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公共新闻”运动。尽管它至今没有形成确定的概念与清晰的理论框架，但围绕“为人民”这一理念，力图挽救日益堕落的公共生活以及媒体与公众之间的联系，从各个方面做出了努力和尝试，学术界和实业界共同推动了“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内部社会运动”。但这一运动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无法摆脱媒体专业主义、企业形态、合作分工的影响，无法真正实现公众为表达自己的声音而要求的近用权，势必被更为民主的“市民新闻”所替代。
【关键词】公共新闻，公民新闻，市民新闻，近用权
Studies on American ‘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
Shao Peiren Li Yifeng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 In the last decades of 20th century, the 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 is roaring across the US. Although the movement hasn’t form its definite concept and clear theory structure, it had developed into ‘the most systematical movement inside society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through insisting the ideal “for the people” and endeavoring saving decaying public life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media and citizens with all the ways and efforts both from academics and practisers. However, this movement has its inevitable weaknesses for not being able to avoid influences from media professionalism, enterprise pattern and cooperation working and to realize accessing right which citizens ask for their own voices, and it will be replaced with Citizen Journalism which is a much more democratic pattern.
[Keywords]Public Journalism, Civic Journalism, Citizen Journalism, Accessing Right
20世纪最后10年，美国新闻研究者眼中最热门的一个术语，就是“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声势浩大的公共新闻运动，从1988年起步，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虽历经波折，但仍在演进、推广之中，并且日益深入民心。
公共新闻也称作“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共产主义新闻”（Communitarian Journalism）、“参与性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社区新闻”（Community Journalism）等等。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版本从何而来？
追根溯源，这一运动的早期发起人断然拒绝对它下一个定义，甚至不做一个模糊的理论构架。因为他们认为，正因为它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某一个定义会毫无必要地约束它的发展。与此同时，某些版本的拥护者想以此与另一些“可疑”版本的忠实者划清界线，因而创造出了更多的新标签。它也被贴上了或大或小的各种标签。而且探讨这一概念就像“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1]那样让人争执不休——每个人都会从他最美好的期望或最恐惧的担忧出发来提出自己的看法。
无论是哪种版本，都反映出人们对传统媒体运作方式、生存状态及其对民主、近用权影响的反思和呼声。正如Michael Hoyt在探讨《Wichita Eagle》报社这一北美地区公共新闻运动经典案例时写道：“如果报纸不去学习如何倾听读者的心声、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报纸必死无疑；如果报纸将内容单纯地视为一种商品，这些报纸必将失去灵魂、毁坏民主，也是必死无疑。”[2]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名誉教授John C. Merrill认为，“任何使我们的新闻业更负责、更民主、更以民为本、更关心公众利益的东西都是应该受到欢迎。公共新闻提供了这样的希望。”
一、公共生活的堕落
美国新闻媒体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不仅能让总统下台，也能让候选人上台，甚至还能终结一场战争。近年来，社会风气不断恶化、民众道德水平不断下降，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那些打着职业准则（所谓的‘公正’、‘客观’等等）的旗号所进行的缺乏公众责任感的行为，已经使他们成了社会黑暗面的喝彩者，从而促使了公共氛围的恶化。”[3]从一个侧面就可想象美国媒体与健康的公共生活的脱节程度：CBS的王牌电视节目《六十分钟》，在1990-1994年期间讲述的500个故事中，有三分之一是明星生活、娱乐绯闻。高档名牌栏目都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新闻媒体的政治角色，应是促进民主审议，即引导公民针对公共议题进行自由、理性、平等地对话，寻求多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然后根据共识行事。然而，现今的新闻媒体却将自身简单地视为新闻商品的生产者，因而为了追逐“卖点”而偏爱炒作“八卦”话题，即使报道政治议题也是党同伐异、非白即黑，忽视理性的政策讨论，因而背弃了原本承担的社会责任。受媒体挑动，公民们相互敌视，难以自由、理性、平等地沟通。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感逐渐销蚀，甚至有近四成美国民众认为新闻有害民主。积极主动的受众群体在逐渐分化和缩小，对公共生活所持的犬儒主义和玩世不恭态度者大幅度上升，媒体渐渐丧失了使命感，各种媒体上充斥着暴力、色情和低级无聊的垃圾。
媒体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政治现状，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只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已。然而，值得质疑的事，这种反映是否全面体现了社会生活中各个族群和社区的意见？这种反映是否促使公民们理性、自由而平等地探讨公共议题？媒体是否失去了当初领导民主革命时的那份使命感与主动性？
因揭露“水门案”而成名的《华盛顿邮报》记者David S. Broder发现，记者们已不仅仅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在为这个体系——政客、顾问、职业党棍、分析师和记者自身，除了选民以外的所有人——而写作。[4]张锦华曾对台湾出现的类似现象深刻批驳道：“我们有选举，却没有共识；有自由，却没有互相尊重；有媒体，却没有互动理解，有了一切自由民主社会的形式要件，却丧失了互信和和谐。”[5]Broder呼吁记者们要以“行动者主义者（activist）”自居，“身处世上最自由的报业，现在正是我们转变为行动主义者的时刻，我们并非是为了特定的政党或政治人物，而是要为了民主自治的过程而努力。”“公众有权听到候选人讨论民众所关心的议题，……而且，当这些议题被候选人讨论时，我们也应该忠实的报道。”
1988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成为公共新闻运动的导火线。198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老布什与民主党的杜凯吉斯对垒。起初后者处在遥遥领先地位，但《华盛顿时报》全力支持老布什，造谣说后者有家族遗传精神病，由此将他彻底抹黑，造成美国选举史上前所未有的“U型大逆转”，老布什最终获胜，而美国也因此有了“负面竞选术”（Negative Campaign）一说。部分忧心忡忡的有识之士开始与学术界合作，公共新闻运动应运而生，并于1991年成型。当年，Kettering基金会与Syracuse大学对此组织了专题研讨。
二、学者的省思
Jay Rosen：在学术界，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Jay Rosen[6]是早期领军人物之一。1993-1997年期间，他受Knight基金会的资助，在纽约大学内开展了“公共生活与新闻出版”课题（the Project on Public Life and the Press）。它以研讨会的形式，对美国记者的新闻经验进行案例研究，并于1999年将研究成果汇编成册——《记者的目标》（What Are Journalists For）。
他认为，以往的新闻，陷入了政治生活的堕落之中；它必须为让公众重新凝聚一心而做出改变。他呼吁媒体担当起更积极的角色，去加强公民的职责和权益保护，推动公共讨论和复兴公共生活。“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报道新闻，他们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些内容：致力于提高公众获得新闻信息基础之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或观看这些问题。”新闻业是健康的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被公共生活包围着的人——记者，学者，政治家，市民，左派，右派，中立者……都应该认识到，如果市场取代了公众而成为现代社会中唯一的舞台，我们将全部沉沦。”[7]
以他为核心的一部分学者还提倡正面的、有益的新闻，蔑视负面的、分裂性的新闻；将公众而不是将媒体作为议程的设置者；寻求普遍的团结；否定将新闻界看作第四权力或者政府的把关人。这些观点难免受到记者们的诸多抵触。
Philip Meyer：北卡罗莱纳大学（UNC-CH）新闻传播学院教授Philip Meyer也是旗手之一。在Knight基金会、Poynter媒体研究学会以及Pew公民新闻中心的资助下，Philip Meyer聚集起一批学者，带领自己的众多弟子，追随公共新闻运动，开展了为期10年之久的研究，获得了大量研究成果。
1993年，Philip Meyer在《媒体革命：将议程设置还给人民》一文中，对公共新闻做了深入分析[8]。此文成为公共新闻研究的开山之作之一。1995年，他的两位弟子Carol Dykers、John Bare对《Wichita Eagle》这份报纸做了深入研究。作为公共新闻的试点，身为传统媒体的《Wichita Eagle》却与传统模式大相径庭：Wichita的职员们与社区的联系更紧密，更乐于运用报纸的力量去为市民们解决一些日常琐碎的问题。通过对3家编辑部的调研，Bare梳理出Wichita内部基本的价值观。此外，1997年，自由论坛组织（Freedom Forum Fellows）学者Frank Fee，为ASNE（美国报纸编辑学会）“再结合”课题（Project Reconnect）撰写了有关《Raleigh News & Observer》编辑部与Garner社区关系的案例研究。
在案例研究以期探索公共新闻运作之路后，Meyer等人转向内容研究，以求归纳出公共新闻内容的判定标准。1996年，Ken Blake运用Meyer与Deborah Potter在佛罗里达初选中搜集的数据，探讨出依照内容来界定公共新闻的测量标准。他于199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探索基于市民的新闻学的操作性测量方法：一个导向性的研究》，为公共新闻的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
1997年开始，Meyer将研究重点转到记者价值观与职业操守方面。他与校友、孟菲斯大学David Arant博士按照Meyer于1982年为ASNE（美国报纸编辑学会）所做的报纸伦理研究再次进行实验。结果显示，报社职员认可公共新闻所具有的价值，但这没有相应地导致传统新闻价值观的衰退。这一研究成果有效地回应了批评者认为公共新闻导致记者专业素养能力下降一说。此外，在1998年8月AEJMC（新闻传播教育协会）会议上，Meyer指导的硕士生Andrea Verykoukis，应用计算机分析来找出公共新闻在报纸报道中有更“鼓舞人心”（inspirational）的语气，更频繁地采用了“美德”、“爱国主义”、“诚实”、“勇敢”以及“明智”等类似词汇。这一论点为公共新闻鼓手Buzz Merritt所持的观点“公共新闻是对在职记者一种基本性的文化转变”提供了佐证。
之后，Meyer又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公共新闻有效性方面。1998年6月，Edmund Lambeth、Meyer以及Esther Thorson编辑的《评估公共新闻》一书，由密苏里大学出版。Meyer撰写《如果它起作用，那么我们如何获悉？》（If It Works, How Will We Know?）一章，提出了界定与评估公共新闻有效性的方法。1998年，《哈佛国际新闻/政治期刊》发表了Meyer与Potter的文章《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有关议题知识的选举前民意测验效果研究》。这篇文章认为，公共新闻记者所做出的假设之一——竞选投票排名分散了选民学习议题的注意力——可能是错误的。这篇论文指出，对候选人得票排名了如指掌的人们，对议题了解的也就越多。同年，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科学学者Marco R.Steenburgen与Timothy Vercellotti就公共新闻记者将何种内容发表以及市民了解与思考何种内容之间的关联，与Meyer、Potter在圣·路易斯AAPOR（美国舆论研究协会）会议上联合发表了《媒体信号与政治学习：传统新闻与市民新闻》一文。该文指出，避开竞选投票排名不谈、转而对竞选政治议题做更多详细报道的报纸，往往让低端读者群失去兴趣，最终得到一个看似荒谬的结果——这些人也就越加不看政治议题的报道。
Theodore L. Glasser：斯坦福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项目教授Theodore L. Glasser认为，公共新闻是一种每天都在进行中的新闻传播活动，它号召记者将受众视作公民，作为公共事件的潜在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牺牲者或旁观者；要帮助解决社会问题；要改善公众讨论的舆论环境，而不是冷眼旁观这种环境越变越坏；还要帮助公共生活走向更加和谐美好。“因此它（公共新闻运动）值得我们去关注。如果新闻记者能够找到一种途径来做到这些，他们将能够及时地重新树立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赖，重新建立与正在流失中的受众的联系，重新完善新闻报道者的职业理想……”[9]
此外，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Herbert Gans，纽约州Ithaca的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教授Shirley A. White，全国公共广播（National Public Radio）巡查官Jeff Dvorkin，专事公民新闻研究的“Pew中心”执行总监Jan Schaffer以及Leonard Witt、Herbert Gans等学者和相关专业人士都对这一运动做了深入的学术探究。
三、业界的行动
《Wichita Eagle》：公共新闻的最早实践者是美国堪萨斯州中部的报社《Wichita Eagle》。1990年，在报道竞选活动时，在编辑Davis Merritt领导下，该报与当地一家电视台联合进行民意调查，筛选出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以此展开报道。报社还向选民们发放了简明易懂的选举指南，并为文盲开办学习班，鼓励人们去投票。通过它们的努力，更多人参与到选举活动中。Davis Merritt本人还于1995年出版了《公共新闻与公共生活》一书。
《Charlotte Observer》：1993年，北卡罗莱纳州报社《Charlotte Observer》在报道当地居民与种族分裂势力的冲突时，没有像往常那样聚焦那些刺激性的冲突场面和故事，而是对当地居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包括对冲突双方当事人、目击者、白人家庭、少数民族居民以及邻近居民们进行了采访。报社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专题报道，所有人的观点都在报纸上得到了反映。在报社的努力下，居民们选派代表专门讨论解决对策，并拿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最终使这场冲突没有进一步激化。
《Wisconsin State Journal》：1994年，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Wisconsin State Journal》、威斯康星公共电视台、威斯康星公共广播台、WISC电视台（隶属CBS）以及Wood传播集团，就州长选举共同发起了媒体活动“我们人民/威斯康星州”（We the People/Wisconsin）。它力图达成两个目标：一是发起关于公共问题的讨论，即组织市民参加市政会议，追踪公民讨论公共健康、财政赤字等问题，开设专栏、专题节目；二是进行公民教育，即揭露政客们在竞选中一贯的伎俩，让公民了解自己的权利、把握竞选中真正值得关注的议题。“我们人民/威斯康星州”将给市民的忠告刊登在报纸社论上，并在电台、电视台中播出，甚至还编印了一本小册子——《选民自卫手册》，向公众散发。
《Wisconsin》编辑Frank Denton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助理Esther Thorson在活动前后对选民进行了电话抽样调查，公布了7点发现：公共意识提高了；所有参与活动的媒体都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公民对公共事件的兴趣增强了；人们感觉到自己更有见识；公众获得了更多的知识；人们感受到受鼓励去行使投票权；媒体也同时获利。他们认为，“这次调查结果是对‘公共新闻’社会效果的第一次真实检测，它证实，经过精心设计的、多方协调的、多种媒体合作的‘公共新闻’的努力，能够唤起公民对公共问题的兴趣，并将他们拉进公共领域中来。”[10]
《Virginian-Pilot》：该报编辑对如何改变编辑部文化来创造公共新闻做了经验总结：报道必须揭示出公众对于新闻事件的价值，而不仅仅描述冲突；普通市民对事件的看法与专家们的意见应同等对待；在报道5W要素时，要力图向公众阐释为何这一事件值得关注；记者应着力挖掘人们如何解决问题的相关事实，并尽可能提供建议，这样媒体才有可能帮助公众参与公共生活。[11]
但是，作为新闻和社区的参与者而非冷静的旁观者，记者从“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这种新现象遭到了传统新闻理论拥护者的激烈反对。反对者们认为：公共新闻是媒体的不良趋势，“记者应该报道游行，而不应该参与游行”。《华盛顿邮报》主编Leonard Downie认为，这种跟读者、观众套近乎的事就不该干。“这个被称作‘公共新闻’的东西，更多的像是我们报社推广部门要做的事。”“记者唯一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多地为人们提供与他们生活相关的信息。”
对公共新闻的指责，首先集中在新闻客观性上。1995年，Philip Meyer特地前往克利夫兰举办的IRE大会上（无线电工程师学会会议）极力为公共新闻进行辩护，认为它反而引发了对彻底、可靠的调研工作的需求[12]。他还提出，对新闻客观性的理解需要更新，传统的新闻报道一般是强调结果的客观，而公共新闻则更加重视方法的客观，因为“方法的客观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的客观……”“科学的方法能够保护调查者不受自以为是的潜在意念的干扰……”[13]
对公共新闻的怀疑，也落在公共新闻的动机上——它是媒体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为创造经济收益而实施的一个诡计。Philip Meyer对此反驳道：“公共新闻背后的理论包含了两个相互联结的目标——保持媒体利益、保持公众联系。……当然，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是能够保持两方面完全协调——服务社会并能赚钱。假使媒体能迅速改变读者群来获取利润，这是没有多少挑战性的。真正困难的是，赚钱并真正服务于社会。”[14]
四、经验的总结
公共新闻运动已历经十年之久，但至今仍未形成清晰的概念定论，但已经取得一些共识。
在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方面，需要改变职业记者的工作方式，实现“为人民”（for the people）的理想。Arthur Charity认为，“公共新闻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它对‘人’——报纸的读者或电波媒体的受众——的关注，将他们作为报道什么、如何报道的决定性来源。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公共领域应建立在公民自己达成协议的基础之上，所以公共新闻记者已探索出让美国人自己塑造‘人民论坛’（National Debate）之道。”[15]
在公共新闻的核心元素方面，Philip Meyer总结了以下6点：1. 重建社区对自身的认识。正如John Gardner在1989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对Knight-Ridder的编辑作家们说道：“在社区对自己的认识不断下降的时候，报纸读者数不见得会上升……它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联的。”2. 对事件进行长期的追踪。新闻媒体不应该从一个事件迅速跳到另一个事件，而应该全程追踪某一问题或事件，即使招致过度报道的风险，也要努力将社区的注意力集中到问题的方方面面，努力让市民理性地进行探讨。3. 积极地深入阐释规律性。就事论事的报道，不仅仅在时间跨度上是有限的，在深度上也是肤浅的。它并不能帮助读者超越表象看待社区问题，进而探究问题的根源。报道必须要找出指引我们生活的规律性。4. 关注理性的中间立场，远离偏激。记者们往往喜欢以怪异而偏激的角度来理解新闻，但在民主决策的实施过程中，多数人及其行动处在中间立场。5. 多多在乎问题实质，不要被战术而迷惑。1960年成功竞选总统的Theodore White，正是他引发了将选举视作体育赛事的政治写作流派，每一个细小的排名变动都受到报社重视。但这些其实与社区的切身利益无关。6. 培养理解与商讨的氛围。表达你的观点是件好事，试着去理解他人的观点也同样重要。帮助并鼓励社区的成员去做这种推心置腹的理解，是公共新闻的关键方面。上述6点，均与记者作为自由社会的守门人的传统观点保持一致，是“要让这些守门人在信息过载时代聚集起他们的力量”。[16]
四、公共新闻的反思
据统计，1994-2001年，美国有超过两成的报社执行了某种形式的公共新闻；各种形式的做法累计达800多件；近四成的报道获得了读者正面回应；近四成的报道对公共政策发挥了直接影响力。“公共新闻运动”已被誉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内部社会运动”。
尽管如此，Pew中心的Leonard Witt认为，公共新闻上的早期尝试“往往是某些‘特别项目’的一部分”，开支巨大，耗费时日，而且还是片断式的。“并非所有记者与编辑参与了公共新闻，某些人甚至还直捷了当地表示反对，所以向编辑部里的人伸出橄榄枝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2003年春，这一运动实际上逐渐销声匿迹，专事公民新闻研究的Pew中心也早于2002年安静地关上了大门。究其原因，传统新闻媒体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是此次运动所无法改造的。“为人民”并不意味着“公民能够近用媒体而成为新闻生产过程的一环”。
第一，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决定了它对话语权的垄断。
传统新闻媒体是一个具有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职业意识形态（Occupational Ideology），也是实行分工合作的庞大企业组织。这决定了这些公众、社团还得通过“过滤”程序，通过电视、广播的主持人、报纸的版面编辑这些中介（mediate），发表经过“筛选”的言论。而这些“演说者”，也往往是经过“筛选”的、具有代表性与专业性的少数人，这与媒体及其中介的专业地位相称。普通公民依旧不能担当记者、编辑的角色，不可能任意发表自创的新闻或自我的观点。
第二，传统媒体有限的时空，决定了它对议程设置的垄断。
报纸的版面、电台的时段，是媒体最宝贵的、最有限的资源。因此，媒体必须对议题进行筛选，强调某些媒体自身认为重要而且数量有限的事件，并努力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与此；同时，它还不得不忽略其他事件。时空资源的希缺性也注定议程必须经过排序，以此集中公众有限的注意力。结果，某些议题被广泛讨论，而其他的则被忽略。因此，能够定义问题的传统媒体就具备了意识形态的权力。这些媒体本质因素是体系内部的运动所无法打破的。，新闻传播依旧受到以媒体为主导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的框架所约束。
第三，传统媒体的传播环境，决定了它对意涵解读的垄断。
公众的意见进入传统媒体之后，不再以独立的形态存在，往往成为引用和佐证，变成新闻叙事论述中的一部分，原本意涵的解读难免受叙事整体的影响。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指导着它要求守门人追求正确性（actuality），进而造成意识形态的封闭性（closure），接着将受众锁定（anchor）在从优解读（preferred reading）的方向上来看待新闻报道这个“剧本”。于是乎，公众与有识之士奋力抗争取得了传统媒体的近用权，却反倒他们自己扮演了传统媒体编撰的剧本中的一个角色；而这种参与，更使编撰的剧本具有真实性和可行性，更使其合法化、合理化。
第四，公众中的不同团体共同争夺希缺的时空资源，造成边缘团体的再度边缘化。
依据媒体再现理论（Representation theory），个人和团体向传统媒体抗议自己没有近用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至于不能在公众的心目中推展自己的观点；媒体的有识之士也希望真实地再现社会的“真实性”。可是依据再现理论推出的“不偏倚”（impartiality）原则，即在任何话题上各种声音都有近用权，看似迎合了近用权的需求，但诸如环保、女权等边缘团体原本以为可以借此结束自身在大众传媒上边缘化的现状，却“自然而然”地被再度边缘化，而主流声音变得更为主流。
所以，受到传统媒体自身局限性的影响，传统媒体向公民下放部分近用权、公民与社团向传统媒体索要近用权，这些努力终究会会落入不尴不尬的境地。幸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凭借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便捷灵活的移动技术以及博客（weblog）、聊天室、留言板、维基（wiki）的出现，以改造传统媒体为主旨的公共新闻运动，已经于2004年向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市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i]或参与性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发起人已经放弃了“为人民的新闻”，转而求助于“人民的新闻”，也就是新出现的、尚未定型的“我们媒体”（We Media）的概念。
无论如何，公共新闻运动是美国新闻史上辉煌的一笔。“美国新闻界对‘公共新闻’的实践探索和学术争议，是美国社会发展和大众传媒发展的结果，它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体社会责任的新的思考和努力。”“在对美国内部事务的报道中，在沟通社会信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美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方面，美国新闻界的公共新闻理论及其实践的确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17]
尽管，这不是一场彻底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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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rschach test，20世纪中叶瑞士心理学家罗夏的墨迹测试。
[2] Michael Hoyt: The Wichita Experiment, Columbia Journal Review, July/August 1992.
[3] 顾宜凡访谈，《视听界》，2002年第5期。
[4] 吴惠连：《美国新闻业纵论》，《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
[5] 张锦华：《媒体能够兼顾社会公义和收视率吗？》，http://ccms.ntu.edu.tw/~cchwa/html/chinaT/040815.htm
[6] Jay Rosen的weblog地址为http://journalism.nyu.edu/pubzone/weblogs/pressthink/。
[7] Jay Rosen: Public Journalism: A case for scholarship, Change, May 1995, pp42-43.
[8] Philip Meyer: The Media Reformation: Giving the Agenda Back to the People, Michael Nelson, Ed., the Elections of 1992,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3.
[9] Theodore L. Glasser, James S. Ettema: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in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Theodore L. Glasser, ed., New York: Guilford, 1999, pp.3-18.
[10] Frank Denton & Esther Thorson: Civic Journalism: Does It Work? http://www.pewcenter.org/doingcj/research/r_doesit.html.
[11] The Public Journalism Effort, http://www.annenberg.nwu.edu/pubs/tabloids/
[12] Philip Meyer: Public Journ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Objectivity, http://www.unc.edu/%7Epmeyer/ire95pj.htm.
[13] Philip Meyer: Public Journ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Objectivity, http://www.unc.edu/~pmeyer/ire95pj.htm.
[14] Philip Meyer: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http://research.unc.edu/endeavors/aut97/dial2.html.
[15] Arthur Charity: Public Journalism for People, National Civic Review, 1996, Vol. 85.
[16] Philip Meyer: Public Journ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Objectivity, www.unc.edu/~pmeyer/ire95pj.htm
[17]蔡雯：美国新闻界关于“公共新闻”的实践与争论，《新闻战线》，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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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itizen Journalism与Civic Journalism在字面意义上并无多大差异，而且在公共新闻向参与性新闻转变的阶段，这两个概念也相互混用。但是，从时间上来看，Civic Journalism较早；从内容上来看，Civic Journalism类似于Public Journalism，侧重于传统媒体的内部改造，是由媒介精英主导的；而Citizen Journalism或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强调市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建自己的媒体、传播自己的声音，是反精英主义的。因而本文将“Civic Journalism”译为“公民新闻”，将“Citizen Journalism”译为“市民新闻”，以示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