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邵乐韵(记者)

《新民周刊》：此次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四国(瑞士、德国、西班牙和英国)，您是否特别留意他受到的待遇是怎样的？各国抱着什么样的期待？

吴旭：席卷主要发达国家、并迅速蔓延世界的经济危机，再一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媒体聚焦的中心。上一次中国受到如此关爱，是半年前的北京奥运会；那时中国留给世界的主要认知印象是文化中国，魅力中国，“软实力”；也巧了，奥运会闭幕式焰火的余烟尚在，美国华尔街的雷曼兄弟、美林、AIG、房利美等过去金融帝国强大的象征却不可思议地瞬间消散了。这一次，不管中国愿不愿意，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相对完整健康的金融体系、庞大的实体产品生产能力，都在世界面前凸显出经济中国、稳定中国，和经济“硬实力”的强烈图像和反差。

世界各国都在讲经济刺激计划，但只有中国拿出的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而其他国家不是画饼充饥，就是寅吃卯粮。从国家的层面来讲，欧洲各国的心态肯定是矛盾、失落、惶恐，甚至再加上一层无奈的。从媒体关注的角度看，温总理在达沃斯的陈述和表态，无疑是最抢眼、最有冲击力，也是和其他国家的惶恐悲观情绪有着最大反差。

《新民周刊》：据您所了解，在国际上国家领导人出访遇到抗议事件的例子多不多？向领导人抗议在西方国家来看属于一种什么行为？底线在哪里？

吴旭：国际上领导人出访所遇到的各种抗议事件，从出现频率和抗议规模的角度讲，基本上是和这个国家的影响力和所出席外事活动的关注度成正比的。特别是，当这种外事活动涉及跨文化、跨宗教、跨意识形态的多个国家，而且有公开的公众外交场面时，更是不可避免。在国外，民间团体多如牛毛，各种利益诉求更是五花八门；但是，不论大小，这些组织、甚至是个人，都非常通晓如何利用“公众噱头”来抢镜头，从而取得其他方式无法达到、或者根本没有资源来达到的媒体曝光和公众关注。每次G-8开会，基本都跟过街老鼠一般；布什出访，行程路线更是绝对保密，以防各种组织、团体让其难堪。

《新民周刊》：通常，政府的应对态度是怎样的？媒体上(特别是国家官方媒体)一般作何处理？

吴旭：一般西方大众，对于这种“哗众取宠”的极端行为，都是采取一种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超然心态。西方国家言论自由，只要是不干扰社会秩序，不妨碍其他人的权利，干什么、说什么都行。上次，布什在伊拉克被“鞋袭”，包括媒体和公众舆论，也都是笑笑而已。而且，在得知伊拉克政府将要严惩肇事者时，美国主要媒体都表达了对扔鞋者的同情。这里，不仅仅是因为媒体反感布什，而是因为媒体认为要保护发言者的权利，虽然这里的权利有些使用过度。从政府的角度，当然会通过外交渠道有所抗议，但一般都很低调的，不会将事态扩大化。因为这样做，反而会延长新闻事件的寿命，帮助抗议者扩大影响和声音。而且，搞不好，反而会激起公众对于“言论自由”天赋权利的本能反弹，从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

《新民周刊》：相比这次温总理在剑桥演讲遭到掷鞋干扰，国内媒体(央视)的播报和以往有什么不同？您觉得这种变化体现出中国的自信吗？

吴旭：这次国内媒体，特别是央视的做法，不仅是自信的表现，而且是更专业、更聪明的应对方式。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我们过去那种“捂盖子”或者“唾面自干”的消极应对做法，实际上使中国受了双重侮辱—本来这就是公众道德法庭自会衡量的

事件，即便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丢了面子”，但实际上公道自在人心。普通西方人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会有个合情合理的尺度；如果连这个都不相信，我们就没有必要同其他国家打交道了。这是一层。第二层，因为我们“为尊者讳”，反而给了西方反华反共团体指责“中共钳制言论自由”的把柄；而这一条罪名，在西方的媒体、公众舆论中，都是不可饶恕的“原罪”，远远大于抗议者本来所要控诉的“罪名”。

《新民周刊》：据您观察，此次国人，尤其是网民的心态有没有变化，是否开始理智地对待这类事件？有网友幽默地说，总理遭鞋袭说明中国国际地位和美国一样了。您怎么认为？

吴旭：网友后续的反应，现在还难以下断论。一般来讲，网友的群体反应总有一个滞后时间段。但是，从温总理淡定从容、义正词严的最初反应看，基本已经为这一事件的性质划定了范围。媒体的不温不火，也是得其时，得其法的。真正难堪的应该是作为接待方的剑桥和英国政府。剑桥以知识智慧的摇篮著称于世，如此不堪、无礼的举动令人瞠目，也为当代剑桥的学风、学品打了个问号。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一个细节，抗议掷鞋者打断温总理讲话时，正是温总理满含感情讲到促进中西文化融合了解的大师李约瑟博士的时候。这真是一个反讽。西方有识之士，也会为这一具有强烈象征意义和反差的事件而深思的。为什么中国越强大，越开放，西方却越来越不能容忍和理解中国了呢？他们怕什么呢？换句话说，中国的复兴触动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哪一根神经了呢？

《新民周刊》：一般来说，抗议事件对两国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英国首相布朗已经致信温家宝总理表示遗憾，以前“主场”领导人是否也这么做？

吴旭：这次事件应该不会对于中英关系有影响，这毕竟是孤立的突发事件，有些也是不可控的。比如，奥运会开幕当天，有中国人在北京刺死刺伤美国观光客；虽然这种事件会为两国关系惹上一点点不愉快，但不会伤害大局的。温总理当时就已经表态，两国的战略合作大局不是这种孤立、突发、极端的不理智事件所能左右或能阻止的。一般来讲，出了这样大的外交事故，相关的部门人员都会做出合乎外交礼节的沟通和道歉的。

《新民周刊》：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亮相越来越频繁，类似“鞋袭”事件或许还会有，从国家公关角度要怎样学着更从容地应对，透过负面事件传递积极意义？是否需要一种理念的转变和气度的培养，例如负面的未必就是消极的？有哪些例子值得借鉴？

吴旭：新闻报道是对于热点、重要、有趣事件的准确、迅速、公开、客观的传递过程。从新闻本身来讲，无所谓正面、负面，积极、消极；其实，无论中外，即便是对于同一事件，读者受众在理解、评判新闻时，也会有自己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于类似的事件，我们政府以前在处理手法上，往往不是解读得不到位，而是解读得太多了。然后，以这种单一层面和视角的“正负”、“好坏”评判，形成“一刀切”似的应对措施；这样做，即便初衷再好，也不可能尽善尽美；而且，在涉及到国外媒体和民意时，这种做法等于是与人口实，自废武功。

老实讲，听到这次事件以后，我最怕的就是我们的媒体一律封杀消息。这等于是授人以柄，把有理给弄成没理了。总体看，这次我们政府的反应和媒体的处理，还是相当得体恰当的。但即便这样，有些西方媒体仍旧依循老思路，指责中国政府刻意封杀消息。现在用Google 搜索相关新闻，最多的关于这一事件的英文报道(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还是指责中国政府禁止媒体报道此事。可见，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国外负面报道，属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类。我以前写过一篇《西方用三色眼镜看中国》，指出的就是那些根深蒂固、难以用公关手段来短时间消除的对华负面认知。有些问题的解决，更要靠硬实力，而不仅仅是危机公关之类的软实力。

我们现在总是讲信心的问题，气度的问题。其实话说回来，讲气度也是要有限度的。西方在危机公关处理的手法和技巧上，确实有它成熟、有效和科学的一面；但是，这里也不能忘记，在涉及跨国和跨文化的问题时，也并不是所有的西化或国际化就是好的，应该学的。而且，从整个国际政治格局的大层面衡量，中国的文化传统、人文精神、民族情结，也需要被尊重，被宣扬，甚至被普及。从某种层面讲，世界也要与中国接轨；像奥运会入场式以中文字母排序的举动，就是突出中国作为世界规则制定者的新现实。类似这次的事件，将来肯定会有很多，这是考验我们自信和智慧的地方。说到处理得比较好的例子，我想以前周总理在这方面，就有很多令人感喟、击节的例子。

[该采访刊载在2009年02月16日出版的<<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