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知识分子及来源
从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同时也基本完成了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这一切无疑是毛泽东独特个性和权力愿望的具体实现，新意识形态的完成虽然以毛泽东为主导，但这个完成过程并不是毛泽东个人力量可以达到的，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中，起了很大作用，毛式新闻思想的形成中就有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责任。这一点，可以通过五十年代初发生的《学习》杂志事件来作一个分析，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延安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毛泽东思想更左倾化的。
对延安知识分子，要稍加定义：主要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在此例。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左倾教授和左倾青年，在教授中以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乔木、于光远、胡绳为代表。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延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延安确有新文化，那么创造这些新文化并为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识分子，才可以视为是“延安知识分子”，有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而像王实味、肖军、高长虹虽然到了延安，但最终无法和延安文化达成平衡，所以也不应当看作是“延安知识分子”.延安自己没有大学，它的知识分子都来自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类大学，就教育背景而言，延安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类人，他们差不多都出自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像陈伯达是吴承仕的学生，范文澜是黄侃的学生，而胡乔木、于光远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就个人的历史选择而言，延安知识分子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付出更大的勇气，这也同时说明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以激进为特点的，就个性和才华而言，他们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但不逊色，而且在许多方面可能还要强过他们，特别是他们把理论和学术用来指导行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方面，更有创造才能；就学术背景和写作才能评价，像陈伯达、胡乔木、于光远、胡绳，都是学有根抵的文章高手。说到延安知识分子，就不能不说当年的马列学院和后来的中央研究院。
延安创办马克思列宁学院的目的是培养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院长由张闻天兼任。1938年5月5日，马克思120周年诞辰时成立，到1941年改组，前后约有三年多时间。马列学院的学习期限是三个月，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和党的建设。延安马列学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只是一个培训性质的学校，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凡短期训练班都有极强的实用性，也是其日后相关方面的干部基地。当时课程设置是以马列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几乎没有其它思想。
教政治经济学的是副院长王学文；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是吴亮平；哲学是艾思奇；中国革命运动史和“西洋革命史”是杨松（后为《解放日报》社长）和陈昌浩，大体是留苏的学者。党的建设前半部分由康生讲，后半部分由刘少奇、陈云、李富春作专题报告。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给马列学院作的报告。当时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伯年；俄语教研究室主任师哲；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由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兼任。1第一期结业后，留下来做教员和管理骨干的有：宋平、邓力群、马洪、王光伟、田家英、曾彦修、李清等，马列学院前后共培养了近千名干部，后来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四九年以后中共领导的秘书和负责理论宣传方面的干部，以出身马列学院的人为多。
马列学院虽然是为建立新意识形态而设立的一所学校，但毛泽东对它并不满意，也许是与它的校长有关，张闻天在中共早期领导人当中是较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虽然他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许多人对他在马列学院时的工作评价很高，主要是他的作风比较民主，他也鼓励学员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2因为马列学院偏重于理论学习，就学术训练而言，这些学员确实有很大提高，这一点，从四九年以后这些人的学术生涯中得到到了证明。但毛泽东的用意并不在此，因为马列学院的目的不是让学员学会理论和有学术训练，而是要能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说，是要学员能准确理解和掌握他的思想方法。可惜初期的马列学院没有做到这一点。当时对它的指责是：“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1942年张闻天在晋西调查期间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指出马列学院的教学方针有问题，也就是还没有达到后来延安整风时所要求的高度，但毛泽东却认为他们是教条主义。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有许多地方就是冲着马列学院而来的。就在本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仍为张闻天。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看起来是一次更名，实际是一次根本性的改造。不久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确立了这样的目的：“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3后来对延安马列学院的评价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的现象在马列学院确实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马列学院教学方针有问题，甚至一言以蔽之为“教条主义大本营”，显然是不恰当的，从张闻天办学的指导思想到三年办学的实践来看，是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整体上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而又存在着若干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毛病，马列学院工作中的这种矛盾性，应该从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中得到解释。“马列学院实际上是我党在政治路线成熟之后向着解决思想路线过渡中的一个产物，如果说它的产生是适应了全党普遍加强理论学习的要求，那么它的改组又是适应了全党在理论与实际上的深入与提高。”4李维汉也认为，那时的教学工作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中有教条主义，不懂得如何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出现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学用脱节的现象。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发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延安马列学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同年八月一日，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各地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为了贯彻决定精神，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的一部分骨干和有可能培养成为理论工作干部的学员，留了下来。5应该说，初期延安马列学院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但这与毛泽东的想法相去甚远，后来它的改组也可以看作是对张闻天办学思想的否定，虽然张闻天当时也接受了批评，但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文化上的隔阂，在思想深处是很难弥合的。张闻天六十年代写出“肇庆文稿”，也不是偶然的，与他长于理论思考的气质有关。6在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当年出身马列学院的人起了很大作用，九十年代他们的情况又复杂一些。当年被批评为教条主义的马列学院，多少年以后的历史证明，加强理论兴趣培养和学术训练，对学员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为他们晚年反思历史提供了一个知识基础，倒是那些彻底接受了延安整风以后意识形态的人，相对容易在思想上僵化，以胡乔木和邓力群最有代表性，特别是胡乔木，在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维护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九年以后，胡乔木以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身份，负责中宣部、新华社和新闻出版署的工作，在树立新意识形态权威方面，是一个不遗余力的人。当时虽然陆定一是名义上的中宣部长，但身为副部长的胡乔木却是核心。“陆定一在中宣部的处境并不是很好的。他是部长，有时又不像是部长。”八十年代陆定一说到中宣部的情况：“从来没有人对我谈过，中宣部要由乔木主持工作。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经常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只好听他的。”7当时胡乔木主张中宣部要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就是斯大林和日旦诺夫那一套。比如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中央决定出台，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还要求中宣部的干部都来作“哨兵”，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8胡乔木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对肖军进行过严厉批判，此事深得毛泽东好感，他后来作为毛泽东的文字秘书，在整理和强化毛泽东思想方面，起过很大作用。延安整风的重要文献《在延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由胡乔木整理，在一年以后才在《解放日报》发表的。
一个人的讲话，特别是对于领导人来说，那个整理者是很重要的，当时毛泽东只有一个提纲，信口开河（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讲话中有许多下流话，后来发表时删除了），而胡乔木却能揣摸毛泽东的思路，把一个杂乱的讲话搞成一个有条理的文件，从毛泽东几任秘书的遭遇观察，他们的最终命运，与他们在整理毛泽东讲话或者帮助毛泽东起草文稿时，是否能准确把握毛的思路很有关系，陈伯达、田家英包括胡乔木本人的经历说明，秘书通常只有比毛泽东要左才更安全。
胡乔木生前，几乎绝口不提他是《讲话》的整理者，只是晚年在一次与好友晤谈时，偶而提及此事，但也不过说了寥寥数语而已。
“他整理时，参考了速记稿，也参考了自己的笔记。……胡乔木的整理稿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作了仔仔细细的修改。”8胡乔木谈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情况时说：“至于讲话怎样形成文字的，没有什么必要多说。当时有记录，我根据记录做了整理，主要是调整了一下次序，比较成个条理，毛主席看后很满意。”9胡乔木的这个本事，很为他同时代的人所佩服。杨尚昆说胡乔木，能“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毛主席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10邓力群说过，胡乔木病危的时候，陈云曾让他的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同志为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11邓力群还这样评价胡乔木：“乔木同志在毛主席身边的第一个十年，是从学徒而至助手。他同毛主席朝夕相处，在毛主席指点下做事、写作，这种不可多得的机遇，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无论在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学习效法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能突飞猛进。名师出高徒。
胡乔木这个学徒是学得好的，很快就当了主席的比较得心应手的助手。
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新闻、政论的写作。主席出个题目，说个意思，乔木同志就能写出一篇社论或评论。主席稍加修改，就送给报纸、通讯社发表，让党内外和国内外迅速、及时地听到党中央的声音。”12毛泽东说过“秀才是我们的人”13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评价，胡乔木在四九年以后，才成了新意识形态的“沙皇”.从《解放日报》社论到新华社文稿再到《人民日报》社论，以及政协的《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五十年代《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等，胡乔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思想方法上，更体现在他的文风中，四九年以后毛文体新华体文风盛行，胡乔木都有责任，至于怎样评价这个责任是另外一回事。
二、《学习》杂志事件
《学习》杂志事件，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并不是一件大事，但这一事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还是值得注意，因为这一事件涉及到了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特别是于光远、胡乔木、艾思奇、王惠德、吴江、许立群等延安知识分子在四九年后的整体价值取向，由于他们当时在宣传理论第一线，他们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了新意识形态的建立，或者说，新意识形态在建立时，他们的思想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他们会在新意识形态建立过程中，以一种比高层还要左的思想倾向来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进行理论阐释？延安知识分子的左倾也是由来已久，三十年代批“第三种人”，四十年代末批“第三条道路”，延安知识分子都比高层表现得左，周恩来当时都提醒过他们，但好像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刊物，虽然与后来的《红旗》杂志《求是》杂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他们是同一类型的刊物，在功能上是完全一致的，是真正党的理论喉舌，负责《学习》杂志的先后是于光远、王惠德、胡绳，虽然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与陈伯达、胡乔木不可同日而语，但因为他们是在第一线作具体理论宣传工作的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成必须通过他们来完成。
所谓《学习》杂志事件是指，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高潮时，《学习》杂志第1－3期连续发表了一批文章，阐述他们对思想改造运动的观点。
第1期许立群《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一文，把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说成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根本否定”资产阶级思想。
第2期吴江《论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一文，把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积极性解释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欺骗手段。
第3期艾思奇《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等文，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文章，按当时的理论要求，实质上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还存在着两面性，而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得出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当时仍有一定积极性的结论。
五十年代初办《学习》杂志时，于光远、王惠德这些延安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在既定的理论框架内，尽可能把自己的理解个性化一些的要求，所以他们对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估计，比高层还要左，这就与当时的路线和政策不相合，也与《共同纲领》有冲突，在资本家和民主党派中造成了恐慌，高层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指示中宣部加以纠正，中宣部随即召开了文教宣传单位负责人参加的讨论会。
1952年3月29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讨论结果向中央作了《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承认“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等“都是不合理的，不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认为是犯了“离开党的路线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至于犯这些错误的原因，他认为“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加上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陆定一的报告还请求中央对他本人和有关领导、编辑等进行纪律处分，并决定《学习》杂志暂时停刊整顿。
4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党政军机关批转了中宣部的《检讨》，认为这一检讨“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并决定”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至此，《学习》杂志事件宣告解决。?《学习》杂志事件的发生，直接与于光远有关。于光远晚年回忆《学习》杂志事件时，对于当时的情况有比较详细的解释。14于光远虽然出身清华，但他早年思想却没有摆脱新意识形态的制约，甚至比新意识形态的要求还左倾。当时于光远很年轻，在理论上还没有丧失了创新的冲动，对参预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还有迫切的要求。像《学习》杂志这样的事件，就不会发生在陈伯达和胡乔木这些人身上，因为他们在高层身边，对于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把握的相当准确，文章和行事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据于光远回忆，1952年初，他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可能在中国革命中和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起一定程度内的积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义建设却不能起丝毫的积极作用”这样的观点，然后他同王惠德研究，提出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些文章阐明这个观点，王惠德赞成这个意见，随后他们决定约艾思奇、许立群和吴江三人来写。在约稿时，于光远把这个观点告诉他们，供他们参考，得到他们的认同，这三篇文章加上于光远自己写的一篇，一共四篇。《学习》杂志第2期先发表了许立群的文章《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资产阶级没有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吗？》和吴江的文章《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3期发表了艾思奇的文章《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的《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除许立群用了“杨耳”的笔名，其余的人都是用的真名。
四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论述的角度和侧重点各不相同。
许立群的文章，驳斥了否认资产阶级进攻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不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而是“发挥自己阶级的‘两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也就是破坏共同纲领、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积极性’”.吴江文章主要是对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作分析，认为革命胜利前后，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具有其阶级本性，这种积极性的性质是不彻底的、软弱的、改良主义的。
艾思奇文章，着重说明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进步性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腐朽的和丑恶的，没有什么进步性、积极性。
这几位作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方式参预过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在四九年以后发生的历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都承担了重要的责任，留下了许多文章。从他们的基本思路可以看出，虽然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都很好，但延安时代为新意识形态所影响，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由于年龄和学术冲动等原因，他们试图在理论上创新，但他们创新的方向不是向着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状态，而是相反。可以说，从《学习》事件以后，这些延安知识分子的理论思维就变得更加实用和僵化，甚至连创新的勇气也没有了。这些延安知识分子在晚年才找回了自己的独立性，但已固定的思维并没有彻底改变。
《学习》杂志第3期出版后没几天，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又是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把于光远找去。于光远说陈伯达告诉他：“这几篇文章引起一些资本家恐慌，他们问发表这几篇文章是否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变了。因为《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办的刊物，所以资本家有这样的疑问。他说这个情况是统战部办的内部刊物《零讯》上反映出来的。他说，资本家的疑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之后。毛主席认为你们犯了性质非常严重的错误。”15陈伯达还告诉于光远：“毛主席认为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陈伯达说，作为一种补救措施，毛主席要你们在下期杂志上就转载这篇文章，当然你们也要进行检讨，向读者交代，而最急迫的事是尽快发表冯定的文章，表明这两期发表的文章并非党的政策有了变化，由《学习》杂志自己出来用行动纠正错误，挽回不好的影响。”对陈伯达转达毛泽东对《学习》杂志的批评，于光远和王惠德在思想上还不能接受，于光远认为，他们没有认为资产阶级不存在积极性，更没有在文章中“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腐朽的一面”，而且四篇文章没有一篇不讲民族资产阶级有它的积极性，都写了民族资产阶级有它的两面性。但是他们也不是安全不接受批评，因为既然资本家看了这些文章很紧张，引起他们的顾虑，说明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的政治影响是不好的。既然实际效果不好，毛泽东批评就是有道理的，自己就应该反思。虽然于光远不是很接受对他们的批评，但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得确是有问题的。
三、《学习》杂志事件的后果及影响
四九年以后，在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过程中，延安知识分子总是以宁左勿右的思路完善和贡献自己的理论思维，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思想迎合了高层的意图，但也有不合的时候，《学习》杂志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于光远他们当时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和评价，也不是个别的。在此前后，沈志远发表《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6与他们的认识非常相似，可见当时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是带有普遍性的。
沈志远在他的文章中说：“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要工人阶级化呢？
我们保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行不行呢？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的思想工人阶级化呢？比如，现在的‘三反’‘五反’运动，从思想上说，就是要肃清一切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反动思想——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享乐至上的思想。”沈志远认为，改造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用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判乃至清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及其他一切反科学反革命的错误思想。不过在今天，知识分子所急需批判和清除的，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因为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的坏思想，多半是以资产阶级思想为其根源；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是今天阻挡我们知识分子改造、前进的主要障碍。17沈志远说；“我们要把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坏思想、坏作风通过这个运动，把它彻底清洗，因而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思想上的洗澡。唯有把那些坏思想、坏作风清洗干净，我们国家的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所以三反、五反运动既然是一个全国人民的大整风、大洗澡，那么今天在座的各位中小学教师同志要好好的搞好思想改造，首先就必须参加这个运动，在目前，先要参加三反、五反的学习，划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思想界线。”18于光远在《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文章中认为，第一、资产阶级思想在不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限度内，在我们国家里虽然不受法律的限制，然而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我们国家里是受批判、受改造的，而不允许其自由泛滥和破坏或剥削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不允许资产阶级思想来来与无产阶级思想争夺领导权。第二、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对国民生计有利的限度内，虽然是受到国家保护，并且容许其一定的发展，然而决不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泛滥，决不允许其破坏或剥削工人阶级所直接领导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第三，资产阶级虽然可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会议，或政治协商会议中有其一定的席位，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虽然也可以在人民政府中担任一定的工作，然而决不允许资产阶级在这些组织内占主要的地位与中国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
于光远对中国资产阶级作了绝对化的评价，他对资产阶级的理解，比高层还要狭隘。他在文章最后说：“既然在运动中工人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就应该乘胜追击，在运动中和运动后尽可能地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更加全面更加彻底的批评。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和运动后比较全面地、比较彻底地批评资产阶级的哲学的、艺术的、道德的、政治的观点，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认清资产阶级剥削群众、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阶级本质，和它整个思想体系的腐朽性。使我们能够在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中，在越来越多的文化领域中，确立和巩固工人阶级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地位。”19那一时期，《学习》杂志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类似观点的文章，20杨耳在文章中说：“应该向资产阶级来‘克服’什么思想呢？
应该明确提出来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充满腐朽丑恶的思想体系，而不应该只限于提出克服资产阶级阶级思想消极的一面或其它有害作用等等。
当然，着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中最落后的、反动的思想是正确的，但在这种批判中应该和对资产阶级整个思想体系的批判联系起来。‘克服一面，保留一面’，或者‘克服一面，发展一面’对于资产阶级阶级思想体系是不能适用的。”艾思奇认为，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的、腐朽的和丑恶的本质，用工人阶级的思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对它认真的加以批判，“这是我们在三反运动中就思想战线的方面应该学到的一个重要的课程。”从艾思奇文章的小标题，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思路：一、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二、资产阶级思想早已破产了；三、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两面性说明了它的思想的反动性；四、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才能保卫共同纲领；五、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是思想改造的中心问题。
于光远《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小标题是这样的：一、资产阶级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绝对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中取得的；三、教煊绕溆Ω眉峋龇炊宰什?准端?想；四、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彻底批判工作；五、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一定要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改造资产阶级分子。
于光远说：“从资产阶级思想有积极的一面的论点出发，所得到的另一个结论就是所谓‘我们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思想教育的任务是发挥资产阶级思想积极的一面，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消极落后的一面’.这个结论也是错误的。我们今天虽然不能一般地要求资产阶级分子能够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斯大林同志说得好，‘阶级终究是阶级’，对整个阶级是不能只用说服的办法使他放弃立场的），但是，我们对资产阶级思想分子进行教育改造工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收到一定效果的。我们可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放弃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例如在当前的运动中，我们可以使得很多资产阶级分子认识到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错误的犯罪的行为，因而获得了遵守共同纲领、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的认识。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思想教育是严重的思想斗争，一般来说，必须和当前的政策当前的运动和国家法律结合在一起，才能收到显著的效果。把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看成资产阶级分子自己发挥资产阶级中‘积极的进步的一面’，克服消极落后的一面，这也是一种放弃思想斗争的看法。”正是由于延安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强烈影响，才使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误以为高层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也纷纷向这个思路上靠近。1952年9月，黄炎培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稿《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能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就是这样，后来是毛泽东不同意，才作了修改。《黄炎培年谱》记载：“得毛主席复示，对讲稿中对资改造的一些太激进的提法作了某些修改。”21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怕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能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
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22毛泽东对黄炎培讲稿的修改，主要有下列几点：（一）毛泽东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二）毛泽东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四）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231952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的修改“中修改了许多地方，并批示：”有的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这样办法，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已建议他们不要采用。“毛泽东还认为对于资产阶级：”他们和共产党比较起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有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24在转发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的批语和对检讨的修改中说：“（一）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二）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登载。”同时还认为，“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学习》杂志很快转载了上海《解放日报》上冯定的文章，并经毛泽东作了修改。据冯定的孩子回忆，冯定的文章也是华东局紧跟中央的部署，指示《解放日报》于3月24日发表冯定的文章，题目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冯定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他称赞了冯定的文章并批评了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冯定的孩子回忆：“华东局在对冯定的文章组织修改时，当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曾认为某些提法不合适而进行了几处修改。冯定不同意，但是《解放日报》发表时仍做了修改。根据毛泽东的批示，4月份的《学习》杂志转载了冯定的文章，《人民日报》也4月10日转载了此文。父母对照了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原文和发表在《学习》杂志上的经过修改的文章后，发现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情况，那就是《学习》杂志的修改，有几处恰好是《解放日报》发表时对原文所作的修改之处，但意思又反了过来。父母听说，是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冯定的文章。现在发表的文献已证实了这一当时的小道消息。”25这一细节很有趣，它至少说明，在五十年代真正能把握毛泽东思路的不是那些延安知识分子，而是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张春桥后来的变化，可以证明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准确理解。
1952年第4期《学习》杂志重新发表毛泽东的《矛盾论》，同时发表了一篇本刊编辑部文章《学习〈矛盾论〉，克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作风》，文章最后对于近期发表的有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文章进行了检讨。文章说：“我们初步检查《学习》杂志过去的状况，觉得在这刊物上虽然曾发表了一些比较有内容的文章，但属于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并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同志的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有片面性的错误，也和这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就对于教条主义与党八股这种作风没有经常加批判这方面说，《学习》杂志所做的工作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由于《学习》杂志的发行量较大，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对于读者的影响也一定是很大的。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的发表更唤醒了我们，使我们觉得对于自己的这种缺点和错误必须采取极端严肃的态度迅速地加以纠正。编辑部现正进行深入的检查，并且将把检查的结果向读者宣布。在这里，《学习》杂志编辑部深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具体帮助；相信我们的读者一定愿意把你们所看到的这刊物上的每一个错误具体地告诉编辑部，以帮助编辑部的检讨。”同期《学习》杂志还发表了一则《本刊重要启事》：“本刊因检查工作，本期出版后，暂时休刊，定于六月继续出版。敬希各地读者和经售本刊的书店注意。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本期同时转载了冯定的文章《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文章前面有《学习》杂志编辑部的一段话；“《学习》杂志本年第一、二、三期内，有些同志的文章，在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犯有片面性的错误。冯定同志这篇文章曾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在转载在这里。在转载时，《学习》杂志编辑部对于原文的个别地方，作了修改。”1952年第5期《学习》杂志发表了胡绳、于光远等署名的检查《我们的检讨》，文章前面也有编辑部一段话：“为检讨〈学习〉杂志的工作，我们举行了直接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的，包括胡绳、于光远、王惠德、林涧清等人的会议，在会议上，着重地检讨了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自己写的文章。此地发表的就是胡绳等同志所写的主要以这些文章为对象的检讨。”同时在本期的“读者来信”专栏里，还编发了一组“读者对于本刊在资产阶级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批判”.于光远回忆说，第4期出版后，不知道谁（他估计是胡绳）起草了以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名义作的《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的报告送中央。这个报告是1952年3月29日发出的。陆定一送出这个报告，于光远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中宣部并没有此事批评于光远和王惠德。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于光远和王惠德没有感到很大的压力。杂志停刊三个月后的1952年8月出版的第5期，第一篇文章便是用胡绳、于光远两人名义发表的《我们的检讨》。这个检讨是胡绳主动写的，而且他愿意署名，理由是他是分工联系政治教育处的副秘书长。于光远说：“按理这个检讨是应该由我写的，胡绳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但是我没有同他争‘检讨权’.写检讨毕竟不是件愉快的事，尤其是我的头脑里对这次错误的性质还没有弄清楚。由胡绳来写，我就可以不去伤这个脑筋了。因此我对胡绳有一种感谢的心情。但是检讨中所作的自我批评，我和王惠德并不都同意。尤其王惠德，他没有在《我们的检讨》中署名，《检讨》中关于他的话却说得不少，其中有检查自己有教条主义习气的那些内容。
但是《我们的检讨》既没有上受‘托洛茨基袭击’、‘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纲，也没有上‘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纲，却用比较长的篇幅检坟自己有教条主义的习气，那是个避重就轻的说法。”26在胡绳写的《我们的检讨》中，认为《学习》杂志空洞无物的、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也和教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对杂志上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几篇文章的错误，文章认为，也是不能辩证地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表现。教条主义者的特征倒还不是在大量地运用书本知识，而只是在极端地缺乏对具体事物的分析研究。因为缺乏这种分析研究，就自然是空洞无物；为了掩饰空虚，就去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个别文句，凭自己的武断和臆测而加以引申发挥。
对于光远《明确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级的思想》一文的检查是，一开始就引用了斯大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风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斯大林这句话当然是普遍的真理，但是在这个原则下，人们仍旧必须去分析在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对立的具体情况。而于光远同志却简单地说：“上述一般的论点同样也适合于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这样就好像是既有了这“一般的论点”，就无须乎再去对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状况进行任何具体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第二节的标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中取得的”，在这样的标题下，读者有理由期待对具体历史的分析。但作者却仍然只是满足于仅仅引用斯大林的另外几句话和提出一些纯粹抽象的推论，当作者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反动的，即阻碍社会前进的”这一判断时，他竟不觉得有必要提出任何具体材料来做根据，因此这种判断实际上只是凭空的武断。在应该提出具体的材料，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作出使人信服的结论时，却只是说了些空话，引导人走到错误的路上去，这正是表现在本刊上的教条主义作风的基本形态。由于教条主义作风，人们有时可以作出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谬误的意见，而只是说了一大堆空话，使人读了，只觉得不能解决问题。在本刊上固然有前一类的错误，但属于后一类性质的文章也许更多一些。后一类文章，把思想上的懒汉的作风传留给广大读者，其流毒也是很大的。在本刊上曾发表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的文章。这些常识对于一般读者虽然是需要的，但是有一时期，这种和实际生活缺少联系的一般常识性的题目占据了本刊目录中的主要部分，这就使得刊物的内容死气沉沉。而且这些文章，包括胡绳、于光远、王惠德同志所写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在内容上也常常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有时语句不够严密，含意使人误解。《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的最重要的缺点是它并没有在有关问题上进行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评，而只是简单地复述各种原理原则，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应该具备的战斗性。在本刊上发表的介绍基本常识的文章中，虽然也有一部分能够针对某些实际问题进行解释，因而是比较有生气的，但这类文章中的多数还是属于枯燥的所谓“教科书文体”，既不能解决什么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进行什么斗争。文章又举出于光远的几篇文章为例，说明他不分析研究具体事物的教条主义作风很严重。?《我们的检讨》同时还对所谓洋八股或党八股提出了批评，认为看起来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是禁不起逻辑的追究，其语言是贫乏、枯燥而且混乱的。这种八股的文风是严密的逻辑性和纯洁而丰富的语言的敌人，人们如果不是认真地从事实出发，就不可免地会作出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辩论。应该说这个认识还是深刻的，但在后来的工作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改进。
《学习》杂志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什么恶劣的后果，但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存在的，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就是根据《学习》杂志的变化来推测形势的，不过他们倒比《学习》杂志的作者更有判断力。
1952年3月31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说：“3月24日《解放日报》上，有冯定的一篇论资产阶级的文章，可代表现在理论，可找来看看。”271952年4月13日，路翎给胡风的信中说：“听阎兄说，艾等的理论，中央已做了决定，犯了教条主义的典型错误及机会主义的原则错误。
冯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云。”1952年4月16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说：“冯定文章，《学习》重发表有改动，那值得对看一下，就看得出领导上的理论。”“向卢兄要来陈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学习》）。”“《学习》上大概要出现批评（现在停刊检查）。现在准备，那一出，看妥了就交出去。”“这次战役中右的偏向（《西安日报》强调守法户斗不守法户，忽略工人阶级的领导）很快就纠正了。比较着重的是左的偏向。《学习》杂志的几篇文章，基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采取小资产阶级的激躁情绪，批评是从概念出发的。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反对它的污毒。资产阶级有进步作用，它的两面性周总理说得很完善，现在有，将来还有，不能将资产阶级与三大敌人混同起来看。毛主席认为今天资产阶级还是利多害少。《文艺报》说：‘三年来资产阶级的危害和三大敌人里应外合“，是很不妥当的。《学习》杂志将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由于杨耳的文章，章乃器说：’我们有剥削，但又不许有剥削思想，那只好来一个没有剥削思想的剥削！”）于光远说：‘新民主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思想并无进步性“，是错误的。他们把资产阶级思想进步性与领导思想混为一谈。认为今天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错误的。这个矛盾还是次要的，今天的主要矛盾还是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而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说资产阶级的本质是纯粹反动的，也是不对的，剥削也有两面性（投机倒把与正当营利）剥削对过去是进步的，对将来是反动的，看剥削必须从推动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看。
阶级思想是阶级存在的地位来决定的，一定时期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纲领是统一的（利益一致）又是有差别的（不一定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把资产阶级改造为无产阶级是不可能的。如马列主义能改造资产阶级就不成其为工人阶级思想，仅个别资本家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因此，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反对它的污毒。
毛主席不是要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只要他们学习政策（由于过左，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施复亮、黄炎培都不敢说自己代表资产阶级）。
思想改造问题，对于小资产阶级、农民也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只有在党内才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非法。
由于这几篇文章，中央显得非常被动，这是无组织无纪律造成的后果，今后有关思想斗争的文章，必须送交负责同志审查后才许发表。
“胡风和路翎在五十年代初期特别关注形势的发展，虽然他们也是早年的左翼知识分子，但在左倾的程度上，总得说来，不如延安知识分子。
《学习》杂志事件发生在五十年代初期，并没有给当时社会带来太大影响，但这一事件的发生，却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变化与当时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有关，思想改造运动从整体上评价，已具备和以后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相同的左倾色彩，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些历史的形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四九年以后延安知识分子已成为主流，他们的思想倾向，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倾向，社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们的价值取向形成的，所以，在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思想以及他的功过时，必须考虑这个因素，在多数情况下，他的思想和判断并不绝对来自于他个人，而是受他身边人，同时也受宣传和理论界的影响，在毛泽东和延安知识分子之间，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当然主要看毛泽东选择什么。从《学习》杂志事件来评价，显然毛泽东当时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和评价，比于光远、艾思奇、许立群和吴江这些延安知识分子要相对符合实际，毛泽东主要是一个操作层面的决策者，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实用的人，本人并没有什么系统的思想体系，至少不能夸大这种体系在他一生中的作用，尤其是在他对实际情况不了解的情况下，他的决策实际上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过毛泽东对于左的错误通常比较宽容，而对于右的错误就比较严厉，这也许就是《学习》事件得以轻松解决的深层原因，但作为一种经验，它可能也为后来宁左勿右的思想埋下了根源。
注释：
1宋金寿《延安的最高学府——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中共党史资料》57辑，页12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北京）
2、3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页383、39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北京）
4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45、447，（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7月，北京）这个评价主要来自于邓力群《我对延安马列学院的回忆与看法》（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北京）
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页472、473，（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北京）
6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页416，（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6月）
7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页378、376，（中共党史出版，1999年12月，北京）
8叶永烈《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与毛泽东》页59、60，（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香港）
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57，（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北京）
10、11、12、13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页3、16、21、37，（当代中国出版，1997年5月，北京）
14、15、26，于光远《学习杂志错误事件》《百年潮》2000年第10期页40，（中共党史学会出版，北京）
16、17、18《展望》1952年第17期页9、21期页9、23期页9，（展望周刊社出版，1952年5月，上海）
19《学习》1952年第1期页14、18，（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北京）
20王惠德《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1期页19），季云《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受国家的领导和限制》（2期页22），杨耳《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并和章乃器先生商榷关于资产阶级思想改造问题》（1期页29），吴江《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2期页11），孙晓村《我从财经工作中看到的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2期页14），季云《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是准备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2期页15），李致远《在工商界进行检查工作一定要依靠工人阶级》（2期页18）艾思奇《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3期页3）
21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页243，（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8月，北京）
22、23《毛泽东书信选》页441、443、444，（人民出版社，1983年月12，北京）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页361、376、377，（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1月，北京）
25冯贝贝、冯南南《毛泽东关于冯定的三次表态》（《百年潮》2000年6期页31，中共党史学会出版，北京）
27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页282、291、292、293、294，（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合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