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寓教于杀
我从看守所被押送农场劳改时，被监禁已快两年了，还不知道刑期，法院不发判决书，这等待判决的日子真难熬。
而且经历过了那次惊吓，我心里的慌恐久久难平。那是1961年冬接近年关的日子，在半步桥看守所。
上午饭刚过，所有在押犯人都从监房被集中到房外的通道里。这个看守所据说设计很规范，在我记忆中每个通道两侧共有七个监房，我们就是从这七个房门里挤出来的，汇到一起将近有五百个。排好队坐在水泥地上，接受广播教育。广播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判大会，处决对象是在押的‘右派份子’，听其姓名，好象叫任铁林（也可能音同字不同。或因年代久远，记性不好，姓氏会有出入）。
那天出奇地冷，可以听到楼外北风呼啸，呜呜之响分外凄厉。要下雪了，里面很暗，一点也不像白天。几乎人人都是兜头披着自己的棉被蜷缩于地。待坐定后我偷眼看去，前后左右挨挨挤挤占得很满，一团团班驳陆离的破棉烂絮，如同被许多无形的线缀在了一起。我不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盖尸布有几尺几寸大，如果用那年代使用率极高的词语‘伟大’来表达，那末，眼前的景象就如同一块极肮脏又很伟大的盖尸布，遮盖掩映着囚犯们一个个莹白青泛的面颊，和还在动弹着的躯体。我心头恐怖，还努力向自己解释：这是因为自然灾害，由于饥饿和缺少日晒，我们的人间光景只能如此啦。
那末我自己成了什么模样呢？看不见！想当然同其它人的成色差不多。
此时正前上方有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盯牢着我，我意识到了，是公安份子的警惕性。我头颈转动被看作了阶级敌人的异动，于是紧忙把头低下去，向他表示阶级敌人不异动。
其实，我多看他一眼确是因为心里赞赏。他背手直立，威仪可人，这是多日不见的人模人样的人了。无产阶级狱卒的气宇这般轩昂，使我只觉得自身污秽，无心去想他肚子里如何的凶恶。在我那时的年龄，心存善意去度量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但是，没人会想到我还这般单纯，左派份子们早在我十九岁之年已将我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凶恶敌人。今天的公审，如果要杀人，多半是要杀给我看的。
然后高音喇叭响了，审判长宣布开会。开场白声色之厉，几同于咆哮。说革命形势如何的好，而阶级敌人不甘灭亡又如何猖狂反扑，对他们应于迎头痛击并且严惩不贷的话。看来无产阶级又要证明自己战无不胜了，此时仰天长啸，显示的是子弹上膛刀剑已出销，立意要杀人。在场的囚徒不知道要杀谁，只觉杀意逼人，恍如自身陪绑于刑场之中。我当时一定脸色煞白，从内里面透出来的凉气使我发抖。
接下去听到狱卒的呼喝声、怒吒声，似在役使牲畜，重叠着脚镣擦地的呛啷声，人犯出场了。好像还走了一套过场，比如询问罪犯姓名、性别之类，回答的声音很模糊，原因可能是广播喇叭太破，杂音干扰。稍事静定后，是公诉人的指控，也是声色狞厉：说该犯原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如何因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成为在押的右派份子。本应认罪改造、重新做人，岂料该犯怙恶不悛、拒不认罪，视党和人民的宽大为可欺，在押期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无产阶级专政猖狂挑衅。更使人民‘孰可忍，孰不可忍？’的是该犯屡屡顶撞管教干部，并在监房里摔盆打碗谩骂绝食不服管理等等。
公诉完毕后，停了好一阵，似乎在商量什么，只是未听到任铁林的声音。
再后是另一个人宣读判决书，大慨是人民法院的什么书记官。这人脾气倒好，声气平和，慢条斯理地念，念那份早就写好了的判决书，像是读书人朗读课文。书里历数该犯的思想罪、言论罪、不认罪罪、猖狂反扑罪，一条又一条很清爽，因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等， 宣布对该犯判处死刑，立即绑赴刑场，执行抢决。
再下去是静默等待，不知要等什么。通道里更暗了些，大雪将至也。我略微抬些头，看到一片死寂，没人敢动一下，想偷瞧一眼那们虎视眈眈的狱卒，但没有找到。
等待了好大一会儿，喇叭里又有一阵一阵的响动，应该是武士出场了。可以听到他们做活计的声音，似乎重新捆扎人犯的声音，不知道在干什么的声音，有可能是将人犯拉出去的声音，还有干扰杂音等等。这一段等待时间很长很长，后来已经没有可辩认的声音了，狱方还是要我们听到底，教育到底：寓教于杀也！再后来是出奇的安静，囚犯们个个噤不出声，不知道都在想什么。
（二）每人都要发言表态
教育过了后，回到监舍开下午饭。吃了窝头喝过菜汤，值班号（每个监室里被指定的囚犯头儿，称值班号）被叫去布置任务，回来说要讨论感想。此刻囚犯们惊悚初定，身体也回暖了。就踊跃发言表示愤慨，并为任犯添加许多新罪行，比如‘变天复僻’罪、‘气焰嚣张’罪、‘令人发指’罪、‘抗拒从严’罪等，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政府对他这般仁至义尽，却不料该人反动之至，今日毙他是很宽大的，等等。
我同室的这些狱友，多数文化不高，还有不少识字不多的庄稼汉。只因被‘看守’时间长了，饱受政策教育，平日积攒，内里存货渐多。遇今日场合，自然翻腔倒肚，争相表现。其政法语汇之准确、之丰富，凑到一起很可观，若是想超赶个世界水平什么的，绝对没问题。
我知道，凡是收听了公判大会、凡是知道了这件事的人，无可例外，都要作这样的发言，都要讨论这样的感想。这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一切阶级敌人，尤其对于‘一小撮右派份子’来说，可静观其杀鸡儆猴的反应。对于该案的另一方当事人------包括北京市委的人、市公、检、法的人、有关狱卒和刽子手，总而言之，对于这一大堆左派份子来说，他们也必须要聚在一起总结表态，提高认识。没有人可以回避革命的拷问：为人民而杀人，于十亿民间，其为任重道远乎？士欲虎狼其心鹰枭其性而志存弘毅乎？必认清形势去从，勇夺光荣前程并为之而‘心潮澎湃’乎？（这个流行成语乃属通病，那年头中国人的生理有点特别，似乎丹田里都夹着一疙瘩‘心潮’，水汪汪的，待等革命一呼，便一齐‘澎湃’。十三点之至！）我猜想在此时此刻连领袖份子也不会例外，他会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听汇报，一边在脑筋里想着许多著名的毛泽东思想，比如矛盾呀实践呀粒子无限可分呀世界革命呀和尚打伞呀之类。天长日久，那个千奇百怪的‘继续革命’的学说终于一点一点想出来了。
我为任铁林伤痛，今日依然。一条血性的汉子被杀害了，我对他的所知只有这些。
他是杀给‘不认罪’的右派份子看的。所以说任铁林被杀的理由同他本人的关系甚小，他是供杀的一方，别的右派份子也可能被选中，但都不具决定性。决定性的理由在于杀方有需求。中国人自来就有祭刀立威的做法，人民的法院因为要革命，所以继承了老祖宗的规矩。其它地方可以不杀，而北京是首善之区，当此空前饥荒时刻，不杀或危及社稷安全，杀或能使左派大佬们的脸面油走红光，并使许多办案同志们得到了立功受奖、升官提职的机会。你想啊！到底是一颗头颅哩，其业绩岂是区区无期徒刑或些许有期徒刑可比的呢？
真侥幸自己还没有这般大胆暴躁，今后要仔细着脑袋，必须努力‘认罪’
但还是担心着重判，因为先后有好几个同室‘现行反革命份子’与我年龄相仿，捕前也是高校右派，拿到的判决书是无期徒刑或者二十年，不久后便押去兴凯湖了。
看守所里人犯是天天流动着的，来的来，去的去，我常见到类似的‘案情’：对现社会心存疑惑，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有志于研究马列著作，希望在高一层水平上理解社会理解自身的命运，如此而已。或也有大同小异，都被无产阶级份子们归之为‘现行反革命集团’。
我的办案人一开始就认定我犯的是‘反革命集团’罪，因为我有两个右派朋友保持交往，但‘集团’里还有谁？共几人？怎样‘集团’的，却没有人对我讲。直等到后来看了‘判决书’后方才知晓。看着‘书’上开出来的‘集团’名单，想想真是很神秘，又荒诞。好几个曾与我在同一牢房相处过的，包括牢内刚相识，也包括反右运动后再没见过面的老同学狱中相会，当下并不知晓我们是同一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后来知道法院这种判定时，‘同案’们早已各自东西天各一方了，这是后话。
还有好几个同案犯从未听说过，一辈子不会见面了。
我常幻想着，如果我的办案人不是特别贪婪的话，自己可能会轻判，因为我什么也没做。
我无法判断前面等着的是什么，就在忐忑不安中，被押送到农场劳改。
（三） 我不敢上诉
我就是在这个劳改队收到判决书的，那天我因结核病正住隔离病室，被通知说要为我‘开庭’判决。九点钟左右，囚犯都出工去了，劳改队大院内很安静，我被叫到一间小平房内。两男一女三套笔挺中山装，端坐在一张长条桌后面。坐中间的男的自称代表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宣读对我的判决。我坐在对面的小凳上，凳子很矮，使身体蜷缩成一团，显示出人犯是多么地卑贱，人民政权历来就是这样安排的。听完后接过‘判决书’，旁坐的女人又训示说：可以在十日之内提起上诉，我回答不上诉。‘开庭’全过程约三五分钟就结束了。
看得出来，这三个人属于有教养的左派份子，说话举止都很文明，似乎生活层次也很上挡。我想如果左派份子有点什么‘精神’可于典型化、人格化的话，不妨看看他们仨。虽然无法知晓经他们的手累计狂判出去了多少年，但我绝对知晓：他们是假装不知道写上去的这些‘罪行’是不能成立不能量刑的。但他们必须这样做，因为他们所有文明教养的生活必须建立在这架绞肉机下血淋淋的数字上。在我印象中那两个男人很在行，全身腔调都如例行公事，一点也没有在意我是一个活人，甚至对自身也全然不当是活人而不过是工具。倒是那个女人还有一点活气，我曾三次抬头看她，她就做了三个鄙夷的脸色回应。第一次时，我发现她好像是在等待我的视线，视线一到即把脸色做好。后两次是我的实践检验，果效恰如预想。我至今还对这个女人有好感，尽管鬼脸儿难看，好歹也算给出了一点人性表现嘛，何况还给了三次。判断该女人的年龄和姿色，当属于‘培养’对象。若是‘培养’，定然重在过程，而不一定介入业务很深，所以她不很在行。投我以蔑视是一种变异了的报复，报复倒不是曾经同我吵过嘴打过架，而是因为自卑。这种人的高傲和自卑，都因于委身权势，因失去独立人格而自卑，又因侧身于权门而高傲，张扬其高傲可从中获得报复的快意。
我说不上诉。并不是对判决满意，而是害怕上诉。
在我所遇到的新老囚犯中谁都清楚，我们的司法境况中有两条规则，如同毛诗中‘雄关漫道’一样的‘真如铁’，是不可改变的：
一、 捉进了公安局大门人都是要判刑的：
你可以不知道为什么被捉，但必须知道捉你是为了判刑。不会有人向你解释什么，而是逼着你写书面‘交代’。交代什么呢？当然是‘罪行’，狱卒会指着鼻子预先告诉你：‘你是要判刑的’！怎么判刑？当然先要你先拿出罪行来，照着程序走，大家都方便。先不管你写什么东西，落款必须写‘犯人***呈’，还要按上一个个指印，你若不愿意，身边自有老囚犯逼着你这样做，穷凶极恶！你若是申辩自己无罪，却没人会听，更不能在操作层面上使专政机器稍有停顿，公安局岂是为你一人开的呢？自从你的姓名性别列进名单后，处理程序即已启动。跟据上级指示精神，办案人员必能把你的‘罪行’搞出来，将之搞全搞满后上交，再等上面批下来就‘结案’，再下一步是量刑分派：五年、十年、无期或死缓，绝不可有半点含胡。甚至可以说：在全套过程中，你这个待判人犯的存在，仅供参考。
二、切不可上诉，上诉必加刑。
因为上诉就是不服原判，就是‘不认罪’。原罪追加‘不认罪’罪能不加刑吗？那末，‘上诉’这道‘法律程序’岂不成了诱人的陷阱？我想是的，法理上不妥，但从情理上讲，也只能如此了。你想啊，给每个囚犯判定的刑期，包含着公、捡、法三方办案人员的辛苦努力，刑期的长短指标着这些人成绩的大小，又直接关连着每个办案人的政治表现、仕途前程。获刑人员的上诉行为或上诉想法，看来都是损人利己极不道德的行为和思想，它将损害办案人员的既成形象和未来目标。势所必然导致同仇敌忾联手报复，不加刑怎能舒展这些办案份子心中无产阶级革命正气呢？所以我不上诉，学聪明了，不想再遭第三次毒手。
（四）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公安份子
我不能胜任劳改队里的劳动，在看守所长期监禁及饥饿，已是脚面浮肿，走路头重脚轻。外加上我所遇到的张队长，使我每时每刻担心着他会找个茬口加害于我。
我绝不知这位小队长的来历，未见他穿过军装，走路外八字，甩胳膊也是并行着外八字，举止不像当过兵。一口河北话，能用一种很市井的口气，流利地表达最前沿的思想、最先进的理论。比如说他在‘点名训话’中会随意地指名叫骂某某犯人是‘歪鸡巴狼’，某某犯人‘整天想着女人的小肚子’惹得全队人都齐声用大笑讨好他，被骂人必定是个痞性不改的流氓盗窃犯，此刻正心花怒放，骨头都被骂酥了。大家听着听着就都明白了：小偷流氓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犯点毛病不算敌对行为。然而下面的话就凶狠了：‘我们这里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还是很严重的。你们当中还有人仇恨共产党，别以为不哼不哈我就看不出来。你们大家都要留心着，瞧我哪一天叫他现原形！’没有人听不出来，这话针对的是我。小队里像我这样由‘右派’而‘现反’而被定义为敌我矛盾的，只我一个。因为有我在，他就能将毛泽东‘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理论演示得这样精彩！
所以我在犯人中也很孤立，人人必须对我仇而恨之，才算努力改造。为平安计，我处处自觉退让，同号（习惯上把监舍称‘号房’，囚于同一号房的互称‘同号’）明知无什矛盾计较，因需要‘表现’，就对我侧目而视，疏而远之。一个班里只有几个‘历史反革命’犯，年龄较大，不同我为难，有时还会暗地里交谈几句话儿，但不公开接近。
我绝不有意去得罪这位队长。而事情却彼此都明白：他们有了学习心得必须要表现出来给人看：恨右派份子，就是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积极表现。理论这种东西，竟能做得这般令人毛骨悚然，常使我疑惑不解。
现在想来，有什么可以疑惑的呢？那个年代，理论已经没有其它理论了，思想只剩下这样的思想了。我们经几代人‘大破大立’之后，似乎连血脉里的文化基因都淘空了，能立起来的东西是仇恨。
疑惑不解的还有：小队长的眼睛究竟是左邪还是右邪？因为无论我的位置在他左后方或是右后方，都能觉察到他半边面颊上有邪剌剌的眼光叮我一口，好像是在说：‘走着瞧，看你能跑出我的手心！’
据我被关押以来的经验，似乎凡公安干警，个个对我都怀有一种很特别的仇恨。设如有一百个囚犯站在一起，当一位新来的公安视察一遍后，第一个激动起他心中革命怒火的必然是我。开始时我以为这是戴了眼镜招人生气，那年头人都喜自称‘大老粗’，没文化是一种荣耀，是贫下中农怀有‘朴素阶级感情’的标榜。因而，用一种翻身得解放的快慰感来歧视读书人，右派份子最是现成的对象，眼镜则是对象的标签。
但这还不是全部原因，更因为是我心事重，嘴巴不想说话，眼光不想看人，对他们不愿给出表情，这是最招人恨的。你想啊，面对面两个人，一个对另一个有管理权，管理人的自然欲望必是被管理人明白自己‘身份’而表示恭顺。当权力达到‘改造’和‘被改造’、关系到对方生杀命运时，欲望便要膨胀。而一旦被当代理论武装，觉悟到自己是个‘不施仁政’（注：‘对阶级敌人不施仁政’是毛泽东语录）的专政工具时，膨胀更会成倍地加强。此时他所要求对方的不再是一般的恭顺，而是巴结，是讨好，是乞怜，是小狗儿见了主人摇尾巴。如果发现有人不这样做，便是忤逆，便要行使权力，实施报复。
在所有的囚犯中，右派份子是最便于行使报复的。因为他们的‘罪行’本来就是言论罪、思想罪、‘不认罪’罪，这种罪都是被检举出来、被分析出来的，无需什么证明。只消平日里多收集小汇报、小告密，日子久了就有材料，材料够了便可认定该犯‘思想反动’‘抗拒改造’‘刻骨仇恨’‘梦想复辟’‘恶毒攻击’等等。给他们定什么罪，加多少刑，都是人为努力的结果，也是立功的机会，既能出气解恨，又有利于自已的前途。
中国人有句老话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五行八作都有所靠，监狱非山非水，狱警该靠甚呢？这也难怪。
这里似乎有一条规律，当‘被改造’的一方逐渐奴化，越来越成为合格贱民的同时，‘改造’一方将变得越来越拔扈，越来越阴狠。应当说是互相改造，两造都离开人性越来越远。常听说劳改政策能使‘坏人变好人’举例如宣统啊战犯啊之类，弄些‘典型儿’宣传，岂能当真？即便故事为真，其人的‘教育成果’也不过介于顺民和贱民之间。如果其中有好人，我以为他本来就好，能在劳改中没变坏，就不容易。
我同这位小队长正好成双结对，被套在这一规律之中。他对于要做什么，并不隐藏，我不会没有感觉。
这是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学到的知识，是有关人性的普遍知识：自从夏娃在伊甸园偷吃禁果以后，与生俱来的罪性不会自行离开人心。过去如是，今日也然，今日只不过失去了专政理论支撑，只不过没有大师级人物的政治号召，收缩于人性底层的罪性稍有收敛就是了。我想一个社会如果能抑制人性中的邪恶和苦毒，能有效化解人心中的隔阂和仇恨，我们就能有一个好社会，不过现在还不是，那个被召唤起来的妖魔还没有离开我们的人间。
那末怎样摇尾巴呢？摇尾巴不仅仅是动作，也不仅仅是表情或话语，而是全身所有的肌肉骨骼联合起来的综合表达，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某种训练有素，一个好的摇尾巴应当娴熟到能使对方感到从内心里散发出来的恭顺亲媚。
我的这些同号中，有的摇得很娴熟，有的不很行。我也曾想学着摇，但每想到左派份子不屑的表情和革命的义愤，便打消了此念。
我自以为不摇不犯王法，却不知正好犯了革命的大忌，比犯王法还严重，不招来仇恨才怪呢。
（五） 无知比有知更优秀
我们大约廿多人编成一个劳改组，设组长、付组长各一人，分管组里政治学习和生产劳动。这一群‘同号’每天24小时吃睡干活都不得分离，但日子长了也记不住，只记得组长姓于。这位于组长因为盗窃罪被判刑十三年，二十多岁，好象新婚不久，看他的样子，入狱前本应是个斯文懂礼的青年，不知道为了什么，刑期这么长。幸得有性格帮了他的忙：嘴巴甜，眉眼和身体都会表示孝顺，小队长就很信任他。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于组长保护过我，事情是这样的：
付组长姓王。可能也是犯盗窃罪，二十五六岁，人很霸道，随时都有一群组员围着奉承他递烟给他抽。这天，或许是受了别人怂恿，他在组内提出要联名请求，希望狱方增加些口粮，理由自然是饥饿。收工后就在监舍内就谋划起来，说是自愿签名，就一个一个地叫名询问。被问到的大都说同意，没问到的都不出声，似乎有些为难：王组长是不好得罪的呀！
这时我正好要把洗脚水泼到门外去，满以为还轮不到问我。那知刚端水盆到门口，却先被他叫住了：‘你参不参加？’ 我只好匆忙表态：‘噢！这个，我、、、我觉得粮食还够吃’就出门离开。在外面磨蹭了好大功夫才回屋，唯恐回屋会挨骂，没想到都很安静，我没敢再问，事情过去了。
第二天同一时候，囚犯们也是在洗脸洗脚，张队长怒冲冲进来就训话：‘好啊你们这些犯人，狗胆包天哪！还敢写联名信，想造反吗？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能叫你们乱来？昨天谁提出来要写联名信的？给我站出来’。
王组长应声立起，低头说‘报告队长，是我’。看得出来，他很怕。
‘你还嫌吃得少？你是个犯人，知不知道？饿死你了吗？你来带这个头，胆子不小啊！还有谁，谁在里面出主意？’
又有一人立起低头，是同王组长走得最近的那个。此人生得五大三粗，京郊村里人口音，却又一身江湖气。获刑的案由是‘扬言要攻打粮库’，大概又是饿肚子闹得。好象没算反革命，以‘坏分子’抓进来的。我想不出他将怎样‘攻打’，充其量是叫阵泄愤安慰肚子而已，狱方也没将其视同于危险份子。
‘还有谁？’小队长更加声色俱厉。
又有七八个立起，低头说：‘报告队长，有我’
看样子这已经是联名人的全部了，都是昨天我出门泼水前表示同意的，也就是说，自我离开后，联名活动就中止了。怎么就中止了呢？我猜想是于组长起的作用。
但是小队长还是不罢休，说：‘是谁在后面指使你们的。说！你们应当清楚，包庇坏人比坏人还坏，自己掂量着！’
没有人说什么，个个都吓破了胆，不知道怎样才好。小队长又把我们这些没站起来的慢慢扫视了一遍，很明白，他搜索的重点是我，我又被他的眼光叮了一口。
他不想就此罢手，回过头去，直接问于组长：‘史明生昨天说了些什么？’
于立即站起来说：‘报告队长，他没参加，昨天问到他，他说定量够吃。’
‘是这样吗？’小队长又把眼光扫向其他众人，其他人都噤不出声。
于组长又肯定一遍说：‘报告队长，是这样的，昨天史明生说话那会儿，屋里人都在。’
小队长看了于一眼，似乎平了平气。说：‘今天晚上开会，就这件事好好说道说道，就看你们的认罪态度。还要给我好好挖一挖，躲在后面煽风点火的人，不能便宜了他。我倒要看看谁再不老实，有你好果子吃！’说完，用手一指，指到铺位在我左边的同号，该同号赶紧从炕头上下来，拖拉着鞋紧跟队长去了。
我早已忘记这位同号的姓氏，只记得他也是个反革命，不过与我这个反革命待遇很不相同。队长似乎当他是个眼线，有时会提他去汇报情况，当然他也不辜负‘政府的信任’，我的言行动向必定是汇报的重点。
他看着不过二十岁光景，很会干农活儿，据听说是地主的儿子，案由是打猪。猪是公社所有，打了集体的猪被指认为阶级报复，由公社贫下中农扭送公安局，判了两年徒刑送来劳改的。
过了一大会儿，这位同号回来了，再后，晚会开始了，张组长痛哭流涕表示悔改。再后，没有什么针对我的事情发生。
我算是松了口气，这件事大概真的同我没关系了。
有些事情常常是回想起来才后怕。其在当时，我意识中更多的是那种先见之明的自得，以为理所当然地不相干，却没去多想它的危险性，能这样轻松脱身的几率实在是很小的。你想啊，小队长要向我下手的意图那末明显，如果他的周围是耳聪目明的大学生，那怕只有一个经过反右洗礼的左派大学生，那末板上钉钉我是要遭毒手的。这有何难呢？从彼时彼空中挑出些蛛丝马迹，发动小脑筋分析分析，将我同这联名事件联系起来并说成是他们的黑后台，小技术一椿耳？
天可怜见，这是上帝呵护我，使我周遭的人是于组长和一群以刑事犯为主的人。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好人，但是他们的为人还没有受到过政治运动的玷污，还有点浑浑噩噩，还在坚守着不合时宜的，可以说是古老的是非观。甚至他们在含糊的‘劳改做好人’的目标中还不自觉地隐含着‘勤劳诚实，良心不亏’等老道理。这些观念其实早已经陈旧，在更大的道理——革命面前已经没有了意义。甚至可以说有点酸腐。
他们不懂劳动改造主要是对于人的‘政治’改造。说话做事处处要有利于党，这才是实效的改造。反之，如其效果对党不利，勤劳作甚？诚实作甚？良心又能作甚？岂不是同政治改造背道而驰吗？毛主席总结出来的有利于党的六条标准，曾在反右运动中验证了它的无上正确性，可幸的是同号们不明白，不然我就惨啦！。
就现有例子来讲，小队长明摆着就是党，退一步说，即使他不是党员，起码也是政府员、公安员，都代表党的利益。你不顺着队长的示意，把他想揪出来的人揪出来，怎能达到政治上先进呢？这些都是何等重要的改造之道，何等重要的生存技能！他们不懂。
我要感谢他们的无知，这种无知比之大学生的有知要优秀。
（六）出工和收工
我们队是大田劳动，种水稻。挂起电网的的高墙大院就座落在大片水稻田边。每天晓色将明时分，起床哨吹响，全大院六个中队各自集合列队。高墙上彻夜不灭的探照灯尚未关闭，只见强光之下人影错杂，慌慌走窜。哨声、脚步声、口令声、报数声响成一片。每天出工收工为了清点人数，都要闹腾一阵，俟到天色全明，才将大铁门拉开，出工了。
囚犯队伍之前之后都有警卫连的马队一路监守，警戒线上有荷枪军士站点。行走的步速不可很快，这是由警卫连规定的。从出门到田头大约半小时路程。行路时不准说话，但可以咳嗽，所以一路上咳嗽吐痰声前起后随，难有停顿。再有就是每个人的随身饭具也响个不停，因为要在田头吃饭。
这是一支破衣烂衫的饥饿队伍，人人腰间都吊着个布袋，袋里至少有两个吃饭家什，都是写信要家里人送来的，是尽可能大的搪瓷饭盆，为的是能装得下尽可能多的菜汤或稀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人心中，是将饭具看得如同自身器官般重要的。一个尽可能大的饭具不仅实用，而且在精神上对于长期饥饿的肠胃是个慰藉。出工时吊在腰间，行进中听着饭具拍屁叮当响，很是美妙。每组还有一人要背三个大洗脸盆，用网兜兜在肩上，开饭时用它为本组领取窝头及菜汤，再分发给每个组员，这项任务大体由组长或付组长承担。这是劳改队出工的情形。
顺便说一句，劳改队还有个规矩：就是刮风下雨不出工。北京春天多风，歇工日子就多。如果在天明之前能听得风声有呜呜之响，囚犯们心里就有了盼头，但望它再大一点不要停，只要过了点未闻有哨声，这一天就歇定了。已经出工在地的也一样，遇到风起云集要变天，警卫连就要求立即收工，一点也不可拖延。
劳改队收工很及时，必须保证在日落前全部归回大院锁上铁门，从来不加班搞‘大跃进’。
我很幸运，在劳改队实际劳动有一年光景，正好遇到他们将囚犯当人看的时机。我所指的‘当人看’，其涵义有第一、囚犯是会饿死的人。因为已经饿死了许多，他们明白了一点：在吃不饱的情况下将之当牲口使唤是要死人的，所以要早一点收工。第二、囚犯是会逃跑的人。早一点收工是警戒的需要，光线暗了，或当刮风下雨，都会影响射击，难防囚犯逃亡。
应当感谢饿死了的人，应当感谢逃跑了的人，若不是他们积下的德，囚犯得不到‘人’的定义，必定比牲口还惨。
这种悲惨等到我刑满出狱后立即被证实了。
（七）‘就业’不过是徒刑的无期延长
所谓刑满出狱，不过就是抱着铺盖卷儿走出一大队大门，再进二大队大门报到。二大队又称就业大队，属于同一劳改农场。刑满后的身份改称为‘就业人员’，受公安份子看管的程度同囚犯一个样，所不同的是每月得一份工资约有30元，名义上每十天能休假一日，但常不兑现。付出的劳动量则远大于劳改队，劳动时间以天光明暗为计量，钟表是没有用的。一般来说天色将明即下地劳作，田头开饭，干到太阳下山后，还有一段傍黑时间，能否收工就要盼着那一声哨响了。每天做10--15小时随冬夏而异。问题是：收工不规定时间，不根据劳动者休息的需要，而是随由‘管教干部’那个无产阶级的意志。如果他不想吹哨，劳动者就无权知道今天几点钟收工。
对待‘就业人员’，农场场长更是淫威不可一世，有权在全场大会上叫骂：‘只许你们规规距距，不许你们乱说乱动’。无论春夏秋冬，只要他们想到了，就可以在‘大战三个月’刚完成的第二天，又是全场动员，声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还要‘苦幹一百天’。这样的动员会经常同‘奖惩大会’‘公审大会’连在一起开：抓几个‘就业人员’到台上公判示众，历数他们的反动言论罪、反动思想罪、‘不认罪’罪，或者反革命小集团罪、破坏生产罪。再宣判个长短刑期，送回劳改队（又叫二进宫），刹鸡给猴看，谁敢有怨言？
有吹哨权的小队长们，为了争工效、赌输赢，都不大肯率先让自已管的就业人员下班。谁不清楚：劳役时间关联到业绩，业绩能决定自家前途。
与劳改队相比较，就业队里的挣扎劳苦远之甚也。因为失去了那两个被人视之为人的限制条件：第一、年景好转，饭吃不饱自己会找家里要粮票，不怕你们因为过劳而饿死；第二、刑满就业的犯人既然形式上释放了，就失去了逃跑的意义。休假日可以回家，还可以逛商店。唯独北京公安五处无处不在，随时随地都有权将你用手铐铐起来带走。这是一所不设大门的监狱，谁能逃出天罗地网？
‘就业人员’是完全被剥夺，而且是终身被剥夺的一群不能称之为人的人。是缔造我们共和国的同时缔造的一个社会等级-------贱民中的一个成份。牲口一样的苦累为社会创造财富，使他们血肉枯干，形销骨立。若有人问他；‘人生在世有何意义？’你能见到的只有昏黄的眼珠儿，或者是一张呆定的笑脸，没有人回答。谁敢去想这般深沉的问题呢？想出来了岂不是‘反动思想’，不小心脱口说出，岂不又是现行犯罪！然而没有人能骗得了自己，谁都心里明白：为什么活着？我们做牲口的，活着就是为了熬收工，人生的意义莫过于是。熬过了今天的收工，再熬明天的收工，如此而已。
倒是在劳改队，每天都明白何时出工、何时收工、怎样便不出工。明白得真好！尽管其用心并不出自人道，是为了天色明亮，有利于开枪射击，防止囚犯逃跑。
扯远了，现在回到本题。
所以说，就劳改队里的劳动本身来讲，一个身体健康的囚犯应当能胜任的。
唯有我不能，因为身体垮了，做不动。因为做不动，强化了自身孤立，以及小队长的仇恨。
（八）每天都有片刻幸福时光
这是个规划得很好的国营农场，大面积水稻田的平整度经由仪器测定，有利于机器耕作。劳改犯长年累月在这里劳作，似乎每一块土坷垃都经人手雕琢过。笔直的农道并排着主灌渠从林荫中穿过，间隔着布有电泵房可随时抽取地下水充足供应。每到育秧季节，大渠内水波清粼，如同小河淌水。那边则是由排水沟隔开的长条形田块，横平坚直的埂埝棋盘格一样地框出一汪汪稻秧。很好看的呀，这是一片平旷整洁的锦绣之地，它是在向人展示着一种经营之道。在那个年代，劳改农场就能达到这样程度的机械化电气化，劳改队就能创造异乎寻常的先进样板，这是远近农户或农村所不能达到的。似乎在展示一条可以普遍推广的原则：将劳动力当作工具来管理，是极好的生产管理。说明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生产，是可以写进它的历史经验的。你想啊，劳改犯的劳动成本当然最低效率是当然的最高。
在我的记忆中，劳改队员也有自己的美好瞬间。上帝怜悯世上的每一个人，他不允许人每时每刻都在愁苦中度过，即便是被剥尽了做人的权利的人。每当想起劳改生活，我不能忘情好像每天都有一片段时辰，能体悟到一种别样的享受。清晨的丽日朝晖，同样也为囚徒升起。当出工队伍走进了警戒圈，分散到田头作业区，这时小队长还没有到班，各人取出工具作开工准备。东边血红色的半个太阳刚跃离地平线，变小了，黄了，像个柠檬，便有了一点烘暖之意，劳改队员甚至可以脱下肮脏的棉袄，在清晨微风中舒展身体。或者拖着很长的身影，踏在光泛柠檬色的沙土地上，仿佛走进上帝安排的宁静清洌的空气里。唯有这种时刻，人心都是庄重的，彼此很少吵骂，连说话都会小声和气些。或者各自掏出纸条和烟叶，熟练地卷个烟炮，彼此借火点烟说些不相干的话儿。这是属于劳改队员的梦幻时刻，它使我忘记人生的悲苦，有一种脱尽一切重压的舒松，虽然很短暂。
九）一件阴损缺德的事情
击碎梦幻时刻的，是队长来了。首先发现队长身影的总是王组长，就轻喝一声：‘别戳着了，动起来！’一天的劳改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就在那一天，一件阴损缺德的事。又一次将我陷入了危境。
那天我与老兰头一起修补田埂，是最后一道旱地作业，需抢先为大水漫灌作好准备。难得遇上全组分散干活，虽不敢偷懒，总还觉着自由些。
老兰头五十来岁，入狱前原是个车把式，看样子就很精干很有经历，对农活也不外行。案由据说他在日伪时期做过保长，本来没事的。后农村实行统购统销，村子里出现了不满情绪，需要阶级斗争了。他历史有污点，被首选作为‘反对统购统销’的‘历史反革命’入狱判刑。不过他心情一直很好，因为刑期将满，再有大半年便可释放回家了。
他小声对我说：‘于组长今儿个就算拿下了，真润！’
我朝四周看了一圈，真的没瞧见于组长在田干活儿。兰用眼睛朝西干渠方向瞟着示意说：‘往那边瞧，人家今天是给队长家洗衣服呢。’
没等他把话说完，我就知道了。
这本来不是秘密，本农场的稻田用水清沏诱人，张队长思谋其使用价值，就隔三岔五从家里兜一网兜脏衣服来。一到田头，就把于组长叫到干渠边选好地址，命他做洗工，又交代些肥皂扳刷晾衣绳之类。这是政府的青睐，又可得到多半天的轻松，是个肥缺，于组长当然甘之如饴分外殷勤。
干这种私活慢一点不要紧，队长不会因此来‘教育’，反而认为做得仔细而加倍满意。所以时间很充裕，只消在中午开饭之前把洗净的衣物漂漂亮亮晾在林荫道上让队长看见了放心，就成了一大半。余下的事情就是中午到下午，坐在旁边像看西瓜地那样，看队长家衣物慢慢被吹干，再整平叠齐，装好网兜，连同肥皂板刷晾衣绳，收拾了给队长送去交差。如果里面有鞋洗，晾干的时间还要长些，一天总是够的。
我对兰头儿说：‘好事轮不到你我的，还是省点心吧’
我们说着话儿，手里紧忙，心里还想着快去占领下一块。一天做了多少块，收工后是要登记成绩的。
兰头儿的嘴巴安静了片刻，又神兮兮地说：‘他自个儿滋润，咱中午可又要喝洗脚水了。’
我不解，问：‘什么洗脚水？’
他说：‘你真的到现在也没想过？于组长拿什么给人洗衣服？队长从家带盆来了吗？’
我脑子里‘嗡’地一声，即刻想到了一件不愿意想到的事情，心里有点烦，就催他快说。
兰是有数几个同我讲私心话的同号，在他眼里，我是个干活不懂行，遇事缺心眼的书呆子。
他说：‘跟你讲话真费劲，你每天吃窝头喝菜汤，就没尝到臊味？咱组长能捧在手心里洗衣服吗？洗队长一家子的臭袜子烂裤义、还有女人的骑马布，还不都朝咱伙食盆里招呼吗？你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真的缺少想象力，想不到有这样阴损缺德之事发生在我的不知之中。
但是我马上相信了，马上想到了。队长是谁？咱又是谁？囚犯和警痞之间不发生阴损缺德的事，倒是难以想象的。
兰见我在发愣，越发使劲数落说：‘都这么长时间了，咱组里人，也就是你还不知道。一会儿到那边去，你就瞧见啦。让你吃饭吃得香！’
这么长时间了！没听其他人说起过。咱组里人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屈辱，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为他们难过，也为自己难过。
兰朝西一瞧，忽然有点紧张，说：‘咱们也紧紧手，他们都转移过去了。要不你先过去把地占上，我在这儿大致拾掇一下，就过去。’
我扛着锨往西走。本来今天是比较自在的，却被他一席话说得心头烦燥。
就这样，穿过一块又一块田块，有的已经整治合格，只待放水拉荒了，有的还有本组同号在作最后的修整。我要占领的地点还在更前面，必须跨过于组长洗衣服的灌水渠。
果然看见于蹲在渠边揉搓着手里的衣服，手下使的是我组伙食用的白搪瓷盆。另外有一盆是肥皂水泡着的蓝色白色衣裤之类，再一盆里干堆着些什锦花色的袜子，大小都有，还有一双胶底球鞋。
看得出来，后一盆是在等待前一盆用过的肥皂水哩，这样能省钱。于用心甚细，张队长走得再远，也会看在眼里的。
骑马布没看到，这个老兰头，言过其实。
（十）莫名其妙的作为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时刻，我好象是被鬼推着走的。‘人民群众’常常形容右派份子是如何‘丧心病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其实都是凭空捏造。唯有此时，我真的是‘丧心病狂’了。
我几乎是有意绕走几步，从于组长面前走过去。
我几乎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同于组长打招呼。
我说：‘于组长，洗呐？’
他说：‘啊！一会儿就好。争取在午饭前旧队。’
我说：‘组长，你看，这盆、、、、、、。’
他说：‘没关系！你放心，完事后我负责弄干净，每次都是用肥皂洗了再洗才拿回去的。
我说：‘组长，这袜子、、、、、、。’
前一瞬还挺友好的组长突然之间变了脸，惊骇莫名地瞪大了眼睛，似乎看到在我身后站着个罗刹鬼活无常。当即扔下肥皂，用手指着我惊呼：‘你反改造！你反改造！’
这一霎间的变化是我万没想到的，当下慌了神，说：‘我说什么啦？嗳！怎么就反改造、、、、、、’
‘好啊！史明生，我现在不跟你多说，有什么话儿咱们找个时候到队长跟前说。是不是反改造由不得你说，把事情摆出来让大家伙儿评也行。’这会儿的于组长已是气闲神定，极有把握地在威胁我。
我又岂敢恋战呢？碰了个硬钉子，只想紧忙收场，对他说：‘好，算你狠，咱惹不起，惹不起。行了吧？’
我狼狈逃窜，一边问自己：‘今天是怎么啦？吃错药了！’
就这样，占了一块田再干活儿，心里忐忑不安，等待事情的下文。
不大一会儿老兰头就过来了，紧着干活儿，也无话说。开午饭时，于组长端着他的一份窝头和菜汤走了，去看守衣服去，像什么事也不发生那样。
张队长步履蹒跚走来，我们正聚在一块田里吃着，看他神色不对，都把耳朵集中起来听。他寻到王组长跟前，大声问道：‘史明生今天是怎么安排的？’王如实报告。
‘史明生工作时间在工地上乱窜，你知道吗？’王支吾其词，说不知道。
‘你这个组长是怎么当的，组里人要搞反革命活动，你也能说不知道吗？’组里人都骇呆了，我也骇呆了。
‘今天晚上就开史明生的会，好好说道说道，要他老实交代。你们都给我擦亮眼睛，别让这个右派份子蒙混过关。’
从头到尾，队长没问过我半句话，也不正面对我，而只用右眼的邪光一下又一下地叮我，我只好朝他发呆，也算是招架。
饭后有片刻休息，王组长去找过一趟队长后回来，连着同组员们小声嘀咕。我在另一处席地而坐，听不到他怎样说我。
下午还有半天干活儿，我反而平静了。老兰头也已听说，有点为我担心，说：‘你瞧，要是我不同你讲，就没这事儿。真没想到，都到这份儿上了，你还那末冲。’又说；‘其实背地里骂于的人多着呢，还不是都忍着。晚上开会你也得忍着点，你是有文化的，不用我多说。’
我一句话也不多说，而且也不想让别人看出我心中的惶恐。
我怎会这般冒失行事，今日想来都觉着不可思议。
（十一）伥鬼开会
晚上，全组囚犯都等在监舍，两位组长都被召去接受任务，直到他们回来宣布对史明生批斗。会场由王组长主持，没过多大会儿，张队长便来坐镇。
会开得极噜索，，好象没人知道要说什么或者正在说什么。你想啊！张队长麾下这支革命队伍，其班底都是些脱节于革命形势的人。反右？充其量只听说过而已。就张队长本人，除了一身痞子架儿还有点左味儿之外，讲出来的话又有几句能上台面的呢？他们大呼小叫‘右派份子低头认罪’‘右派份子老实课交待’，却没有哪个人真明白交待什么、又怎样认罪。
不过，无休止地同这一大堆‘愤怒’群盲纠缠不清，也是蛮糟糕的。
王组长一开场就跑题，这厮见队长来，像抽去脊梁骨的叭儿狗，一脸诚恳地把自己的车轱辘话儿说了一圈又一圈，因为带头要联名增粮的事刚过去，担心表白得不够，就把这机会用上。他努力地说：‘我今生今世一辈子听政府的话，坚决同右派份子斗争到底’然后再回过头来努力地说：‘我坚决听政府的话，今生今世一辈子同右派份子斗争到底’然后再努力地说、、、、、、。说到后来，越发痛心疾首，眼圈发红，才不说了。
后面是积极份子发言，追查我乱窜工地的越狱计划，还要交待反改造的思想行为、、、、、、等等。这是斗争会的高潮，个个争先恐后，还要插进些乱七八糟的怒吼，比如说‘打倒右派份子史明生！’等等。
我努力作解释，说没有越狱计划，只是看见于组长洗衣服用的好象是咱们组的伙食盆，想上去问问……。
于组长沉在一边，不知在想什么。张队长作壁上观，享受着阶下囚奉献的表演。
老兰头好象没出过声。不过他有办法，逢到七嘴八舌群情激愤的时候，就从容地抽旱烟。觉着有些冷场了，就忽而发现铜烟锅出了问题，忙取出根铁丝来又掏又挖又吹气，不胜其乱乎，倒也不惹人注意，混得不错。
最后个死角是小马了，他没跟上节拍一起大呼大叫，见冷场了，就赶紧举手喊：‘我要揭发！’
马同号是个年龄不足二十的小反革命。他原在某工厂当学徒，因为饥饿，不知谁的馊主意，要跑印度大使馆。那时的老百姓都知道印度是个友好国家，至于去那大使馆又能怎样，是不是就吃饱，自己也不知道。那天，他们三人约好，每人背个背包装些毛巾牙刷等物，手里还都拎个玻璃酒瓶，装满白开水以备路上解渴，从厂里集合出发。走在路上还向他人宣称从今后不上班了，去找印度大使馆了，样子都挺骄傲的。厂保卫科得知后立刻派人从马路上将他们追了回来，直接送了派出所，又送看守所，再送劳改队。判刑不算重，大概三四年。
马说：‘我揭发史明生，他太狡猾，我说他是反改造！他在工地乱窜，是企图逃跑，要不是工地边上有拿枪的守着，一准儿他早跑掉了’说到这里他左瞧右瞧，希望左右人都惊奇他的最新揭发，但有些失望。接下去又说：‘昨天他还乱窜来着，人家解大便都走远点儿蹲下风头，他就偏要跑上风头，薰死人了。周同号也在，不信就问他。’说完还是左瞧右瞧，没看见别人支持，便没了声音，不说了。
真难为人，这孩子本该是在工厂里学手艺，领取些许工资贴补家境的。
上半个会开成了这个样，真叫可怜。倒不是自怜，而是怜惜起所有的人来，包括队长，组长 和囚犯们。咱不是在做社会主义革命吗？怎地做成一泡烂污，好象在做狗屎？
不要忘了，我是经历了极端严酷的所谓‘脱胎换骨’过程的。自戴上帽子后的一段时日内，曾一遍一遍地学习文件，一轮一轮地自我批判。毛泽东思想里的‘六条标准’记得滚瓜烂熟，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一切为了革命的利益’、党中央之所以使用革命韬略引蛇出洞，就是因为我们右派学生太阴险太狡猾、、、、、、等等诸多理论原则，我都了然于胸。就我的理论水平来讲，如果事情反过来，不论是谁，只需每个人给我‘坦白’一点思想，由我来动动左派份子的脑筋，将他们分析出个各色罪等长短刑期，不过是牛刀小试。阿基米德曾说只需给他一个支点，就能把地球橇上天。其原理同我如出一辙，仅目标不同而已。
前半个会我只在尽力招架，脑子被吵得发麻。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企图越狱，如果心软松了口，下一步就要黑字白纸写‘材料’认账。这东西对于张队长来说可用于向上级请功，对自己可就惨了。
这时稍有喘息，想到自己已经提到了伙食盆，这事儿关乎大家，不见一人接茬，虽属意料中事，心里仍感沮丧。于组长还没发言，只似乎听到有个姓林的同号发言说：‘史明生反对于组长为政府洗衣服，思想太反动了！’也是没有后文，我真傻呀。
（十二）小队长还有点小资情调
我心静下来，领悟到张队长一话不训坐镇到此刻，不是没有理由的。他是在把守，总不能将自己家里的破袜子骑马布也放到会议上来供大家讨论吧。
那末，这位小队长也知道不好意思要面子？吓！小资产阶级思想！我真是看走眼了？小队长还怕难为情哩，怪！
‘宁要无产阶级的厚脸皮，不要资产阶级的羞耻心’虽然这还是个未形于言说之道，但是作为实践规则，都快要风行于天下了，革命份子岂有不知之理？
忽而间我心里通明透亮，好似远近都有红星闪闪红旗飘飘，一下子把左派份子的觉悟哄闹到我的脑筋里来了。十几年后，他们才晓得高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我在那时就把这个语法想到了，了不起之至也。
下个回合是于组长发言，他说：‘今天上午史明生是冲着我来的。咱们组的人都知道我是给队长洗衣服，每回占上一点时间，洗完赶紧回组里干活儿，谁也没说什么。也就是史明生，不知道哪来那股气焰，嚣张得很哪，他用责问的口气同我说话。我耐心跟他解释，说会把盆儿洗干净的。他不是跟我有意见，我看他是对政府有抵触，是在抗拒改造。我觉着史明生应该认真交待反改造思想。’
他没有继续追缴越狱计划，而是要我交待思想，这里面有善意。所谓‘反改造’，是张队长训话中的常用词，而且好象专为我而造的。这样的发言颇能投中张队长的趣味。
谁都看得出来，把这件事说成越狱逃跑，不过是虚张声势。倒是有人想听听自家伙食盆的事情会怎么说，只不过没人敢提。
而所谓‘交待思想’，又是一种死缠活赖的革命形式，是左派痞子的看家宝，遇到它等于遇到癞皮狗。
他又说：‘我们都是犯了罪孽进来的，政府给了我们这么人道的待遇，张队长为了改造我们每天起早贪黑那么辛苦，我心里感谢还来不及呢。大家拍拍胸脯凭良心想一想，为张队长洗洗衣服还不应该吗？
于组长很聪明，欲借今日话题或平息物议，平日里为伙食盆事有人背后骂他，他应是知道的。’
更肉麻的还在后头，王组长的车轱辘话儿跟进了，这厮又一脸诚恳，努力地说：‘反正我是跟定政府了，张队长叫干啥就干啥，洗衣服再多我也一百个拥护，一千个拥护。’反过来又努力地说：‘反正我是一百个拥护，一千个拥护，政府叫干啥就干啥，跟定张队长了。’ 然后再努力地说、、、、、、。说到后来，越发痛心疾首，眼圈发红。最后又加一句：‘坚决要求史明生交待反改造思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余下的人忽然间想起什么，就跟着一叠声叫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喊过几遍之后便张口结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什么的样子。
看来，不交待些‘反改造’思想，今天这关通不过。
要交待思想，首先要装蒜，装成个左派。
我稍事安顿，好象在酝酿感情，心里却又紧张。还好，灵感有似神助，说得迟那时快，眼前忽地通明透亮，又见红星闪闪红旗飘飘，左派份子的觉悟又哄闹到我的脑筋里来了。看这些人哪，欲言又吞声，想说又闭嘴的样子，真不开窍，没长进。失陪了，我必须做左派份子啦。
左派份子怎么做法？首要的一条就是改变是非观念。‘人生而有是非之心也’这似乎是孟轲老儿说了的，早已过时。现在是毛泽东说了算。左派份子左就左在他们泯灭了‘生而固有’的是非之心，达到了‘世界观转变’。什么才是最先进的，应当达到的是和非呢？毛泽东给出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里面还有两条核心，叫做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利，这两条核心里面还的一条核心，叫做对党有利。有利了就‘是’，不利就‘非’。这个‘党’可又不是抽象的党，是具体的政治集团，比如大小党委，党支部、党小组，或党员个人。
我大致打好了腹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先下手为强。
先说接受大家批判，认识到自己错误很严重，要用毛主席的《六条标准》对照检查，交待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
王组长愤怒地插话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今天要你交待的是反改造思想。’在他看来，‘反改造’一词出自于张队长，这种思想最值钱。
张队长开口说话了，这是第一次，他说：‘就让他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好了，看他怎么说。’显然他认为自己更识货，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也很值钱。
（十三）毛泽东思想大帮其忙
我从‘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开始，先将毛泽东的《六条标准》背诵了一遍。不论长句短句，都一字不漏，而且抑扬顿挫，北京口音字正腔圆。会场很快变得很安静，我心里暗暗佩服自己。
该《六条标准》经过我的嘴，效果竟然这样好。毛泽东曾说：‘政治是灵魂’。那末我佩服的就是自己的灵魂。我突然想起，所有的左派份子大概都是这样钦佩自己的灵魂的，这样的钦佩能将猥琐扮作庄严，又将天良陷为粪便。左派份子靠着政治这个灵魂步步高升，也不全是白吃白喝，倒是留下了些精神财富可以喂养他们后代的。
背诵完这一段之后，会场依然安静。
张队长的邪眼邪在那里良久不回，他可能是犯了无产阶级战术上的错误轻视了敌人，没料想到我刚一出手，就抛出这么大一块毛泽东思想来。一时间吃不下，又怕说错话，便呆着脸发愣。
我不敢怠慢，惟恐形势有变。紧接着一条条对照，作自我批判。
我说：‘根据毛主席的第一条标准‘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外加第六条标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我今天的行为差一点同于组长发生口角，是不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是在分裂人民。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所以我认识到自己的思想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在反改造。’
会场还是很肃静，他们绝没有想到过：这里还有个囚犯关系到国际团结和分裂人民，都瞪着眼睛瞧我。
我暗自得意，真是势如破竹哪！
我又说：‘根据毛主席的第三条标准‘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外加第四条标准‘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我今天的行为是顶撞组长，组长是在为队长洗衣服，队长是对我们实行专政的，所以说是不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是不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我认识到自己思想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在反改造。’
我有点心慌，暗自用力一定要说得流利，要流利到最后，不让他们回过神来。看样子，在会的人包括小队长，大概都没有听过什么大道理，尤其没有听到过这样成篇端出来的大道理，何况是毛主席讲过的金道理。直将他们耳朵听花了，嘴巴合不拢，五官无感觉，只怕是脑浆稀溜溜，漏向臀去也。
我要的正是这种状态，不然的话，他们会听出来我在讲屁话。
我又说：‘下面还有两条更严重了。毛主席说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我认识到自己在这两条上也犯有严重错误。根据毛主席的第二条标准‘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今天发生的事情说明我对于组长洗衣服有抵触情绪，是反对他这样做。让于组长洗衣服，就是对他的社会主义改造。把衣服洗干净了，又是一椿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事，你想啊，张队长一家人都穿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的，人人都会夸赞社会主义好，让队长有更多精力来改造我们，有什么不好的呢？所以说我今天的行为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还有第五条标准，是这六条当中最最重要最核心的一条。毛主席说要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我今天的行为有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良动机，想要使得张队长的衣服越洗越脏，至少洗得不太干净。这样做对张队长不利，就是对党不利，就是不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是要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所以说我经过对照检查，说明自己思想还没改造好，接受大家批判，今后努力改造。’
说完了，全组人还在发呆，好象招架不住的是他们。
我心中得意：小子们！你们就会欺软怕硬，就知道拔直喉咙叫口号，今天是露一小手，叫你们听听希奇。
如果他们以前不知道有这样的金道理。而今天如果有人不幸听懂了的话，将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可怜脑筋里会发生一场大希奇大颠荡大混乱大胡涂：什么叫‘是’？没有了，什么叫‘非’？也没有了。从今后说话做事，无是无非，要说好听话，要行拍马事，对党就有利，不然就是犯错误。兴许也会有人从此变得乖巧精明，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紧张地等待发落，希望早点结束。
王组长好象要说些什么，正在用面部表情努力思索，看样子没有结果。还是于组长灵活些，他先看队长脸色，然而请他训话。
这一回队长是正脸儿，朝我说话的全眉眼都是不屑：‘你把破坏全世界人民团结的罪行再说一遍，这个问题不交待清楚，今天休想过关。’
我心里叫苦，如果在场那么多人都来缠不清，就百嘴莫辩了。
幸好！会上的人都瞠目结舌，正在惊异小队长的理论发现。小队长脸放红光，似很欣赏自己的建树。这一刻我倒觉得这人挺尊重我的，今天表现真不差，竟然没说一句下流话！显然他想练点文的，把我当成对手。
慌乱中我只好再举第一条第六条，将刚说过的头一段话重说一遍。
不料想到的：是张队长听完竟大为得意，说：‘你们大家都听听，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吧！有的人你别看他不哼不哈，肚子里想的可全是反动思想，今天露馅了吧。这个人连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他都要破坏，你说他反动不反动？’
又说了许多‘改造和反改造’的老道理，谁都能听出来，这是总结发言。
又说：‘今天这个会，就算他能花言巧语，让他暂时混过去。从今后都给我盯紧点，这个右派份子是敌我矛盾，只许他规规矩矩，不许他乱说乱动。’
感谢上帝，结束了。
我不觉轻松，这个会由于人心不齐，目标不明确，会众没有给我搞出许多反动思想反动言行来满足队长需要。暂时过得关，却是背上了一笔政治账，日后是要清算的。公安份子深知这些右派不会去杀人放火掼炸弹，陷害他们所需要的是平日里做积累的功夫，揍够了‘反动材料’便可同我算总账。加我的刑，便是他们的功。张队长其实是有成绩的，今天的会必能为我以后的黑材料将写上一笔：‘史明生企图越狱’‘史明生破坏国际团结’等等。
善良的人啊！请不要吝啬，更不必忌惮，请用足你最黑暗的眼光，去穿透那深不可测的人心的黑暗。也许正是它，能帮助我们解释所有经历过的社会生活，那迷惘了几代人的人生之路。
（十四）生病
这件事就这样无人再提起，就像没发生过一样。于组长隔三岔五照旧洗，伙食盆照旧两用。
张队长还是原样，绝不放弃扭过头颈用半边脸上的邪眼叮我一口，表示他绝不会放过我。
我是在被逼无奈中，宣传了毛泽东的六条标准，效果如何？未见丝毫影响。
只老兰头还有点喋喋不休，私下里说：‘你那天说的真有道理，做什么事都要对共产党有利，才算是对。四九年土改那会儿，斗地主分财产、、、、、、，就对共产党有利。’ 我不敢接他的话，只能装聋作哑混过去。
组里还有一位同号姓林，经这件事后对我转为友好。他是个独来独往不喜交流的人，仗着年轻身体好，劳改那些事儿难他不倒，连王组长也从来不惹他，很奇怪。后来的日子我病得不轻，直到我住病房隔离前，他帮过我几次，真是难得珍贵，至今我还记得。
开会那时，这位林同号象他的一贯的那样冷漠，偶然高声吼一嗓向我斗争，沉默时间居多。我估计他也是为伙食盆受污而恼火的一个。
现在想不起更多了，他的案由也很怪，我在看守所时就听说，他们有一小伙年轻人，属社会闲散人员，好象有高中文化，经常在长安街东单口附近聚集。不吵不闹不打架，本不该有事的。偏偏他们很熟悉许多首长的小轿车，记住了许多车型车号等。就聚在路边指指点点，数汽车消遣，互相说：‘彭真刚过去’‘薄一波早过去了’‘下一辆一准儿是杨尚昆的’、、、、、、。后来公安局就将他们一网打尽，是为了首长的安全。还好，没算反革命，大概属于破坏治安罪。
张队长的命运不算好，最后还是没捞到了立功的机会：没过多久我漏出了他的掌心，去‘住院’接受革命人道主义了。这无异于一次胜利大逃亡，得分的是我。狱方病院查出来我患的是结核病，阳性会传染，需要隔离治疗。林同号帮我背上衣被杂物，送到病房。还没等出院旧队，又收到了‘判决书’，刑期将满了。也就是说，病愈出院也不回张队长的小队，旧到六中队去，六中队专门集中余刑少于半年的囚犯。
发病那天干的活儿，北京人的叫法是‘挠秧’，是水田作业，这道工序的目的是将稻秧根部附近的泥土钩松，相当于旱地作业中的锄地。工具也类同于锄，只不过是将锄头上的铁片换成三根铁齿就是。
我进到水田里站好位置，待要举起‘挠子’干活时，直觉得它有千钧之重。所以动作很慢，动幅很小，时不时要停顿一会儿。王组长就在后面咋唬：‘史明生，有你这样干的吗？’‘史明生，你要对抗到底吗？’、、、、、、。
张队长很灵，如从地里钻出来一样现身了，可以听到他在后面询问，以及王组长汇报的声音。再不久就走过来，站在对面盯住了我，半响才开口说：‘史明生，人家走过一趟都挠五垅，你为什么只挠三垅？’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停止了动作，将工具当作支棍撑住了身体。因为做不动了，甚至站着都吃力，叫我说什么呢？这样更使队长气不打一处来，厉声喊来于组长，命令他将我今天的工效单独记下，晚上开会整我的态度。临走还给出一句狠话：‘我看你嚣张！我就不信共产党的专政就专不了你！’
队长走了，于组长说：‘史明生，你再不好好干，收工时候你的功效要是量不出数，可别怪我。’这话倒是没有恶意。
组长走了，我吃力地撑住身体挨到田头，软软地躺倒在埂埝的湿泥上，舒坦得很。此时已经无所顾忌，一阵迷糊，很快就睡着了。
还是上苍不绝我的生路。这天很凑巧，大约快到午饭时刻，工地上的巡医朝着我的方向走来。组内有个同号报告于组长要去讨咳嗽药，于要他顺路告诉我一起去看病，我顺从了，心里挺感谢组长的。
劳改队里不乏各类专才。原先的医生，因各种原因进来劳改的，一抓可得一大把。此时正朝着我走来的欧阳大夫就是个犯医，据说是留学日本旧国的，水平高，口碑也好。不过我是新来，第一次见他。
他先开口，问我为什么躺在湿地上，说这样会落下病根的。原来他是从远处看到有人躺倒而专意过来的。我说浑身没力气，有病。他朝我脸上看了一眼，说是发烧了，从小方箱里拿出体温计，叫我挟腋下，就去支应他人。片刻后其他人散去，他取出体温计看，说都超过四十度了，又用听诊器听我的胸和背，说你这病怎么拖到了今天呢？你好象在糟蹋自己啊！我朝他苦笑。他给了两片药又嘱我到树荫下去休息不可再干活，说会跟你们队长讲的。又写了一张小纸条，叫今晚犯人看病时间交给医生。我接过纸条，上面写的好象是我的体温，胸腔有杂音，拟住院确诊等话，记不清了。
我重重地松了一口气。啊！我终于生病了。
（十五）犯医金大夫
欧阳大夫的纸条很有用，第二天我就得到病休待遇，为我做复查的医生好象姓金，除了听诊，还要验血验痰等。金医生的听筒听过后，问我胸部有什么感觉，我说胸部经常剧痛，他说你胸膜已经积水了，为什么不早点来看。我心里想他在说便宜话，前些日子我一阵一阵胸疼疼得直不起腰来。晚上过来就诊，正是他为我敲胸叩背过了一遍，只说了两个字‘没病’，便打发我走人，好象看穿了我是在装病。对他来说这是小事，时间长了，肯定想不起来。不过我还就另一件事情回答了他，说：‘前天上午我来量过体温，但是没量成，您把我轰走了，您忘啦？’他抬头看我，才有点想起来的样子。
前天上午出工前我浑身发冷，就通过于组长请示张队长，要求留下来测体温。张当然不高兴，但咬牙同意了。对于我来讲，有似于押宝：如果发烧，就可以休息一天。如果体温正常，那就跟随送早饭的马车，另有武警押着去地里上工，少做大半小时活计，但会增加一项‘装病’的记录，很化不来。
测体温的准病号们都顺着长条凳一排坐好，金医生有三个体温表，用它们挨个往后量，手里还有小纸本做记录。测量过后说留下的，是真有病，准许到临时病房去。不留的是假生病，全凭他一言而决。但我注意到该医生不对被测人报读体温数据，而我又很想知道自己多少度。这样便引出了下面的事端来。
也是我的脾气毛燥难改，想做什么事常不看看颜色。那时我估模着腋下表挟得有五分钟时，就随手取出来要看度数，却不料邻座那位不相识的‘同号’立即举手并惊叫起来：‘报告大夫！他看表’ 我回头惊讶这一位看着有五六十岁年纪，恁地像学前班幼儿告状。再回头看金医生已经在面前，一把夺回我手中的表又连着甩了几甩，一脸不客气，说：‘你没病，等着一块儿下地吧！’
这就是那件金医生忘记了的事。事后在出工的路上，我心里窝囊到极点。测体温而想知道体温，反被当作装病！看来要想走近‘革命的人道主义’，中间的门槛儿不低啊。倒是那位作幼儿告状的老同号，才可算作合格病号。
犯医的地位很特殊，在主子面前他们是恭顺的犯人，因为有技术，成为高等犯人。在其它犯人面前又兼着管理者的角色，因为接近队长人等，难免也沾上了‘主子’气儿，于是就变，变得象是个‘亚队长’。在我印象中，只有欧阳大夫不大一样，可能是技术高人一筹，公安份子有求于他，对他分外客气，因此幸免，未被改造成为‘亚队长’。
金医生有点想起来了，看着我。我对他说：‘那天我确实是在发热，才请假来量体温的’
他听后即敛容正色对我说：‘你可要知道这是劳改队呀，思想改造来不得半点马虎呀，大事小事都要注意呀！……看看现在的革命形势，比如阿尔巴尼亚……还有卡斯特罗……。’说得颇见语重心长，苦口婆心。
我朝他嗫嚅：‘是的呀，是的呀，你这样做是对的呀。有利于党的领导呀，有利于革命呀，……贫下中农……还有伊拉克蜜枣……。’嗫嚅得有点五体投地，心悦诚服。
那个年代不像今天，遇事塞个红包便可通关。人家的肚子还饿得臭要死，那里来红包？那时的人民讲究精神，马列主义说精神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毛主席就喜欢‘精神原子弹’，断言凭着它能战胜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这天的对话就相当于金医生和我对饮了一杯‘精神原子弹’，饮下后便豪情满怀。
果然，金医生变得非常爽气，铁了心地将我当病人看了。未等我主诉，就在病历单上迅速地写出：高烧不退、胸痛、消瘦、下肢浮肿、全身乏力、气短、盗汗等。其中有多项我自己是诉说不到的，因为不曾联想过。
他用听诊器听，又双手并用叩问我的胸和背，显示出他是个训练有素，技术高超的内科大夫。他又小声告诉我胸膜有积水，病得不轻。
我甚激动，啊！终于是生病啦！问他：‘能治好吗？’他说：‘先住病房再说，好不好看你的造化，这种病是能死人的’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高兴得要哭。
我并不是想死，而是解脱。在我熬不下去的当口，忽然绝地逢生了！
金医生又出去了一趟，回来对我说：‘化验出来了，你的结核病是开放性的，会传染。把你东西都搬隔离病房去吧，那边有人会给你安排’ 我看着他写下‘结核性胸膜炎’五个字，还有点吊着的心终算落了地。
（十六） 平等和善良最能使我惶惑
重症病房的看管相对而言比较宽松，大概他们的上级不希望死更多的人。记得好象病区不设小队长，由一位中队长直接管理病犯。这位中队长不苟言笑表情严肃，却是个不喜弄事儿的人，常告诫病人要相安无事、配合治疗。有一次因病员之间狗咬狗互相弄告密，被他当众斥责为搬弄是非。看来他对于生活日用中的‘阶级斗争’不感兴趣，让我怀疑他是个非党员，却是感觉到他内心的正直和宽容。后来有一次全会训话中，他很随意讲说自己，怎样在部队入党从部队转业等等。能用一种平等谈心的态度对待治下囚犯，很希罕。他究竟算不算是个好公安我不敢说，只说他是个好人。
从戴右派帽子到反革命劳改，这连续的打击和不间断的糟蹋使我从人变成了鬼。可怜政治上幼稚使我反应迟钝，只不过一次次迎面而来的遭遇太丑恶太凶残，再迟钝的头脑也会觉醒。我无法改变这样的生存处境，无法拒绝‘人民的敌人’这个给定的角色。我估算着自己还有多少年龄去迎对苦难，这个苦难就是与那个‘人民’为敌。其它想法都不现实，我所能做的只有在迎敌状态下，去完成对于现实生活的系统批判。我心头有太多的问号需要解释。不为别的，为了对自己的理性有个交待。这是我的脊梁骨，虽然已然摧折得不成样子。但不这样立意，就无法设定活下去为了什么。
可是常常会发生那种情况，使我从设定的立场上犹豫退缩，这种情况就是遇到了好人。好人的出现往往使我反过来怀疑自己的品格，怀疑自己有没有资格作出那样的立意。
其实，在我的潜意识之中，还是保存着青少年时代曾经有过的对于生活的热爱。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进城那年，我刚面临小学毕业，后来的日子大体上应算是‘红旗下长大的’。当年呼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都是真诚的。只要革命不是临到自己头上，每日每时都浸泡在‘光荣、正确、伟大’的宣讲之中，连花岗石也会相信，何况还是个孩子！后来的一连串剧变，从生存上讲，我已经挺过来了。而心灵之痛，莫过于孩提时代开始的信念和理想的深重断裂，那个曾经令我深醉其中的阳光明媚真理普照的世界如幻影般泯灭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就我的心意说，我宁愿相信错在自己，宁愿相信这五年来所受的凌辱都是理所应当或则命运使然，等到云开日出时，世界依然像本来那样美好。宁愿相信共产党对我还是怀有善意的，它里面还有许多好人。
虽然后来发生的事情不是这样，但在当时这样想，有利于养病。
在病房期间我真的安心改造了，只要阶级斗争不来骚扰，我可以把该做的都做好。
我开始学着表示恭顺，见到中队长要微笑着轻呼‘队长’，好在这位不苟言笑，只作轻微反应。这就好，拍马屁的无从下嘴，我天生的嘴巴笨、表情少就显不出来。病犯们在学习讨论会上，当然异口同声赞美党的革命人道主义，我比他们说得更漂亮。
在里面将养了四个多月，暂时摆脱了不能胜任的农活，以及革命的威胁，病就好了一多半。再加上按时吃药打针，我的康复过程是最快的。没过多少天就离床为其他病犯读报纸，还做些手工劳动等。中队长费了很多周折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堆胡萝卜，看着都是残缺破损的半截头，但都是新鲜的。我们在原有严格定量的囚粮之外，每人每天可补加半斤胡萝卜，足足享用了半个多月。在饥荒年代，这半个多月是足以再造生命的，它是比人参还要珍贵的啊。想到这里我今天还要对这位中队长心存感激。
在住病房期间，偶然中还见到过于组长一次。那天我正在病人区范围内散步，他在隔离网外向我走来并叫我，还是那样甜甜地笑着，说因感冒而获假，正在临时病室卧床。我对他说自己恢复得还好，他说：‘好了你也回不去啦，真为你高兴！’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显然他们都知道我快满刑了。我向他点头招手表示感谢，那一刻我们两人似乎都心存友好，如果不是在这种特殊地方，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劳改队先将我逼近于死亡边沿，后来又救我一命，我对它绝无半点好感。更何况出狱之后的苦难还是遥无尽期。
（十七）队长们的最后努力
金大夫的水平不低，使我较短时间痊愈，没有后遗症。旧到六中队后，能像健康人一样劳动真幸运。我祈盼着平安无事，再坚持一、二个月，便可熬出牢门。可是直到最后阶段，我还是队长们的掌心之物，显然我的出狱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遇到了意外的不顺利。
在养病期间，我曾获中队长批准买过一本信纸和一支铅笔，化了两毛多钱，写了一封家信才用去一张。因为空闲时间多，应了那句老话：无事生非。我寻思着纸笔俱全，正好用来练练铅笔字，为什么不呢？每天读报手头有《北京日报》，就趴在土炕上抄起报来。之后有过几次，想起来了就抄一点，完全是公开的，没人拿这当回事。不过我为人没长性，加到一起也没抄满五张信纸。出院时当然带着它，连那份‘贪污’来的废报纸，都成了随身之物，一起搬进了六中队一小队监舍。
快过春节时，狱方想到要搞些喜庆装点，弄一栏墙报，张扬革命气氛。要求组内人犯，凡能写的，多写些歌功颂德之词表表心意。我是跑不掉的，不写岂不是消极对抗吗？就写了一小块半诗半文的东西交差，自以为尽力了，而且在其中歌颂了劳动。我以为劳改份子歌颂劳动是改造中应有的收获，至于其它的歌颂似乎人人都会背，何必再去写呢？就这样轻率大意，为自己留下了个不大不小的事端，引出了中小队长们许多不明不白的活动，而我还蒙在鼓里。
我的稿件不被录用并未引起别人注意，自己有点嘀咕随之便忘了。但是春节喜庆刚过，小队长（六中队的中、小队长，他们的姓氏都想不起来）在‘点名’训话中，突然增加了不指名地恫吓，说：‘你们当中还有人在骂共产党’，还说了些敌人如何阴险狡猾等等。谁也听不出来他所指是谁，当天就过去了。第二天晚学习时间，很少进到监舍训话的中队长来了，阴沉着脸训话。先给我们讲讲大好形势：‘要不是共产党领导，哪里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物价那么稳定。要是在旧社会，遇到这么大的灾害，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你们过节还能包饺子……你们当中有人骂共产党！’再往下就讲本农场：‘过去这块地方是盐碱滩，草不生，树不长，兔子不拉屎。现在你们都看得见，林带成网，地平如镜，兔子来拉……你们当中有人骂共产党！’现往下讲就是改造前途：‘旧社会能把人变成鬼，新社会能把鬼变成人。你们原来都是剥削阶级的人，通过劳动，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你们当中有人骂共产党！’如此反复了好几周，再讲阶级敌人如何阴险狡猾等等。我不由得警觉起来，发现他眼睛一瞟一瞟地不停朝着我来，好阴森啊！这位中队长不常露面，本是不该认识我的。
当夜躺在炕上纳闷，分明有鬼上门了，怎么会呢？等天明起床后，急忙掀起褥子，发现原先夹在《北京日报》里那本信纸没有了，报纸还在。我心里大呼不好，右派份子的致命要害就是文字，我偏偏留下文字，也是自作自受！猜来想去，定然是这样的：我写的小稿件里没有歌颂共产党，被哪个‘明眼人’警觉了，见猎心喜，贪婪之心随之勃兴。为了陷人于罪，联合起中小队长想多搞点证据，于是偷查我的所有物。白纸黑字正属所求，就先窃为己有，但望从中捞点什么。
除此而外，我想不出其它可能，监舍里的同号？文字对他们没意义，半本可用的信纸，谁希罕呢？何况同号没有机会翻开我的褥子。
在这个数算着日子预备出狱的当口儿，出了这件事，不知道后面又要发生什么。不过我不信他们真的得到充足的把柄：抄录的报纸新闻不可能有骂共产党的话语，天晓得他们使用了什样的逻辑？挨到第二天越是心怀忐忑，掀开褥子取他们偷剩下的报纸，想悄悄研究研究时，又发生了奇事，报纸也失踪了，当然又是他们偷的。
似乎他们也在紧张地活动，为什么呢？当时很迷惘，是到后来才渐渐想明白其中的蹊跷：他们有紧迫感是因为我快出狱了！出狱后机会便是他人的。何况劳改大院内的右派份子少之又少，被判刑的右派多数已经送走兴凯湖农场。我在前文中曾交待过：右派份子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唐僧肉，左派或是要向左投靠的人拿右派份子立功是很时兴的政治捷径。我的油水大得很啊，怎能不惹人眼红。
十多天时间在不祥的阴云中慢慢地熬，没发生什么。我心怀侥幸，或许他们未能构成阻挠我出狱的理由，未获上级支持。
终于在刑满那天，出工前组长告知我收拾好自己东西，在大院门口等侯。我去了，心情还是很沉重，不知为什么。
一起等着放人的连我共三人。过一会儿，来了二小队的小队长（我是一小队的，从来不搭界），同门警说了什么，那两人扛着行李走了，很正常。轮到我，却又来刁难，命我将随身衣物全打开在地，一样一样地搜，真想不到他也参于进来！又搜得一张《北京日报》，是用来包夹前收到的《判决书》的。他因获而喜，却又厉声盘问‘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贪污？’后又将这‘没收’报纸当战利品拿去办公室，留下我孤另另守着自己的一摊。
我倒是镇定下来了，不信他们能得逞。饿着肚子耗到将近中午，眼看着往田里送午饭的马车被押运着出门走了，这位小队长才来，开门放人，他们的最后努力未见成功。
这天的午饭没人给我吃，算是他们对我的报复。报复什么呢？是为我空忙一场，什么也没捞到。这么几个队长，凑在一起连报章文字都看不懂，也想要弄一出文字狱玩玩。自己画饼充饥，害我饿肚皮，可叹！
我不敢问他们索要窃去的信纸，大半本还没用过哩。没有证据，他们不会认账的，不知便宜了他们中哪一位。区区这点财物不重要，人家所谋不在小，要窃取的是我的性命。设想如果‘骂共产党’的罪名成立，假定加判我五年刑，那末我去掉的五年生命，将分配给他们，每一位的所得必是各自挡案袋里的‘政治生命’加上丰润的一笔，呜呼！
别了，劳改队！我踽踽独行，一身褴褛，扛着破碎的行囊，向着农场二大队，去做‘就业人员’，那里另有一班中小队长要对我实行专政。（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