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运用关键词研究方法分析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文本，发现所使用的“中华民族”话语包含“国家”“国民”和“民族”三重语义。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在“国家”语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话语，集中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外部他者的语境中使用，以“中华民族独立”“中华民族解放”为核心话语，侧重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面向，表达实现国家独立的目标。“国民”语义的中华民族话语凸显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对国民的人格侮辱和歧视，话语构建的核心目的是唤醒国民的爱国意识。“民族”语义上使用“中华民族”的次数不多，主要在国内民族关系的语境下使用，使用者主要是恽代英和李大钊，侧重阐述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不同语境和语义下形成的中华民族话语，构成了具有特定内涵和结构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国家；国民；民族；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构建历程及其内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9CMZ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无论是作为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是作为当下民族工作主线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中重要的核心概念。围绕“中华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之下包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精神等子话语。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生成过程。在建党一百年之际，本文运用计算机辅助的关键词分析方法，着眼于分析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生成过程，并剖析不同语境下中华民族话语构建的目的和策略，以期为新时代构建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提供历史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02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以来，它逐渐成为中国人身份认同的符号和称谓，也是推动近代中国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关键概念，无疑是理解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把关键钥匙。然而，学术界、社会大众围绕中华民族的名与实、内涵与外延、结构与功能、历史与现实等问题的争论持续不断。实际上，这些争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下的争论是历史争论的延续和变体。围绕中华民族之所以产生如此多的争论和探讨，一方面是由东西方两套不同话语体系对接过程的张力所导致；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民族并非纯粹的学术概念，还是与现实政治及社会关系紧密的政治概念，在这个概念之上形成的话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各主体理论视角的差异和使用目的的差别是造成分歧乃至冲突的根源。遗憾的是，学界从政治话语的角度来研究中华民族的成果虽有一些，1但不多见，留下的研究空间和前景广阔。

不妨抛开争论，尝试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寻找可能的答案，总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理解中华民族概念，以及如何围绕中华民族这个关键概念构建话语体系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开始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但其内涵难以确定。高翠莲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里“中华民族”有时指政治上的含义，等同于“国家”；有时偏向于国民，等同于“中国民族”；有时与少数民族并列。2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既可以用在国内民族关系、民族-国家关系、国民-国家关系，也可以用在国际关系上，可见中华民族概念的多义性和复杂性。那么，中国共产党不同语境下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是什么，话语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些子话语是如何构成话语体系的？这些问题尤其值得研究。

二、“国家、国民与民族”的三重语义下的“中华民族”词语研究

在语言学家的视野中，话语用来指称一组表达观念的符号体系，话语是主体间沟通交流的言语行为，包括言说者、听说者、语境、语言符号、目的等要素。福柯（Michel Foucault）则认为话语是一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陈述所组成的一个体系。3不管怎么界定话语，话语的形成离不开核心概念，概念按照一定的表达方式形成判断和推理就是话语。多个子话语按照特定的逻辑构成话语体系。本文借鉴金观涛和刘青峰在观念史研究中提出的关键词分析方法。他们主张在建立专业数据库的基础上，将表达某一观念的一切关键词找出来，再通过关键词的意义统计分析来揭示概念的起源和演变。4观念史研究与本文的话语研究有所区别，但并不影响这一方法的适用性。因为，中华民族话语可以理解为是以“中华民族”这个关键词为中心扩展而成的种种表述。

使用这一研究方法的具体思路在于：一是将收集的资料数字化处理后通过计算机软件建立一个小型的数据库，并对文献进行分类；二是以“中华民族”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将关键词所在的句子按照年份进行归类；三是以句子为中心分析和统计“中华民族”的语义，对语义进行类型划分；四是跳出以句子为中心的视野，结合段落、语篇、事件、人物等宏观语境，对话语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当然，关键词分析只是整个研究的辅助部分，并不能构成研究的核心内容，还需要结合传统的历史分析法。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生成与演变是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需要分析其与特定历史事件、人物等因素的关系，挖掘出话语体系构建的目的和规律。

对于历史议题的研究而言，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无疑是决定研究质量和信度的关键因素。本文一方面通过报刊数据库（如中国共产党期刊数据库、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爱如生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等）大量收集中国共产党报刊相关文献；另一方面，大量收集整理中共中央的文献汇编、地区党史资料、领导人文献、文艺作品等文献的电子版（主要以PDF文件为主），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数字化可检索处理。

运用关键词分析方法，通过Nvivo软件的检索功能以“中华民族”为关键词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8册）按年度进行检索，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词频统计

从图1可以看出，192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但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1931年都没有使用。从词频统计的结果来看，1928年无疑是一个重要拐点，即1921年至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提出“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的口号，中共二大也提出“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的目标。加上国民革命最主要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作为表达整体的国家身份常用的一个词，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语境中出现较多也就不难理解。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土地革命，处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之中，阶级矛盾更为突出。在阶级斗争为主的背景下，阶级身份处于优先地位，而中华民族话语式微也不难理解。为行文方便，本文将1921年至1927年这一时段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为了准确理解不同语境下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的语义，以出现“中华民族”一词的例句为中心进行意义解析，可以发现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话语包含国家、国民与民族三重语义。比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5其中的中华民族独立指的是国家独立；谢觉哉在《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一文提出“帝国主义者对付我们中华民族，只有机关枪、毒烟炮，同对付黑人、马来人一样，绝谈不到什么人道”，6其中的中华民族指的是全体国民；恽代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提出“我们不是仅为汉族的利益而革命，是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而革命”，7其中的中华民族指的是民族共同体。

通过对不同语义例句的统计，发现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语义下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次数最多，主要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语境出现；“国民”语义主要与“侮辱”“人格”等词共现，同样也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语境中使用；“民族”语义主要在“台湾人”“汉族”等国内民族关系语境出现。基于此，我们主张从“国家、国民与民族”的三重语义来理解不同语境下的中华民族话语。当然，国家、国民与民族的三重语义划分只是为了更深入揭示中华民族话语的丰富内涵，实际上这三重语义是紧密相连难以分割的，在许多情况下同时兼具两个或多个语义。中国共产党在不同语境和不同语义下形成的种种关于中华民族的陈述，就构成了具有特定内涵和结构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

三、实现国家独立：“国家”语义的“中华民族”话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国家独立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承担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早期以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为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中共二大宣言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之一。从整个宣言的宏观语境和句子的微观语境来分析，中华民族是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的概念，相当于“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实质上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完成国家建构的问题，即对外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对内推翻封建军阀，建立独立自主国家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在表达影响国家独立的因素和实现国家独立的策略时，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核心话语来使用。

（一）阻碍国家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话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些知识分子和革命人士以为只要中国内部革命成功，列强侵略是可以遏制的，他们设定的革命目标对内而不直接对外，甚至认为“公理胜于强权”，8幻想依靠外力来实现国家独立。与之不同的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就指出帝国主义的外部侵略和军阀的内部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也是人民受苦的根源。中共二大明确提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创刊，第1期《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将军阀内乱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视为中国不能统一与和平的两大原因，无疑抓住了中国社会问题的实质。在论述国际帝国主义外患时两次使用了中华民族的话语：“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民族自卫计，势不得起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9话语中的“中华民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含义与国家相同，以“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中华民族为被压迫民族”说明了中国要争取国家独立的原因。

1.帝国主义压迫中华民族的话语构建。

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由帝国主义造成，在强有力的外力推动下中国被迫卷入陌生的民族国家体系，并且面临分崩离析的政治风险。1922年10月4日，蔡和森在叙述中德俄联盟的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与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陷入帝国主义宰割的困境中，“帝国主义的英、美、法、日……就是最忌中华民族脱离他们的羁勒而独立”。10话语中的“中华民族”含义等同于中国，中华民族独立实际上指的是国家独立。

1923年3月，旅顺和大连租期届满后，中国政府提出收回的要求被日本拒绝，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旅顺、大连与否认“二十一条”的运动，但有一部分国人幻想帝国主义帮助收回。针对这种幻想，向警予批评：“英美法……都与日本是一鼻孔出气的，无不是宰割弱小民族的老法家，也无一不是宰割我中华民族的老主顾，希望他们的同情帮助是不可能的。”11此处的“中华民族”与英、美、法、日等国家相对，等同于弱小民族，而弱小民族与弱小国家含义接近。1923年12月20日，邓中夏针对外国军舰干涉粤海关事件发表言论：“中国到现在，国家还不够统一，政治还不能就轨，人民还不能安乐，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拜食列强之所赐呀!”12邓中夏将国家不能独立归因于列强，话语中的“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含义相同。1924年8月5日，邓恩铭提出：“想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非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华民族得不到独立自由，及在国际上的平等。”13邓恩铭将不平等条约视为中华民族不能独立的重要原因。

在重大涉外事件中，“中华民族”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有力话语，“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蹂躏”“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等话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被普遍使用。1925年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总工会、上海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上海工团联合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认为此次事件“实为中华民族全体之存亡问题”。同年6月23日，同样也是为声援五卅运动，广州各界20多万人在东校场举行市民大会，集会民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可见，“中华民族”一词已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常用的政治话语。

2.封建军阀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话语构建。

中国共产党认为阻碍国家独立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封建军阀，因而通过“出卖中华民族利益”“背叛中华民族利益”“给中华民族造成危险”等话语揭示军阀与国家的负面关系。1922年11月2日，蔡和森批驳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计划将民主革命最好的形势扑灭，成为民主革命最可怕最反动的叛徒，“只要他的广东王做得成，谋杀党魁，推翻革命，消灭中华民族一切独立平等自由的根本运动，联结强援，私通英帝国主义而为其爪牙，都是他所做得出的……这样背叛民主革命和全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14在文章中首次出现“背叛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的表述，从话语上将陈炯明孤立起来。针对帝国主义为控制中国政治和经济而借款给北京政府这一事件，高君宇在《向导》第8期发文批驳：“我们也要告欢迎新银行团的小资产阶级政派们，你们是以良心为社会伦理标则的，请你们拿良心来审查你们要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大危险罢。”15高君宇先用阶级话语将新银行团陈述为小资产阶级，随后否定其行为，认为其后果即造成中华民族危险。

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席卷全国。1924年5月21日，陈独秀对直系军阀捕杀国民党人员的行为进行猛烈抨击，说直系军阀帮着外人压迫中华民族：“卖国媚外的直系军阀见了眼红……摧残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国民党其罪大。摧残为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国民党，实际上便是帮着外人压迫中华民族。”16此时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所以陈独秀将国民党“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直系军阀“帮着外人压迫中华民族”进行鲜明对比也就不难理解。1925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在反帝运动中工人、学生成为主力军，而军阀不但不能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反而下达戒严令禁止学生和工人开会。1925年8月29日，恽代英在总结各地惨案运动的教训时得出一个结论：“自争地盘的军阀，只顾自己利益，不管国家之存亡，是不可靠的。学者大商人是不可靠的。只有工人，农工，小商人，学生，国民军，国民政府是能替中华民族谋自由平等。”17可见，“出卖中华民族”“制造中华民族危险”等成为批判军阀的重要话语，对于解构军阀的统治合法性和帮助民众正确认知军阀的真实面目，以及推动国家独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实现国家独立：对外联合与对内团结的话语

革命首先是要学会区分敌人和朋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非常注重国内外的团结问题，对外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尤其积极主张与苏俄联合起来；对内联合学生、工人、国民党、中间派等进行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尽管已提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阶级话语，但并没有立即成为话语体系的核心。因为在国民革命的话语体系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矛盾客观存在，但这种矛盾被放到次要的位置。陈独秀在《造国论》中为“国民革命”附上英文翻译“National Revolution”，18此时的国民身份优先于阶级身份。蔡和森更加明确指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19国民革命更适合半殖民地阶级联合的需要。在此，我们主要以中华民族话语为基点，分析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独立所使用的策略。

1.中华民族对外联合苏俄等国家的话语构建。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者的影响很深，尤其是1920年前后苏维埃政府宣布放弃沙皇在中国的特权，使许多革命者深刻认识到苏维埃的不同。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列宁论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而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资本主义融合，其中的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一致对外的民族（国家）革命面向，反资本主义更多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面向，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紧密相连，表述为“民族民主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主张“以俄为师”，模仿苏俄的革命方式实现国家独立也就不足为奇。尤其是中共二大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对外联合苏俄。实际上，为了实现国家独立，中国共产党对外并不仅仅是主张联合苏俄，同时还主张联合其他被殖民主义者压迫的国家、民族、工人、兵士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主要主张联合苏俄。为什么要联合苏俄？高君宇从中俄的地理关系、双方的共同需要、国内外局势等方面进行论述，“我们要看到中俄地理的关系及目前双方共同的需要，我们更要看到俄国与中华民族国际地位及相互发展关系的重要”，他认为中俄两国地理接壤万里，有良好的友谊关系，而且共同面临日本这个敌人，因而具备很好的联合起来的条件；高君宇还举例说明联合苏俄的必要性，“土耳其国民党胜利给我们证明：世上惟有苏俄是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是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20

蔡和森还从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的角度，提出联合苏俄的必要性。蔡和森基于殖民地革命的性质提出中国革命运动只有与世界革命运动汇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西方已普遍形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东方则普遍形成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两种运动的焦点指向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蔡和森进而提出联合苏俄是重要的先决问题，但国民党不敢与苏俄联合，因而他呼吁：“我们诚恳的希望中山先生们迅速估定革命新方针，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去，而且朝着世界革命走去，中国革命才得成功，中华民族才得解放!”21从蔡和森“只有……才”的表述可以看出，他将世界革命、联合苏俄作为中华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独立）的必要条件。除了联合苏俄之外，蔡和森还提出联合日本反对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7.9级的关东大地震，造成约10万人的伤亡，还导致了霍乱流行。同月，蔡和森撰文认为日本大灾使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即日本军事实力大大减弱，苏俄在远东问题上更有发言权，中国的大患只有英美两国。蔡和森据此提醒，“在适当限度内，联合日本以排除盎格鲁萨克逊帝国主义于东亚之外；那时候中华民族才能得到独立与解放”，22从东亚国家合作的视角提出在适当的限度内联合日本。关于为什么要进行国际间的阶级联合，1927年，苏兆征在太平洋劳动会议上的开幕词也进行了说明。他指出：会议迫切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唤起沿岸各国工人来反对帝国主义，而中国是帝国主义者竞争的焦点，因此需要太平洋沿岸的工人阶级来援助中国国民革命；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故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其利害是分不开的”。23

2.对内阶级联合的话语构建。

如何实现国家独立的目标，保守主义者倾向于从观念改造、乡村建设、文化复兴等改良的方式入手，往往运用东方化、国粹、保种、保教等话语表达其渐进主义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强调通过激进的社会运动实现革命目标，重视将观念和行动结合起来。正如陈独秀所说：“像中国这样的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及经济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激进的Revolution， 时间是否容许我们渐近的Evolution呢？”24激进的社会革命不仅需要广泛发动国内的工人、农民、学生、青年等群体，还需要建立广泛的联合战线充实革命力量。

苏兆征提出国民革命时期对付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总策略。“这个策略简单的三句话就是：团结自己实力，联合我们的战线，作持续的奋斗!更详明地说出来就是：团结全国各阶级，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持续的向一切帝国主义进攻。目前尤要坚持罢工，以断绝帝国主义之手足……唯有这个策略，才能根本打倒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25苏兆征提到了团结国内各阶级，但各阶级指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团结并没有明确。1924年8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工人兵士学生》的通告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的工人罢工需要团结学生和兵士：“沪港等处工人，为中华民族独立与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已经两个多月了。罢工工人不但力争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并且奋斗打破帝国主义者束缚中国的种种条约。”26这份通告指明了工人罢工的一个核心目的是挣脱帝国主义束缚，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在此基础上提出学生应该更加努力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予工人援助，而兵士们和工人阶级同样也是中国的国民。

四、唤醒国民：“国民”语义的“中华民族”话语

“国民”语义的中华民族侧重国民共同体的含义，这个语义下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同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认为奴隶劣根性的民族心理是民国初年政治失败的缘故，臣民难以胜任国民的角色，国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薄弱。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使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展现中西方文化心理的差异，据此总结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方面对不符合救亡图存的国民精神进行批判以唤醒国民，同时通过塑造国民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通过宣传揭露帝国主义者对国民轻视、歧视、侮辱等言论和行为，并通过罢工、罢市等实际行动进行反抗。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唤醒国民的策略与保守主义者主张心性改造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张通过社会行动去改变国民的观念，进而真正改变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仅仅重视国民精神话语的传播以便塑造大众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将话语转化为社会行动。

（一）反对帝国主义者侮辱国民的话语构建

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除了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之外，文化上的侵略和人格上的侮辱也很严重。这种文化侵略和人格侮辱一是体现为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的“黄祸论”“病夫论”；二是现实中对中国国民的侮辱和歧视；三是一些殖民主义者将中国人说成劣等民族，天生要受他们支配，为其奴役中国人提供“合法性依据”。这些负面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中国人更清醒地认清自我，有利于自我反省，但严重损害了国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此，将帝国主义者对国民的人格侮辱和歧视揭露出来，并通过特定的宣传渠道唤醒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塑造国民对帝国主义的观念和认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唤醒民众的一个重要渠道。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话语的传播塑造国民的观念，发动国民以实际行动参与反帝国主义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有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罢工运动中，党很早就注意到通过揭示国民受辱的民族主义话语来阐释国民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甚至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中华民族独立”的目标之前就已经使用挽救“中华民族人格”的话语。1922年6月20日，针对澳门发生葡萄牙士兵残杀中国工人的惨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联合中华工会、中华工界协进会、上海纺织业工人会等9个团体在上海的《时报》发表呼声：“再于六月二十五日（即星期日）开国民外交大会，共议对付方针，而争我国家体面，挽我中华民族的人格。”27呼吁书中“挽我中华民族的人格”的话语实际上是将殖民者葡萄牙人对华人妇女的侮辱和对华人工人的侮辱上升为对中华民族的人格侮辱。从话语生成的语境来看，“中华民族”是相对外部他者——葡萄牙人而言的，话语构建的目的寄希望于将心理层面的受辱表达出来以唤起国人的爱国意识。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最初“挽回中华民族人格”的话语只是为了唤起国民爱国意识而带有口号性质的呼吁，那么随着反帝国主义的罢工、罢课、罢市等运动的进行，该话语逐渐与社会实践勾连起来，成为赋予工人罢工积极意义的重要话语。

1924年国共合作后，通过工人罢工的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是国民革命的核心革命手段。如何在工人中间进行有效的宣传动员，激发工人的革命热情成为革命者直面的现实问题。1924年3月15日，邓中夏将帝国主义欺侮和蹂躏国民通过“屠夫和猪”“刀和肉”的比喻生动地表现出来——“帝国主义是怎样的欺侮我们？怎样的压迫我们？怎样的蹂躏我们？仿佛他们是屠夫，我们是圈内的猪，他们要把我们杀便杀；又仿佛他们是刀，我们是俎上的肉，他们要把我们砍就砍。亲爱的同胞们!我们也是堂堂的大中华民族，我们愿意做他们的圈中猪，俎上肉吗？”28可见，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比较灵活地将民族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结合起来，实现对工人的有效动员。

面对帝国主义者的人格侮辱和歧视，“雪洗中华民族的耻辱”“为中华民族争人格”等成为激发工人反对帝国主义意识强有力的话语。1925年9月7日，萧楚女将《辛丑条约》签字之日称为中国的国耻——“九月七日是我们中华民族开始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者共同的奴隶的一天”。291926年1月30日，苏兆征在欢迎海外代表及华侨实业团体的宴会发言中将罢工的目的阐释为“为中华民族争人格”：“我们看这样情形，知帝国主义已向吾人进攻，即举行大罢工。罢工的目的是为中华民族争人格。”苏兆征进一步明确罢工的目的：“此次罢工之目的，是为全民族谋利益，是打倒帝国主义之方法……罢工胜利，即是全国民族胜利，亦是华侨胜利。”30这里可以看出，话语的指向性很明确，主要目的是使援助工人运动的华侨明晰工人罢工和国民革命不是为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也不是为了一部分团体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

无论是当时轰轰烈烈的废约运动，还是工人罢工运动，都注重从国民心理受辱之伤痛的角度唤醒国民的身份意识，激发民众参与国民革命。1926年7月，在中英双方代表就省港大罢工进行谈判之际，农工商学各界统率罢工工人召开示威大会。邓中夏认为示威大会的积极作用之一是“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为中华民国争国体”。311927年3月，萧楚女将“买猪肉”比喻为英国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侮辱：“致五卅惨案，至今虚悬无有丝毫着落，而英国帝国主义最侮辱我民族者则于‘重查’，送七万五千元于上海交涉员——竟以买猪肉之方式对待中华民族——虽然此款未受，然而此辱终在!”32。

（二）批判与重构国民精神的话语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指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就在于失去了民族精神，因而主张恢复民族精神，唤醒国民。客观来说，在当时中国刚刚从王朝国家转向民族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除了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之外，多数国民的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并没有随着民国的建立而得到显著改善，一些国民深受家族本位的传统文化影响，爱国心薄弱。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这两个共同敌人的出现，并不是政治家们振臂一呼国民就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这一方面涉及国民的认知问题，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共同敌人的存在以及敌人带来的危机；另一方面涉及利益冲突的排序问题，如果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冲突难以协调，甚至影响到其中某个群体基本的生存问题，那么共同体的意识也难以产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宣传中对一些国民崇洋媚外、不关心国家命运、缺乏爱国心等展开批判，指出国民精神衰弱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寻找国民精神衰弱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塑造国民特性以唤醒国民。

如何提振国民精神，唤醒国民参与革命，首先需要分析国民精神衰弱的表现，并指出国民精神衰弱的严重后果。1923年5月，蔡和森批评中国幼稚无知的资产阶级对华盛顿会议讴歌的态度，认为一些国民不但没有排除外国帝国主义的爱国精神，反而崇拜外力。他发出感慨：“中国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真是薄弱到了百二十分，不但远不如前清时代，而且根本变成媚外与崇拜洋大人的奴隶性质。”蔡和森对国民精神衰弱发出了严重的警告，认为这是民族衰亡的预兆。同年5月5日，针对帝国主义提出中国铁路共管要求，当时的国民党不但没有反对，反而还得到政治家的赞成。对此，蔡和森忧心忡忡地说：“依赖外力与奴隶的心理既成而不可挽，岂特打倒军阀的民众势力永远不能形成，而外国帝国主义与军阀结婚的共管家庭，不久即将建筑于见小忘大、苟且偷安的中华民族之上，永世不得翻身!”33蔡和森使用了“见小忘大、苟且偷安”这类带有浓厚负面色彩的词语形容国民精神的丧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工作中，也非常注重青年的国民精神问题。1923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的宣言7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学会制定的方针直接就喊出“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的口号，34可见中华民族话语在青年群体中产生重要影响。这份宣言指出国人不关心政治社会问题、不关心民众疾苦，而一些知识界的领袖受侵略者的文化入侵或教会教育影响，一味歌颂侵略者的功德、崇洋媚外，不关心中国的国家存亡问题。而一般青年在这些知识界领袖的影响下，缺乏爱国精神。针对国民精神衰弱的情形，学会制定的纲领提倡培养爱国为核心的国民教育，反对教会教育和侵略的文化政策，唤醒国民关注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

在明晰中国国民精神衰弱的种种表现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寻找何以至此的原因。作为唯物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分析社会问题时注重挖掘背后的经济根源，这种分析方法也体现在寻找国民精神衰弱的原因中。1923年10月10日，少年中国学会制定的学会纲领第五条将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视为国民精神衰弱的原因——“推阐经济压迫为国民道德堕落的主要原因，以反证中华民族绝对非劣等民族”。35恽代英在与国家主义派的争论中也明确指出了国民精神衰弱的根源是外资压迫，他并不认同《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书作者提出通过同情自爱等教育养成爱国观念的做法。恽代英认为中国各省除了相同的历史和文字之外，经济、交通、语言等方面的关系并不显著，在这样的条件下谈爱国难以实现，况且国民之间私利冲突的一般原因在于外资压迫造成的结果，外资盘剥使国民的生存状况堪忧。基于此，恽代英将国民精神衰弱归因于外力：“我们还要指出国内分离与自卑的空气，是外力压迫所造成。吾人必须在经济上得着独立，中华民族乃能独立，中华民族的精神，乃得完全恢复常态。”36随后，恽代英更明确指出国民性与经济的关系：“许多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其实这是产业落后的国民，当然的现象。这决不是中国民族性有什么弱点。”

对国民精神衰弱的现象进行批判无疑可以帮助国人认清自我，为爱国心的培育奠定基础，但如果过度批判又容易使一些国民丧失民族自信心。因此，在合理限度批判的基础上对国民精神进行重构，塑造国民特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环。1923年4月15日，李达用一种假设性的话语暗示只要国民有决心和能力，外力完全是可以战胜的：“我中华民族若果有抵抗外族侵略的决心和能力以复仇雪耻，不但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中日条约要根本撤销，就是海通以后一切含有威胁屈辱的意义的中外条约都应完全废弃。”37同年10月31日，邓中夏在《青年工人》发文呼吁：“诸位青年工友们!同胞们!我们是堂堂的中华民族，是堂堂的中国国民，我们的人心死了没有？如没有死，我们便该起来，大家团结起来，打倒这两个魔鬼!”38邓中夏通过“堂堂的中华民族”这种具有强烈褒义色彩的词汇唤起国民的自信心。同年12月22日，邓中夏对一些新诗人不关注社会问题、漠视人间疾苦，充斥着颓废的个人主义的问题，他提出通过文学作品的创造来塑造民族自信心和爱国心：“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外人自侵入中国之后，做了不少宣传，说中国人是野蛮民族，是贼种，性质如何卑劣，习惯如何腐败，道德如何堕落，自经‘拳匪之乱’，他们更振振有辞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性不良的铁证。一般吃洋饭放洋屁的留学生和西崽更是推波助浪说中华民族性果然如洋大人所云。”39邓中夏倡导作为新诗人的青年，要多多创作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提高民族的地位，鼓励国民奋斗。

五、民族团结：“民族”语义的“中华民族”话语

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体系中民族概念使用较少。这不难理解，因为早期中国共产党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大城市，革命依靠的对象主要是工人、农民、学生、城市青年等社会群体。早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相对忽视和对民族概念认知的不清晰，也导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知是模糊的。自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来其概念内涵是变动不居的，既有侧重种族观念的“中华民族”，也有侧重文化观念的“中华民族”，还有侧重血缘家族观念的“中华民族”，不一而足。中华民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一直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不断争论的重要话题。在这样的学术和政治背景下，尤其是在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念和话语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也关注着这个重要话题。

（一）中华民族不等同于汉族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宣言、决议、通电等中央文件中，并没有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进行清晰界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中也鲜有对中华民族概念的界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者推断早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概念内涵指的是汉族。实际上，将早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理解为汉族是不够准确的，忽略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体上主张联邦制的前提。比如中共二大宣言所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是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的概念，与“中国”的含义相同，指向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而宣言中的蒙古、西藏、回疆是与“中国本部”相对应的概念。在联邦制的框架下，中华民族与各种指称少数民族的词并列表达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从掌握的文献来看，反倒是有论据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早期党的领导人所使用的中华民族概念内涵不等于汉族。1923年11月20日，恽代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7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可见他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重视，在文章中恽代英明确区分了汉族与中华民族。“据孙中山所常说的民族主义，似乎偏重了国内民族的同化，而忽略了国际间中华民族政治经济上的独立……可知孙中山所谓民族主义，不仅是说的汉族要反抗满族的宰割压制，中华民族一样的要反抗东西各国的宰割压制，孙中山的奋斗，为的是要中国独立自由”。40恽代英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仅仅是针对国内汉族反抗满族的种族主义革命，而且还主张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对外反抗东西各国，以实现中国独立。他从对内与对外结合的角度来理解汉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可以看出他对中华民族与汉族有比较明确的区分，即中华民族不等同于汉族。恽代英进一步明确指出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我们不是仅为汉族的利益而革命，是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而革命。所以革命亦不仅是汉族所应做的，是全体中华民族所应做的。全体中华民族，都是一样的需要脱离外族或不良的治者阶级的敲吸剥夺……我们最后最大的目的，是要求中华民族的独立。”41恽代英在反对外国和外族唆使中国各民族分裂的语境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汉族，更是为了全体中华民族，而且主张通过国内不同民族联合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蕴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恽代英能够准确理解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并非偶然，1924年3月20日，恽代英在《民族主义》一文又提出各民族具有共同命运，应当联合起来的观点。在文章中恽代英先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进行区分，认为国家主义强调生活于同一地域的人民，他们有光荣历史和国民身份的共同意识，纵然可以利用人民对国家的感情防御外敌，但这种感情以主观的心理为基础，没有明显的经济利益为后盾，“这样的人民，并不必包含他们国境以内所有的民族”。在此基础上，恽代英提出对民族主义的新解，即民族主义是对于列强经济侵略的一种斗争，所以中国要紧的是振兴实业，扫除约束实业振兴的障碍。为达到振兴实业的目标，“第一，是要与国内外各弱小民族相提携。因为我们都是居于同一的运命之下，我们都是受了列强的经济侵略，因而许多人，越贫而越失其生计，我们应当有一种联合，以共同谋我们的独立自由”。42可见，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理解为汉族是有失偏颇的，恽代英对中华民族的理解与当下我们所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含义很接近。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梁启超最初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汉族为基础的血缘共同体，这种观念随后被主张种族革命的孙中山、章太炎和汪精卫等革命派继承。随后梁启超又说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转而提倡“大民族主义”。杨度则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辛亥革命后，革命派逐渐放弃了狭隘的种族主义观念，转向更具有包容性的中华民族观念。1917年李大钊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对中华民族的含义进行阐发，他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国民，“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431924年，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是具有相同历史和文化的人群，他在《人种问题》的文章中区分了人种、民族与国民三个词的含义：“何谓国民？国民的意义是从政治、法律的概念中发生出来的，故不问人种与民族之同异，只须在一种政治之下所形成共同生活的人们便叫做国民。何谓民族？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故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至于何谓人种？则更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历史、文化之同异，只就人类学的范围，从生理上考察其特征而发生的概念，便是人种。”在对三个相近的概念进行辨析后，他进而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相同历史和文化的人群，“例如台湾的人民虽现隶属于日本政府，然其历史、文化都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提出民族成立的条件不仅要有统一的语言，还要在主观上有相互承认的意识和精神上的相互认同。44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将当时已被日本统治的台湾人民视为中华民族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924年，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文更明确区分了民族、人种、人类、国民的概念，他认为人类学是对人类其物的理学，关注人类的本质、现状及其由来；人种学考察诸人种的特质与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国民是依政治统一所结合的人民集团。45

从国内民族关系以及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角度而言，李大钊所使用的中华民族概念包容性更强，能较好地协调好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他主张的“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雏形，为中国共产党准确理解中华民族奠定了重要基础。民族同化这类隐含大汉族主义的狭隘中华民族观念成为中国共产党批判的对象。1925年中共四大决议案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进行批判，认为这种所谓的民族运动以对外维护民族利益为名，实际上压迫本国的无产阶级和国内较为弱小的民族，并举例说“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义压迫其境内各小民族，中国以大中华民族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46可见，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同化，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意义的诠释具有进步意义。

六、结 论

本文运用关键词研究方法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华民族”话语的语义，发现中华民族话语具有国家、国民和民族三重语义，反映出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首先，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主要在国家语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话语，集中于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外部力量的语境中，以“中华民族独立”“中华民族解放”为核心话语，侧重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面向，表达实现国家独立的目标，这与近代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以实现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目标相契合，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其次，中华民族话语的“国民”语义也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语境下使用，但与“国家”内涵强调主权和领土不同的是，“国民”语义凸显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对国民的人格侮辱和民族歧视，常用的话语表达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人格”，侧重作为国民的人群共同体，国民语义话语构建的核心目的是唤醒国民的爱国意识。再次，民族语义上使用“中华民族”的次数不多，使用者主要是恽代英和李大钊，主要运用于阐述国内民族关系，侧重阐述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常用的话语表达是“台湾人属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等同于汉族”。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阶段及各种具体语境、语义下对于中华民族的使用、表述与阐释，构成了一套具有特定内涵和结构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中华民族话语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用来表达其对中华民族这一实体客观认知而使用的语言符号，体现出话语具有客观呈现话语主体观念的功能；另一方面中华民族话语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属性，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唤醒和动员民众参与革命的重要工具，体现出话语对社会关系的主观建构功能。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运用关键词研究方法对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华民族话语在国家、国民与民族三个面向上的内容构建进行了比较翔实的分析，但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没有充分分析其与当时其他主体中华民族概念及话语的关系，即与其他主体在该词语的使用方面，是有所取舍、继续深化，还是特别拓展？这些问题需要在充分吸收思想史、观念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加以考察，在后续研究中再着重分析。

注释

1.参见马俊毅：《国家建构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国话语的理论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青觉、赵超：《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话语的构建历程及其逻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张慧卿、李亚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探讨》，《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9年第10期。

2.参见高翠莲：《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关于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并列的相关文献，例如，“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参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

3.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4页。

4.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5.《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6.谢觉哉：《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谢觉哉文集》，第123页。

7.恽代英：《论三民主义》，《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98页。

8.张曙光：《社会转型期下中国人公私表征以及公私实践的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基于群己关系的视角》，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4页。

9.《本报宣言——发刊词》，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69—570页。

10.蔡和森：《中德俄三国联盟与国际帝国主义及陈炯明之反动》，《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11.向警予：《中国最近妇女运动》，《向警予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12.邓中夏：《外舰压迫粤海关事件》，《邓中夏全集 》（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6页。

13.邓恩铭：《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之进展》，《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

14.蔡和森：《蔡和森文集》 （上），第104页。

15.高君宇：《好一个以“至诚之意而谋中国之利益”的新银行团》，《高君宇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16.陈独秀：《汉口之党狱》，《陈独秀文章选编 》（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81页。

17.恽代英：《各地惨案运动给予我们之教训》，《恽代英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页。

18.陈独秀：《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19.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33页。

20.高君宇：《日俄会议及中俄会议》，《高君宇文集》，第107页。

21.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蔡和森文集 》（上），第190页。

22.蔡和森：《日本大灾在国际上的意义》，《蔡和森文集 》（上），第249页。

23.苏兆征：《在太平洋劳动会议上的开幕词》，《苏兆征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24.陈独秀：《致罗素、张东荪的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6页。

25.苏兆征：《反帝国主义唯一的策略》，《苏兆征文集》，第7-8页。

26.《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工人兵士学生》，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37页。

27.邓中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九团体为澳门葡兵惨杀华人事件致各团体呼吁书》，《邓中夏全集 》（上），第180页。

28.邓中夏：《我们为什么追悼列宁？》，《邓中夏全集 》（上），第415-416页。

29.萧楚女：《从九七纪念中看出的五卅运动的价值》，《萧楚女文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

30.苏兆征：《欢宴海外华侨实业团》，《苏兆征文集》，第41—42页。

31.邓中夏：《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谈判》，《邓中夏全集》 （中），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7页。

32.萧楚女：《萧楚女文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769页。

33.蔡和森：《由华盛顿会议到何东的和平会议》，《蔡和森文集 》（上），第200—208页。

34.恽代英：《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宣言》，《恽代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页。

35.恽代英：《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宣言》，《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98页。

36.恽代英：《读〈国家主义的教育〉》，《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264页。

37.李达：《为收回旅大运动敬告国人》，《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页。

38.邓中夏：《铁路统一问题》，《邓中夏全集 》（上），第25页。

39.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邓中夏全集 》（上），第327页。

40.恽代英：《论三民主义》，《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66页。

41.恽代英：《论三民主义》，《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166-167页。

42.恽代英：《民族主义》，《恽代英全集》第6卷，第177页。

43.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44.李大钊：《人种问题》，《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页。

45.参见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418—421页。

46.《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页。

赵超，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社编辑。

来源：《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