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国人并不陌生。
为了反思“造反与理性”，我第一次认真阅读萨特。
萨特，在西方思想史长河中，是为数不多的几位把文学和哲学结合得最好的之一，在文学和哲学这两大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来，他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始终与每个人相关，冲击着每个人的生活，萨特自不例外。
纵观萨特一生及其著述，其中有关“政治”的，并不亚于他的文学创作和哲学书写。政治既是一种生活体验，又是一种写作训练，更是一次自由冒险。其政治著述主要有：《自由之路》第一、二部：《理性年代》与《延缓》（1945）、《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犹太问题随感录》和《唯物主义与革命》（1946）、《自由之路》第三部：《心灵之死》（1949）、《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1957）、《辩证理性批判》（1960）、《造反有理》（1974）等。他还热衷于游行、访谈。总之，他处于严肃、活泼、紧张、兴奋的政治状态。他支持1968年学生运动，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一起为政治自由和政治正义而进行冒险。试图通过“政治介入”把自我他化。在这一介入过程中，萨特追寻着“政治”与“理性”间的关系。
作为社会活动家，萨特的政治兴趣绝非是枝节性的，因为这改变了他关于“知识分子及其作用”的看法，他本人也极大影响着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萨特从戎，为战俘，参与抵抗运动，支持学生运动，参加保卫移民游行，会见前苏联异端分子，发表政论、演讲及访谈……对于政治，经历了从漠不关心而比较主动到日益积极活跃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变革过程，使萨特实现了“脱胎换骨”，努力自我反对或自我否定，使他认识到觉醒知道造反的知识分子成长为智识分子，这为知识分子设计了新形象—新知识分子（新人类）。这一新形象是萨特的创意，与传统知识分子大相径庭，选择泾渭分明的“立场”。萨特的立场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大众（民众）。这一点，他的伴侣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在回忆录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永别的仪式》，中译本定名为《萨特传》）中明言：
纵观萨特的一生，他总是不断地怀疑自己；他不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兴趣”，但他不想让它给整个地吞没。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反对自己”。他努力去“脱胎换骨”。他卷入1968年的政治动荡，这一动荡深深影响着他，使他思索知识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过去关于它的概念。……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对立，萨特提出新知识分子的概念：要自我否定，试图找到一种新的大众化的形象。新的知识分子把自己融入民众中，以期使真正的普遍性取得胜利。1
1943年出版的《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éant）,不仅是萨特的主要哲学著作，而且是他一生的名著。可以说，在其所有著述中，这本书影响最大。本来，萨特打算写另一卷讨论伦理道德问题，因一些客观原因而搁置，但有剧作《在密室里》、《肮脏的手》、《魔鬼与上帝》等，涉及了许多伦理学问题。《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关于政治问题的论著，宣扬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表现出个人对社会的伦理关怀。无论是萨特的哲学著作，还是其政治学著作，都集中于“人的存在问题”。萨特认为，社会成员应该为某种突发性暴力（如造反、暴动、反叛）进行辩护，甚至加入暴力运动之中，以改变历史，破坏历史目标，进而达到完全的道德自由。哲学上的“他人即地狱”，强化了政治上的“反抗”。人的存在与虚无为伴，既然如此，人的存在必然受到虚无的控制。萨特视“他人”为“地狱”，“他人”是“我”的对立物，处处为“我”设置陷阱，跟“我”作对。“我”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摆脱“他人”这个地狱；“我”要存在，也必须摆脱“虚无”这个地狱。萨特的论点是：
无论何时、亦无论付出何种代价，个人都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人之一生必须成为在任何特定时刻均可质疑的某种目标。人们经常对这一立场提出批评，因为这种观点所说的不稳定性将会破坏社会生活本身所必要的那种信任感：今天我爱某人，但明天就会完全放弃这种爱。然而，对萨特这一观点提出的批判，更多地是集中于这一观念缺乏任何社会性的概念。自由总是摆脱他人干预的自由，从而排斥了与他人进行合作的可能性。2
二,
造反是猛烈的、强制的、粗暴的,甚至是过火的。萨特将“造反(révolte)”与“理性（raison）”联系起来，造反与理性间的关系是政治与理性间的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他主张“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造反是发动反抗行动，这一行动是为了实现造反意图。造反要求造反者理智地运用和控制造反权力（pouvoir de révolte），有理由有道理地进行，这就是造反理性。造反权力（révolte-pouvoir）意指着这样的东西：pouvoir révolter（能反即能够造反）。造反是一种行为或实践，因此，造反理性也是行为理性、行动理性、做事理性或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在造反行动中表现为意志哲学。我有理造反，故我正确而勇敢地活着，简而言之，我反故我在。理性是人类的属性，表现在个人和人类的信仰与行为中。理性与思考、推理相关。理性的信仰和行为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这表明，人具有成熟的判断力，对现实能够作出合理解释，为自己的信仰和行为提供有力的论证。人能够自觉地听从于理性。做什么事都要认真推究一番。造反这一大事更是如此。
《造反有理》是一对话集中的一次对谈，并作为一系列对谈的总题，发表于1974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它很能代表萨特晚年的政治观点。《造反有理》这次对谈，是在1972年12月进行的，与萨特对谈的有维克多（Pierre Victor）和加维（Philippe Gavi）。3我们在阅读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和与之相关的另一篇Qu’est-ce qui fait qu’un petit bourgeois ou un ouvrier se révolter?（1973年1月）的时候，发现萨特在对话中显得不那么主动，好像被维克多和加维牵着鼻子走，颇有被拐骗之势，真是奇耻大辱，甚至在整个系列对话中都如此。这一点，波伏瓦早已刻骨铭心地抱怨过。她说：
维克多没有直接表达他自己的任何见解，而是使之出于萨特之口；他以披露事实的名义，扮演着一个代理人的角色。他对萨特说话的口气居高临下，傲慢不逊，所有在发表前读过这一谈话的朋友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跟我一样，他们因这个谈话具有对萨特“逼供”的性质而震惊。事实上，从萨特第一次见到维克多以来，维克多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和其他许多以前的毛主义者一样,转向了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的世界观成了唯灵论的甚至是宗教性的东西。萨特很不满意他的这种转变。4
在道德伦理的起源问题上，维克多固持犹太教立场。这显然与萨特相对立。但在双方争论中，维克多是胜者。萨特将维克多招作学术秘书，是为了帮助自己探索政治哲学思想，结果适得其反，维克多变本加厉，使萨特让步和投降，进而使其放下手中的思想，特别是体现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博爱观。这是萨特不会答应的。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当时，萨特确实衰老了，再也不能阅读（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所写），失去了判断、辨别、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唯有听人说信人言，由他去。此时的萨特真是一个活着的死魂，活着如同死了。萨特处于什么地位呢？他实际上并不居于维克多、加维左翼中心，但表面上是，因为维克多、加维围绕在他的周围，主要是为了借其名位，推行自己的主张，实现自己的意图，以迷惑公众。关于造反，萨特发表演说、表达观点，就是重述预先安排好的言论和主张。友谊政治关系是一种犹如铁链一样的强有力的联盟和势力。处于其中的人有着共同目的、共同命运，不得不一起工作，以完成某种强制性任务。
德里达如是说：
联盟是秘密的，这并非因为它要暗中提防某种隐蔽的、苦于无能为力的“原因”，而是因为“是”（oui）是一个非主动的行为，它不作任何记述或描述，其本身不表示也不规定任何内容，它只是超越或不超越一切地承诺。为此它必须重复：是、是，必须保持记忆，保证记住自己，向自己作出承诺，为记忆而受记忆约束，否则绝无什么东西来自将来。这就是法则，这就是在对“是”说“是”和“是”之时，目前状况下的履行式范畴仅能探讨的东西。5
在法国六、七十年代的风暴环境中，萨特与维克多、加维等人确定建立了策略联盟或论说势力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论说的（discursive），而且是非论说的（non-discursive）。他们必须主动地或被动地把对方拉入共同的思想与行为之中。
萨特认为，一个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果有政治理想，并付诸实现，那最好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因为年富力强才能坚持到底。萨特感叹1968年“五月风暴”来临时，对他来说，为时已晚，但他努力让自己显得年轻些，这就是他愿意与维克多等年轻人呆在一起，并参加他们的种种活动。他们建立了政治友谊（具有政治色彩的友谊）。萨特希望哲学家也应当成为（做）新型的人，应当参加社会活动，应当自问“人是什么？”
三，
我们在讨论“造反有理”这一主题时，尽管不全然是关于萨特本人的思想，维克多和加维仅仅是萨特的“同谋替身”、“同谋复制”或“同谋克隆”——替身与原身（本身）之间存在着巨大区别――但由于萨特始终处于积极的“参与状态”或“介入状态”，因此，还是应把萨特、维克多、加维的“话”作为整体来考虑。他们究竟说了（看到了、述了、写了）些什么？为什么如此说（看、述、写）？如何说（看、述、写）？我们要说（看、述、写）什么？为什么说（看、述、写）？如何说（看、述、写）？
从有关资料表明，萨特在1970年至1973年间受法国无产阶级左翼影响，并把自己看成其中的一位代表。《造反有理》这本谈话录更是萨特在“无产阶级左翼”中经历的有力见证。他的言论和观点无疑是左翼的。在《造反有理》这次访谈中一开始，萨特就说：
Pour vous, il est entendu que la pratique précède la théorie. S’il y a théorie, elle se fait d’après la pratique － pensée parfaitement raisonnable, et que nous avons tous d’une certaine manière － mais la pratique elle-même comprend une pensée. L’essentiel, c’est l’acte, mais l’acte lui-même est sous-tendu par une pensée. Alors, on voudrait savoir comment vous envisagez une action à un moment donné. Quel est votre but, comment concevez-vous les mots d’ordre, les slogans, quelle est votre perspective tactique et stratégique par rapport à une action donné — on peut prendre n’importe laquelle. Comment vous passez d’un moment où vous n’agissez pas dans un secteur au moment où vous agissez, avec une action très particulière.（对你们来说，当然是实践先于理论。理论如果存在，则据实践而产生——完全合理的思想，我们都以某种方式拥有这一思想——但是实践本身包含某一思想。重要的是行动，行动自身则被思想作为推论的基础。于是，我们想知道你们如何在一定时机预见某项活动。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怎样构思口号、设计标语，就一定的活动而言，你们的战略观和策略观是什么——我们选择其中任何一个。你们如何随着十分特殊的活动从你们在某个地方没有行动的时刻转入你们行动的时刻。）6
萨特一开始就给维克多、加维提出“实践”、“行动”、“活动”、“理论”、“思想”主题，这些字眼及其相互关系，把读者引向复杂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领域。“造反”这一反抗行动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萨特把“行动自身（acte lui-même）”视为“造反论”的“底座”、“底部”、“底子”、“基极”、“根据”、“源泉”。造反的预见、目的、口号、战略观、策略观等，是造反的基本问题。“实践”高于“本本”。萨特还关心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如何组织，关于这种活动的思想是什么。理论与实践的本质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究竟是什么？
维克多接着说：
Il me semble important de savoir d’abord comment est né ce type de pensée mao?ste. Le mouvement mao proprement dit est né à l’automne 68, sur la base d’une destruction. Et cette destruction, ce n’était pas seulement celle d’une organisation: l’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 (m.l.); c’est la destruction de tout un système idéologique. Je parle ici de l’aile du mouvement mao qui vient du marxisme-léninisme; je rappelle que la gauche prolétarienne ne s’est vraiment constituée qu’avec l’apport des camarades venus du Mouvement du 22 mars. Avant Mai 68, j’appartenais à la direction de l?’U.J.C.M.L. Après le 10 mai 68, je constate un désastre idéologique, dans les rangs??marxistes-léninistes?.(首先知道这种毛主义思想何以诞生，似乎是重要的。严格意义上的毛运动，在破坏的基础上出现于1968年秋。这种破坏不仅仅是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马列主义的）这个组织的破坏，而且是整个意识形态体系的破坏。我在这里谈论的是源于马列主义的毛运动的一翼；我记得，无产阶级左翼只是真正与来自三二二运动的同志一起组成的。1968年5月以前，我处于U.J.C.M.L.（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领导层。1968年5月10日以后，在“马列主义”阵营，我看到了意识形态灾难。)7
意识形态灾难是什么? 萨特接着提出的这一问题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
这就是重建时代的思想和看到法国当时通行的思想。重建意味着决裂与解构，时行的思想意味着传统思想的破败和传统信仰的危机、新思潮的诞生和新信仰的确立。
1967年以来，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往往以唯一的方式破坏(摧毁、毁坏、砸烂、打碎)大学：与知识分子传统决裂，与大学决裂，与工农相结合。但无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还没有对大学的“特殊实践（pratique spécifique）”进行思考。知识分子应当与生产者结成联盟。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受到某股意识形态潮流的制约，但在六十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危机中得到锻炼。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时，社会秩序严重混乱，法国也如此。反混乱，是为了还社会于秩序之中，还民众于稳定之中。凭籍“回到马克思”，我们可以摆脱这场危机。当年的法国，卢卡奇（Lukacs）等人成为阅读的中心，阿尔都塞（Althusser）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维克多认为，“回到马克思”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积极或肯定的一面是对走出危机和混乱的出口的肯定，消极或否定的一面是巩固传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加强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
造反意味着对旧秩序的破坏，意味着灾难、灾祸、灾害（désastre），意味着社会原结构或原模式的失败，使社会暂时处于混乱状态或杂乱无章境地（désarroi），甚至使社会走向破败。désarroi即dés-arroi，也就是对arroi（秩序、井井有条、井然有序）的分离、解除、去除、破坏。混乱就会令人不安、慌乱。人们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是不幸的、悲惨的。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必须起来造反。别无选择。昂首阔步，这是道德良心和社会责任的指引，是使命的召唤。社会秩序尽管混乱，人们还不至于走入死胡同，即使被限制在某种栅栏以内，也只是暂时的，出口是必然而永恒的，犹如水库、湖泊、江河的水自有其出口一样。寻找脱身之法是一切人的天性。面对危机和混乱这种可怖的绝境，人们急中生智，也是完全可能的。走出危机和混乱，必须首先在暗中寻找到出口（出路），寻找到直达复苏和秩序的通道。走出绝境才有出路，也才是应有的结局。出口并不总是向人们呈现着，而往往是隐蔽着的，处于暗中，因此，人们必须付出巨大代价，要有足够勇气。出口意味着前途与未来，人们必须找到它，否则，就必然成为瓮中之鳖。一切新前途的展现都是努力寻求的结果，也就是说，前途来自于努力寻求，努力寻求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这预示着造反者必须承担起造反的社会责任，必须为前途而反而战。
恰恰在1968年“五月风暴”前夕，法国思潮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决裂，这是积极的一面；与强加于大学生和工人的正统理论体系信仰和某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信仰决裂，这是消极的一面。这表明当时的法国人发生了极其深刻的信仰危机。决裂是一次分娩式的阵痛，意味着在旧关系链条上劈开一个口子，拉断绳索，断裂车轴，突破防线。在它们原有关系上本来就存在着断裂点，这一断裂点正是决裂的突破口。决裂打破了旧势力各方的平衡，解除了大学生和工人身上沉重的各种信仰枷锁。人们应当运用一切可能手段避免被信仰异化和奴役，应当成为反抗强权信仰的主体，应当为自己的意愿而自由地活着。大学生和工人希望寻找到新的信仰，试图得到信仰自由，不是被动接受强加给他们的一切正统信仰，而是主动积极地自由选择新的信仰。自由选择是摆脱正统信仰的开始，也是解放的开始。自由选择意味着可信的东西进入选择者的心灵和精神，原来不可置信的东西被可信的东西替代。维克多一帮左翼知识分子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并不回避所发生的信仰危机。信仰危机标明人们对已有的主张、理论、学说、准则、宗教等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这些主张、理论等在人们心中发生了严重困难，再难以让人相信，人们对政府持怀疑态度，对政府投不信任票，试图摆脱、避开、免除强加于他们身心上的各种主张、理论等，反对政府，解除政府的压迫和束缚，以从这些困苦、恐惧势力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造反的任务就是摆脱危机，暂时减轻重负，暂时平静，恢复平衡。信仰危机必然带来别的种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等等。在他们看来，“五月风暴”正是这一危机的显影。1968年5月10日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宣布解散，其成员被分散到此前成立的“行动委员会（Comités d'action）”。5月13日，全法总罢工宣告开始。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人们根本无暇思考所发生的一切。
萨特向维克多、加维提出“你们的解散观念由此而生吗？”这一问题。维克多作了肯定的回应，并认为实践的思想已经产生。造反行动、解散行动获得了实践观念。造反实践是造反理论的演练和准备，并为造反理论分析提供案例，造反理论试图证明造反实践的合理性，它们互相推动。从哲学认识论上看，造反理论是“我思”问题，造反实践则是“我做”问题。造反理论不仅涉及造反者自身状况及其拥有的造反知识，而且系着造反者的行动理性、道德善心、社会责任和价值选择。造反者爱造反（amour de la révolte），无非是对真理、智慧、理性、善心的执着追求。造反作为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一旦进入百姓日常生活，人们必然进入造反状态。造反者必须服从法律和理性，只有这样，才能开辟出一条通向复苏和秩序的道来。
四，
五月风暴之后，维克多等人建立了无产阶级左翼，以捍卫五月风暴所取得的成果。左翼思想显然与五月风暴这一事件有关。他认为，这一事件的基础是法国专制马克思主义的破灭。法国专制马克思主义表现为两种形式：修正主义与传统马列主义（经过修改的）。法国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与法国共产党及其马克思思想相对立。8对立就是“一存在者”把“另一存在者”置于自身的对面，反过来，它们因对立而面对面、背靠背，互相对立、对抗、排斥、矛盾、斗争，互为对立物和对抗势力。对立意味着距离，意味着对立者与对立者之间不和、水火不容，导致搏斗、格斗、冲突、争端、争议。搏斗、格斗、冲突、争端、争议往往表现为心理、精神、理论、言论、武装、利害、管辖权（职权和权限）等方面。这就是对立的范围。对立双方处于完全不同的两端，一方总是以强力反对、对抗另一方，它们之间互相设置障碍。对立不仅体现为物质的，而且体现为精神的；不仅体现为人的，而且体现为物；不仅体现为政治的，而且体现为经济的；不仅体现为个体的，而且体现为普遍的。总之，它体现为一切对立现象之间。对立意味着合力的丧失，是分歧的激化；合力是一致的动力，一旦丧失就使一致断裂，使固有的联盟破碎。对立意味着和声不在，和谐破裂；和声不在音难悦，和谐破裂使协调关系趋向矛盾，使形势动荡不定。对立意味着否定服从、顺从、听命、听从、听话；如果公众对这些加以肯定，就会服从陈腐而不合理的规定、命令、秩序、法律，也就只能随风转动。对立改变了场合、局面、局势、形势、时机，无疑打开一条从暗通往明的道。造反正是某一对立方式所产生的结果。造反建立在身体、对象、时间和地点之上，与此同时，改造身体、对象并把它们转移到别的时间和地点。
法国共产党患了严重的“妄想狂”或“偏执狂”。任何专制（专横、独裁）只要对准广大公众，都会遭受反对。专制是一种权力、强权、强力，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代表国家元首意志。国家元首行使权力往往是擅自而专横的。为了保证专横权力的顺利行使，必须依靠一个绝对专制的政体。如果这种专制体制成了一国主体政治并成为巩固的统治模式，那么，该国必奉行绝对专制主义（独裁主义）。这就是专制的权威性。造反理论的功能在于否证专制权威性的依据，造反实践的作用在于破坏专制权威的基础，从而使造反者不堪忍受的独裁者政体最大限度地毁灭。通过造反，另一种权威将树立。造反是改天换日的希望。五月风暴分子的“做”建构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维克多强烈抨击了工会的“打入内部（渗透）”这一愚蠢办法。打入内部是冒险行动。工会阶级如同一个巨大的犬舍，缺乏从社会实践出发提出某种思想的能力。在五月风暴的洗礼下，工人阶级学会了思考、提高了觉悟并促使和引导他人思考。自此以后，产业工人思想来自社会政治实践。这就是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成长的用途。工人必须为自身利益和合法权利而斗争。这种生死攸关的斗争必须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的斗争理论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
独裁压制犹如一场“褐色瘟疫”，意味着暴行。独裁者必然对异己分子和人民实行铁腕统治和残酷镇压（比如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的暴政）。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丢掉了历史，居然把起码的政治正义作为假民主、假人权、假人道的政治交易。这是血腥独裁的复活。尽管皮氏获释回国，然还是个永远的罪犯。更有甚者，丑恶的新纳粹兴起，其势头并不亚于老纳粹。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在其《希特勒的战争》一书中公然否认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史实，并把他捧为“理想主义者”，企图重新界定纳粹，为之赋予“合法性”。9从现实上看，欧洲大地上存在着具有极强政治影响力的种种极右势力，比如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德国的极右政党、意大利的极右政党全国联盟、比利时的佛兰芒集团、瑞士的极端保守党人民党、奥地利的极右派自由党，不胜枚举。这些势力十分猖狂，纳粹的幽灵日盛一日，并且凭借网络技术大势传播。纳粹就是法西斯专制独裁，是世间的幽灵、瘟疫、病毒。这充分表明反纳粹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反纳粹的斗争仍应进行。
哪里有压制（repression，oppression），哪里就有反抗（révolte，résistance），就有斗争（lutte），就有反抗和斗争的行动或实践，反抗和斗争的声音，反抗和斗争的言论、理论或思想。压制有时是血腥的。采取镇压措施是当政者不得已而付诸行动的具体体现，也是暴政理论的现实化。
压制是应当遭到反对的，因为它是一种邪恶而令人恐怖的血腥力量，意味着受压制者丧失尊严、自由、财产、住宅等等。造反者为了摆脱这种力量，捍卫自由、民主、善良、安宁、镇静，必须无畏地反抗压制，重新显示人性的最大威力。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阶层、一个集团、甚至个人处于压制境遇中，就会“透不过气来”、“难受”、“抑郁”、“沉重”。压制别的存在者的存在者是不能得到尊重和自由的。压制本身也是一种克制力量，也可以被克制、抑制、制止、镇压，这依赖于反压制的压制力量。造反者站在正义的立场上遣责、惩罚、平息非正义的压制力量。血腥压制要造反者付出血的代价。造反者应当对此有充分的身心准备。反压制是一场政治斗争或一种社会实践。
在法国六十年代思潮里，反压制行动在理论上得以系统化。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部传授给工人阶级，不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但从科学理论中发展起来。这是列宁在《怎么办？》一书的中心思想。当时的造反者公开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正是立于《怎么办？》之上。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运动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必须以先进理论为指南，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布尔什维克在1903年把马克思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特殊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即布尔什维主义）。
尽管社会民主工党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成的第二国际相当复杂，时分时合，时而积极推动工人运动，时而反对工人运动，其作用也时反时复，苏维埃还是应该服从社会民主工党。服从就是屈服、听从、归顺。苏维埃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工党的命令和规章，听众它的指挥，施行它的纲领，经受它的考验，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工党抑制着苏维埃的意志，限制着它的行动。事实上，苏维埃也是听话的、顺从的、服从的。如果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作干得出色，就不必拥有苏维埃；尽管如此，苏维埃还是存在的。其实，应当重建平衡，解散苏维埃。列宁意识到，苏维埃是一大创举，并且应该从苏维埃出发对社会民主策略进行重新考虑。冲突在列宁思想里是个永恒的主题。苏维埃关系表现出严重的冲突。冲突往往化作准暴力乃至完全的暴力，进而上升为暴力对抗暴力。这就是造反的理论认可，也是决裂。
1968年以后，无产阶级左翼的思想是为解放群众、实践思想提供理论指导。被压迫者的社会运动需要思想指引。毛泽东思想正好包含了当时法国运动中造反者的要求，正是他们寻求的思想，植根于法国政治现象中。法国毛主义出现了。解放（libérer）就是把被压迫者从专制之下解救出来，使他们摆脱传统思想障碍，释放群众运动的力量。“解放”绝非偶然举动。实践和实践思想闪现于法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心中。造反者应该解决从被压迫者的社会实践内部反对奴化（奴役）体系的造反手段问题。为了解放，被压迫者必须造反。解放就是摆脱专制和压制的束缚。求解放就是脱压制、争自由。就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而言，解放就意味着打破陈旧而奴化的政治标准体系，因为这种体系与新一代学生社会实践格格不入。学生们喊出：“Grappin nazi（格拉潘是纳粹分子）”的口号。
谁是真正的造反对象？是各行各业的“头头”？不是。不是。不是。而是人为的体制和制度，比如剥削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文化制度、种族制度、婚姻制度、性欲制度、欲望制度……这些体制成为人们（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百姓）的压抑性垄断体系和惨酷桎梏。垄断体制扩展到了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完全成为人们的对立力量和支配势力。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体制异化”。压抑性垄断体制是专制或独裁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与民众之间水火不容。因此，冲突必生，暴力必发。
五，
如何摆脱垄断体制而获得自由（权）？在寻找走出旧体制获得自由（权）的道路之前，必须落实到理论问题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出了个毛主义。可谓“二十世纪西方盛景”。毛主义被法国人引进，很快使法国激进运动毛化（或者是在当时政治境遇下的一种中国化）。这为法国激进运动的深入发展铺垫了道路。法国毛主义就是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mao?sme antihiérarchique），它“就被压迫力量的本质，就个人、文化、政治的错综复杂以及解放斗争的标准提出了基本问题。”10萨特、列斐伏尔（Lefebvre）、阿尔都塞、福柯等都与毛主义有过密切关系。法国左翼势力极强，不仅表现在国内政治、经济等领域，而且表现在对外军事控制方面，比如，1956年至1962年间，法国企图把阿尔及利亚划入自己的版图，把阿尔及利亚变成“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并以战争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
阿尔及利亚战争导致了法国第四共和国的垮台和戴高乐领导的第五共和国的诞生（更加危险的独裁的出现），还成为激进的青年运动和反战运动的主导因素。戴高乐政府更加残酷地以武力镇压反战示威和对付教育问题。实行专制的目的是更加严格控制制度的内在结构，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了限制合法的反对派活动的范围，戴高乐主义政权迫使人民不得不走上更基本的和更精心组织的违法活动。反对‘合法’的限制。”11造反就是摆脱和拒斥这种专制的限制和控制，达到自治，获得自由，争取控制权和自由权。自治标志着独立意志的形成，比如，工人要求自治就是实现对工厂的自主管理、控制、核算、经营，然后达到自律，宣传自治思想，成为自治主义者。如何才能实现自治呢？这是一个具体的行动问题。维克多指出：
Casser la gueule à un petit chef ou séquestrer un cadre, c’était donner un moyen à la pensée des ouvriers pour lutter contre ce système d’asservisement dans leur pratique social, qui dit: on est dans un monde de choses où les choses rentrent en interaction les unes par rapport aux autres, et toi-même, tu est une chose. C’est l’objectif ultime de ce système de pensée, qui n’est pas simplement ?bourgeois?. On doit y inclure toutes les variantes du marxisme autoritaire. La pensée ouvrière qui est contenue, comme des eaux par une digue, par le système hiérarchique, cette pensée éclate dans la révolte…Bref, notre pensée pouvait se résumer par: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a signifiait que la révolte engendrait une nouvelle pensée. Notre travail consistait à faire de ce qui était déréglé par rapport au système d’asservissement, une nouvelle règle, à faire d’un acte marginale un acte central. D’où l’importance de l’opération de renversement, dans notre propagande politique.Ce qui correspond à une formule de bon sens de la révolte: on veut que le monde soit renversé.(杀害小头目或者监禁干部，这给工人思想提供了一种手段，为了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同奴役制度作斗争，就是说，人们处于相互作用的物质世界之中，你本身是一物。这是该思想体系的最大目标，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人们应该包容一切独断马克思主义变体。工人思想，如同堤内之水，蓄积于等级制度里，这种思想闪现于造反之中……总而言之，我们的思想可以概括如此：（人们）造反有理。这意味着造反产生新思想。我们的工作在于使就奴役制度而言的不规则成为新的规则，使边缘行为成为中心行为。在政治宣传中，颠覆活动是重要的。这符合造反的理性形式：有人希望天下大乱。)12
对抗性制度是一股强力，而争取自治和自由的造反行动分散且软弱无力。造反者的对手总是很强大，他们拥有军队、政权、机构，占据了社会各领域。毛泽东通过农民（或人民）战争来解决政权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大大启发了法国的造反者，他们必须最广泛地联合工人和学生，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喊出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此前的“三二二运动组织”已为此作了准备，它在1968年整个学生运动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丹尼尔 · 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声音和形象（著名的红色丹尼尔），他和无政府主义者占居支配地位。这表明，不仅有造反的行动，而且有造反的思想，还树立榜样。监禁火车站站长、工厂老板、大学校长、大学区区长等。监禁没商量，因为监禁有理，为的是抗拒奴役制度；造反有理，为的是反抗压制政权。对当局来说，监禁是非法的，造反是违法行为，造反者必然遭到镇压，也会遭到监禁。这里存在监禁与反监禁、抗拒与反抗拒、造反与反造反、反抗与反反抗的对抗性问题，它们形成两大势力的对立，划定了有理与无理、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事实上，统治当局对内奴役，对外扩张，这才是真正的非法行动和犯罪行为，必然引起被奴役者（被压迫者）和被扩张者（被殖民者）的反抗。这充分表明理性与合法在被奴役者和被扩张者一方，即反抗者（造反者）一方。造反是统治当局难以对付的，因为造反者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其要求、愿望和目的严重违背了统治者的意志。
争自治、取自由之路是艰难曲折的。这条路是造反行动和造反思想交织着的。自治是自由的具体体现，也仅是众多自由中的一种。通达自由之门，看似近在眼前，实则在千里之外。通达自由之路即冒险之途。自由包含着无穷无尽的欲望和理想：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公民自由、宗教自由、人身自由（个人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意志自由、经营自由、贸易自由、性自由、恋爱自由、选举自由、政治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举不胜举。自由意味着独立、自主、无约束，但自由的对面存在着限制、不自由，存在着破坏自由的力量，比如专制、压制。造反者是不会接受专制、压制及其后果的，造反意在恢复自由，作为被压迫者必须通过政治斗争获得解放，成为自由的人（公民）、自由的劳动者、自由的思想家、自由的知识分子。自由属于与专制、压制等破坏因素和阻碍力量进行不懈斗争的自由斗士。这种自由将是新自由，新自由是造反者的前途。人向前途而生。
在通往新自由的途中，造反者必须付出巨大代价，必须参与有理造反实践。造反实践的目标就是砸碎旧的等级制度，就像打碎碟子一样，使之不能复原，也像劈柴，使之改变面貌。维护和坚持等级制度的人亦是摧毁对象（造反的目标）。造反者如同碎石工人，要善于行动，要敢于碎石。砸碎等级制度及其权威人物、强大势力就是被压迫者与奴役制度进行生死斗争，斗争具有阶级性且必然付诸武力。一切斗争对象都是斗争者的对立面。只有消灭对立面，生存权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在斗争过程中，造反者与被造反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双方的力量对比也是变动的，双方的思想、观点、立场也是对立的，因此，除了造反行动较量外，还存在着造反思想的较量。造反者的思想在造反行动中必然显现出来，并指导着造反行动。造反者与专制、压制、等级制度及其权威人物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造反，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人们是会坚决支持的。因此，造反有理。有理造反行动是新的造反思想的源泉。造反是对旧的政治力量、奴役制度、体制结构的破坏，必然引起社会动荡，发生流血事件。
“监禁老板有理（或监禁有理）”、“造当局的反有理（或造反有理）”这一思想在公众中得到了广泛传播。造反者监禁（关押、隔离）的是位居高位的“坏蛋”、“卑鄙家伙”、“下流胚”，比如“工头”、“老板”、“大学校长”、“大学区区长”、“众议员”、“贪官污吏”等等。
1972年2月25日，前雷诺汽车厂工人、无产阶级左翼毛主义分子皮埃尔· 奥维尼（Pierre Overney）被开除之后，仍回工厂门口，与同伴一起向工人们散发小册子，与工厂安全部门的头儿特拉莫尼发生争吵，特拉莫尼拔枪打死了他。这一事件激起了工人的反抗。不少工人因反枪杀事件而被开除，但仍回厂呼吁工人起来造反，遭到保安人员攻击。对此，毛主义分子十分不满，不仅抗议，而且把矛头指向政府的高级官员，比如比朗古尔最重要的人事官员诺格雷特（Robert Nogrette）被他们监禁在一秘密处所。他们还关押工厂老板，并让老板妥协。政府当然会施加压力，造反者也会提出一些释放被监禁者的交换条件。双方互相退让，被监禁者会得到释放，被开除的工人也会恢复工作。
监禁和释放都是有条件的。此起彼伏的运动表明，监禁、释放、再监禁、再释放，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被监禁者因监禁而失去人身自由，因释放而恢复人身自由。监禁和释放对被监禁者必然产生不同的身心感受。监禁和释放都与工厂的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相关，使工人和老板之间在利益、权利和义务上达到相对平衡。工厂是工人和老板发生冲突和矛盾的直接场所和环境，是冲突和矛盾的舞台。冲突和矛盾的结果是，或者老板被赶下舞台，或者工人被赶下舞台，或者两败俱伤，然后互相妥协退让。
监禁行为既有物质的作用，又会导致物质的后果，也具有精神象征性。监禁的物质性和象征性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巨大的毁灭力量。这有助于造反思想与监禁观念流传于大众之中，深入人心，以争取更广泛的支持。造反有了物质和思想基础之后，监禁（“工头”、“老板”、“大学校长”、“大学区区长”、“众议员”、“贪官污吏”）就更有理由、更加正义。
六,
监禁老板有理（on a raison de séquestrer les patrons），就是说，监禁老板是对的或合法的。监禁了老板等于合法限制了他的自由。老板（无论是谁）一旦受到监禁或关押就被置于监控和监视状态，受到严密注视、看管。老板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已由原来的财产所有者沦为财产的丧失者，由自由的人成为不自由的人。不论是谁，都会因监禁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即使是高官显贵，也是如此。谁应被人们监禁，人们就监禁谁。被监禁者是老板（谁？为什么？怎么样？何处？）。当人们从电视、报刊等媒体里发现有人被监禁，总会发出疑问：谁？谁？什么人？什么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是怎么被监禁的？被监禁者现在何处？
“谁”表明监禁存在着明确的指向性对象，是被监禁的那个人（那些人），就是说，有（一个）人被监禁；这些人（被监禁的那个人或那些人）也许著名（大人物、有名），也许不著名（小人物、无名）；也许显名，也许匿名；这些人或许因地位、职业、身份各异而得到不同的待遇，但都是监禁中人，不是通常的人，是失去自由、受到看管的特殊人。被监禁者不论地位高下，一旦被监禁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存在者，而是一个有污点的监禁对象，他所处的地点也发生变化，比如被监禁者原来是老板，在被监禁之前，居于他自己的办公室，可以自主自由地调配他的财产，而在被监禁之后便被关在监狱，其财产很可能被剥夺，由自主自由的人沦为不自主不自由的人。他周围的人不再是下属和工人，而是看守和形形色色的犯人。他的境况因监禁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监禁改变命运。谁（什么人）被监禁（谁被谁监禁或者谁监禁谁）？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是监禁的理论前提和政治原则，是合法监禁与非法监禁的分水岭。被监禁者不应当是一个（群）任意的对象，而是一个（群）确有监禁原因才有被监禁这一结果的特定对象。谁会成为被监禁的第一人呢？很可能就是罪恶滔天的人。监禁者在进行监禁之前一定对监禁对象有所考虑和选择，进而争先监禁第一个应当被监禁的人。
监禁者绝不能爱监禁谁就监禁谁，应当知道自己应该监禁的那个（些）人，应当监禁常常谈到的“那个恶棍”，很久以来就想予以监禁（只是条件还未成熟）。在监禁之前，监禁者必须弄清谁是应该被监禁的人，必须弄清监禁和被监禁的原因或理由。就是说，被监禁者为什么被监禁？监禁者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因为被监禁者（压迫者）曾经压迫监禁者，应当为压迫付出代价。压迫者的压迫使被压迫者不堪忍受，他们为什么不遭到反抗而受到监禁呢？为什么不呢？
“怎么样”表明监禁被监禁者的过程。被监禁者受到监禁不是一个随便怎么样（胡乱或马马虎虎）的过程。要想成功监禁被监禁者，必须费一番苦心，研究方案，布置法网，设计线路。被监禁者在被监禁之前大多不会自投落网，必然会作最后挣扎。这预示着监禁的困难。战胜困难就得付出代价。因此，监禁过程就是斗争过程。这的确是难以把握的。
被监禁者被监禁之后，去什么地方（何处）？“所到之处”并不是被监禁者的自愿选择，而是不得不去的地方，不得不面对的状况。这就是监禁的强制性，就是被监禁者的被动性。监禁者要被监禁者上哪儿，被监禁者就得上哪儿。不管在哪儿，被监禁者都不会感到愉快。“所到之处”是一个条件十分恶劣的地方，被监禁者一旦被投入其中便开始狼狈人生。“所到之处”确定了被监禁者的现实处境和惨酷事实，是被监禁者的新环境。被监禁者必须适应这一特殊的新环境。“何处”标明存在着监禁处所（被监禁的老板所在地点、空间或机关，比如“禁闭室”、“看守所”、“公安局”、“监狱”、“秘密处所”）。被关在禁闭室的不仅仅是“老板”，还有“工头”、“大学校长”、“大学区区长”、“众议员”、“贪官污吏”等，在其他情况下，还会有许许多多其他被监禁者（包括造反者、反抗者、起义者，不论他们有名无名）。在监狱（在那里、在那个地方、在某个地方）有监禁，即存在监禁。监禁的存在是事实。有监禁或者存在监禁在每一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含义，监禁对象也不相同。监禁机关这一空间形式所表达的监禁内容随着时代变迁而显示出差异。监禁机关构造了物质性格子（图表），对其内容（犯人及其罪行）进行分区监视和管理。监禁对象要转化为监禁机关的内容，还必须经过监禁行动使监禁对象成为实体，才能实现。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把监禁对象变成形式化的内容，即使之成为监禁机关的内容，否则，监禁机关就是一个空的或荒的“空间”，就会无所指，成为一个个空盒子。监禁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监禁机关（空间形式）荒寂，从而极大丰富了监禁机关。监禁机关的功能是指向人的肉身。
历史上有关监禁的文献汇编，如同监禁机关一样，也都有着自身的存在形式。监禁文献汇编这一语言形式所表达的监禁内容因时代不同而各异。监禁文献建立了符号性格子（图表），是一种表达形式，对其内容（犯人及其罪行）进行分类记录和分析，把犯人及其罪行存入档案，使之成为历史学的重要资料。监禁对象要转化为监禁文献的内容，还必须经过写作行动使监禁对象成为实体，才能实现。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把监禁对象变成形式化的内容，即使之成为监禁文献的内容，否则，监禁文献就是一个空的或荒的“空间”，就会无所指，成为一个个空格子。写作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监禁文献（语言形式）空洞，从而极大丰富了监禁文献。监禁文献的功能指向人的灵魂。
监禁机关与监禁文献之间不断发生联系，彼此渗透，彼此分离。监禁机关构成非论说或环境，诸如体制、制度、政治、经济、法律，而监禁文献构成论说或陈述，诸如体制观、制度观、政治观、经济观、法律观。这两种形式虽然很不相同，但也存在着一定联系：非论说（环境）产生论说（陈述），论说反过来决定非论说，换句说，监禁机关（空间形式）产生监禁文献（语言形式），监禁文献反过来决定监禁机关；体制产生体制观，体制观反过来决定体制；制度与制度观、政治与政治观、经济与经济观、法律与法律观之间，也存在着类似关系。监禁机关与监禁文献都是一张巨大图表或一个庞大格子（类似于空白地图），都是形式化表达方式。监禁机关重在监视和管理犯人及其罪行，监禁文献重在记录和分析犯人及其罪行。监视和管理、记录和分析都是行动（行为或实践），其行为区别在于物质性监禁与符号性写作，其功能区别在于限制肉身与教化灵魂。监禁文献本身在书写行动上对监视与管理进行抽象化，监禁机关本身在监禁行动上对记录和分析加以具体化。可以说，监禁文献如同一架抽象机器，监禁机关如同一架具体机器。监禁文献与监禁机关之间建立起抽象和具体的关系。这两种形式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联系和某种明显差异。它们都是不可省略的，都显示了监禁和写作的不同功能。
七,
谁监禁了老板？是“on”，即人、人们、人家、大家、有人、别人、我（们）、你（们）、他（她）们、无论是谁。他们与老板水火不容。他们之间互相对立。人们（on）监禁。“on”这一法语泛指代词表明了监禁的“泛指功能”，与此同时，如果同具体身份或具体主项（主体或主词）相联系，就可能获得“特指功能”，从而确立“具体形象”，比如“人称代词”——“我”,“指示代词”——“这个”,“非人称”——“世界”、“体制”或“制度”、“观念”等。
人们监禁。我监禁。这个监禁。世界监禁。体制或制度监禁。观念监禁。总之，监禁这一功能总有它的主体（主词）和客体（实体），就是说，没有主体和客体，就无所谓有否监禁。“x监禁y”这一表达形式说明“监禁的存在”、“存在监禁”、“有监禁”。“监禁”体现了某种关系，根据某种规则和环境进行自我规定。监禁主项是随着监禁类型和监禁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何谓监禁者？何谓被监禁者？“监禁者”和“被监禁者”究竟会是谁？并非总是清楚明白的。监禁者和被监禁者的身份和地位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形。监禁者与被监禁者的位置是不断转化着的。监禁者与被监禁者只是某种情形下的可能性身份、地位、位置。
监禁老板无理（on n’a pas raison de séquestrer les patrons），就是说，监禁老板是不对的或非法的（on a tort de séquestrer les patrons）。被非法监禁者是老板（谁？为什么？怎么样？何处？）。无理监禁应当被阻止和消除。如果不存在监禁的主体和客体，就没有监禁。没有监禁即不存在监禁或监禁不存在。这表明了监禁的反面。
一切非法监禁、拘捕都应当纠正。即使是公安局对百姓进行拘捕，只要是非法的，也应当纠正，应当还百姓公道。一切监禁都是残酷无情的。被拘捕者到了公安局，十之八九都被捆绑，都遭到审问和挨打。干警用木棍、电棒、脚和手敲打被拘捕者的头、脸、胸、背、腰、腿、脚以至全身，然后用水浇，致使被拘捕者数次晕倒，过不了多久，这种程序重复进行。次日仍然如此进行：木棍、电捧、脚、手一齐飞向被拘捕者，边打边问，被拘捕者不堪忍受折磨，为了堵住其口，割掉其舌头，打烂其嘴，鲜血直流，之后把他捆绑在门板上，或者给他戴上手铐和脚镣，不给他水喝，不给他拉大小便的自由。你还不招供么？那就再让他吃苦头。如此这般，其身心俱伤。这就是“刑讯逼供”。“刑讯逼供”迄今盛行不衰。
监禁（老板、工头、大学校长、大学区区长、众议员、贪官污吏等），就是造反。监禁是造反的一种具体方式，工厂是监禁和造反的现场。因此，我们对“监禁老板有理”的分析同样适用于“造反有理”的分析。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就是说，造反是对的或合法的。有造反即存在造反或造反存在。
“谁造反？”这是一个与“谁监禁了老板？”同构的问题。因此，“谁”也指向“人们”、“我”、“这个”、“世界”、“体制”或“制度”、“观念”等。总之，造反这一功能也总有它的主体（主词）和客体（实体），就是说，没有主体和客体，就无所谓有否造反。“x造y的反”这一表达形式说明“造反的存在”、“存在造反”、“有造反”。“造反”体现了某种关系，根据某种规则和环境进行自我规定。造反主项是随着造反类型和造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监禁谁（什么）或不监禁谁（什么）？造谁（什么）的反或不造谁（什么）的反？总之，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实践思想、组织观念、策略理论、斗争战术的差异。不管是肯定回答还是否定回答，都需要理性思考。
解放被压迫者（主要指工人和农民）的实践思想，就是解放被剥削者思想的想象（力）。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要求摆脱压迫者和剥削者在实践思想上造成的种种障碍、重负、制约与束缚，为工农运动劈山开道，而不是固守、控制实践思想和想象力。被压迫者要想取得造反的胜利，必须首先解放思想，解放了的思想将指明造反的方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表明一系列由小到大的行动如何实现解放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思想的欲望。这种欲望，在反压迫反剥削的人们捅破老板办公室的门，冲进去，抓住老板的时候，曾经受到坚决抑制。这表明，监禁欲望与监禁行动之间存在着距离、矛盾和障碍。造反者要把欲望变成行动，必须付出沉重代价。监禁欲望与监禁行动之间的距离、矛盾和障碍就是造反理论与造反实践之间的距离、矛盾和障碍，实现造反理论到造反实践的过渡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造反理论和造反实践都是对传统社会规范的违犯（违反、违抗），集中表现在反专制和专制主义。造反运动组织处于工人阶级外部，其任务仅仅在于引导工人走上造反之路，然后就宣布解散、重新改组或者继续存在，诸如“人民事业之友”、“斗争委员会”、“真理和公平委员会”、“前无产阶级左翼”、“同性恋者革命行动阵线”、“无产阶级左翼”、“工厂反警察组织”、“奥维尼抵抗组织”、“共产主义革命同盟”、“妇女解放运动”、“阿拉伯移民组织”、“三二二运动组织”、“法国（马列）共产党”以及“第二国际法国支部”。
正如贝乐登·菲尔兹指出的那样：
无产阶级左翼毛主义分子是60年代的产物。它以一种奇怪而矛盾的方式，植根于1968年自发性的起义。其复杂理论的完成是在“三二二组织”中曾坚守街垒的活动分子与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前毛主义分子走到一起的时候。后者曾因自己没有出现在街垒上，进行过自我批评，实际上他们曾坚持要求拆除那些街垒路障。
从1969年到1973年，这些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的前成员已经远远弥补了他们在路障之夜的消极表现。不管是否接受像黎浦和阿连德政府的倒台一类事件之间的相关性，不管是否接受结构道德的观念作为唯一反对取代主义的可靠保证，不管是否同意青年的观点认为过火行为和压迫使老一代领导人耗尽了热情……不论人们如何解释这种境况，事实是老一代激进分子的影响现在已遍及许多民族的、非中心的和个人的语境。
……
因此，无产阶级左翼运动代表着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义与法国乌托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及法国的实践糅和在一起的一个大杂烩。13对无产阶级左翼的产生、发展和完结发生过巨大影响的老一代思想家，如阿尔都塞、萨特与福柯，都是法国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左翼运动就是法国人运动。
加维问：领导这场革命运动的应该是谁？
维克多曰：当然是民粹主义者14。
民粹主义承认在被压迫者的运动中存在着精神创造力。这意味着对民粹主义的遣责。犹如我们批评列宁思想中的考茨基主义，人们反过来反驳了我们对列宁《怎么办？》所持的对立论点，诸如民粹主义、经济主义、工运中心主义等。其实，普遍的现实情形是，维克多等左翼分子都是民粹主义者，因为他们认识到，在被压迫者中间存在着精神创造力。列宁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喊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这完全与俄国社会民主原则相对立。
八,
什么是造反？谁（或什么）是造反者（反抗者、暴动者、叛乱者）？造反者如何造反？造反者为什么造反？萨特的核心问题是，造反与理性之间究竟有何联系？如何运用造反权？有理造反，是一种革命行动，绝非莫名其妙，关于造反之言也非胡言乱语。革命是造反的升级。无理造反，无异于无理取闹，便是反革命行动。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到非造反不可的地步时，造反就是好，否则就是糟。造反与理性之间关系的建立，表明造反与理性共存、同在、合置、和处（coprésence，coexistence），既然如此，造反必须听从于理性，受理智控制和指挥，还允许人们议论、争辩、思考。我们作为造反者的旁观者，应当拥有足够的评判力，能够从众多的造反行动中辨别出哪些是理性造反，哪些是非理性造反，还要区别真正的理性和虚假的理性。只有那些具有真正理性的造反，才是我们拥护和支持的。我们还要反对那些盗理性之名的所谓造反。真正的理性可能阻止反动的造反。虚假的理性具有欺骗性，理当遭到怀疑和批判。
在造反问题上，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知道什么是造反，知道为什么造反，知道如何造反。知道什么是造反，就是从本体论和逻辑上澄清造反的内涵、外延、范围和界限。知道为什么造反，就是思忖造反的充足理由，弄清造反的前因后果，做到有理由（理性、理智、道理）去造反。知道如何造反，就是有毅力（意志）去造反，有力量（精力）去造反，勇敢而智慧地造反。知道为什么造反，体现了萨特关于造反的核心问题之一——“造反与理性之间究竟有何联系？”。知道如何造反，体现了萨特关于造反的核心问题之二——“如何运用造反权？”。
知道造反的理由之后，要坚信造反言论有理，这是关于造反的知、言、智（慧），做到“真有理由”。一定要把造反和理性联系起来，把造反控制在理性领域，理性地思考造反，理智地管理造反。在发动造反之前，必须进行有力思考、论证、说理、辩论，应当证明造反在什么情况下进行才是有理的。造反必须站得住脚，绝不能不管有理无理都把一切造反视作理所当然。理性是判断和发动造反的原则。要有充分理由如此造反，否则，便是以什么利益为名干出严重违反民意、违背情理、毫无道理的事情。
在坚信造反言论有理之后，要同意造反，要坚持造反。同意造反，就是坚定造反意志，这是关于造反的德、心、仁（义），做到“真有毅力”。造反有一个度的问题，即造反要有节制、要适中。造反意志在行动中体现出来。造反一旦发动起来，就必须坚持。坚持造反，就是要有力量去造反，造反有力，这是关于造反的行、气、勇（气），做到“真有力量”。力量是勇敢的象征。
符合正义的造反就是公正的行动，否则就是不公正的行动。真有理由、真有毅力、真有力量，构成“做（造反）”的基础，造反才能成为正义的“做（行动）”，这样的造反才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这样的造反才是正确而有价值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造反，就是非正义的。有理造反，是正义与真理的基础和根据。没有理由去造反，没有毅力去造反，没有力量去造反，则构成“不做（不造反）”的基础，“不做（不造反）”才是符合正义的选择，才是正确而有价值的，如果造反，便是无理取闹，就会很糟。无理造反，是非正义和谬误的基础和根据。
在正义的造反与非正义的造反的相互参照中，我们会明辨是非、曲直、可否、真假、善恶、美丑。如何正确选择是否参加造反或进行造反反思，并不是容易明朗的，因此，必须对发生着的造反首先寻找起因和理性，进而选择是否同意和坚持造反。总之，要敢于且善于使用我们的理性和造反权，才能获得造反的胜利和正确的社会后果。只有这样，造反者才能说：我知，我义，我勇，我有理，我存在。不屈从，就反抗。但是，造反者不能独自一人对付屈从，一个人反抗是不行的，必须最大限度地联合大众。为了改变旧社会旧制度的面目，人民大众不得无动于衷，必须联合起来，共同造反，甚至接着反抗，进入造反状态，置身于危险境地。这正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立场。造反者并不孤独，因为他（她）造别人（暴君、凶手……）的反，也造恶象（苦难、压力、恐惧、烦恼……）的反，反一切把反者自己置于死地的人物和现象。不愿死去的人们，起来造反。该造反时就造反。说“造反”比说“不造反”更具有理性。因此，“造反”成为首要问题。
所谓毅力，就是坚强持久经受无法补救的威胁我们的麻烦和不测的意志。实现这一意志，需要灵活的身体、智慧的大脑、有力的武器，但不加考虑地逃跑就愈加危险。有策略地坚守，可以吓跑敌对势力；有策略地撤退，也可以瓦解敌方。坚守与撤退、造反与不造反可以交替进行。
我们还应当善于控制造反，这是造反节制或适中问题。所谓节制就是使造反适度地发生、进行、收场。不过分造反，只能适度造反。这便是理性。做什么都不能过度，过度就不德而罪。“行善积德过了头，常人就应称为疯子，君子就应称为小人。”15贺拉斯（Horace）这样定义“节制”。一切正当的造反一旦过分进行就必然受到谴责。有节制的造反，才能把造反控制在理性和正义范围，造反者才可配称为“常人”、“君子”、“理性者”、“正义者”。过分造反有百害而无一益，造反者作为常人、君子、理性者、正义者，应当懂得有害与无害、有益与无益的限度。否则，有害现象或无益现象，就会肆意损害民意。过分的确对我们起着消极作用，限制着造反者正确行使造反权的能力。总之，别超越理性。这正是造反者在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的内心的道德律令。这样的造反者才是有道德的人。不然，只能表明造反者还很不成熟，造反尚处于未成熟状态。知识分子加入造反者行列，参与关于造反的论争，其主要目的就是引导那些不成熟的造反者，使之有能力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而拥有意志和力量，他们担当起启蒙造反的任务。知识分子帮助公众理解什么是造反，为什么造反，如何造反，什么样的造反才有理。
勇敢，就是不怕危险、困难、牺牲，有胆量。
要正确判断造反者或者造反论者，首先应当弄清他在造反时期每天的所作所为是否有用于社会和公众，是否有理有节有勇。弄清他造的到底是谁的反。造反者是否达到懂造反的年龄，是否丧失理智和判断力，是否蛮不讲理、违反情理、毫无道理、有正当理由。我们不能仅仅知道造反有理，而且应该知道造反无理。总之，要有能力判断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造反，在何种情况下不可造反。这就是智慧、意志、勇敢。
要取得造反的胜利，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言而慎；庄而和；仁而变；勇而退。
能言造反已不易，将造反理论付诸行动，更不易。其实，言造反和实现造反都能做到，问题是要有理由、有节制、有勇敢。皮浪（Purrh?n）同狗搏斗，如同我们（不论年幼年长）为了免遭狗咬而挥舞手中的棍棒、投掷石块与狗进行搏斗一样，逐渐知道什么是勇敢，如何成长为勇敢者。皮浪说：“人是很难抛却一切的；应该时刻准备并努力同一切作斗争，首先要付诸行动，如果行动做不到，至少要体现在理性和口头上。”16
人学会勇敢地活着，是最重要的。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勇敢战胜困难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如此，人类的历程也是如此。虽然世上每个人都要迎战困难，但各自必须具体地慢慢地体验，这是阻止不得的生命流向。对于困难，我们应该反抗或造反。造困难的反，当然有理。要取得造反的胜利，必须拥有一颗智慧、意志、勇敢之心。世间经过劲风荡涤，必然得出“一清”，人心也为之“一亮”，这便是在生活和思想、实践和理论中的阳光。人类历史上关于勇敢的故事，无穷无尽。这些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人要经得起折腾，为了人类幸福、社会公正要不屈不饶地斗争。
九，
我们在“造反有理”的路上遇到了萨特，是我们在哲学上、在历史上反思“造反”的理论前提。
我们要进一步引出的问题是：“做什么（做何事，faire qch.）”有理？“做什么”的“基础（base）”是什么？也就是说，通过萨特、维克多和加维，我们应当宣示做－基础问题的提问法和风格（problémathique et style des questions du faire-base）。结合着萨特们讲，就是挖掘出造反这一做的基础、起源（理论的、历史的、现实的）。斗争、革命、改革、变革……统统应当有理。做事总该有理才行。有理可行天下，无理寸步难移。
2000年2月27日，纽约暴发抗议浪潮，反抗迪亚洛案判决。2月25日，纽约市最法院宣判连开41枪射杀无辜黑人移民迪亚洛的4名白人警察二级谋杀罪名不成立，并且当庭释放。这一不公正判决立即引起迪亚洛家人、律师以及大批反种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27日，数千名纽约市民在联合国总部集会，游行示威，抗议该判决，要求联合国关注美国愈益严重的人权问题。示威的人们不停地从1数至41，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悲愤。
写到此（2000年3月17日），又闻科索沃枪声。联合国特派团和北约在“科索沃问题”上执行极不公正的“扶阿抑塞”政策，“种族清洗”暴行愈演愈烈，导致阿塞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也导致阿塞两族与国际维和部队之间的矛盾激化，引发了规模巨大的暴力冲突，阿族分离主义势力的恐怖活动笼罩着塞族居民。哪里有不公和暴行，哪里就有冲突、游行和反抗。科索沃的严重局势引起了南联盟政府和人民强烈的反应和抗议。
美国等霸权国家在南以人道、人权名义进行血醒屠杀。南政府和人民不反抗，便是怪事。如果反种族主义者不反迪亚洛案的不公，那将是种族祈视主义者进一步发展的日子的来临，谋杀和灾难将合法化。
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分裂主义还十分猖獗，危害着人类的安全与和平，给无辜平民造成痛苦与伤害。恐怖主义分子制造恐怖事件，比如劫机、爆炸、枪杀等。很明显，今天，依然存在着反恐怖主义的使命。反恐怖行动，今世犹存。恐怖活动理当受到惩罚和反对，但恐怖不仅仅是恐怖，而且存在着恐怖以外的种种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外交因素、种族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等。反种族主义、反分裂主义的任务也十分艰巨。反恐怖主义是人类重大的政治事件、政治活动、造反行动。在政治事件、政治活动、造反行动的压力下，知识和智慧必然发生意想不到的偶然变化。这种压力促使、挑起人们产生战斗激情、政治热情、造反精神。通过有理造反摆脱险境，获取丰富的政治经验。
在萨特那里，做，就是游行，就是造反。游行是实现说（演说、谈话）、写（写作、陈述）和看。严格意义上的做不是说、写、看。看和做是非论说，说和述是论说。仅仅坐而论道，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躬行（做、行、实践），走向大街小巷，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发表宣言，伸张正义。做者（谁？为什么？如何？）就是做的主体。做的对象（谁？为什么？如何？）就是客体，就是所说、所写、所看。
论述造反与论述“造反”是有区别的，前者表明论述造反这一行动，后者意味着论述人们称为“造反”的东西，论述“造反”这个主题或“造反”这个词、这个概念、这个词项及其所指（进入“造反”这个词的一切）。在法语中，我们可以构造出两种表达形式：parler de révolte （论述造反）和parler de“révolte”（论述“造反”）。“parler de révolte”这一表达形式还透露出另一层意思：以造反的方式来论述或说话或谈论，或者说，用造反行动和造反事实来说话，使造反理论付诸实践。拿出行动来！拿出事实来！这两种形式都表明了论述与造反间的关系。人们所言必与造反有关。
论述造反与论述“造反”这两种形式，相当于“说造反（parler（-）se révolter（révolte））”与“述造反（énoncer（-）se révolter（révolte））”。从“说造反”到“述造反”表明了“说（口头）”与“述（前书面）”的分离，也标志着从说（口头－声音）经述（前书面或前符号）到书面（写－符号）的过渡，要完全实现符号性呈现，还必须“写造反（écrire（-）se révolter（révolte））”。（书）写就是将与造反相关的所看、所说、所述、所做、基础、所读、所思、所创、所示呈现于纸的符号性实践。写就是建立造反理论的学者行动，是思想家的天职。
看造反（voir se révolter）意味着“看”与“造反”同时进行，就是观察（或旁观）、经历、碰见、思考、尝试、认识、理解造反并加以判断（评价），预见正在发生着的造反的某种动向或趋势，与此同时，提醒造反者注意可能出现或将要发生的某种不利情况，也表现出造反者试验造反的行为——这里存在着一个未来时间问题，因为“看”和“造反”总是进行着，总是向前，并且在确定其现在状况的同时，预示着未来状况。“看造反”这一结构本身不仅仅叙述现在，而且诉说着未来。看，哪怕是匆匆一瞥，也能满足人们的某种欲望。观察者或旁观者目睹着造反场景，犹如看一出戏、一场球赛，可能比造反者本身看得更加清楚，进而作出合符理性的判断，提出比较客观的看法。
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看得见，是否有能力把造反看得清楚。人们有看（观察或旁观）造反的权利吗？这样看是否恰当？看造反实际上已经开始体验、经历造反，甚至开始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这一看本质上充满革命性和冒险性。造反在某时某地把人们拢集起来，号召人们为它付出代价。看者的眼睛好象一面镜子，把造反和造反者映在这面镜子里。看的过程就是映的过程，换句话说，看造反的过程就是映造反和造反者的过程。看造反不是一个事件的单一时间，而是包含着两种行为或两个事件的双重时间，甚至多重性：同时（性）。同时（性）是理解“看造反”的钥匙，如果缺乏时间的同时（性）观念，就难以理解“看”和“造反”的合置。“看”与“造反”的同时（性）表明“看者”与“造反者”之间构成某种同谋关系，也意味着它们共同存在。“看者”与“造反者”很可能共同承受忧患和危险，甚至共同承担责任。因此，我看我造反，故我在。这是一个新的“我思”公式。
同时、共谋、共同为扩充和更新“我思”公式提供了可能性。进一步讲，造反不仅仅需要看，而且需要说、述、做、奠、读、思、写、创和示，也就是说，看之后，接着说、述、做、奠基、读、思、写、创和示。在此基础上，我们完全能够扩充和更新“我思故我在”这一笛卡尔公式。“我在”之因远不止于“我思”，在“我思”之外，还有别的。同时、共谋、共同并不意味着拒斥或舍弃“我思”。“思”与“非思”共同构成“在”的内在原因，在福柯意义上说，“论说”与“非论说”共同对“在”发生作用。总之，我们不能停留在“思”一层。说、述、做、奠基、读、思、写、创和示，与看一样，同造反构成同时（性）结构，反映着以同时（性）为特征的行为的“共谋关系”。因此，我们也必须以“同时（性）”观念理解这种共谋关系。
就造反而言，有法国的造反（在法国的造反或造反在法国）、美国的造反（在美国的造反或造反在美国）、英国的造反（在英国的造反或造反在英国）、中国的造反（在中国的造反或造反在中国）……不胜枚举。造反在时间上也存在着种种类型：过去的造反、现在的造反和将来的造反。造反还因民族不同而各异。可见，造反不是一个单一含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复杂概念，也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概念。造反是人类进程中的转换性活动和破坏性行为，也不断更新着自身的形式，其意义和价值也在不断地发展，因此，我们无法总计造反（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我们反思造反，必须弄清造反的语境、背景、环境、范围以及性质，必须对造反进行界定，不然难以弄清楚“什么是造反？”这个基本问题。
西方造反观念，体现着西方人类行为本体论（人文学本体论），形成西方的人文－势力结构（思想－习惯结构），同样，中国造反观念，体现着中国人类行为本体论（人文学本体论），形成中国的人文－势力结构（思想－习惯结构）。
十，
法国知识分子极大关注社会和政治事务，是法国人特有的敏性的典型反映。
萨特的造反观与1968年五月风暴和法国左翼密切相关，也正是这种典型反映的自然延续。福柯关于造反(révolte，résistance)和权力（pouvoir）的思想可视作萨特造反观的一个有力增补。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晚年越来越热衷于政治斗争，支持铁路工人罢工和失业者行动，颇有阿尔都塞、萨特、福柯等法国知识分子的遗风。可以说，布尔迪厄现象体现了他们在今日法国的连续性。萨特所关注的造反引起的伦理问题是什么？什么呼唤造反？造反的本质是什么？造反将给我们什么启示？最公正的造反和最不公正的造反在何处？面对造反，知识分子有何为？这些问题总是而不断地纠缠着我们。
造反提升为行为、责任。造反是一种做（行为、行动、实施、实现、实践），因此做者必须对他的一切做全权承担负责。如果做者在行为的最初阶段，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来会成为准丑行或丑行，进而受到社会和民众的遣责，那么应该立即与当前所做决裂，作出检讨。行为是道德意志的外现，因此，它每前进一步都必须符合道德意志的种种规定，道德意志就是行为（或造反）活的律令。行为不仅仅只是行为，还有种种律令。这表明，行为让行为者认识到当下所做是自己（而不是别人）的行为，它与善恶（伦理问题）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同时与别人的行为或行为律令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道德意志规定并限制着行为的各个环节。“任何行为如果要算作道德的行为，必须首先跟我的故意相一致，因为道德意志的法，只对于在意志定在内部作为故意而存在的东西，才予以承认。故意仅仅涉及外在的意志应在我的内部也作为内在的东西而存在这一形式的原则。”17人类行为的崇高目标是求善。善是行为的普遍价值和道德意志。求善意图是行为的普遍内容。
在造反过程中，必须把求善作为造反者的崇高目标，因为造反是一种社会责任（对社会对人类尽责），义不容辞，就是说，造反是社会人的责任。求善意图把造反、行为和责任统一起来，因此，我们应当在善的道路上理解造反这一特殊行动，只有求善的造反才是理性的。
造反是一种破坏性力量，一种群体实践。造反意味着暴力，因为造反的根本对象是暴力，也必须用暴力来反抗。造反实践与压迫势力相关，因为它威胁着压迫势力并动摇其根底。造反者作为工人，只是价值低廉的劳动力，如果作为被殖民者，就一文不值了。如果资产阶级（资本家）是人，那么工人只不过是亚人，被殖民者简直不是人而是猪和狗。因此，工人和被殖民者不甘屈居于亚人或猪狗的地位，必须起来造反，否则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和身份。他们必须为生存而造反，为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境遇而造反。因此，造反不仅是一种道德行为或政治实践，而且成为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如果资产阶级社会把封建社会中的人变成无业游民，这已不再是它的优点了（总之，这不是优点，而是他们在阿拉伯共同体上的唯一存在行动），而是一种在资本主义初期如此清晰地显示资本主义的卑鄙性的野蛮行动。恰恰由于这一点，否定返回来针对殖民阶级。由此，它也必然转变为行动。”18造反理论转化为造反实践。压迫和殖民必然加剧暴力，暴力必然引起造反（反抗）。造反是反对暴力的政治手段，可以克服或征服一部分恶势力。造反的演进类似于暴力的演进。“暴力的演进在这里是很明显的：首先实践－惰性中的异化结构作为实践而在殖民化中变为实在；它的（临时的）胜利作为整个实践（军队、资本家、地产商人、殖民者），它在代表剥削者和剥削地人之间基本相互性结构的实践－惰性系统中出现。但是在异化本身中，只有当每个人作为他人，在自己的日常实践实现并承担这个新的系统存在时，这个系列存在才存在。”19造反的演进与暴力的演进是并行的，也是对立的。暴力一旦激化，就会遭到抵抗（造反）。哪里有暴力，哪里就会有造反。造反的胜利是民众、工人、农民、被殖民者的实践的胜利。造反者在造反实践中很可能成为自毁性主体。自毁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造反意志决定的善恶或善心恶心（良心坏心），取决于造反者的自我倾听及心中的良心标准，正义的造反是良心所指引，这一指引很可能在造反行为之后成为一个罪名，成为秋后算帐的依据或证据。良心宣示了造反者应做的事。正义的造反行动（行为、实践）完全符合造反者自身的政治信仰，非正义的造反行动则违背了这一信仰。有良心的人或正直的人完全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实践的是非对错作出内心的正确认识和准确判断，也就是说，完全能够对是非善恶作出科学的理论诠释。造反者在造反的同时应当意识到或认清自己的造反的性质，甚至注意到造反的后果。在造反的征途上，造反者应当意识到自己或知道自己，也应当让他者意识到或让他者知道。这便是造反者的自我意识（或觉悟）以及让他意识（觉悟）。如果造反是正义的，就应当发动；如果它是非正义的，就应当放弃。这便是造反者拥有的造反理性。造反与理性的统一和符合，便是造反者的善心。
善心（conscience，良心、诚心或道德心）存在于人心之中，是一种觉悟，更是一种自悟，可以用之于判断处于受理性支配的人的一切实践活动，让人意识到或注意到自身所为所作的社会作用和道德责任，对自我职责作出清晰分析，还可以帮助那些失去觉悟、意识或良心的人苏醒过来，可以成为惩罚那些丧尽天良者的尺规并对他们进行拯救。善心不是生而俱来的，它的养成必须学而知、学而能、后天教育而成，当然，丧尽或失却的善心也必须通过对人的重塑和再育而得到恢复。个人善心在政治环境中上升为政治意识，在阶级环境中上升为阶级意识，在集团环境中上升为集团意识，在集体环境中上升为集体意识，在群体环境中上升为群体意识。个人善心的他化或扩大化表明善心的个体性与一般性。
善心也是一种信仰。善心作为信仰，应当是自由而可信的。人们可以而应该自由选择人心所向。无论是政治信仰还是宗教信仰，都是信者对自身的托付，并为自己寻找精神慰藉。一个个体信不信仰“什么”，其效果迥然有异，因为信仰是深植于每个人内心基底的内聚力量，也是判断行为的有效标准。如果没有或丧失这种力量，人的一切行为都将是惨酷的。有信仰的人与无信仰的人形成惨酷的对照。信仰意味着诚意、诚心、善意、保证、许诺、信任。如果人们背弃了它们，就会沦落为不义之人、恶者，失诺者、失信者，就会产生欺骗人的恶行。有了信仰，人们就可能相信那些确知的东西，对已所为、人间、前途、未来充满信心。造反只有持守正义，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公众也才会表达信任，相反，如果仅以正义的名义去干失善的事（丑行），必然会辜负公众的信任，最终犯下背信罪。
于是，善心与造反建立起密切关系，造反又与道德发生联系，造反善心和造反道德从而形成。善心是每位正义的造反者内心的自觉的责任意识。善心是人心中的声音，也是造反者的响导，指引着造反者踏上正义之路，引导他们对造反过程进行反思，并及时纠正造反过程中产生的偏激行为。凡是错误的行为都会受到善心的遣责。凭善心造反，造反者就会问心无愧，造反者就会因自身过错而脸色变得苍白，心里忐忑不安。意识到过错是善心的复还和再现。一切有善心、美德、正义、理智的造反者，都不应当“专注于尽量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应当在意“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20苏格拉底英勇赴死前这样对雅典人高呼。
卢梭在《爱弥儿》中这样解释“良心（善心）”概念。“我将阐明，如果单单通过理智而不诉诸良心的话，我们是不能遵从任何自然的法则的；如果自然的权利不以自然产生的需要为基础的话，则它不过是一种梦呓。”21良心或善心遵循着天地规律，是进入道德境界的人心中的真正呼声和不朽灵魂；它是审视、审查、监督人的力量，迫使人不得不增强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它是人逐渐形成的内在品格或内在德性，是迂曲地朝向善的道德评判力。
萨特是法国左翼造反者的灵魂。我们说：萨特就是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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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青年项目）《法国后现代哲学批判》的一个部分。
1 波伏瓦：《萨特传》，黄忠晶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2 约翰·A. 霍尔：“萨特”，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682-683页。
3 维克多的真名是莱维（Benny Lévy），在萨特死前，他们进行过最后一次有关哲学问题的谈话，分三期在法国《新观察家》（1980年3月10日、17日和24日）周刊上发表。维克多是一个埃及犹太人，习过哲学，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过书，曾是马列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左翼的领导人。加维是一个青年记者，为萨特主办的《现代》撰过稿，为革命万岁组织成员。维克多和加维都属于法国左翼，他们与萨特进行过多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萨特主要讲述自己的政治生涯，力图阐述1968年以来左翼思想状况，以及他与政治的关系，在他看来，参加政治也有理。政治生活是一种你不找它它却总是上门找你的东西。具有浓厚政治气氛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躲避它，不得不参予其中且与时俱进，不得不对社会事件保持政治反应，处于政治状态或政治运动之中，或胜或败，或害人或受害。一个人要想真正摆脱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
4 波伏瓦：《萨特传》，黄忠晶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第137页。
5 德里达：《多义的记忆》，蒋梓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6 Ph. Gavi, J.-P. Sartre, P. Victor: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Paris: Edition Gallimard, 1974, p.147.
7 Ph. Gavi, J.-P. Sartre, P. Victor: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Paris: Edition Gallimard, 1974, p.147-148.
8 参见 Ph. Gavi, J.-P. Sartre, P. Victor: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Paris: Edition Gallimard, 1974, p.150.
9 参见赵俊杰：“与纳粹的战争仍在进行”，《南方周末》2000年4月21日，第3版。
10 贝乐登 · 菲尔兹：“法国的毛主义”，《六十年代》，王逢振主编，张振成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11 贝乐登 · 菲尔兹：“法国的毛主义”，《六十年代》，王逢振主编，张振成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12 Ph. Gavi, J.-P. Sartre, P. Victor: On a raison de se révolter, Paris: Edition Gallimard, 1974, p.153-154.
13 贝乐登 · 菲尔兹：“法国的毛主义”，《六十年代》，王逢振主编，张振成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55页。
14 所谓“民粹主义者”，就是十九世纪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认为在农民中间进行政治宣传可以唤醒广大民众，从而使沙皇政府放宽统治。由于农民在俄国人民中占大多数，故称该运动为“民粹运动”。民粹主义者在其理论中吸收了马克思著作中相当数量的共产主义学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民粹主义者以“掺沙子”的方式到民间进行宣传活动，鼓动农民造反，但惨遭迫害、逮捕和审判，经此，后来建立了更为严密的组织，以至采取恐怖行动。
15 转引自蒙田：“论节制”，潘丽珍等译：《蒙田随笔全集》（上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 第222页。
16 转引自蒙田：“论勇敢”，马振骋等译：《蒙田随笔全集》（中卷），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420页。
17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版，第117页。
18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07页。
19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08页。
20 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66。
21 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页326。
原载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