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3—14日，以“市场、社会、历史和人类的变化”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会议厅召开，来自法国、中国、德国、美国、英国、意大利、智利、巴西等国家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该研讨会由法国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法共理论刊物《思想》杂志以及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联合主办，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大会设立了学术支持委员会，由萨米尔·阿明、保尔·波卡拉等数十位知名左翼学者组成，在会议准备阶段负责确定大会议题，并从学术角度对大会发言进行筛选和把关。研讨会分两天举行，围绕“历史中的商品关系与社会”、“市场与国家——阶级与文化”、“对市场的控制与超越：寻找怎样的道路?”三个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广泛交流。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的10位中国学者参加了会议。
关于商品交换与市场的地位、作用以及二者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已成为当今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商品交换与市场的发展过程形式多样，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最近几十年中，随着部分东、西方国家出现转型、危机与改革，特别是受到近来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问题涉及领域不断扩大，其研究意义也更加深远。这是本次研讨会召开的基本出发点。
一、历史中的商品关系与社会
本次论坛以分析商品和市场的历史发展脉络为起点，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构建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换的不同方式概括出商品关系的特点。
法国历史学家、《思想》杂志社社长安托万·卡萨诺瓦(Antoine Casanova)从历史的角度对商品关系与市场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具有市场、货币形式、价格、商品价值等要素的商品交换大约5000年前就在古代近东地区出现了，随后，商品交换在全球各地逐渐发展起来，但其发展进程、内容和速度因地而异。尽管各地各民族历史的发展道路不尽相同，但是商品关系与市场早已存在。这种发展是在生产关系和特殊的经济、社会、政治、历史体制下进行的，而这些生产关系与体制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从16世纪起呈现出大陆性和全球性的规模。随着商业、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商品关系与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彻底的变化，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商品关系与市场已经建立起来：完全不同于各种奴隶和农奴的、法律上自由的人类个体变成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在“劳动市场”上被销售以换取工资。由此，广泛实行通过劳动市场进行劳动剥削的体系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而在这个新的动力基础之上，资本主义为所有商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尽管当时全球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但是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各国工人不得不服从于国际范围内对工资成本、劳动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比较和选择。为了实现全球化，大型公司纷纷以金融资本来促进实物资本的形成，它们所进行的生产资本的地域性转移和劳动剥削的进程是在全球性比较的潜在基础上实现的，该基础迫使具有弹性的劳动力不得不忍受资本主义体系所引发的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剥削加强，贫穷国家的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在21世纪的历史背景下，关注这些问题的意义变得更加深远。
法国历史学家雅克·阿内坎(Jacques Annequin)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古代市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公元前四至五世纪，古希腊城邦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市场形式，这种市场形式也成为古代地中海地区贸易往来的特点。因此，应当增强对这种市场的认识：该市场是在特殊的条件下(确立所有权、发展交换、在古希腊广泛流通的货币等等)形成的，该市场由能够保证安全、规范、促进经贸伙伴信息交换的城邦进行调控。尽管该市场为贸易往来注入了活力，但是它仍然受制于几种因素：气候变化无常、贸易往来缓慢并具有周期性、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掠夺行为、公共力量的干涉主义等等。另外，他指出，在古代经济历史学家中，“现代主义”观点与“原始主义”阐释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对市场与整体经济体制分别进行了定性。近年来，主张走出这一认识论误区的呼声越来越高。
有关中国商品市场发展历史的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聂运麟教授以武汉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历程为切入点，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和分析。他提出，作为武汉“城市之根”、“商业之魂”的汉正街形成于16世纪，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变迁，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再度兴起，进而发展成为国家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聂教授以汉正街的历史变迁为线索，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商品市场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汉正街的历史演变，是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60年前的汉正街，是一个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同时又带有明显的封建行会特征的旧式城乡交易市场；新中国成立前夕，它正走向衰落；改革开放前的汉正街，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市场不活跃；改革开放后，汉正街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成为汉正街市场经济的主体。目前，汉正街已经成为中国著名的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之一，号称“中国第一街”。聂教授在对这一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后，概括了四个基本特征：第一，汉正街市场的恢复与发展，是由中国现实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第二，汉正街商品市场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汉正街市场所有制结构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当今中国商品市场所有制结构的深刻变化；第四，政府引导、业主运作的汉正街模式，是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商品市场中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生动体现。聂教授将汉正街的市场运作模式概括为：政府引导、业主经营型。这一发展模式反映了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中有效地发挥着宏观调控的作用。
二、市场与国家——阶级与文化
回顾世界各国的市场发展史，可以发现，不论选择何种市场经济模式，市场与国家的关系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对市场与国家的关系这一经典论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分析了信息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法国社会学家甘·德洛奈(Quynh Delaunay)指出，不同市场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曾经对几种市场以及这些市场产生的利润进行过区分。资本主义的利润是一种能够为预付资本带来收益的利润，这种利润是以对劳动力的剥削为基础的。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肯定地提出，只有西方国家拥有能够重新登记并合理使用劳动力成本的资本账户。换言之，虽然非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与资本主义社会市场表面上具有相似性，但实质上差异很大。这种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两类市场用于流通和交换的商品的性质及其特定的价格体系不同，确保资本动力的劳动市场与货币市场也不同；另一方面，两类市场在体制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它们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也是不同的。因此，应该明确资本主义市场在当代世界的特征以及商品性质的特点，并对市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分析。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马恩河谷大学教授让-克洛德·德洛奈(Jean?Claude Delaunay)对生产和消费进行了区分。德洛奈教授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的建立是为了促进全球生产，但它是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发展和不断金融化的基础之上的，它所采取的方式也只会加重对人类劳动的剥削。此外，市场能够促进个体型的物质消费，更确切地说是个人主义型物质消费，即浪费集体物质资料，反对物资和服务的集体消费原则。他认为现在首先应当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束能够使必要的公共事业得以发展，这既是为了社会公正也是为了社会效率。个体的消费需求也应该得到满足，但这是建立在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束必须以替代方案的选择为基础。德洛奈教授认为，最好能够根据各地区的不同需求和集体需求，因地制宜地实现区域的发展。
资本主义金融化问题也引起了法国政治学家、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的思考。他认为，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企业的所有者不再是与企业关系极为密切的大股东、银行或者其他企业，而是大的金融活动者，即所谓的投资机构(养老基金、医疗互助基金、保险公司、大型国际银行)或私募基金；第二，这些金融活动者极不稳定，因为它们必须随时准备将收入交付给不计其数的储户；第三，它们追求手上掌握的股票价值的最大化，这是以股息和转卖增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第四，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以能够在全球各地进行投资和商贸活动的方式以及能够在全世界的劳动者之间开展竞争的方式而推动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被金融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受到大的金融活动者的控制，并顺从股票价值最大化的短期主义逻辑及其推论，即全面自由贸易化、信贷扩张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飞速发展。金融化的资本主义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证明。面对危机，新的调整方案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并不能触及深层原因。安德烈阿尼认为深层原因有四点。一是由于金融市场本身的运作问题。它具有“固有的无能性”，例如审计部门无法对企业运营进行客观如实的调查，因为关键信息由企业负责人掌握。二是信息系统受到利益冲突的损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腐败问题所致。所有的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知情投机罪”的情况，因为所有的咨询机构和评估机构都是由企业本身资助的。三是金融市场从结构上看就是不稳定的。模仿性或盲从性的行为以及自我实现式预测是金融市场的运作所固有的，当前的危机更证明了这一点。四是金融市场在生产财富中占很大比例(例如在英国，金融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这些远远超出了普通服务业。因此，资本主义只有进行彻底的革命才有可能拯救自己。但与此同时，21世纪的社会主义也具有可信的、实实在在的前景：适应社会需求的公共事业、国有商业部门、全球金融货币新秩序的基石。变革迫在眉睫，不能等到比现在的危机更加严重的全球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危机出现，不要把人类推向深渊的边缘。
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赖海榕从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这一角度谈了他对金融深化问题的看法。他指出，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从中可以透视出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点，也能反映出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在克服了很多困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进一步以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发展为例论证了上述观点。中国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改造：20世纪80年代，重建银行机构，起初只是将其作为行政性的机构；90年代初，国有专业银行被改造为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同时建立股票交易所；21世纪初，重组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并改革证券交易市场；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上市公司并引进战略投资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采取渐进的方式容许外资银行发展。他认为，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金融体系目前已经基本成形：拥有相对完整的金融组织机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金融监管体系；构筑了相对完备的法制基础。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在市场和法治的基础上运行。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仍存在着不少缺陷亟需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目前已经提上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只有审慎应对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才能避免类似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及2001—2002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会在吸取各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审慎地推进金融深化。
劳资关系、就业问题是市场与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法国总工会经济研究处负责人纳塞尔·曼苏里-吉拉尼(Nasser Mansouri?Guilani)对市场的全球化与工资的构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最近几年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以及欧洲央行为避免“第二轮效应”所采取的货币紧缩政策表明，有关部门正在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重新审视工资构成问题。众所周知，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往往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加速，进而引起劳动者的购买力下降。为消除“第二轮效应”，人们通常采取增加工资的方法，目的在于对购买力下降进行补偿。20世纪70年代，法国曾经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而经历过“第二轮效应”。而如今，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能够进行这种工资补偿的制度机制不再发挥作用。经济全球化引起了劳资关系的变化，这也使得工资的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纽约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经济学名誉教授海伦·金斯伯格(Helen Ginsburg)以美国为例，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充分就业问题。金斯伯格教授对三种论述失业问题的重要理论进行了评析，即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的教条，并推出了一些促进就业的计划，例如经济调控政策和提高工资的决定。失业现象大幅度减少，但并没有完全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完全消除了失业现象。“二战”结束后，充分就业成为许多政府的政治目标。在美国，随着就业和公共投资领域内赤字的扩大，全民就业协会(National Jobs for All Coalition)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目的在于减少体面工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双重赤字，部分欧洲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相似的建议。
三、对市场的控制与超越：寻找怎样的道路?
在金融海啸波及全球的国际环境中，探讨调节资本主义市场的可行性经验、寻找可行的替代方案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政治分析处的米歇尔·布里(Michael Brie)教授对如何摆脱新自由主义危机进行了研究，力求找出一种新自由市场社会的替代方案。他总结了新自由资本主义造成的五种危机。第一，过度积累危机日益突出。第二，再生产危机，即由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生态繁衍危机更加恶化。第三，融合危机，目前由于国家衰落造成的难民人数已超过2000万，许多国家的社会状况及社会融合机制都遭到了破坏。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严重分化以及犯罪、吸毒、社会认同感消失等社会问题。第四，政治体制及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危机。第五，安全危机。前述四种危机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家和国家集团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领域关系的紧张。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暴力冲突也日趋全球化，整个世界面临着安全危机。布里教授指出，这五种危机对寻找替代方案形成了极大的压力，增加了维护制度稳定的成本。新自由主义政治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同时，为解决危机而调动更多资源的可能性也在降低。美国正面临着能否继续保持其全球经济政治领导地位的问题。他认为，后新自由主义可能会有很多种面孔，但有四种可能性最为突出。第一，走向放任资本主义的极权统治。如果美国继续推行现在的统治模式，最终将可能导致纳粹德国那种专制极权。第二，实行新保守主义，例如法国总统萨科奇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现在的战略。第三，新型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类似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法国前总理若斯潘采取的政策。第四，向以团结一致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转变。布里教授对这种转变更为期待，他分析认为，这种社会发展模式基于一种新型的可持续的混合经济秩序、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参与式民主之上，这种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当前的危机继续恶化。
智利国家替代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家曼努埃尔·列斯科(Manuel Riesco)教授作了题为《为了人民的福祉走向新的发展模式?》的发言。他分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并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理论预测。他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再次有力地验证了两种理论：一是马克思提出的货币资本循环与其他资本循环之间的统一性，当前者居主导地位时，这种统一性往往会周期性地被人们所忽视；二是关于现代市场与国家之间不可分离的统一性。对这两种理论的曲解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极端自由主义，例如被凯恩斯和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古典自由主义”，既具有“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特征，同时又与货币资本的持有者，即银行家的立场一致。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本质决定的一些复杂的情况，不时地赋予货币资本的持有者以更多的权力，而这就使得货币资本的持有者更容易支配其他的资本循环形式，如贸易和生产。结果是，权力不断膨胀的货币持有者在思想理论界也占据了霸权地位，其观点就是轻视其他的资本循环以及否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无政府主义。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正是这些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的金融家们推动了危机向全球蔓延。他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意味着世界各国都必须迅速且坚决地对已经被扭曲并陷入混乱的市场进行干预。他进一步提出，随着苏联的解体，那些认为20世纪最进步的发达国家(指苏联)已经实行了替代资本主义的制度的观点消失了，而经过苏联解体之后幸存下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不论其名称是什么)和制度必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替代历史资本主义。
来自柏林批判理论研究院的德国政治学家马里奥·坎德亚斯(Mario Candeias)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和金融化危机进行了批判。性别关系是权力关系、资本积累和市场生产关系的基础。没有性别关系以及生产／再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无论是福特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转型都不可能发生。他认为，市场尤其是全球金融市场已经被证实并不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因为市场永远不可能完全消化那些由它本身带来的积累，这就会引发大量投机泡沫，从而对资本和就业造成巨大破坏，而同时，更多的与社会再生产相关的领域却在萎缩甚至被压缩殆尽。他主张，必须从完整和全面的意义上来重新界定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并对其进行分配，其定位应当是有助于人类的发展而不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为了对抗金融危机以及公共教育、社会及其他基础设施方面出现的危机，需要进行一次激进的转型。除了对金融市场进行彻底的再调控之外，投资的功能也成为一项民主的公共任务。我们亟需制定一套“拯救计划”，不仅仅是为了拯救银行，更是为了反对日益突出的不平等现象，为了重建社会参与，为了拓展公共领域、促进公共服务和公共就业，为了实现保护社会生态的全球经济和真正的经济民主，使得工人和消费者真正参与社会和生产决策，从而向着一个女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变。
法国哲学家、雷恩第二大学信息交流学教授、巴黎第一大学行政决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皮埃尔·穆索(Pierre Musso)将当代的革命思潮梳理为三种类型：数字革命、新自由主义革命和新圣西门主义革命。“数字革命”是一次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革命，也是纳米科学与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以及认知科学四大领域（NBIC会聚技术）的革命。这一革命广泛开启了全球信息交流的渠道，也令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空间相识、交流。这种“技术信息主义”将个人和技术网络中的集体力量连接在一起，由此出现了“集体智慧”等新兴事物。因此，“数字革命”将社会和政治技术化。“新自由主义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被芝加哥学派理论化，30多年来受到数位政治家的推崇，从里根、撒切尔到布什、萨科齐、贝卢斯科尼。这一革命导致经济运行规制的普遍调整以及现今的系统危机，标志着从新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和“光荣三十年”向融合了威权主义与支持大型跨国公司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过渡。“新圣西门主义革命”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它旨在复兴社会和政治乌托邦。这一革命宣扬哲学家圣西门(1760—1825)的思想，将以物的治理代替人的统治的工业主义与“全球联合”的普遍主义象征体系结合在一起。现在的关键是将技术变革与象征性革命结合在一起，拒绝决定论和宿命论，赞美生命，提倡环境保护、思想创新。
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德卡约(Maurice Decaillot)对后市场的前景进行了展望。他认为，如今的全球资本主义日益深陷极度自由主义的状态，这更加激化了已有矛盾，也进一步证明了资本主义将被历史淘汰的必然性。而改良主义的补救办法并不奏效，抗议行动或防御行为也都于事无补。因此，现在应当开始思考后市场的经济应该采取什么模式。超越市场之后，社会变革的核心条件并不是摒弃交换和货币，或者实行国家控制主义，而是应该在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推行劳动、物资、服务的公平交换，从而实现就业的平衡和劳动的创造性，这亦有利于推动公共服务向前发展。这种转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其具体实施的过程将进一步加强劳动者和普通民众阶层的力量，促使当权者明确未来变革的方向，并促进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平衡。
部分学者以某一国家面临的问题为个案，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剖析。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国际关系问题专家马格努斯·赖纳(Magnus Ryner)教授以瑞典模式的发展为切入点分析了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指出了其取得的成就与遭遇的困境。作为一种将工资决定与宏观经济管理融合在一起的机制，瑞典社会模式曾被称作为“可行的社会主义”。赖纳教授认为，瑞典模式在创立之初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社会发展日益暴露出其缺陷，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他强调，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表明，不能因为任何改革计划而低估了资本主义国家结构性力量的重要性。在如何应对美国对瑞典的影响日渐加深的问题上，瑞典社会民主主义似乎陷入了困境。尽管欧洲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然而由于瑞典左翼对欧盟持怀疑态度，因此不容易得到外部的帮助。对瑞典左翼而言，摆脱福利国家主义并非易事。因此，重要的是要分析其理论基础，要记住它的理论基础来自战术上的考虑，因为其理论就是为应对其不足之处而作出的思考。
中国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经验是各国参会学者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就中国市场监管的状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共同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但是又表现出特定的社会属性，主要包括：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按劳分配为主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监管职能。程教授将政府监管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监管的对象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市场微观经营者；第二，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与推动市场的发展同时进行；第三，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是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并举；第四，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手段是间接监管为主、直接监管为辅。但由于中国的市场是一种后发的、不成熟的市场，政府监管在实践中往往不能按计划实行，因此如何在监管中既能实现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特征，是一个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深入探索的课题。程教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监管的基本路径应该是构建微观基础上的治理和监管。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良性运行需要公有制为主体的微观经济制度基础的支撑。因此，中国现阶段市场监管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在构建中国特色市场监管体系的所有制结构基础上，即在利益关系的重构和协调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法制建设、行政管理以及道德培育，从而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市场监管体系。
四、关于“中国日”
本次研讨会十分重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三个主题的讨论中，中国学者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各国专家学者的热烈回应。
研讨会结束后，中国学者代表团还与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共同组织了为期一天的第二届“中国日”论坛，这是继2007年10月中央编译局与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成功举办第一届“中国日”论坛之后的又一次成功合作。法国政府经社委员会委员、法共中央委员、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副主席阿兰·奥巴迪亚，法共中央委员、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会长米歇尔·马索，法国弗朗索瓦·佩鲁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马恩河谷大学教授让-克洛德·德洛奈，《人道报》记者多米尼克·巴里等法国学者出席了“中国日”论坛。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副主席阿兰·奥巴迪亚和中央编译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执行主编赖海榕博士共同主持论坛并分别致辞。
阿兰·奥巴迪亚在致辞中指出，此次“中国日”论坛的召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值得他国借鉴。他还转达了法共前总书记罗贝尔·于对参加此次交流的中国学者的欢迎和对“中国日”论坛的关注。
论坛上，中法学者主要就共同关心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交流。一是关于中国的金融改革问题。赖海榕博士用简洁、清晰、生动的语言介绍了中国金融领域的现状与特征，并对与会法国学者提出的十多个问题逐一作出了详尽的解答，获得了法国学者的赞赏。二是关于中国劳动合同法的问题。中央编译局世界所吕楠博士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劳动用工制度从终身制向合同制的演变历程，分析了《劳动合同法》出台前后引发的争议以及该项法律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并就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劳动合同制的发展问题与法国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三是关于当前中国的能源与环境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主任林江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聂运麟教授分别分析了中国的能源和环境保护所面临的问题，指出能源和环境问题已经导致中国经济正在失去持续性增长的潜能，为此，中国正在积极创建新的能源格局，通过改变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和法规等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下的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华中师范大学黄红发教授概述了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历程及特征，并剖析了与此过程相伴随的中国由高度整合型社会向分化型社会的转变，指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全局、实现社会和谐，才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五是关于法共当前的改革问题。应中方学者的要求，马索教授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了法共目前面临的困境与出路。他认为，法共现在遇到的困难并非短期内形成的，而是在其8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日积月累、不断加重的结果；法共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首先是如何正确看待苏东剧变并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其次是如何重建一个在政治生活中更具活力的法共。他指出，探索走出困境的道路是法共成员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法共应当倾听民众的需求，通过全方位的创新建设一个具有21世纪的生命力的党，而不是成为一个身处21世纪、思想却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党。
双方学者对这次“中国日”论坛所取得的成果都十分满意，认为这种一定范围内的坦诚、直接的交流形式有助于双方加深了解与认识，也对加深中国问题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必要在日后的交流过程中将“中国日”活动继续深入开展下去。
在此次研讨会和“中国日”论坛上，我们都强烈地感受到，国外学术界和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兴趣颇为浓厚，而且关注的领域十分广泛。同时，我们还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日益得到国外各界的肯定和赞誉，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环境恶化的形势下，世界各国对中国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寄予了高度的期望。
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个别学者由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缺乏深入客观的了解，再加上受到某些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误导，很容易对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些问题产生困惑甚至误解。这说明了加强中外交流、增进了解、消除分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此次交流活动正是我们通过国际学术舞台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良好契机，以后还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