性。范稳依赖这种同一性，同一性支配着他的叙事，提示了共同归乡的道路。其中当然也有差异性，但都被同一性淹没了。小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藏族的不同部族，康巴人的勇猛，视死如归的气概。他们对战斗，对杀戮有着满腔的激情。同是藏族的野贡部落就显得更为有策略，他们给勇猛留下回旋余地，因此，野贡家族能够成为狭谷里最古老、最富裕的庞大家族。小说写到康巴巨人部落与野贡家族的恩恩怨怨，无不写得惊心动魄。部族的个性，差异性确实时刻被强调，但潜在的同一性却更顽强地表达出来。那些数百年，数十年就要演绎一遍的生死战斗，显示了狭谷里的生存之悲壮，也掩盖不住它的浓重的悲剧性气息。作为对一种“族性”的书写，泽仁达娃可能是写得最鲜明最有力度的一个形象――他是真正超越同一性的另类（小说中他也被其他人看成另类）。这个在族群血与火的冲突中死里逃生的康巴人，成长为一个巨人一样的勇士，但他只能是一个末路英雄。他成了一个烧杀抢劫的土匪，他的勇猛与草率，狂野与深情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最终他也不能摆脱同一性，其一是他的情爱；其二是他的宗教皈依。

小说中写到他与木芳的爱情，显然是奇特、不可思议而又异常动人。这个土匪被一个美丽的纳西族女子的美丽与身体所融化，真是一物降一物，应那句古语，英雄难过美人关。木芳是唯一能够制服泽仁达娃的人。这里的爱情都显得极为奇特，狂野而浪漫。作者并不热衷于描写爱情，信笔而至，却总是有引人入胜的效果。当然，小说似乎隐藏着一个更深的思想，那就是人性的爱，有着更为强大的力量，信仰与部族之间的敌对，那些世代相传的深仇大恨，只有纯粹的肉身之爱才能化解。泽仁达娃之与木芳，独西之与白玛拉珍，都以肉身之爱超越了宗教与部族――这似乎才是真正的“水乳大地”。宗教的力量显得那么困难，而是身体的交合则是那么单纯自然。就象水乳交融一样。在这里，爱的同一性占了上风，成为与宗教一样的根基，宗教只是在最终的本质意义上具有同一性，在皈依的那个时刻具有同一性――不同的宗教在那样时刻都回到了神或上帝那里，而爱却是更为原初的同一，身体的交合是纯粹的同一，是绝对。这是生命的归乡。那个野贡家的后代独眼（独西）与纳西姑娘白玛拉珍的爱情，那些狂野的情欲，却象燃烧的山花一样烂漫，带着充足的生命韵律展示出人性的绚丽。当然，更有生命内涵的爱情还是泽仁达娃与木芳之间关系。那不是什么心心相印铭心刻骨的爱恋，而是生命、身体、神灵式的相遇，多少年，那个土匪还对木芳永志不忘。因为有爱，这就是同一性的根基，最后泽仁达娃皈依了佛门，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正如小说的结尾处所写的那样，泽仁达娃完成了他的人生，狂野的族性也消蚀于宗教宽容之中。

人类的恩恩怨怨，仇恨与苦难，都只有在宗教里化解。这似乎是小说刻意表达的一个主题。小说非常深入细致地表现了宗教在藏族这个生存艰难的地区具有的至高无上的作用，也描写了基督教介入藏族地区的具体过程。作者没有概念化地处理佛教，也不带任何偏见地描写了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尤为难能可贵的在于，作者写出了一群献身基督教事业的传教士的形象――这在历史教科书或其他文学作品中，被简单粗暴地处理为帝国主义阴谋家的一群人，在范稳的叙事中，他们也显示出了某种可贵可敬的品质。作品最终要表达的是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宗教的本义就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们的灵魂之间的沟通，因此，不同宗教之间更没有理由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作者显然是从一个理想化的同一性角度来表达宗教观念，他把宗教看作一种纯粹的精神信仰，一种维系人类平等、友善、和平共处的精神信念。最后，在社会主义政治的协调中，不同的族群之间矛盾化解了，不同宗教也和平相处，达到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就象抵达天国或神的境界一样。我知道，这与其说是作者的现实理念，不如说是期望与祈祷。

在这里，文学书写的同一性给文字的存在以有限性的力量，文字被文学的同一性规范住了，文字不能撕裂文学书写的理想性，观念性的力量，美、爱与皈依这种理想，也许远比文字本身的存在更具有远大的意义。

不管怎么说，已经有很长时间，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人如此怀有激情地表达过宗教，也少有人如此热烈地描写那些荒蛮而瑰丽的大自然风光，更难得看到对生命与生命，与神灵的碰撞迸射出的火花，范稳的《水乳大地》给我们展现了这一切，我们还有什么苛求呢？这是文化、信仰与生命强力碰撞交合的瑰丽画卷，垂挂在当代文学荒凉的祭坛上，它是对一种生命史的祭祀，也是对一种宏大写作的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