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看到历史上一个个封建王朝“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于是他提出了“历史周期率”问题。黄先生的思考是很有道理的，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确实存在着一个“周期律”，而且这个“周期律”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尽的战乱与灾难，所以作者把它命名为“恶性周期律”。究竟什么是“恶性周期律”？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恶性周期律”？如何才能彻底改变“恶性周期律”？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门探讨。
一、什么是“恶性周期律”
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曾对“天下大势”进行过精辟的概括：“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谓“合”是指国家的统一、稳定或者说“治”，而“分”则是指分裂、战乱或者说“乱”。纵观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历史确实是一部“治”“乱”交替、“治”“乱”循环的历史，当一个新的王朝或政权建立之后，国家就会趋于统一、稳定或者说“治”，然而这种统一、稳定或者说“治”的局面却难以长久，长则数百年，短则数十年之后，就会出现分裂、战乱或者说“乱”的局面，而这种分裂、战乱或者说“乱”的局面往往会持续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之久。经历了分裂、战乱或者说“乱”世之后，又会出现一个新的王朝或政权，这时国家又一次趋于统一、稳定或者说“治”；然而经历了一段岁月之后，这种统一、稳定或者说“治”的局面又会被打破，国家又一次进入分裂、战乱或者说“乱”的局面。从“乱”到“治”，再从“治”到“乱”，这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恶性周期：
——乱——治——乱——新的治——新的乱——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治”“乱”交替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循环、重复，所以我们把这种“治”“乱”周而复始、循环不息的历史现象称之为“恶性周期律”。“恶性周期律”并非是作者的杜撰，我们只要对中国历史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现象的存在，例如商朝的后期天下大乱，这时武王伐纣灭商，并于公元前1046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西周，从此国家趋于统一、稳定或者说“治”；然而经历了250余年的“治”世之后，西周灭亡，从此国家进入了一个分裂、动荡和战乱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由商末的“乱”到西周的“治”，再由西周的“治”到春秋战国的“乱”，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周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经历了500余年的战乱之后，秦始皇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秦，国家开始进入统一、稳定或者说“治”的时期；然而秦王朝仅仅维持了短暂的15年，国家又一次进入了分裂、动荡和战乱时期——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时期。从春秋战国的“乱”到秦的“治”，再由秦的“治”到“乱”，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恶性周期”。经过秦末的战乱之后，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西汉，国家又一次进入统一、稳定或者说“治”的时期；然而经历了约200年的“治”后，王莽于公元9年废汉立“新”，国家又一次陷入了分裂、战乱或者说“乱”的时期——赤眉、绿林、铜马、刘秀等起义以及互相争夺政权的时期。从秦末的“乱”到西汉的“治”，再由西汉的“治”到西汉末年的“乱”，又一次形成了“恶性周期”。当然，出现“恶性周期”的并不仅仅是西周、秦、西汉三个朝代，西汉之后的东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等王朝或政权，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逃脱这个“恶性周期律”。假若从夏朝算起，在近5000年的中国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几十个大的王朝或政权，然而几乎所有的王朝或政权都是在战乱中诞生，又在新的战乱中灭亡，这些王朝或政权像走马灯一样周而复始、循环不息地重复着同一个“恶性周期”，而5000年的中国历史也几乎是由一个又一个“恶性周期”所构成。
二、为什么会出现“恶性周期律”
在5000年的中国历史中，为什么那么多的王朝或政权都无法摆脱“恶性周期律”？5000年来，为什么中华民族会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与灾难？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恶性周期律”？造成“恶性周期律”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假若我们对历史进行认真反思就会发现，在5000年的中国历史中，几乎所有的政权都是某些个人或集团通过暴力、阴谋、世袭或委任的方式取得的，或者按照统治者的说法，“天下”（政权）是他们“打”来的、“夺”来的或从祖上继承来的。正是由于“天下”是他们“打”来、“夺”来的或继承来的，于是他们就认为国家政权是他们个人或集团的私有财产，这样他们所建立的政权也必然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在独裁专制体制中，由于原本属于人民的国家主权被专制者掠夺、霸占，这样他们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就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与监督，就可以为所欲为。专制者任用大批官员充当自己的走卒，在全国建立起庞大的统治体系，并且利用军队、法庭、监狱以及特务等暴力机构对人民实行专政，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却被剥夺了应有的政治权利，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权和自由，沦为专制者的奴隶。在人类历史上，独裁专制制度无疑是一种最反动、最残酷、最黑暗的政治制度，而它的政权结构也是一种最封闭、最不合理、最不稳定的结构，所以独裁专制政权必然导致“恶性周期律”，或者说造成“恶性周期律”的根源就是独裁专制政权。
我们为什么说造成“恶性周期律”的根源就是独裁专制政权呢？根据独裁专制政权的性质、特征以及运行机制，作者总结出了它的三条演化规律，并试图通过这三条规律对该问题做出解释。
第一条政权演化规律是“政权腐败律”：一个缺乏民主监督的政权必然走向腐败。
为什么说一个缺乏民主监督的政权必然要走向腐败呢？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曾经说过：“权利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利使人绝对的腐败”，假若一个政权缺乏民主监督，那么执政者就会拥有绝对的、不受制约的权利，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大肆掠夺、榨取、占有社会财富，从而过上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生活。假若执政者大肆贪污受贿、侵吞社会财富，假若他们都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生活，那么这个政权必然会一步步走向腐败。虽然独裁专制政权也设有监督机构，但由于这些监督机构仅仅是专制政权的一个附庸，所以它们很难对执政者进行有效的监督，也很难阻止整个政权的腐败。历史上也曾有一些统治者试图阻止腐败，例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用严刑峻法来惩治腐败，然而他们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最终都无法阻止自己的政权走向腐败。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大大小小的王朝或政权，但却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能够阻止自己的腐败，也没有一个能够逃脱“政权腐败律”，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腐化是专制政体的宿命，因为奢侈存在于专制的本质之中。”这些王朝或政权之所以无法阻止腐败，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们缺乏民主监督，为什么说只有民主监督才有可能阻止政权的腐败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探讨。
第二条政权演化规律是“政权灭亡律”：一个腐败的政权必然走向灭亡。
为什么说一个腐败的政权必然要走向灭亡呢？① 一个腐败的政权必然骄奢淫逸、松懈涣散、缺乏活力，执政能力必然大为削弱；② 一个腐败的政权必然会引发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为了争权夺利，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别必然会互相倾轧、互相斗争甚至互相厮杀，而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斗争与厮杀必然会加速政权的灭亡；③ 一个腐败的政权为了维持统治集团穷奢极欲的生活，必然要对广大人民群众大肆掠夺与榨取，这必然会造成广大人民生活困苦、民不聊生，这种状况也必然会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与反抗，而这种不满与反抗往往会导致一个政权的灭亡。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王朝或政权都是被农民起义埋葬的。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几乎所有王朝或政权灭亡的主要原因都是腐败。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说的那样：“这是政治体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弊病之所在，它从政治体一诞生起就在不休止地使政治体趋向毁灭，就像衰老与死亡最后会毁灭人的身体一样。”
第三条政权演化规律是“政权更替律”：一次非民主的政权更替大都会导致社会的动乱。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政权更替”主要是指大的王朝或政权的更替，即人们常说的“改朝换代”。为什么说一次非民主的政权更替大都会导致社会的动乱呢？这是因为在独裁专制体制中，当一个王朝或政权即将灭亡的时候，执政者并不甘心放弃权利，而企图执政的个人或集团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推翻旧政权，才能把政权“夺取”到自己手中，这样在各派政治力量争夺政权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分裂、战争等社会动乱。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进程中，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分裂、战乱或“乱”世，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老统治者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用战争等暴力手段争夺政权所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一个独裁专制政权建立之后，由于缺乏民主监督，它必然要走向腐败，一个腐败的政权又必然要走向灭亡，而政权的灭亡又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乱，正是由于独裁专制政权导致了政权的腐败、灭亡以及社会的动乱，所以我们说独裁专制政权是造成“恶性周期律”的根源。通过以上探讨，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独裁专制政权的演化机制、轨迹以及周期性：
——一个政权的建立——腐败——灭亡、动乱——新政权的建立——新的腐败——又一次灭亡、动乱——
一个政权从腐败走向灭亡，下一个政权也从腐败走向灭亡，后面的政权同样从腐败走向灭亡，一个个政权就像走马灯一样在重复着同一个“恶性周期”，正如杨光先生在《祖宗的江山与打来的江山》（见天益网）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历史不断地“从终点回到起点，然后开始下一个轮回”。在中国长达500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王朝或政权，但却没有一个独裁专制的王朝或政权能够走出这个“恶性周期律”。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独裁专制政权一定会导致“恶性周期律”，为什么5000年来那么多的王朝或政权都无法走出“恶性周期律”，为什么5000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无法摆脱战乱与灾难，为什么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却陷于“恶性周期律”中而不能自拔！
三、如何改变“恶性周期律”？
“恶性周期律”不仅阻碍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而且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尽的战乱与灾难，那么如何才能改变“恶性周期律”呢？历史上曾有不少志士仁人、农民领袖，他们试图通过造反、起义或革命的方式推翻腐败的王朝或政权，试图通过改朝换代来解决腐败等弊端，而身处苦难中的人民大众也常常把希望寄托于改朝换代。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即使腐败的旧政权被推翻，但新政权同样也会腐败，同样也会灭亡，同样也跳不出“恶性周期律”。例如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等都出身于被统治阶级，但是，他们在推翻旧政权后所建立的新政权同样无法避免腐败，同样无法避免灭亡的命运，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造反、起义或革命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恶性周期律”。为什么通过造反、起义或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旧政权之后，仍然无法改变“恶性周期律”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作者试图通过另一条规律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这条规律就是“政权的结构功能律”：
一个政权的结构决定着该政权的性质和功能。
正是由于一个政权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于该政权的结构，所以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结构只能产生出独裁专制的政权和独裁专制的政治，很难产生出民主政权和民主政治。尽管一些志士仁人、农民领袖通过造反、起义或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旧的政权，但由于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权的结构，当然也就无法改变政权的性质和功能，更无法改变“恶性周期律”。正如结构主义大师阿尔图塞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只是调换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位置，并没有改变权利结构。”
如果说单单凭借改朝换代并不能改变“恶性周期律”，那么怎样才能彻底改变“恶性周期律”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过探讨，造成“恶性周期律”的根本原因就是独裁专制的政权结构，所以要想改变“恶性周期律”，就必须彻底改变独裁专制的政权结构。然而，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独裁专制的政权结构呢？数百年的中外历史已经为我们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只有民主才是彻底改变独裁专制政权结构的法宝，只有民主才是彻底改变“恶性周期律”的灵丹妙药。
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
（1）民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政权的产生方式和性质，有可能建立一种合理的、开放的以及比较稳定的政权结构。我们在前面曾讲过，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权都是某些个人或集团通过暴力、阴谋、世袭或委任的方式“打”出来的、“夺”来的或继承来的，这种非民主的政权产生方式极易产生独裁专制政权。但是在民主政治体制中，由于“主权在民”，由于国家的最高权利掌握在人民手中，而执政者是广大人民选举出来的，他们的权利是人民授予的，所以一般而言，通过民主方式所产生的政权大都是民主政权（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例外，例如魏玛共和国就曾通过民主的方式选举希特勒上台）。由于任何个人或集团无法再通过暴力、阴谋或世袭的方式取得合法权利，这样就有可能从根本上铲除独裁专制政权产生的土壤。从独裁专制到民主，这样政权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由于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样政权的结构也必然会随之发生根本改变，例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军队国家化、国家公务员制度等等，事实证明，这种政权结构是一种开放的、比较合理、比较稳定的结构。由于政权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么政权的性质、功能以及运行机制也必然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2）民主能够有效地阻止政权的腐败。我们在前面曾讨论过“政权腐败律”，我们认为一个缺乏民主监督的政权必然会走向腐败。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独裁专制政权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它们也都是因腐败而灭亡，所以腐败已经成为独裁专制政权的一个致命的“癌症”。但是，民主却能够有效地阻止腐败，能够治愈这个“癌症”，这是因为在民主政治体制中，执政者的权利是人民授予的，他们不再拥有“绝对”的、不受制约的权利，也不能为所欲为，人民群众、监督机构、反对党以及媒体等各种力量能够对执政者实施有效的监督，这些监督能够有效地阻止政权的腐败。当某个执政者发生了腐败的时候，媒体可以揭露他们，监督机构可以弹劾、制裁他们，人民也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及时罢免他们，这种揭露、弹劾、制裁与罢免的机制能够及时地解决执政者的腐败问题。当然，民主并不能完全阻止腐败现象的发生，但民主确实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揭露、及时惩处这些腐败现象，能够防止腐败的蔓延和发展，能够有效地阻止整个政权的腐败。事实证明，假若能够认真地实行民主监督机制，那么绝大多数民主政权都能够较好地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正如陈行之先生在《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见天益网）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民主能够“控制住权力的邪恶本性”。
（3）民主能够使政权的更替变得和平、有序，从而有效地防止政权更替所引发的社会动乱。我们在前面曾进行过探讨，在专制政权的更替过程中，由于新老统治者以及各种政治力量互相争夺政权，必然会引起分裂、战争等大的社会动乱。但是在民主政治体制中，政权更替的决定性因素是广大人民的选票，得票多者上台，得票少者下台，这样政权的更替就变得和平而有序，不需要再通过战争等暴力手段进行争夺，而这种和平、有序的政权更替方式也很少引起战争等大的社会动乱。当然，在民主政治体制中也存在着政权周期性更替的问题，但由于这种更替是和平、有序的，所以这种政权更替周期是一种良性周期，也就是说民主有可能把“恶性周期”转变成为良性周期。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只有民主才是彻底改变独裁专制政权结构的法宝，只有民主才是彻底改变“恶性周期律”的灵丹妙药，我们中华民族也只有通过民主才有可能彻底摆脱那种周期性的战乱与灾难。
当然，民主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民主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民主也有可能产生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但与最反动、最残酷、最不合理的独裁专制制度相比较，民主制度无疑是一种更先进、更合理、更人道的政治制度，所以它必然会战胜独裁专制制度，必然会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也必然会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应强调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民主是货真价实的真民主，并不是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民主。假民主表面上打着民主的招牌，暗地里却干着独裁专制的勾当，这样的假民主与历史上的独裁专制政权完全是一丘之貉，所以它们不可能改变“恶性周期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终于灭亡了，这原本是彻底结束独裁专制制度、彻底摆脱“恶性周期律”、彻底进入民主康庄大道的最佳契机；但是，由于封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由于形形色色的野心家、阴谋家的欺骗与破坏，由于各种专制势力的压制与阻挠，所以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仍然不能彻底摆脱独裁专制的阴影，仍然不能彻底摆脱“恶性周期律”的束缚，仍然不能彻底摆脱战乱与灾难，仍然不能进入民主的康庄大道。在21世纪的今天，让我们套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共勉：民主尚未成功，国人仍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