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家庭经受了三次冲击：20世纪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1949—1976年间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近30年指向家庭责任的经济理性的入侵。在三次冲击和经济社会剧变的背景下，当前，中国家庭处于压力增加和能力下降的失衡状态。今天重提家庭问题，是因为家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大国崛起的历史使命面前具有了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新的功能。我们需要重新为家庭的战略地位定位。在放任家庭能力削弱还是支持家庭的问题上，除去支持家庭，我们别无选择。应当将支持家庭纳入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战略框架之中。家庭问题需要进入国家的视野，需要建立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

关键词：家庭；家庭功能；家庭政策

家庭研究并不处于社会研究和国家视野的中心。这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是在家庭以外发展起来的，或者说是在公共领域发展起来的；在公共领域，问题层出不穷，它们占据着学者的主要视野，家庭这一古老的制度安排自然就居于边缘。[1]而从国家的角度看，在现代国家需要应对问题的清单中，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军事的、安全的、社会的、科教文卫的、突发的……既长且繁。家庭问题肯定处于这一清单的尾部。

本文的旨趣在于将家庭问题在国家视野中的位序前移，即将家庭问题从国家视野的边缘向视野的中心推进，将家庭的因素置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框架之中。这是因为，家庭功能在今天有了新的内涵。由于家庭在增进国家竞争力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具有战略意义，家庭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审视中国的情况，可以发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家庭经受了涉及指向家庭制度、家庭情感、家庭责任的三次大的冲击而苦无招架之力。家庭压力在增加，而完成自身功能的能力却在弱化。本文拟在分析这三次冲击和论述家庭功能新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应当建立支持家庭政策体系的观点。

第一次冲击：20世纪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

吉登斯说：“家庭是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斗争的场所。”[2]我们在中国就看到了这一斗争的丰富场景。回顾过去的百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家庭制度、家庭价值遭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家庭功能经历了逐渐弱化的过程。

20世纪初，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家庭制度在中国受到空前激烈的批判：一个将家庭作为组织、管理社会基础的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为了从传统之茧中蝶化，对家庭制度进行批判是必然的。

一、批判的原因：封建家长制与封建社会的血肉联系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封建家长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一批判的产生，需要从现代化这个大背景来理解。由于在传统中国，家庭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生活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封建家长制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构成了封建社会伦理、政治规则的基石，所以近代以来，在社会革命的大潮中，封建家长制度成为启蒙思想家激烈批判的对象。

对于当时激烈批判传统的现象，陈来先生有精彩的论述。他明确称之为“反传统”。那么，何以产生反传统的思潮呢？他指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激烈否定民族文化传统，是基于强烈要求复兴民族国家的危机意识，是出自民族生存的危机感和对民族现代化的急迫关切。这一急迫要求导致青年知识分子的反传统情绪。简单地说，他们认为传统文化要为中国的落后挨打负全责。[3]

进而言之，现代化的发端必然伴随着对于传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批判。对此，吉登斯提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断裂，但是现代社会的断裂特别值得重视。因为“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4]那么，这种断裂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有多么深刻呢？吉登斯指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这种断裂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5]

在中国，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我们所看到的狂飙突进的反传统热潮，青年知识分子对于包括封建家长制在内的传统社会的决绝式的批判，就是这种断裂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

二、家庭制度受到严厉的批判

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就激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热情讴歌革命。他们在民族积贫积弱，屡受蹂躏的时候，胸怀救国救民的宏愿，对于封建家族制度及其伦理礼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一时可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当时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有一句名言：“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在这样的大潮中，封建家长制自然被视为“旧俗”之列，应“以革命去之”；封建家族制度被目为“万恶之源”，之后，家庭也被株连，被视为革命的障碍。

这一时期，《三纲革命》、《家庭革命》之类的文章大量出现，其中，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更是惊世骇俗。他们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所以主张取消家庭制度。例如鞠普在《毁家谭》中主张废除个体家庭，男女不结婚，“复多设会场旅馆，为男女相聚之所，相爱则合，相恶则离，俾各遂其情，则必无乐于婚姻者矣”。[6]汉一在其《毁家论》中说：“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当然，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主张个体家庭的解体，而是反对封建家长制，倡导家庭革命，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7]

今天看来，“毁家论”自然出奇地偏激，事实上，平民百姓也不会听信，他们依旧结婚自结婚，成家自成家，但是细想一下，这一论调能够提出，而且构成一种思潮，当时对于传统社会激烈批判的文化氛围就可以想象了。

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文化方面所进行的革命运动，人们常统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一次标志中国人民新觉醒的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延续辛亥革命前后民主革命的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脉络，并且以火一般的热情和犀利的语言为特征，继续批判传统社会和封建礼教。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要求人权平等和个性解放，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对迷信鬼神，要求用理性和科学来判断一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这一运动以《新青年》为重要阵地，以西方文化的民主和科学为口号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当时，吴虞、严恩椿、鲁迅、周作人、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等青年知识分子严厉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文化，传播新的婚姻家庭观念。李大钊发表文章，反对旧礼教、旧道德。他指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吴虞猛烈抨击封建宗法制度，高喊“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这次批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动摇了统治中国思想文化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权威地位，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长期束缚下解放出来，对现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有着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思想的传播是依托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期刊，即定期的且具有固定发布渠道的传播，比之此前的一些批判言论，其社会影响要大得多。

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导。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第四年的“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在文化方面的斗争锋芒集中于以维护封建专制为基本内容的孔子学说，其著名的口号“打倒孔家店”表明了与传统文化决裂的鲜明态度。比之辛亥革命前后的批判，这次批判的特点是新思想传播的范围明显扩大，它从思想家的文本走向普通知识分子，为一般青年知识分子所广泛认同。在这方面，我们从“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中，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对于封建大家庭压抑个性的揭露和对于新青年走出家庭的讴歌，以及易卜生话剧《娜拉》中娜拉出走的模式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均可视为标志性事例。

质言之，在中国，对于封建家长制的批判以及传统家庭制度以功能弱化为特征的现代转型，是中国家庭制度的历史宿命。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在批判封建家长制糟粕的同时，家庭制度中一些优秀传统也流失了。

三、这次冲击开启了家庭制度世俗化、边缘化的历程

这次针对传统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屡遭外侮、丧权辱国的处境所引起的忧患意识与救国热情。这一思想启蒙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族觉醒、自强奋斗历史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其积极意义及历史贡献已经为方家所充分肯定，兹不赘述。而从家庭制度的角度看，其意义有二：

第一，是中国家庭制度去政治化、去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开端

传统上，家庭具有政治的、神圣的意义。这是因为，传统中国是“家国同构”的。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国家的秩序乃以“家”为模板复制而成。儒家理论认为，政治秩序、社会伦理、家庭伦理是一理贯通的。在制度与日用的层面，儒家伦理假定家庭（家族）的与国家的（政治的）生活是同质的，其秩序可以一以贯之，这一理论视国家生活为扩大的家族生活，家族生活为缩小的国家生活，而在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中，更是强调家庭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明确地将家庭关系作为国家关系的基石，将家庭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因此，家庭组织及其制度、伦理就被政治化、神圣化了。

20世纪初针对传统封建家族制度的严厉批判剥去了传统家庭制度作为国家基石的神圣外衣，认为它们应当为中国的落后挨打负责，是我们屡遭羞辱、丧权辱国的根由。这样，传统家庭制度由政治伦理的母体和政治秩序的基石而变为罪恶的渊薮，它的神圣性、合理性被解构，从而开启了中国家庭制度去政治化、去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过程。

第二，开启了家庭在国家的视野中边缘化的过程

这次批判的另一个作用是，在国家的视野中，开启了家庭边缘化的历程。

历史上的中国家庭，是政治伦理的原点、国家的社会管理单位、赋税徭役单位、法律单位、福利单位。所以，家庭居于国家视野的中心。正因为如此，为了保证国家的税收和徭役，在战乱之后，国家为鼓励生育，甚至规定女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出嫁。[8]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家庭制度去政治化的过程，意味着家庭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分离。这种分离表明，在国家的视野中，家庭制度开始了其边缘化的历程，也即，国家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领域。实际上，20世纪上半叶战乱频仍，国家根本无暇顾及家庭。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批判的作用集中体现在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身上，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扩展到广大的民众之中，其社会影响是有限的。这种批判并没有在社会范围中产生真正的影响。这是因为，家庭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仅靠思想启蒙是不能实现其目标的。这一点我们从柔石小说《二月》中青年知识分子萧涧秋在芙蓉镇不被理解的遭遇就可以看出了。

20世纪初的这次针对家庭制度的冲击，使得传统中国家庭制度的神圣性、合理性被解构，数千年来从不存在疑问的家庭组织，其功能、意义、规范，在理论上首次成了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第二次冲击：1949—1976年间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

一、总的背景：现代化与家庭价值的退让

现代化是社会的世俗化、理性化，也是工具理性倡行、价值理性退让的时代。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工具理性是指人在特定的活动中，对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进行首要计算的态度。工具理性关乎物，价值理性关乎人。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工具理性独大、挤压乃至驱逐价值理性的现象。家庭是以人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是充满价值理性的组织。这里的核心价值是关爱、互惠乃至牺牲。显然，在工具理性挤压价值理性的现代社会，家庭价值的退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驶入了快行道。下面考察在这一快行道上中国家庭功能弱化的状况。

二、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

1949年后，新中国的国际环境严峻，国内百废待兴，在国家的视野中，国家安全、新型经济社会制度的建构和经济发展居于中心。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

（一）家庭处于国家视野的边缘

基本的事实是，家庭处于国家视野的边缘，不再是社会管理的直接对象：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下降了。一方面，在改革前的近30年中，国家安全和工业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国家在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下艰难地实现工业化的理想，无暇顾及家庭；另一方面，构成社会的基础组织不再是家庭，而是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家庭不再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单位和对象，也不再是税收的对象，家庭在国家的视野中处于边缘地带。

（二）单位制提供的替代性家庭功能降低了家庭的重要性

从功能替代的角度看，单位制提供了家庭的替代性功能，降低了家庭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前，“单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基本组织形态。”[9]个人与单位的关系由于资源主要由单位垄断分配的机制而变得异常的紧密。人们从摇篮到墓地，生生死死都离不开单位。单位代表国家对个人负起生老病死的无限义务[10].单位就是“家长制的福利共同体”，它好似一个小社会，大的单位从幼儿园到子弟学校，医院/卫生室，食堂、澡堂、文体活动设施……应有尽有。单位承担了家庭的许多功能，职工结婚、离婚甚至丧葬，都依靠单位的认同和支持。一个单身者的大部分生活需求都可以从单位得到满足。很明显，当家庭功能的传统功能被其它组织替代时，他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三、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侵蚀了家庭的根本价值

谁都承认，家庭是具有巨大利益和深刻感情的社会组织。家庭的根本价值是关爱、互惠、利他乃至牺牲精神。“家庭是学习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精神的课堂，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圣地。”[11]家庭是最容易发生利他行为的地方。亲情是形成人类美好感情的源头。亲情充溢其间是家庭完成其功能的保证。然而，1976年前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曾经践踏家庭这个美好的领域，侵蚀了它的根本价值.

社会生活过度政治化笼罩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人的层面看，表现为生活中越来越重视人的阶级出身、家庭背景，它们构成社会分配资源的依据，叫你不能不重视。其次，过度政治化表现为社会生活的政治运动化。在1949—1976的27年间，连番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每个人都带着自己阶级身份的明确标签，以不同的政治等级，卷入到社会生活之中，或承受苦难，或对他人实施身体/语言的暴力。

社会生活过度政治化在社会控制层面的表现是政治运动频繁。在这一阶段，“不是通过有效的、基于规则（如党和国家的制度安排）的措施来治理国家，而是通过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来实现对全社会的控制。”[12]据胡鞍钢研究，这27年的历史中，共发动了67次政治运动，平均每年2.5次。每次政治运动范围不同，但都是既要整事，又要整人，最后总是伤害了各类人群。[13]这里要说的是，过度政治化不仅制造了各种运动被整者的巨大群体，还使他们的家庭受到深及心理的政治株连。具体而言：

（一）婚姻的政治化：婚姻因政治而成立，因政治而解体

择偶标准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折射。一般来说，择偶理论用“同类匹配”、“资源交换”和“择偶梯度”来解释人们的择偶行为。[14]在改革前，“同类”的内涵中，政治地位被过分强调，在婚姻的成立和解体中，它都成为关键的因素。连番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人们政治地位的升降和政治资源的变化，这构成了政治性离婚的直接原因，当时，单位组织也鼓励这样的离婚。例如，大量“右派”的婚姻解体就为我们所熟知，[15]而文革中因派别不同、观点不同而离婚的也不在少数。

这种因婚姻政治化而产生的婚姻现象是婚姻本质的一种异化。政治标准凌驾于爱情之上，在政治标准面前，爱情没有独立的价值，而成为其附庸。爱情可以因为突然降临的政治原因而割断，而放弃。于是，家庭情感的价值大大下降了。这是指家庭配偶的横向关系的异化。

（二）家庭政治符号化

从家庭成员的纵向关系来看，在极左横行的时代，家庭的阶级符号如地主、资本家，政治符号如走资派、叛徒，是分配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的基本依据。家庭出身被符号化，其对子女的影响作用被放大、固化。显然，当一个家庭的政治标签被无限放大后，其他功能就模糊、淡化了。许多家庭不再是成员感情得到慰籍、人格得以稳定的处所，亲情也被扭曲。只要家中有政治运动的对象，无论家庭解体与否，他的家庭就被污名化，其子女就被要求同他划清界限。这就意味着割断家庭成员心灵深处的情感联系，家庭关系完全异化。

（三）文革的极度政治化将伤害家庭本体价值推向极致

十年“文化大革命”将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推向极致。

“文化大革命”中不但有大量无辜的人被整，还殃及家属。这些被整人的家属，包括其配偶子女被要求与其划清界限。划清界限的标准有二：一是揭发其罪行，二是视之为寇仇，上纲上线批判。至于断绝亲属关系者更是大有人在。“文革”期间，在强大的压力下，子女视父母为仇敌，揭发批判父母，与他们划清界限，甚至脱离父子、母子关系。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的亲情悲剧比比皆是。[16]

老鬼的自传体小说坦率真诚地描述了文革中自己对家庭，特别是对母亲、著名作家杨沫的造反行为。在杨沫遭到批判后，老鬼写道：

（我）带来一帮同学抄了你（指杨沫——引者）的家。我恨你……我决心和父母决裂，投身世界革命。……（我）把两个姐姐用绳子捆起来，像绑美国鬼子一样，勒得她们痛苦哀叫。姐姐的哭泣没有软化我的斗志，两只臭袜子塞进了她们的嘴。……我还在墙上、门上、地上、写字台上，刷写了许多大标语：“打倒臭文人杨沫！”……滚他娘的儿女之情，对这些小资产阶级女的就要凶，就要狠！我用力踢了姐姐屁股一脚，不许她乱动。这家伙最爱看《大众电影》，思想肮脏透顶。

接着，作者在小说中真诚忏悔道：

用打击母亲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用打击母亲来开辟自己的功名道路，用打击母亲来满足自己对残酷无情的追求。不知道一只小狼会不会在它妈妈被猎手追捕时，从背后咬妈妈一口，可我却利用了文化大革命之机，狠狠捅了自己母亲一刀。

此外，老鬼还在另一部作品《母亲杨沫》中揭示了他父母在文革中的一些表现：

杨沫与其丈夫马建民之间的互相揭发，那简直可以说是“一剑封喉”、直取要害的揭发。先是马建民揭发杨沫是“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接着杨沫以牙还牙，用大字报揭发丈夫与邓拓等人的关系，还说他“曾替大特务王光美转过关系。”[17]

今天看来，这些行为令人震惊。但是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它们并不罕见。在“左”的政治标准具有至上性时，一切标准都居于服从地位。凡是被认为有悖这一标准的，均在被打倒之列。所以，如果亲人被认定为“异类”，与他的亲情就应当被铲除。上述例子真实地描述了政治运动如何否定了人类最美好的亲情。

更有甚者，亵渎父母、不为冤死的父母亲收尸的也有耳闻。请看下面的描述：

在十年浩劫中，公然号召儿子造老子的反，上台揭发、打骂已经被残酷批斗的父母，甚至父母因受迫害身死，儿女也得上前踢尸体几脚等人伦丧尽、传统道德一律摈弃的做法，后果极为严重恶劣[18].

这真是触目惊心。在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中，斗争哲学势不可挡，人性在它面前惊慌失措，家庭的情感价值更是不堪一击。而就范围而言，据统计，文革中被冤假错案陷害的有1亿人之多，规模相当于近两个英国的人口，[19]说它是一个社会性灾难决不为过。这些家庭亲情悲剧及其对于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其范围之广、创痛之巨，为亘古所未有。它们构成了我们民族当代创伤性记忆的一个主题。

极左时代结束后，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清理家庭领域的混乱观念、重建亲情文化，又迎来了商品经济的大潮。1977年后，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标志性口号，人们对极左时代进行了集中的反思，它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进行了理论、意识形态的准备，意义重大。但是，这次反思主要是在政治理论、制度的层面，涉及道德情感层面、人性层面的反思甚为罕见。在后文革时代，当人们还来不及祛除文革对于人性践踏的污迹时，市场化的浪潮又来临了。

第三次冲击：近30年指向家庭核心价值的经济理性的入侵

一、关爱与责任：家庭的根本逻辑

那么，家庭的根本逻辑是什么呢？是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爱和责任、义务。著名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为法国年鉴学派的巨著《家庭史》撰写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义务、禁律在家庭中的作用：“（家庭）既建立在生物性需求（生儿育女）之上，又受某些社会方面限制的制约。——家庭总是在天性与文化之间来一个妥协。”他还进一步阐释，“家庭只有置于义务与禁律这一人工网的网眼上时，社会才允许家庭持续永存。”[20]也就是说，家庭是被义务与禁律笼罩着的社会组织。那些忽视这一点，以为只要男女相爱结婚，“从此王子和公主就过着幸福生活”的结局只是人们的浪漫构想。

在传统中国，家庭是唯一的福利组织，在传统中国的家庭价值观中，责任义务更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可以说，家庭成员间彼此不仅负有义务，而且负有无限的义务。[21]这里的“无限义务”不光指对现世家庭成员的义务，还指对先人和后人的义务。费孝通常讲：“中国人是一个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社会，个人生命是长江中的一滴水”。在我们的传统中，一个人还负有祭祀祖先、荫庇后代的义务，所以才有“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之说。

这就是说，家庭成员彼此是负有责任的。如果背离了这一根本逻辑，每个成员都是理性自利的个体，那么家庭就不会存续，人类就不会有自身的再生产——起码，育幼是需要有利他精神的，否则，幼儿就不可能存活。

二、经济理性进入家庭构成对于家庭责任的冲击

家庭是成员彼此在生理、心理、生活等方面深深相依的组织。这里，价值观无时不在发挥着罗盘般的作用，家庭因而也是对价值观变化感知最为敏锐的组织。当今，伴随经济社会改革而发生的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在深深腐蚀着家庭的传统价值支柱。

让我们先从这一腐蚀作用的机理谈起。

（一）市场机制对社会机制的摧毁作用

卡尔。波拉尼在他的经典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提出了“现代社会双向运动”的著名理论。他指出，现代社会是由双向运动支配的：市场的不断扩张和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这种反向运动是保护社会的运动，旨在将市场的扩张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之所以有保护社会的反向运动，是因为市场机制具有摧毁社会组织的作用，保护社会是对于市场机制扩张的反抗。否则，如果使市场机制成为社会的主宰，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波拉尼尖锐地指出市场机制对于社会机制的破坏作用：市场“契约自由原则的推行，这意味着非契约关系，诸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等都将被消灭掉，因为这些关系要求个体的忠诚并因而限制了他的自由。”[22]在论述市场机制对于社会机制的破坏作用时，波拉尼不惜用最尖锐的字眼：“毁灭”、“摧毁”、“消灭”。他反复强调，需要抵制市场机制的扩张。波拉尼的这一理论是如此深刻，就像是在对我们当代现象进行阐释。在家庭领域，我们清楚地看到，市场机制在怎样摧毁着我们数千年形成的对家庭的忠诚和家庭责任链条。

（二）“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的发展

市场机制是通过经济理性入侵家庭的。从人的层面上看，其表现就是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在家庭中的泛滥。

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必然带来个人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决策分散化。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个人的工作、生活是靠组织安排，自己几乎没有选择的空间，而今，当每个人需要为自己的工作、事务独自做出决策时，必然带来个体意识的强化，个人主义的发展。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限制，任其扩张，乃至在社会领域泛滥，就会酿成无视道德规范、乡规民约和法律，无视责任、义务的平衡的情况，导致一系列丑陋现象的发生。这时，个人主义就成为阎云翔所尖锐指出的“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23].

家庭原是被责任和禁律所笼罩的组织，若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进入家庭，导致人们抛弃责任，家庭就受到了根本性的侵害。

（三）经济理性的越界

“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进入家庭背后的机制是经济理性的越界。经济理性是适用于经济领域的逻辑，它追求效益最大化。而人类社会不同领域的逻辑是不同的，各种逻辑不能随便越位。这是因为，社会领域的分化是分工的产物。它们各司其职，各有所安，也各有其固有逻辑。如同行政逻辑不应进入经济活动一样，经济理性也不能轻易越界，进入其他领域。[24]在社会领域，我们追求的就不是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和谐均衡和人性化。

作为社会组织的家庭，应当是温情与爱的宫殿。家庭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关爱、互惠乃至利他，直至一定程度的个人利益的牺牲。家庭是人类美好价值和情感的发源地。我们要的是经济市场化，而不是社会市场化、家庭市场化。如果经济理性进入社会领域，特别是进入家庭领域，如果在这里充满算计，那么，其结果就是人性的泯灭，那就“天下大乱”了。

我们的实际情况是，道德领域一直处于既有道德体系被解构的状态而缺乏有效的建设性努力。自20世纪初以来，在谋求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努力中，把传统道德、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解构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建立新的、富于引导性和操作性道德体系。于是，一方面，只追求个人快乐，忽视对他人和对社会责任的有缺陷的个人主义倡行，一方面是道德律令的沉寂：我们的社会还缺乏波拉尼所强调的自我保护的自觉。上述价值观的失衡直接反映在家庭这一人们经济、生活、情感联系最为密切的共同体之中，直接损害着家庭的根本价值。

“经济理性的入侵——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的发酵——侵蚀家庭根本价值”的链条正在作用着我们的城乡家庭，带来一系列后果。

1.经济理性进入城市家庭

（1）构成城市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婚姻家庭是一种契约，家庭是一个权利义务共同体，家庭这一组织内在地要求具有稳定性。而今，离婚率的上升表明，家庭稳定性正在经受着威胁。诚然，离婚率高表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自主性的增强，但它毕竟会带来许多负面后果，如对于子女的心理、发展及单亲家庭贫困率的上升等。而离婚率的上升，责任意识淡薄，为追求个人快乐而躲避家庭责任义务，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里，流行歌曲和娱乐明星的婚恋情况对中青年影响较大。“爱情没有对错”是流行歌曲的重要主题。爱情没有对错，但是婚姻家庭是有对错的。婚姻法中的“过错方”就是明证。但是不少移情别恋、轻率对待忠于婚姻承诺的人，却以“爱情没有对错”为由为自己开脱。此外，演艺明星的婚恋行为在青年人中具有负面的示范作用。因为明星是被公众消费的，离婚或事实婚姻关系的解除在他们中频繁发生，他们的行为是对于婚姻稳定性的解构剂。

（2）赡养纠纷、房产纠纷增多

关于城市家庭赡养纠纷和房产纠纷增多、造成亲人反目的人性悲剧，目前只见于媒体报道，尚未见严谨的研究成果。不过，这类事件的频发则是人们所常见的。此类纠纷的增加，原因复杂，与计划经济和传统保障体系的解体、住房制度改革中的问题、新的权利义务规范缺位直接相关。但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的滋生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我们在一件件事例中看到的是人性中丑陋一面的膨胀。

2.经济理性进入农村家庭和养老危机的凸显

农村经济理性的进入家庭与农村社会的碎片化、农民原子化相连。

人民公社完成了对于传统农村社会组织的破坏，近30年完成了农村社会的碎片化。在人民公社时代，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把原有的维系农村社会的组织和人力纤维完全割断了”。[25]不过，当时人民公社还承担着组织农村社会的功能。问题出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近30年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在村庄缺乏公共生活和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农村迅速出现了社会结构的碎片化和农村居民的原子化。贺雪峰指出，在湖北荆门，“农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迅速理性化起来，其结果是传统的以宗族和信仰为基础的人际联系解体，现代的以契约为基础的人际联系又未能建立起来”，“由此引起一系列的后果，即经济的协作无法达成，地痞横行，村道破败，道德丧失，整个村庄呈现出无序状态。”[26]在农村社会的碎片化、农民原子化的背景下，经济理性就以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的面目大踏步进入家庭了。

（1）经济理性进入农村家庭，损害着家庭的根本价值

我们看到，在改革过程中，经济理性大踏步地进入农村家庭，损害了家庭的根本价值。对此，深谙当代农村变迁的贺雪峰教授有如下的描述：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消费文化的普及，使老规矩难以发挥作用……农村社会逐渐地由一个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传统的价值观被金钱诱惑力所打碎，人际关系迅速理性化，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被一个扩展的市场导向和消费导向的大文化所取代。[27]

这一过程集中体现在农村青年身上。他们把经济理性带入家庭。在他们享受了长辈抚育之恩后并不知感恩，也不思回报，而只想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适用于市场的逻辑越界进入家庭，损害了家庭的根本价值，破坏了代际间的社会契约和权利义务链条，造成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紧张和养老困境，传统养老文化迅速流失，以致农村老人喊出：“这代年轻人对不起我们”的令人痛心的话。

在这方面，阎云翔先生有出色的研究。基于黑龙江省下岬村田野工作的人类学研究，他指出，当代中国家庭的价值体系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28]随着祭祖习俗的消失，农村父母亲的权威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子女的经济理性进入家庭，这集中表现为婚嫁时力图尽量多分割家庭财产。阎云翔从而敏锐地看到，市场化进程促使年轻人发展出一种不平衡的个人主义，即权利义务失衡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29]他们在争取尽量多分割家庭财产的同时又不愿承担养老责任，从而造成农村的养老危机。陈柏峰近年对皖北农村的研究结论更是触目惊心。他认为，长子成婚分家实际上成为儿子为满足自己积累财富的欲望而施行的对父母兄弟的盘剥。分家实际上是把父母兄弟赶出家门，以致竟有父母因此住在废弃猪圈的情况。显然，比之阎云翔的描述，这里对父母的盘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赤裸。[30]

（2）农村家长权威下降，养老危机警示人道灾难的降临

当代农村家庭存在着代际关系紧张、孝道衰落和养老困境等问题。比之城市，这些问题在农村显得特别尖锐，极端的情况甚至使人感到是一种人道灾难。这是因为，城市居民有养老保障系统覆盖，代际冲突不那么尖锐，而在农村，没有国家提供的养老保障，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完全靠家庭子女养老。传统上，这种养老制度依靠道德规范和乡规民约来维护。本来，唯一依靠子女养老就是一种脆弱的制度。穆光宗教授曾经睿智地指出，“唯一性就是脆弱性”。而当前维护这一制度的体系又濒于解体，农村老年人的处境堪忧。这些现象折射出农村家庭中传统美好成分的大量流失：对于父母尊重、感恩情感的弱化，家庭凝聚力、成员义务感、忠诚感的淡化。毫不夸张地说，当前农村老年人的困难处境是人道灾难降临的先声。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四：第一，年轻人的教育水平和收入高于父母，这提高了他们的话语权。第二，市场化带来年轻人权利意识的成长。但是，这是只知道强调自己的权利，不知道尊重他人的权利以及应当承担的义务的有缺陷的个体意识。第三，年轻人越来越重视横向的夫妻感情，这也是纵向亲情弱化的一个因素。第四，在文化上，是农村家庭的世俗化。这里特别介绍阎云翔先生对于农村家庭世俗化的分析。他指出，当代农村子女的自私自利缺乏约束。[31]我们的家庭是嵌于传统礼治的体系之中的。对于宗族先人的崇拜、民间信仰，都使家庭价值、家长具有一定的神圣色彩。50年来的社会变革、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褪去了家庭、家长的神圣色彩，家庭世俗化了，家庭价值由于拜金主义的腐蚀而出现扭曲。[32]

（3）道德领域荒漠化，人伦丧失

一方面，我们经历了一个世纪对于传统道德的解构和近30年市场经济的冲击，另一方面，又没有新的道德营养予以补充，这导致农村道德领域荒漠化。陈柏峰列述皖北农村的情况使人震惊：虐待老人，兄弟间因为均不许父母葬在自家承包田中而引起纠纷，在葬仪上出现大量欢快的歌唱节目、甚至请戏班子表演脱衣舞等。陈柏峰将它们称之为农民价值世界的倒塌。实际上，这样一种亵渎父母的做法集中反映了农村道德领域的荒漠化，是在亵渎人类最为神圣的道德根苗，是人性的溃败，人伦的丧失。

三次冲击的比较

纵观20世纪对家庭的三次冲击，一次比一次破坏性大。前两次冲击使家庭制度、家庭亲情在一部分人群中经历了去神圣性的过程：第一次冲击使家庭的神圣性松动，但只发生在在小范围的知识精英身上；第二次冲击，以政治标准解构家庭亲情的方式使亲情彻底去神圣性，其范围扩大至普通家庭，涉及上亿人群，伤害范围已属惊人。

第三次冲击与前二次不同。这次冲击虽不见报刊宣传，也不见政府动员，看似无形，却如水银泻地，其范围遍及城乡，其威力足以使家庭的价值大厦坍塌，范围和烈度远远超过前两次。这次冲击实质是经济理性作为入侵者进入中国社会的基础性细胞，其矛头直捣家庭价值的核心区。其深层机制如波拉尼所说，是市场机制对社会组织的破坏。而反观家庭，面对这一次次的冲击，则是苦无招架之力，社会也缺乏抵御市场机制的入侵、保护家庭的自觉意识。

总起来看，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家庭也经历了制度上、情感上、价值上巨大的冲击，冲击的范围一次比一次大，破坏性一次比一次严重。家庭这个人类社会的初级组织，怎堪这种雨摧风骤的蹂躏！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她在制度、情感、价值三个层面伤痕累累，她的功能在一步步弱化。

家庭压力与家庭能力的失衡

一、当今中国家庭能力在弱化，主要表现是：

（一）家庭规模变小，抗风险能力下降

总起来看，我国人口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家庭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4.41人下降到2006年的3.17人。[33]从发达国家现在的家庭户均人口规模来看（如美国和加拿大等），其户均人口规模也在3人左右。这就是说，我们家庭的户均人口规模已经与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很明显，家庭规模变小，意味着家庭内调整资源配置的弹性减少，功能弱化，抗风险能力降低。

（二）家庭稳定性下降，离婚率上升

离婚率上升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和其他社会经济的变迁，使得家庭的生产功能等被剥离或削弱，成为一个脆弱的组织，从而降低了促使其成员产生认同的凝聚力，而离婚正源于家庭的衰弱，它不再被认为是个人生存所必需的。[34]另一方面，现代化带来的个性发展，也削弱了人们的家庭责任感。社会学家对于西方家庭近两个世纪变化的描述在中国也逐渐再现：“近两个世纪以来，作为社会日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一个反应，家庭的规模变小了，孩子越来越少，亲属关系变得不再重要。对个人权利的日益强调，使得婚姻不再被定义为一种是社会义务或经济上有利的结盟关系，而成为一种个人满足的来源——并导致离婚率越来越高。”[35]

就中国而言，我们看到，自1980年新婚姻法公布以来，我国离婚率不断上升。根据民政部的离婚登记数量表，1978年，我国的离婚率是0.35‰，1988年为1.1‰，1998年为1.92，1999年和2000年均为1.91‰，2001年为1.96‰，2002年为1.8，2003年为2.1‰，2004年为2.5‰，2005年为2.73‰。2005年比1978年上升了近7倍。[36]

离婚率的上升所反映的家庭稳定性的下降，削弱了家庭抗风险的能力。

（三）经济理性的入侵消解着家庭的核心价值

不同于次级社会组织，即基于社会分工产生的功能性组织，家庭这个初级社会组织是以人为目的的，它是这个喧嚣社会的港湾，缤纷社会的天堂。前述对于家庭的三次冲击，特别是第三次经济理性指向家庭责任的冲击，消解着家庭的核心价值，动摇着家庭价值大厦的根基。

二、家庭压力增加

家庭压力的增加，一方面源自经济社会的急速变化，使家庭面临的社会风险增加，如就业、疾病、子女教育等，另一方面源自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解体。随着单位制改革和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解体，许多社会保障的责任下沉到家庭，家庭压力明显加大。在这方面，社会学、心理学研究都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在社会学方面，据徐安琪2005年——2006年的一项调查，上海居民感到现在家庭压力增加，压力源指数在前五位的依次是：子女教养/负担，家人下岗/待业、失业，住房困难、还贷压力，经济拮据/负担，父母等家人病/残。“[37]

这些压力投射到人们的心理上，就形成了心理压力。根据杨廷忠、黄汉腾的研究，我国城市居民目前已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在他们调查的3666个样本中，有38.16%的人知觉到有中等压力，19.66%的人有较大压力，5.80%的人有很大压力；44.54%人处于健康危险压力状态，21.72%的人具有心理障碍。也即，感到有压力者占到63.62%.其中，高压力群体的特征为文化水平低、经济收入低、无业者和下岗工人。这说明，压力源主要来自就业、职场。作者尖锐地指出，心理压力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38]

一方面是家庭压力的增加，另一方面却是家庭能力的削弱，于是，家庭就陷入压力增加与能力不足的失衡状态。

我们为什么重提家庭问题？

今天重提家庭问题，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全球化的背景和大国崛起的历史使命面前，家庭在积累人力资本、提升国家竞争力中的作用需要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我们需要重新为家庭的战略地位定位。而我们的国情决定了，在放任家庭能力削弱还是支持家庭的问题上，除去支持家庭，我们别无选择。

一、全球化与家庭功能：家庭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组织

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必须立足于全球劳动分工来规划自己的发展方向。在这方面，国际经验表明，提高国民基本素质是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目前，我们中国制造业一直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徘徊，这与我们人力资源的状况直接相关。有鉴于此，我们国家已经提出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在这个框架中，家庭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家庭是进行人口再生产的基地，是子女的第一个学校，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处所：可以说，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有着不竭的动机。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家庭功能的良好实现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有直接的作用。[39]这样，家庭功能就有了新内涵，它又开始进入国家的视野。

家庭对于一个人身心的健康成长，包括对于子女的健康、教育投资以及成年人的继续教育和心理抚慰，也即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根本性的。于是，家庭功能的良好实现被纳入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视野。

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家庭功能

青少年的价值观，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他们的政治态度、信念，以及是否有亲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所系。

关于这个问题，有足够的国际经验为借鉴。美国在“9.11”后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9.11”后，青少年的国家政治认同成为国家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把青少年教育提高到反恐、国家安全的高度。“9.11”事件不仅使美国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危险，也更清醒地认识到，对年轻一代的爱国主义、公民意识教育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显然，培养身心健康、爱国、守法、富于社会责任感、掌握科学知识的下一代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美国出台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2002－2007教育战略规划》等文件都把教育放到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在欧洲，过去殖民地居民作为移民进入欧洲后，他们的下一代由于政治、社会认同和文化融合的问题而产生的社会问题，甚至骚乱，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青少年政治认同、社会认同的重要性。

而在青少年的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上，家庭的作用至关重要的。政治社会学认为，家庭是对公民的社会化，特别是政治社会化具有重要影响的场所。[40]家庭塑造了子女的心理特征，传递一套规范和价值，对子女生活习惯、行为、态度、信念的作用的是其他任何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其中，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和忠诚，直接关系着国家安全，也关系着子女亲社会观念和行为的养成。于是，家庭的价值又有了新的内涵。

总之，稳定、和谐、功能正常的家庭，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基石。

三、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家庭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发达国家重新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家庭的社会政策。他们认为，家庭功能的有效发挥不仅有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还可以减少未来的社会成本。因此，对于家庭的投资就是对社会的投资，也是对未来的投资[41].

因此，有理由说，一个世纪的弱化家庭功能的过程应当结束了。支持家庭不仅应当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还应当成为国家的政策。鉴于家庭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贡献，在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战略框架中，应当有支持家庭的位置。我们应当对弱化家庭功能的过程进行必要的反思，汲取国外的有益经验，重新建构我们的家庭政策系统。

四、我们别无选择

家庭是中国最重要的福利单位。重视家庭也是我们宝贵的传统资源。以我们的国情，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们不可能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水平的福利体系。因此，充分发挥传统资源的作用，支持家庭，使家庭在我们正在构建的福利体系中居于重要位置，具有战略意义。实际上，我们也别无选择。进而言之，连发达国家都重新重视家庭的功能、给予其切实的支持了，如果我们还坐视家庭的弱化，不是太愚蠢了吗？

行动起来支持家庭

大国崛起是我们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想，而人力资本的积聚是当代大国崛起的一个核心要素。这样，“功能健全的家庭——人力资本积聚——大国崛起”的链条就昭示了支持家庭在大国崛起战略中的结构性地位。

在市场机制正在扩张的今天，需要提高保护社会的自觉性。家庭是我们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保护这一资源，防止资源流失，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必须中止一个世纪以来的弱化家庭功能的过程，必须使支持家庭不仅是宣传行为，而应当成为政策行为。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支持家庭，使其能够发挥良好的功能，以构成社会健康肌体的基础。为此：

一、重新认识家庭，重新定位家庭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需要使全社会认识到，家庭不仅仍然是一个健康、富于活力社会的基础细胞，而且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基础性作用。

二、维护家庭的核心价值

家庭的核心价值——关爱、互惠乃至牺牲需要维护。这里应当是人类美好情操的圣地，不容践踏。而另一方面，在嗜血的资本面前，这一价值又是极易受到损害的。正因为如此，基督教国家的牧师会不厌其烦地进行道德说教，我们的儒学传统有上至哲学教义，下至榜样宣示、操作规范的道德教诲。当今，市场逻辑的坦克车正在隆隆作响中大踏步开拓其新领地。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特别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家庭的领域拒绝市场逻辑。犹如行政逻辑不能主宰企业运行，市场逻辑不能进入政府一样，经济理性不能进入家庭的核心价值领域。在经济逻辑泛化的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制度化的对家庭价值的支持体系。

三、珍惜重视家庭的传统资源

重视家庭是我们传统文化给我们的馈赠，千万要珍惜。如果忽视这一资源、任其流失，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们需要的是批判其中压抑个性的封建糟粕，推动这一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我们不能重复西方国家的弯路，即因个性解放、家庭不稳定，社会问题突出，然后重新提出重视家庭的问题。

四、家庭问题需要进入国家视野：建立支持家庭的社会政策体系

忽略家庭战略意义的状况需要改变。无论从全球化对于国家竞争力的要求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需要，还是从经济学的追求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的观点，乃至文化学的珍视几千年传统文化精华的理念，我们有无数理由呼吁国家要重视支持家庭的问题，而且需要马上行动起来。我们需要提高全社会的社会理性，家庭问题需要进入国家的视野。国家应当作为建设性力量介入家庭制度。张秀兰、徐月宾教授指出：“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任何一种社会需要在产生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一些自发的、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当这些手段功能不够时，社会往往会以新的力量注入这些手段，以应对新的需要。社会政策即是因应这种需要而产生。[42]家庭曾经满足了传统社会人的基本需要。现在，我们需要对家庭注入新的政策性力量，大力支持家庭以回应现代社会对于家庭的新需要。需要建构中国支持家庭的社会政策体系，而且这一体系应当体现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注重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43]

我的建议是：尽快建立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发挥国务院妇儿工委的作用，在国务院妇儿工委之下设立家庭中心（犹如国外的“家庭部”），整合民政部、教育部、妇联等组织的力量，从组织上保证家庭政策的研究、设计、决策、实施、分析、监管。

（二）以社区为依托，逐步建立以社区干部、妇联、社会工作者相结合的家庭服务中心，执行有关家庭的政策。

（三）具体的政策思路：

1.社会工作方面：注重家庭问题的“上游干预”，以帮助家庭正常承担功能为目标，以家庭生命周期为理论依据，在家庭容易出现问题的阶段先行介入，提供帮助。具体内容可以包括：婚前教育、生活技能培训、父母角色及亲子关系技能、儿童保护及儿童和老人照顾服务、医疗服务、法律援助、家庭应急服务、家政服务、家庭和婚姻关系咨询以及信息服务等。

2.社会服务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家庭，例如双职工家庭、单亲家庭、低收入家庭、有幼儿的家庭以及有老人特别是有失能老人的家庭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

3.经济支持方面：可考虑利用税收手段支持家庭。可考虑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个税征收办法，针对不同类型和需要的家庭制定税收政策，例如，将家庭为儿童及其他不能自立的家庭成员提供照顾的成本考虑在内，对他们实行税收优惠政策。[44]

Family：Three Great Impacts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Our Choices

MENG Xianfan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Chinese family has undergone three greatimpacts ：the challenges that undermined the family system in the early20th century，the political movements that severed emotional bonds ofthe family during 1949-1976，and the introduction of economic rationalitythat erode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family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As a result ，the Chinese family is unbalanced and dysfunctioning underincreasing pressure.It is significant and highly relevant for us to readdressthe family issue，as family is shouldering new functions of upgrading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stability in today‘s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rise as apower.We need to reaffirm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family.Whenit comes to whether we should turn our backs to the weakened functionsof the family or we should take steps to reinforce the family ，we reallyhave little room the make the choice other than the latter.Reinforcingthe family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China‘s strategy of rising asa power.And a policy system to reinforce the family should be in thegovernment agenda.

Key words ：family ，functions of the family，famil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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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2007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的资助。

[1]参见大卫。切尔：《家庭生活的社会学》，彭铟旎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2-193页。

[2]郑曦原、李方惠：《通向未来之路：与吉登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3]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9页。

[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第4页。

[6]鞠普：《毁家谭》，《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195页。

[7]参见刘海鸥：《从传统到启蒙：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近代嬗变》第四章“清末民初的家庭伦理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8]毛泽东同志的诗句“粪土当年万户侯”中的用语“万户侯”，指古代受封的官员（汉代侯爵最高的一层），其食邑有万户以上，号称“万户侯”。古代有“食邑”制度，受封之人或其家族可以获取所受赏农户的租税作为经济收入。所以说户是赋税单位。正因为如此，历代王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户口统计。由于户是国家、地方的税收徭役的来源，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人口、户数的统计。而每遇战乱，人口骤减，中央政府甚至会强制女子婚嫁以增加人口繁衍。汉初汉惠帝命令民间女子，凡15岁者就得出嫁；晋武帝时凡17岁民间女子必须出嫁；唐太宗规定女子15岁必须出嫁，并且以增减户数为官吏考察标准。

[9]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10]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11]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8页。

[12]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4页。

[13]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4页。

[14]“同类匹配”即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年龄、居住地、教育、种族、宗教、社会阶级以及价值观、角色认同等相近或类似的异性为配偶。“资源交换论”在择偶领域的解释是，人们为某一特定的异性所吸引，是由其所能提供的资源决定的。“择偶梯度”即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相当或较低的女性，而女性往往更多地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薪金收入与自己相当或高于自己，也就是婚姻配对的“男高女低”模式。见徐安琪：《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15]在著名剧作家吴祖光被划为“右派”后，组织上曾动员他的妻子新凤霞和他离婚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16]这些情况有大量的文献。影响较大的除了本文引用的老鬼在《血色黄昏》中对自己与母亲杨沫、父亲马建民关系的描述，还有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中对自己与父亲李锐、母亲范元甄关系的描述。李南央在1966年1966年自己16岁时，曾因父亲的原因在学校挨斗。单少杰称李南央所描写的“是一段家庭裂变史，锥心泣血”（《亲情文化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2期）。

[17]实际上，这种行为在当时中国并不少见，而且也不光是文革中才有。赵俪生曾有记述：（文革中）川大蒙文通教授死后的批斗会上，由蒙的儿子蒙默登台批判；在晋西北兴县的土改大会上，用绳子牵着父亲的鼻子拉着游街的是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冠荫，其父是当地的首富，开明绅士，在县城有四万白洋的买卖，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解放后，牛冠荫曾任全国供销合作社总社主任。赵俪生：《篱槿堂人物论》。

[18]刘君达：《试论中华民族孝的传统美德的批判与继承》，《学术论坛》1984年第5期。

[19]据统计，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地干群有70万人，被迫害致死的有3.4万人，全国因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株连的达1亿人以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1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3页。

[20]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8页。

[21]费孝通先生曾形象地用"接力模式"和"反馈模式"概括西方与中国的代际关系，即在西方文化中，父母对子女有抚育的义务，而子女却不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他们只对自己的下一代承担养育之责，其代际关系是传递——接力式的；而中国的代际关系则是子女必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赡养父母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反馈型代际关系被形象地称为“反哺”、“反馈”。见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22]卡尔。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63页。

[23]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私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259页。

[24]最近，不少学者提出公共服务中的服务递送采用市场机制，是在公共服务的公共性总框架中进行的，是一种次级机制。

[25]姚洋：《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观的转变》，中国三农研究网。

[26]贺雪峰：《村治的难题》，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 ？itemid-494/page-1.html.

[27]贺雪峰：《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及其困境》，《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28]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私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

[29]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私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30]陈柏峰：《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1]过去，不孝子女有对于遭雷劈、下地狱等报应的畏惧，如今没有了对于超越性价值的畏惧。

[32]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私密关系1949——1999》，第7章“老人的赡养与孝道的衰落”第八节“信仰世界的倒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206页。

[33]陈光金：《当前我国若干重大社会结构变化与结构性矛盾》，《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1月15日。

[34]文森特。帕里罗等著、周兵等译：《当代社会问题》（第4版），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35]文森特。帕里罗等著、周兵等译：《当代社会问题》（第4版），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81页。

[36]这里2005年以前的离婚率是当年离婚人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千分比，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2006年的离婚率是1.46‰。案，这是接受了著名婚姻家庭学者徐安琪教授的意见。根据国际通用算法，离婚率是一个年度内某地区离婚数与年平均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见徐安琪：《离婚率计算方法的学术拨正》，《社会经济问题专报》2005年1月25日）

[37]上海社会科学院徐安琪研究员的课题组对上海875个家庭进行抽样调查的结果。参见徐安琪、张亮、刘汶蓉、包蕾萍：《风险社会的家庭压力和社会支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5页。

[38]杨廷忠黄汉腾：《社会转型中城市居民心理压力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年第24卷第9期。

[39]全球化使国家面临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巨大压力，而人才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例如，美国是人力资本的输入国，中国则是人力资本输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留学人员有90万，学成回国的只有1/4，近20万。我们是全球低成本的制造中心，在全球的劳动分工中，我们处于低端，主要依靠低廉的、低素质的劳动力成本来竞争。这就不可能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例如，前任商务部长薄熙来曾说：“中国只有卖出八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中国新闻网，2005年5月4日。

[40]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91－104页。

[41]例如，英国政府在1998年以“支援家庭”为题目发布的家庭政策咨询书中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建立一套“家庭友善”（Family-friendly ）政策，建议在五个方面对家庭进行支持：（1）保证所有的父母都具有接受指导和帮助的渠道，改善家庭服务的内容和方法，加强社区对家庭生活的支持作用；（2）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减少儿童贫困，要在税收和各种福利制度中体现出对抚育子女成本的承认；（3）帮助家庭实现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平衡，使父母有较多的时间与子女在一起；（4）巩固婚姻生活，减少家庭破裂的风险；（5）解决更严重的家庭生活问题，包括家庭暴力和学生怀孕现象等。详见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42]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43]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可参见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张秀兰主编：《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

[44]参见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