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中，只有一次到美国去，那是因为有一位长者的九十寿庆。他就是曾经担任过“合作金库”的经济研究室主任，这是台湾一个省营的金融机构。李登辉从台大农经系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到那里任职。我在作学生的五十年代，就曾到研究室去过。主任室前面有好几位研究员，其中有一位笑容可掬，身裁高大，特别令人注意。那位长者是陈松光伯父，是个日本留学生，曾奉蒋老先生写过一本有关台湾农业改革的书。我曾问过陈公，那个近门口常笑面迎人是谁？陈公说，是你们台大毕业的李登辉。我说他常咧嘴而笑，很和善吧！陈公说，他傻呼呼的。然而这个傻呼呼的人，三十年后爬上总统的大位。每次讲话，都象咬牙切齿，露出白森森的牙齿，果真是个笑面虎。连蒋经国这种有练历的人，都给瞒过了。在那次寿庆中，我们还说起李的一些往事。陈公说，当时公务员很苦，我劝他写一些台湾农业问题，我可以找“地盘”发表，他说他的中文不好，就没有写。李后来得了美国“康大”的奖学金，博士论文就是当时写的有关台湾农业经济改革的。李的中文尚且不好，英文也不佳，好在美国有翻译博士论文的专业人才，就这样通过了。陈公又一次还生气的说：“当时研究室还供应午餐，李还没吞下就骂国民党！蒋经国瞎了眼！”

过去我常到美国去，因为地缘接近，我开车个半小时车就到水牛城。纽约、波士顿也不过十小时，坐飞机只有一小时多些。不去的原因，只因为过海关，看到检查人员那种凌厉像防小偷的眼光，诸多不合理的盘问，稍为有自尊心的人都受不了。加拿大人十九都不喜欢美国人，一部分就是这个原因。我好几次和海关人员争执。有一次又因参加学术会议，争执中那个官员说，我问你必要答。我顶一句：如果你不合理的盘问，我不能申辩吗？他凶凶巴停下来瞅着我，只要你还顶一句，我有权阻止你过关。为了答应了出席，只可哑忍。这口乌气，就使我从此非有必要，就不到美国去了！我学不到李登辉笑面虎的谄媚来应付凶凶巴的眼神。

自从二OO二年回乡扫墓以后就每年到大陆旅游，对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对一些与历史或历史人物有关的景点，多了一份思古幽情；对于景慕的历史人物，多了一份：我恨不见古人，亦恨古人不见我的感受，也有一些了此心愿的满足。为了方便旅游，就在中国银行开了一个户口。前几天有必要汇款，前面先排了一位，也是个老人家，不久她就回过头来埋怨说：“你看，柜台只有一个人，但有四个柜面，询问桌前坐了两个，我等了二十分钟了，在内走动的人连眼也不望一下，还不知等多久，天冷路又滑。唉！”这个陈述，那后面的人根本不知不理，也不知在做什么。我扬声说：“我们还等多久？”那两人先后便到柜面来，老太太便先去办理。我原在前一天已来过，表也填好，也就排队等候办理，然后被告知，汇人民币要收款人的身份证号码？我只可多走一次，为什么指导我填表的人不及早通知我？而且他不耐烦我的查问亲自为我填好的。其中一项“收款人银行及地址”，他只写银行，这个分行，当然有街道的名称，假如这条街道很长，出现两个分行以上，没有门牌号码，会不会造成退款？但填表的行员说，都是这样便收到。我回来细读一下，有这样的具结条文：“如解付无法解付而退款，退款手续费及由此引起汇价损失，概由本人承担。”白纸黑字印上，所以我汇款的时候，又多说了一次，但还是说不必了；我还能说什么？但万一退款，所签字具结，在法律上就必须承担。但这究竟是哪一方的责任？当然是我了！你签名嘛！

那位柜面为我办理汇款的行员，是一位年青又漂亮的女行员，“多一分则腴，少一分则瘦”，真的是秾纤合度，修短适中。可是脸上比同一天多伦多零下二十度还冷。手续费加币二十七元，行有规定，当无异议。但表上所无的一项“翻译”费二元：虽然不多，我这个人也未免讲原则了；我问她写的是中文名字那里需要翻译？她冷冷的说：“收款人的英文姓名。”这三个中文字，国内收汇的行员，一看银行户口号码不是核对后才入账？何须翻译英文，而且还有身份证号码！但她说：“这就是个规定”；二话就不说了。本来真想到其他中国银行的分行求证一下，想想天气和行员更冷的面孔，也只可任宰任割了。究竟翻译给谁看？汇款人没有要求，中国银行要翻译成英文才查到户口吗？巧立名目收费，也要想个比较好的藉口吧！

那位老太太还在街上蝺蝺而行，不久我便追上了。见到我打招呼，又再苦水：“我每次汇的还不是小数目！唉！国营的，没有背景能入？没办法，汇入内地，其他银行不方便嘛！衙门了！内地和这里都一样！吃定你了！”

“吃定你了！”这句话像在空气中凝结起来，久久不散，使我想起美国海关的关员！衙门嘛！心底冒出一股冷气。算了！大概是天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