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戴洋和凯兹所讲的媒介事件类似，汶川地震是一种“危机型”的媒介事件。它不仅通过媒介动员受众并使之参与其中、分享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危机事件”为包括央视在内的媒介逻辑的演变提供某种契机。在危机事件的“扰动”下，媒体的行为逻辑会产生一定的“变异”，能够打破既有的制度框架和既定的角色功能。这种临时性的“制度创新”能否固化成为一种“常规路径”，取决于政府及媒体自身偏好的转变。媒体在转变政府偏好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危机事件中，媒体的“训政”功能应该强化。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创新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考察“危机事件”与“媒介逻辑”演变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理解转型期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5.12地震发生在中国的四川。但借助于媒体，这一事件迅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灾难事件。不仅中国政府和公众，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卷入了这一“事件”。这一事件完全符合戴洋和凯兹(1992)所讲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的特征。它通过电视描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散人群间的“社会凝聚力”。“几乎我们所认为具有共同性和同志间的忠诚性的每件事情，都是起源于原子化的，有时甚至是四分五裂的社会。（1992:214）”[1]。汶川地震也是如此，它既将分散的“我们”凝聚在了一起，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危机型“媒介事件”的典型样本。通过分析这个样本，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危机事件与媒介逻辑之间关联的理解。

一、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反应与媒体反应

五一二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和媒体反应迅速。温家宝总理在地震发生５小时后就飞抵灾区，中央电视台在地震发生后不到一小时，就开始直播。这次地震发生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之后，也是发生在缅甸的飓风之后，中国政府及媒体的及时处理与反应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称赞与认可。

从纵向上看，汶川地震中政府及媒体的反应与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形成鲜明对比。从横向上看，汶川地震与缅甸救灾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更加突显了中国政府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的果断与得力。外国媒体从对“西藏事件”、“奥运火炬事件”对中国的批评一下子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赞誉有加。德国《世界报》评论：每个小时就公布一次死亡人数，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次自然灾害面前，中国政府表现出完全的透明。韩联社的报道也指出，中国领导层应对大型灾难的态度在发生变化。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从5月13日起，以每天两三篇的频率和四川、北京、上海、香港记者联动的形式进行报道，内容涉及救援现场进展、中国政府媒体开放、志愿者和民间救援力量、解放军英勇表现、中国全国哀悼等各个方面，对中国政府的表现同样给予了较高评价。韩国《朝鲜日报》把中国解放军徒步进入地势恶劣的震中地区的壮举称为“弃枪扛锹的救援长征”。[2]

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媒体也好，国内媒体也好，对于这次抗震救灾基本上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更多地是肯定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媒体的表现固然有许多称赞，但也是归功于“政府对媒体管制的开放”。那么，媒体的表现是否真的完全与政府亦步亦趋？媒体（尤其是央视）的独立性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有没有体现出来？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中央电视台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喉舌媒体”，在这次报道还是表现出来了媒体自身的独特性。实际上，在危机事件的“扰动”下，媒体的行为逻辑总会产生一些“变异”，表现在打破既有的制度框架和既定的角色功能。因此，考察这次地震中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尤其是突发事件下媒体的“制度创新”及其机制、影响就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二、媒介逻辑的突显与危机事件中的媒介制度创新

所谓“媒介逻辑”是指一套控制“内容应该如何处理和呈现，以便竭尽所能地运用既定媒介的优点”的内在法则与规范。根据阿塞德（1985）的看法，“媒介逻辑”意味着一套媒介文法的存在，这套“媒介文法”决定了时间应该如何运用、内容项目应该如何排序，以及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符码）设计如何运用等。埃斯德和斯诺（1991:10）则把媒介逻辑界定为“理解和解释社会事件的方法……这种（传播）形式的成分包括不同传播媒介和传播形式。形式的要素包括材料怎么组织、材料呈现的风格，关注和强调的重点以及媒介传播的法则。”[3]

长期以来，中国媒介的运行逻辑由政治来设定。政治逻辑决定了媒介逻辑。由于中国媒介体制是国有体制。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媒体在产权上属于国家所有，在高层人事的任命权与考核权上隶属于国家的干部考核体系。因此，媒体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存在的。媒体的表现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执政方式的变化与否。唐山大地震时的媒体报道，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政治逻辑是如何证实媒介逻辑的。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权威报道全文的重点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等等，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一笔带过。地震第三天即7月30日的头版头条是《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共大前进道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斗争中成长》，竟然与地震无关。直至8月1日，《人民日报》的第二版才有“抗震”的相关内容，标题是《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小靳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之后的报道如8月5日，《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贡献，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8月12日《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8月28日，《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等，对于灾区的报道不仅内容贫乏，而且角度单一。[4]而“文革”中发生其他两次地震，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的地震、1970年1月5日云南海通的7.8级地震等，尽管死伤惨重，媒体的报道方式大致如此，完全为政治服务。媒体的信息批露功能几乎丧失。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是三年后才批露的，海通大地震的死亡15621人起到1982年才得以知晓。这种“迟到的新闻”被美国新闻院系做为反而典型写入了新闻教科书。出现这种结果是由于媒介的逻辑为政治逻辑完全主宰。当时的规定，不仅伤亡的具体数字不能报，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不准拍照。[5]媒体的“监测环境的功能”无法体现出来。

汶川地震报道的意义就在于媒体在突发重大灾难事件中的独立地位得以彰显。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也大为增强。媒介运行的逻辑不再完全受到政治逻辑的支配。这在中国媒介的演化历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以中央电视台的这次直播为例，它实际上打破了以往的报道模式与制度框架，是一种重大的制度创新活动，大大地推进了中国媒介的深入发展，在突显媒介自身运行逻辑这一点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中央电视台的这次直播是在没有向上级请示的情况下做出的。用央视新闻中心一位值班编辑话话说是“没有及时上报，而是及时播报”。这在央视的历史上实属罕见。5月12日15∶02，地震发生不到一小时，央视新闻频道正在播出的整点新闻打出“突发事件”的片头——一个棕底白字的小窄条，出现在屏幕正中偏下。播音员耿萨播报了“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最新消息”：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6级地震。用“突发事件”四个字作为片头这是第一次。而未经请示进行直播更是一种大胆举动。央视一位编辑说：“在这之前，我们开会的时候曾经传达过中央的明确指示，遇到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速报，以前我们也说‘及时报’——不是及时报道，而是及时上报。”[6]但这一次却打破了这一规矩。媒介逻辑第一次压倒了政治逻辑。这在中国媒介的体制创新上，可能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

其次，央视的这次直播报道对于央视的内部体制架构也是一次重要的突破与创新。它改变了传统的新闻播报制度。地震发生后的十几分钟之内，央视直播间外已经聚集了央视新闻中心时政部、地方部、采编部、军事部若干个部门的几十号人。15∶12，直播窗口打开。但每一个主播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下来，直播要到什么时候。主持人几乎是在零编排零资料零准备的情况进行长时间的直播主持。身经百战的张羽也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在上台前，他手里只有三条播过的简讯：汶川发生7.8级地震，十几个省市有感；成都地区电话拥堵，线路不通；地震局发言人批驳北京要发生余震的谣言。“我们在说话时都在焦急的等待，等待耳机里传来导播的声音，等待新的消息，等待下一步的指令。不知到下一步要做什么，不知到还要等多长时间，也不知到还能说些什么，这是直播主持人最害怕的“无底”状态。在这次直播的前几天，我们基本都处于这样一个“无底”的状态，每每在说话和发问的时候，耳机里会频频传来导播焦急的口令，有时你根本听不清对方甚至导播在说些什么，而你根本没机会与导播沟通，一个连线接着一个连线，全凭你的即时判断去发问，全凭你的即时组织去表达。有时会出现，主持人要引出某个连线或新闻短片，话已说到一半时，由于掉线或片子没到，导播马上命令你改口，这时主持人就要做到面不改色，不留痕迹。”[7]

这次直播对中央电视台原来的运作方式、组织架构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央视原来内部的条块分割的组织架构非常不利于新闻的动态报道。一些大型折直播由某一个栏目做肯定是做不了的，尽管原来也有号称十几个部门一块来合作，但央视的行政型体制不利于业务部门上的能力合作。“官本位的核心是层级制度而且是有条块分割的，而业务架构对体制的要求是要打破条条块块的。条条块块在操作上是有很多细节，比如业务要求有业务负责人，而官本位按层级大小来决定谁负责，换言之，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力。但是业务部门和权力是一体的，很多都是动态的，很多时候是要把条块冲破的。”CCTV制片人包军昊如此评价，“栏目消失了，存在的只有频道。前方记者采集的东西随时可以传到直播线上来。各国新闻频道都是这么运作的。”[8]可见，这此汶川地震报道对央视的内部制度体系也是一种“冲击”，它可能为央视的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契机，使之更有利于建立一个有利动态新闻播报的快速反应机制。

直播作为电视新闻的一种制度形式，在国外已是司空见惯。“电视新闻就是LIVE”几乎成为一个媒介定律。其核心内容就是摒弃传统的对“发生了的新闻进行报道”的“整理型”新闻制作理念，积极倡导对“发生着的新闻进行报道”的“直播型”新闻制作理念。这一定律是由CNN打造，CNN的成功生动地表明了电视新闻媒体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重大新闻事件报道＋现代电视新闻制作理念＋报道机制。从CNN、BBC WORLD、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知名电视新闻媒体的成功经历可以看出：对于重大新闻事件的实时直播报道是使其电视新闻媒体迅速提升媒体形象促进自身发展的最佳机遇。然而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下，“直播”长期以来是一种“非常态的存在”，尽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已越来越多，但其“敏感程度”一直高于其他节目。白岩松对此有一翻评价，他于1997年参与了央视的第一个直播香港回归直播，之后是澳门回归、三峡蓄水、伊拉克战争，但“直播”始终是很敏感的。“请外面的人进演播室要层层审批。后来多做了几次直播没出事，领导才稍微放心。”这次的汶川地震直播不仅在国家的体制层面，也是央视的内部管理体制层面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正如白岩松所言：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直播”[9]。

三、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创新的关联机制

长期以来，中国的媒介议程都受到政府政治议程的影响与支配。但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媒体的议程却能一定程度上主导政府的议程。这次央视的汶川地震报道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为何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媒体能够获得议程设置的权力与能力呢？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信息的稀缺性所决定的。

汶川地震发生后，除了震中，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信息在这时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媒体的作用因此也在这种突发事件更加突显出来。这时候的媒体（尤其是电视）几乎成为人们获取正确、权威、全面信息的唯一来源。“信息就是一切”在突发灾难性事件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信息越充分，越有利于集合分散在无数人群中的知识与智慧以应对灾难。信息越充分，也就意味着环境的透明程度越高，动员及分配人力物力资源的“交易成本”就越低，越有利于判断形势，进行决策并执行相关措施。长期以来，在任何一次突发灾难面前，我们习惯于依赖作为“家长”的政府，因为他长期作为一位“全知全能”的角色而出现。而实际上，在一个分工精密、规模巨大的社会面前，政府往往是“后知后觉”的。因为它无法掌握到动态的、全面的信息，而没有这种信息依据，任何决策都可能出错。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任何政府都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作为一个“理性人”，尽管政府希望并会致力于事态能够向有利于政府的方向发展，但受制于“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的限制，政府也不知道怎样处理事态才是最符合自身利益。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媒体获是了一种议程设置的能力与权力。因为在突发重大事故中，政府也处于一种“无知之幕”中，政府官员也是通过媒体来了解事态，进而进行决策的。媒介真实的报道因此成为一种政府可以容忍甚至鼓励的行为，因为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政府进行决策。

因此，可以看到，正是因为突发事件才使得媒体“偶然”获得了这种不受压制的“权力”，使媒体的角色及功能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从平时的“喉舌功能”带上了“大脑功能”的特点。反过来却为政府设置议程。这一过程也是典型的媒介社会化功能的体现。在这一媒体报道的过程中，“我们所有人都学习在特定环境中如何呈现举止，并且明确社会对于某种特定角色与地位的期望。因此，在人们的实际经验产生以前，媒介使用能够持续地提供有关人们生活与行为模式的图像。”[10]正是遵循着这种角色与行为模式，媒体的动员与整合功能得以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媒介角色与功能的转变是以“政府偏好”的转变为前提的。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他是有限理性的，其偏好也并非一成不变。如果政府持“压制媒体报道有利”这一理念，那么在行动上选择“压制媒体”就是其偏好；相反，如果政府转变偏好，认为“让媒体报道灾情是有利于政府的”，那么其偏好就会表现为“支持或默认媒体的自主报道”。三十前唐山大地震时，政府的偏好是“压制有利”，三十年后的政府偏好显然已有所改变，“放开有利”已成为一种选择。政府偏好（可以表现为执政理念或手段）的转变当然有多种原因，媒体在转变政府偏好过程中起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突发性的危机事件作用于媒介制度创新的机制可以通过下图来加以说明：

可以看到，不论是政府的偏好还是媒介的偏好，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危机事件中，媒介和政府的制度创新的结果都会受到新的评估。如果新的做法被认为是有利的，那么旧的规则体系很可能会被打破，一种新的制度因此演化出来。如果新的做法被认为是不利的，那么临时创制的规则很快会恢复到旧的路径上去。

这一模型对于中国媒体的运作有何启示呢？那就是，在突发性的危机事件中，我们应当强调媒体的“训政”功能，而不仅仅是“听政”功能。在突发性的危机事件中，媒体的训政功能往往能表现得更加明显。它表现在利用突发危机事件这一契机，通过媒介自身的突破或“制度创新”，让政府明白媒体的“自主报道”不但不会危害政府的利益，反而能够增加政府的利益，只有改变了政府的这种“偏好”，政府的理念与行为才有可能发生转变，媒介在突发事件中的“制度创新”才能够“固化”下来，成为一种常规路径。以央视的这次地震报道为例，他就改变了一些政府官员的偏好：媒体的报道不仅没有使社会变乱，反而空前地凝聚了民心，事实证明，让媒介充分报道灾情是有利于政府的，这也是我们从唐山大地震与缅甸飓风的对比中所得来的教训。汶川地震报道也同样改变了央视的“偏好”。CCTV制片人包军昊比较了央视在“西藏事件”与汶川地震报道上得失。他说：“藏独这个事情，我们还和以前一样，觉得应该慎重，所以没报，其实最后的结果你会发现……咱们主流媒体吃的亏已经很多，有了突发事件，我们还是按照之前那套思路，等一等看一看，万事要慎重，没有第一时间抢报，事后报正面，往往造成舆论方面的被动。”[11]对政府和媒体而言，这是一种“双输”，但这次汶川地震报道在他看来，显然是政府和媒体的“双赢”。“这次地震让我们媒体和媒体前面的官员都学会了一次面临大事件的互动。他们学会了如何来表达。”[12]白岩松也说，这次地震报道有利于“国家形象”，这“会让决策者意识到，将来我照单做，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哪个层面不受益？”[13]通过转变偏好实现制度创新是转型期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重要路径。所谓媒体主导的社会转型，只能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契机，通过转变政府（以及公众）的偏好，去创制新的规则，包括媒介自身运作的规则。[14]

四、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制度化困境

尽管央视的这次地震报道有了重大突破，中国政府与中国媒体都受到广泛称赞。但这种“制度创新”究竟会是一种“临时之举”还是会做为一种“常规路径”沿续下来，甚至“制度化”为一种成文规则？尽管笔者肯定政府及媒体的偏好转变能够促成制度创新，但政府及媒体的“偏好”是否会固定在“危机事件中鼓励媒体大尺度、公开及时报道”上，谁也说不准。实际上，对于危机事件中“制度创新”能否“固化”的担心并非多余。２００８年阜阳口足手病及其他一系列“瞒报”事件的出现，再次表明２００３年“非典”事件中确立的信息公开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因此，对于此次汶川地震报道中，央视的大尺度报道能否成为“定规”，我们不能不心存怀疑。

实际上，已有一系列的证据表明，即便这次汶川地震报道，传统报道模式的路径依赖依然十分明显。

首先就是报道的“取景”单一。媒介理论告诉我们，“传媒不是简单地提供给我们某个场景或事件的信息：他们也提供给我们他们自己的观察。他们把事件或问题放在某一特定环境中，使受众以某一特定方式接收理解。实际上，传媒不是简单地选择事件去报道；他们也提供用以理解信息的框架。”[15]而所谓媒介的框架，如Goffman(1974:21)所认为的，就是对信息进行“定位、观察、确认和贴标签。”[16]从这次央视汶川地震直播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报道模式与框架十分明显。信息的选择与过滤还是遵循着一种“政治正确”的逻辑。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很多时候，“仪式性”的报道代替了“事实性的报道”，而这种“仪式性报道”显然服务于政治，并且比例偏高。5月1７日，李长春视察央视新闻中心的新闻，当晚，《新闻联播》增加固定板块“抗震救灾英雄谱”。“与直播初期信息奔涌、话题不断的状态相比，央视直播的面貌也越来越整齐划一。”[17]显然，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央级的喉舌媒体，央视要想在这样一种危机事件中“回归”到新闻本位，不是一件易事。

其次，报道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例如，邻近四川北部的甘肃几个县也遭受了震灾，特别是文县。但这一地区的灾情没有得到央视及其他媒体的关注。因而也为公众所忽视。尽管甘肃的灾情没有被报道是由于当地政府阻碍的结果。[18]但如果媒体有足够的渗透力及职业操作手法，这一地区的灾情还是可以早一些为世人所知的。在报道地震灾情时，媒体过于强调正面宣传，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抗震救灾中所暴露出来的“体制性的弱点”。如孙立平在《用制度积累进步的成果》一文中所谈到的“制度性弊病”：“第一，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模式中，我们社会的自治性太差，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太弱。本应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组织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付诸阙如；第二，集中而垂直的权力系统过于呆板和僵硬。为了这个集中的权力能够有效运转，手段只有强调上下之间的‘命令-执行’系统。而这样的系统在突然的灾难面前，僵硬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一级一级地听指示，贯彻领会精神，除最高层之外的每一级似乎都缺少些行动的自主性。”[19]这种体制性弊病在央视的报道中呈现较少，已有的一些“负面报道”如校舍问题、救灾款物管理问题等多是网络媒体设置的议程。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少有涉及。所以对于央视在这此直播报道中的一些创新之举到底能不能“固定”下来，我们还难以断言。

就央视本身而言，这次直播固然有“主动创新”的成分，当然也有“被动创新”的驱动。应该说，央视的汶川地震报道不论是广度、深度还是时间长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次直播。央视作为一个“新闻媒体”（而不是单纯的宣传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不仅在央视历史上，也在中国的电视史、中国的新闻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这一媒介逻辑的背后显然还有更为深层的逻辑，比如政府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的变化，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内社会力量、社会意识的变化等等。除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媒介技术条件的变化。随着媒介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媒介间的竞争加剧，正是这种新闻竞争，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央视的“制度创新”。“过去，媒体只是由政府提供支持，而如今在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他们必须下大力气争夺读者和广告收入。这意味着读者对他们越来越重要。”[20]2001年美国9•11报道的“失策”已让央视在新闻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一次的汶川大地震如果再在新闻时效上延误的话，媒介公信力的损毁无疑将十分严重的。因此，不惜冒着“违规”的风险进行直播似乎就成了央视的“理性选择”。这一逻辑正如CCTV制片人包军昊所说：“现在网络、MSN、短信传播非常地快，你如果还像以前一样的话，你会失去你主流媒体的舆论阵地，你会失信于民。所以第一时间反应非常重要，要‘即时报’，就是马上报道。”[21]可见，媒介竞争与媒介技术发展的结果对于中国媒介的制度创新起着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带来的结果既促进了媒介的进步，也促进了政府执政方式的进步。

戴洋和凯兹在媒介事件（media events）一书中指出，媒介事件是最有可能拿来进行现场报道的新闻事件。“媒介以一种近似仪式的方式将一群人结合起来，以参与某些更广泛的国家经验或全球经验。这样的媒介事件总是特殊的且不同于常规，成为这些媒介事件的受众，将会更多地融入国家或其他重要成员团体的公共生活。”[22]可以这样说，类似汶川地震这样的“危机事件”也是一种“媒介事件”，它不仅通过媒介使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并参与其中，分享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危机事件”为媒介逻辑的演变提供某种契机。理解“危机事件”与“媒介逻辑”演变之间的关联对于我们考察转型期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简介：邵培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潘祥辉，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后)

[注释]

[1]Dayan,D.and Katz,E.(1992)Media Event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戴闻名、贾敏：《外媒“回暖”》，2008年5月23日《瞭望东方周刊》。

[3][英]麦奎尔著：《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2页。

[4]雷颐：《伟大的转变》，2008年5月24日《经济观察报》。

[5]当时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被没收，人也会被抓。参见雷颐：《“文革”中的三次地震》，2008年6月9日《经济观察报》。

[6]石岩：《cctv：这次“即时播报”，以前是“及时上报”》，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

[7]张羽：《直播手记》，央视网，http://www.cctv.com/default.shtml，2008-6-09.

[8]石岩：《cctv：这次“即时播报”，以前是“及时上报”》，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

[9]记者石岩，实习生贾思玉、陈倩儿、吴冰清：《传播之道：如果，每个灾区都有一台摄像机》，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

[10] [英]麦奎尔著：《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89页。

[11]石岩：《cctv：这次“即时播报”，以前是“及时上报”》，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

[12]石岩：《cctv：这次“即时播报”，以前是“及时上报”》，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

[13]记者石岩，实习生贾思玉、陈倩儿、吴冰清：《传播之道：如果，每个灾区都有一台摄像机》，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

[14]事实上，中国媒体通过危机事件改变政府或媒介偏好实现制度创新并非首次。通过“非典”确立了“涉及到公众安全的紧急事件必须要公开”的原则。通过“孙志刚事件”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通过厦门“PX事件”，确立了“重大公共安全项目必须要征求民意”的规则等等。尽管这些规则有的还未制度化，但在改变政府偏好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政府及媒体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

[15] [美]塞伦•麦克莱著：《传媒社会学》，曾静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16]Goffman,E.(1974).F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New York:Harper &Row.

[17]记者石岩，实习生贾思玉、陈倩儿、吴冰清：《传播之道：如果，每个灾区都有一台摄像机》，2008年05月22日《南方周末》。

[18]据了解，地震发生后第二天上午，该省各报的记者准备出发赴灾区采访之时接到通知：所有报纸不准派记者到灾区采访，不能报死亡的人数。于是当天该省除个别报纸报有死亡人数外，对地震失声。到了中午，又接到通知，说可以去一线，但要以领导在抗震救灾一线的行动为准，死亡人数仍然不能报。第三天，通知说可以反映一线的民生问题；第四天再接通知：不要写灾区困难，尤其是灾区缺物资，坚决不能写。正是由于该省采取了如此愚蠢的信息控制，使得全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几乎忘却了还有甘肃的几个县遭受了严重震灾，当四川的灾民们及时吃上全国支援的食品时，那里的很多受灾民众却因得不到救助而差点饿死！参见陈力丹、王冠:《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和对传媒未来的影响》，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 http://www.cjr.com.cn 2008年06月07日

[19]孙立平：《用制度积累进步的成果》，2008年6月2日《经济观察报》。

[20]David Bandurski：《中国媒体大地震》，2008年5月29日《华尔街日报》。

[21]石岩：《cctv：这次“即时播报”，以前是“及时上报”》，200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

[22]Dayan,D.and Katz,E.(1992)Media Event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