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识楚寒。在此之前，我既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有读过他的作品。2009年元月3日，我收到他从美国加州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言辞恳切，理由充具，说他想请我为他的一本随笔集写序，且与家人多次商量过了。信中那些表扬我的话我当场就当成真的接受了，但这个写序的任务却迟迟不敢接受。除了因为我自己写东西艰难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认为写序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出力”是你把所写的作品起码得通读一遍，那些连作品看也不看就能下笔千言的才子我当然也见过，可我没有那样的本事；“不讨好”的原因在于，大凡写作的人都有些敏感，即使你把好话说尽也未必能说到人家的痒处。因而，我说你先把集子寄过来，我看了再说。过完春节，我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了他的作品。的确如他所言，在研究的方向、关注的问题、涉猎的领域、基本的价值趋向等方面都与我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但也有许多我所不能及的，比如台港政情、国外华文世界都是我所陌生的。

这是新一代的中国人在自由世界发出的自由声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许多学子纷纷走出国门到大洋彼岸学本领，包括平时痛骂美帝国主义的人，考托福、办移民手续也不遗余力。但奇怪的是，这些人一到国外就大讲中国如何了不得，孔孟之道、庄老佛禅、汉服礼教、科举制度……全成了宝贝；偶尔回国又大肆宣扬爱国主义，痛骂资本主义，当然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讲完课后又欣欣然往西方去了。因而，李慎之生前曾对着数以万计的留学大军感叹说：“这么多的留学生，怎么没有一个胡适？”

胡适当然没有，但所幸也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是“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在上一代“老三届”的学者中，有像林达这样深得民主精髓，又能深入浅出地介绍宪政制度的自由知识分子，如今我们又在楚寒的作品中看到更年轻的一代走出国门后对西方先进文明的自觉追求和切身践履。他不同于那些隔着大洋唱高调的“督战队员”，更不同于那些在国外享受着民主自由的好处，动起笔来却引经据典地为暴政张目的“海龟派”，楚寒的作品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用他引用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说：“异议就是爱国的最高形式”。因而他笔下的所有作品都和人的权利、尊严、幸福与自由有关。他认为，一群人圈起一片土地，起了一个名字，就成了一个国家。因而，人是国家的中心。如果这个叫“国家”的东西不能给生存其上的人民以幸福，那么要这个东西干什么？我想，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在他的系列人物散文中，我注意到，他对那些足迹跨越几个国家尤其是生在民主国家却为异国他乡的自由做出不朽贡献的流亡者情有独钟。宣讲常识却终生活在误解、凄凉、横逆中的潘恩，创办了燕京大学，最后黯然离开中国的司徒雷登，出生在塞尔维亚的富商家庭却终生在印度的贫民窟里服务的德蕾莎修女，只身一人仅以一支笔向极权帝国挑战的索尔仁尼琴，怀揣自由理想却不容于国共两党最后在美国死去的报人陆铿先生……都是他笔下高山仰止的英雄人物。除了个人的价值观使然，我想这种选择性的写作与楚寒自身的经历有关。楚寒在中国出生、长大并完成了高等教育，成年后却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谋求生存发展，自然对那些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人、活动家偏爱有加。他有一篇写《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潘恩的文章，叫《歌咏自由的异乡人》，我认为是整个集子里最动人的一篇。它之所以写得好，我想还是由于他自己就是一个“歌咏自由的异乡人”。

除了上述特点，楚寒的作品还有一个令人动容的方面，就是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这个在江苏的一个小县城长大，做过送餐员、技工、律师、教师、服务困境儿童、艾滋病患者义工及自由撰稿人等多种职业的作者，带着对底层民众感同身受的爱，热情地赞扬了港澳普通民众对自己权益、幸福的不懈追求，尤其是对挣扎在底层的，如艾滋病患者、性工作者、独留儿童、扎铁工人、黑窑工……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他更是倾注了极深的感情，为他们的权益鼓呼，为他们的受难哀哭。用他引用过的德蕾莎修女的话说，就是“在每一个人身上看见耶稣”，因而世上穷困潦倒的、身患绝症的、被遗弃的儿童、乞丐、残障者的身体内都有潜藏的基督形象。触摸他们，就是触摸耶稣基督。他们是人类罪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替人类受难或赴死。我们每个人都是他们的凶手和责任人。

当然，也许是由于读书或阅历的关系，楚寒的一些人物散文在我看来有些笼统，细节刻画不够；一些时评短章可能受制于发表媒介，剖析不太深入。好在他还年轻，相信今后漫长的写作实践会使一个人变得更为成熟、丰富与深邃。

是为序。

《羽毛笔的自由》 楚寒 著 柯捷出版社 2009年2月

2009年2月5日草于中国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