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网上读到卢跃刚先生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公开信，真是感慨万千。几天来，信件的内容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使人激昂，又让人悲切。

卢跃刚是《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冰点”专刊原主编，又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年前报告文学学会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组织了对三十年间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评奖。卢跃刚的作品《以人民的名义》位列获奖的30篇作品名单。但是他后来获悉，在八十年代有过巨大影响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苏晓康，他们的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竟然被排斥在外，被明令宣布不能进入评奖之列。对于这种无理的排斥、明显的不公，卢跃刚极为愤慨。早在九年前，学会两位会长主持编辑“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时，就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当时卢跃刚就毅然拒绝被列入“大系”。而这一次，他又在这封信里公开抗议这种无视历史存在的所谓评奖，并且毅然决然地宣布拒绝接受由此评给他的所谓奖项。

我极为敬佩卢跃刚先生的正直刚烈、高度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众所周知，当今的文化教育界，追名逐利成风，犬儒主义盛行，职称、头衔、课题项目、奖项，一直是许多人争相追逐的目标，为了这一目标，往往使出浑身解数，或请客送礼，或弄虚作假，或拉帮结派，或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无所不用其极。而正是国家财政在这方面的巨额拨款，养育了一批所谓的“精英”，他们或沉湎于名车别墅齐全的“小资”生活，或陶醉于脱离现实的象牙之塔，或卖力帮闲，粉饰太平，充当旧体制的卫道士和吹鼓手。知识分子群体，本该是社会的良知，本该最具忧国忧民的意识，最具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最能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思考、而呐喊、而担当、而奋斗。可是如今这种作用却是大为消蚀、大为退化了。当然，正直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的，而且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一批具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正在脱颖而出，而卢跃刚先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继承了刘宾雁、苏晓康等文学界前辈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仗义执言，为公正、民主、进步而呼号，这种精神在当今社会弥足珍贵，令人起敬，堪为我辈的榜样。

我也极为感慨于这封信中所提到的可悲可叹的社会现象。多位曾经叱咤文坛、影响了一代国人的报告文学作家，竟然会被一手屏蔽、从文学史上“除名”。早在五十年代就以《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作品崭露头角的刘宾雁，新时期复出后又写出了《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等惊世骇俗的作品，他的成就和影响得到文坛的一致推崇，以至1985年中国作家协会改选时，他以仅次于文坛泰斗巴金、位列第二的选票当选为作协的领导成员。新时期步入文坛的苏晓康，也曾写作《阴阳大裂变》、《乌托邦祭》等颇有影响的名篇。两位的作品，多次列于全国历届（1977—1986）优秀报告文学奖的名册。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带动以及其他一些著名作家的共同努力，使报告文学这种新闻和文学嫁接的体裁，异军突起，成为干预生活、影响舆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他们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们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名字不容湮灭。可是，这些年在上上下下掩盖历史、尘封历史、歪曲历史的强力之下，他们，以及一批曾经为国家兴盛、社会进步，为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已经完全从共和国的史册上消失，尽管时光才过去了二十年。他们的名字，已成为出版物上的禁忌、网络上的“非法信息”。当今的年轻人简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根本不知道二十年前中国文坛或是政坛上的某些巨人。卢跃刚有次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讲课，竟然发现在座没有人知道当年的名记者、名作家刘宾雁的名字。《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某次招聘时，竟然发现应聘者没有人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过一位姓赵的总理。如今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时，竟然竭力回避当年为改革开放披荆斩棘立下了不朽功勋的两位总书记的名字。这真是十三亿中国人的莫大悲哀。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柏杨先生1984年在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说中的一段话：“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众所周知，上述种种要把中国文坛上、政坛上的巨人从历史上抹去的行为，就源于20年前的那次事件。这次事件的是非曲直，在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是不言而喻的。可是这种话是说不得、也没有地方可说的。因为掌握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人“有一万个理由”来为当年的行径辩护。一百多位无辜受难者的母亲们，自1995年起，年复一年地向“两会”递交申诉，要求给出公正的说法和抚恤，可是号称代表人民的“两会”，从来就“有一万个理由”不予理会。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逻辑。这样的逻辑什么时候才会有所改变呢？

（200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