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特殊长处是比如说对那种直觉的或实践的或常识性知识的概念分析和理性重构，对于这类知识，我们通常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知识。一旦我们企图用哲学理论代替经验分析，这种优点就会变成弱点。反过来，经验研究方法常常因模糊的概念框架和缺乏正确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而受损 。——哈贝马斯

一

浩繁的史籍中，上至天子，下到凡人，寻仙炼丹以求不朽之事多有记载。古人们也不乏嫦娥为了灵药而奔月的浪漫想象。及至今日，我们面临最严重的挑战早已不再是个体生命延续的神话，而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存续以及全人类未来的福祉。可持续发展由此成为当前最时髦的词语之一。

诸多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当然也无法回避这一考问。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从不同立场对非营利的某些理念予以赞美，也都从另外一些角度对之进行批判。毁誉似乎都没有影响到非营利部门快速崛起的进程。

随着对这一领域里的新鲜事越来越多，有人提出非营利组织的自律性不强、悖离公益宗旨、家长作风、财务不透明、官僚化运作等原因导致非营利组织项目失败，有人认为是法律地位不清晰乃至和政府对抗等是其自身无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上述原因中，若只强调其中一个原因无异于仅仅看到大象的一个部分，但若把这些原因林林总总生硬砌加起来，仿佛仍只是一头四不象，总感觉无法把非营利组织可持续发展这件事情说清楚。尽管这些原因可以分为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平衡问题或者组织内部治理危机和组织外部压力问题 ，但这就像鸡与蛋孰先孰后的怪圈，如何才能梳理出一个条理化的头绪？

二

为此，彼得•弗鲁姆金（Peter Frumkin）通过《论非营利：概念和政策入门》（On Being Nonprofit: A Conceptual and Policy Primer）一书给予了回应。

1997年，作者于芝加哥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200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时，他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该院豪赛非营利组织中心（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成员之一。2005年，弗鲁姆金成为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LBJ公共事务学院（LBJ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教授，担任该院RGK慈善与社区服务中心（RGK Center for Philanthropy and Community Service）主任。他擅长非营利宏观战略管理及理论研究，发表了大量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在本书中，弗鲁姆金开门见山提出非营利发展中日益凸现的四个问题：政治化、卖方主义、商业化以及特殊主义。这四个问题都对非营利和志愿部门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问题归类出来了，但如何用理论框架针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

作者分设了供给方视角、需求方视角以及工具性维度、表达性维度两组概念，两两相交成四个象限，即NPO行动的四个功能：服务供给、社会企业家责任、公民与政治参与、价值观与信仰。他认为，当NPO过于强调某一功能时就将分别面临上述四个问题之一的指责，这些危险都将导致NPO的发展难以为继。因此，把握好四个功能之间的平衡对每个致力于长期发展的NPO至关重要。本书即以这四个功能象限为基本骨架，对每个功能的论述构成独立的一章，再加上第一章“非营利和志愿部门的理念”以及第六章“平衡非营利和志愿行动的功能”的结论就构成了整书的结构安排。

由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NPO名称各异，至今学界定义仍众说纷纭。笔者以为，学界对NPO概念纷争的主要根源在于，很多人太关注于把该类组织与某一部门或该类组织的某一特征与另外一些特征区别开来，而未能置于更广泛的比较之中来确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弗鲁姆金以较为肯定的口吻指出，NPO至少具有非强制性、不分配约束机制以及没有明确的所有权和问责关系这三个特征，而非强制性是NPO最核心的特征。非强制性使非营利组织和科层制、强制性的政府部门区别开来，而更接近于市场进出规则自由的风格，但不分配约束机制又把非营利朝着和市场相反的方向推去。至于第三个特征则把非营利部门同时与政府、市场区分开来。紧接着，作者又指出这三个特征近年来备受争议。例如越来越多的高中学校把为当地组织提供义工服务作为毕业生的一项要求；大量非营利组织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受托人和理事的权力大增以至于问责关系越来越清晰等等。故而，弗鲁姆金坦率地认为：“试图总结出构成非营利和志愿部门的各种组织的根本特性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充满障碍、危险和矛盾”。在对“非营利组织”、“独立部门”、“免税组织”、“第三部门”、“无产权组织”等诸多名称进行了要言不烦的梳理和解释之后，作者选择了“非营利和志愿部门”这个词汇。弗鲁姆金有意用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指称NPO，其目的在于尽量缩小分歧，不在名实之辩上纠缠过多。

非营利组织秉持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鼓励所有主体的参与互动、让不同的声音表达出来。这对于非营利组织及其服务需求方来说，是一个赋权——充权的过程。今天，在小到社区、大到国家决策层面甚至全球社会运动中，或多或少、或浅或深都有非营利组织参与其中，正如弗鲁姆金所描绘的连续统那样（见图2）。非营利组织的规模、资金动员能力、组织的宗旨不同，参与的层次也有所不同。

在社区建立社会资本 鼓励公民参与 支持政治参与 为事业而倡导 为立法游说 资金运动

一谈到图1中第一个象限——社会服务供给，大家就会想起韦斯布罗德（Burton Weisbrod）的政府市场失灵和汉斯曼（Henry Hansmann）的合同失灵。确实，这两个影响很大的理论似乎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的存在提供了最正当的理由，也成为国内许多研究者和NPO员工信奉的圭臬。然而，仅仅熟悉并援引这两个理论是不够的，因为“‘失灵’模式把非营利和志愿行动描述为其他部门失灵时消费者求助的立场，而不是作为变迁和创新的、活跃的发动机。因此，非营利和志愿部门的产品就不是依据其质量和创造性而是根据政府和市场无法满足市民和消费者需求获得正当性。这样，在对理论脉络梳理当中，弗鲁姆金就把探讨的NPO服务重心从单向、被动补充失灵转向双向的、但更强调NPO主动创新的角度上来。这就顺理成章地过渡到对萨拉蒙（L.M. Salamon）的理论讨论。看来，若引用某国际权威言论佐证己之发现尚好，倘若使己之经验屈从于所谓权威之言则殆矣。

随着新公共管理的思潮兴起，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逐渐受到重视。对此，萨拉蒙的第三方政府理论、志愿失灵理论予以了合理解释。但在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地获得政府采购的项目的同时，另一些问题接踵而至，即：非营利组织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丧失；卖方主义以及组织目标的变形；项目设计中的过度专业化和官僚化。弗鲁姆金认为，如果失去了价值和表达维度，非营利组织在竞争政府合同中就很容易受到伤害和攻击，从而偏离自己的慈善宗旨。实际上，这种看法仍然处在萨拉蒙第三方政府理论和志愿失灵的解释半径之内。

在提供服务中，非营利组织还面临着和企业竞争的困境。为了竞争到更多的资源，非营利组织越来越从捐赠性收入的依赖转向经营性收入的依赖。也就是说，如果不变得商业化，非营利组织很难生存下去。有些非营利组织甚至放弃免税待遇而自愿成为营利性组织。弗鲁姆金通过数据指出，美国的非营利医院1970年代转向营利性医院的速度较慢，1980年代加速发展，199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放弃免税地位而选择商业化策略可以使非营利医院获取新的资本以摆脱沉重的债务。既然要在争取政府合同中和其他非营利组织甚至企业展开竞争，那就不可避免地又带来绩效评估的问题。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绩效评估是督促组织整改进步的有效手段还是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而不得不采取的游戏策略？进一步说，对于非营利的服务是否能够完全按照设计好的量表进行准确评价？这显然也是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中面临的又一个问题。

弗鲁姆金意识到，非营利研究前段时间的成果是在对非营利活动相对狭窄的概念基础之上，缺乏对此类组织内部价值表达本质张力的认识。这种张力来自两种不同的价值驱动：捐赠者应该关注真正的公共目标而把他们的私利和价值观置于一旁，还是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要以捐赠者的价值观和个人利益为中心。如果后一种观点占了上风，将会和公共目标甚至政府利益产生冲突。价值观和信念一方面成为非营利独特的工具，另一方面其多元化认同也为该部门内、该部门与其他部门产生紧张关系。因此，平衡至关重要。

由于对慈善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很多非营利组织求诸商业化的手段拓展组织规模。这就是目前世人所关注的社会企业模式。在当前很多人的理解中，社会企业家能将慈善目标和商业效率有机结合。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将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滥觞追溯至一个世纪以前的伦理基金。最早始于美国的伦理基金的发展“即起源于使金融关系道德化的努力，也起源于国际层面上对社会和环境的广泛关注” 。这种调和显然给传统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管理模式的转型、收入构成的变化以及慈善认同的削弱。

在结论中，弗鲁姆金把这四种功能与前文所说的四种危险化倾向对应起来，再次强调这些功能的平衡对于非营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三

纵观全书，我们不得不赞叹作者精巧的构思、出色的宏观战略驾驭能力。工具、表达、供给、需求这几个看似简单的、并无多少联系的词汇被他编织成一个异常简洁、但富有强大解释力的框架。围绕这一解释框架，作者娴熟运用了大量和非营利相关的概念，如结社、参与、绩效、认同、价值等等。这不仅准确反映了作者把本书定位于理论入门书的初衷，也的确给读者带来了相应的讯息。解释框架中的四种功能和四种危险化倾向一一对应的精巧结构显出作者独具匠心，整文进行的自洽的说明和论证证明了作者条分缕析的不凡功力和原创能力。其次，作为一项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行文中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许多代表人物及其观点被很熟练地穿插互现，前后文逻辑衔接缜密。将跨学科的理论成果非常浓缩地、合理地安排进一本理论入门书中并非易事，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作者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底。再次，书中展现的许多个案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不无启示。例如，非营利组织向营利性组织的转变。转变就是转变，这无可厚非，但不要打着公益之旗却做着有损公益的事情就好。还比如，作者认为，过分依赖非营利组织将导致出现更多的社会问题和无效率、无主产权的纠纷、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对组织的影响等等。

让我们在进一步从理论上推进我们的评析。

功能分析在社会学、人类学理论脉络中可谓源远流长。作为社会学背景出身的弗鲁姆金，不受功能主义的影响似乎很难。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影响：如果关注平衡问题或者和谐问题，功能主义比冲突理论有更多可以操作化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在哈佛大学对功能学派发扬光大而煊赫一时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不仅继承了涂尔干（Emile Durkheim）、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布朗（Radcliffe Brown）的功能主义，还吸收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独特的理想型方法。帕森斯强调理论要对大量社会现象细分、范畴化，把少量重要的社会学概念组织成理解社会重要特征的分析框架。这是当代功能主义的精要，即先提出范畴体系，然后再形成有关范畴化现象之间关系的命题 。显然，弗鲁姆金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譬如，供给——需求是借自经济学最基础性的分析概念，而工具性、表达性可以说来自马克斯•韦伯以及帕森斯对行动类型的划分。帕森斯认为，任何行动者都不外乎三种行动类型：工具性的、表意性的以及道德性的 。至于弗鲁姆金为何没有选择道德性的行动作为解释维度之一，笔者揣度有两种可能：要么弗鲁姆金认为道德性维度对所有非营利组织来说是不言自明的，要么作者坚持与价值无涉的观点或者出于入门书的简洁而不愿意把论题带入更为复杂的争论中去。

之后，作者似乎无意把功能主义的运用沿着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卢曼（Luhmann）的功能主义路径深入展开，甚至对诸多功能主义大师所关注的不同系统不同层次的功能分化、交换媒介、冲突和整合等问题也不再追问。从这一点上来说，弗鲁姆金本书所使用的功能主义框架可以说精巧而非艰深。

作为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解释，至少应该追问三个基本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应该怎样。可以说，围绕着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作者在本书中回答了第一、第三两个问题。之所以第二个问题没有处理，并非作者疏漏，而是功能主义的局限所导致。我们知道，功能主义常常对功能相同或相似的、但形式多样的社会现象的解释束手无策。此外，作者把讨论重点放在非营利行动的功能上，供给方—需求方也使这种功能的探讨和社会学经典的功能研究有所区别，但在弗鲁姆金的行文中仍不时显现出目的论和循环论证的阴影。

作者对功能主义一以贯之的运用，使本书脉络非常清晰。由于没有结合交换、冲突、结构等理论进行进一步探讨，这就给本书探讨的主题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此外，本书的讨论更关注与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对组织内部视角关注不够。但如果考虑到作者专注于宏观战略研究，这种批评就显得较为苛刻了。

尽管如此，该书还是一本很好的非营利理论的入门之作，做到了把社会学的理论深度和管理学的简洁、实用之间出色的结合。就我国的非营利研究领域来说，许多基础理论研究还很少涉入，重管理、实用轻理论、概念是较流行的取向。这对于推进我国的非营利组织研究的深化是不利的。市场上需要鱼，生产鱼自然获利，但我们同样也需要有人研究水的成分、养分以喂养出更肥美的鲜鱼来。鱼水结合，和谐遂致。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希望弗鲁姆金的著作能起到它山之石的作用。

注释：

*韩俊魁,清华大学21 世纪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1. J.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36页。

2.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14—336页；韩俊魁：“农村社区扶贫类NGO可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 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0、31、18页。

4.乔纳森•特纳著、邱泽奇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5.雅维耶.桑迪索：“仁义市场：伦理基金与小额信贷的前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6年8月，第23卷第3期，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