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仙逝已十大几年了；我仍记得她老人家口无遮拦，向来对我们弟妹骂得毒——出口刻薄的情景，直到我读小学和初中，她还是以刻薄的话骂我，我心里植下了她许多骂。母亲没文化，骂起人很粗俗，全不顾及别人的脸面，我也就常常陷入狼狈。她最常用骂语的关键词就是“接口还败”，就是受到报应的意思。“接口还败”也是我们当地的常用语，只不过不像我母亲不怕满街人听见，大大咧咧地挂在嘴上。她老人家常骂我：“接口还拜的东西”，其实她真实意愿是丑话说在前头，叫我要有志气，不要接口还败，不要受恶魔恶运的报应，若踏上别人“不好”的覆辙——受到报应那就完了。“完了”的意思既指个人受损，也指家里抬头不起。
当时我连“败”还是“拜”也无法分辨，更不能从字面理解“接口还败”的深意，大概母亲也讲不出，她也是跟上辈学来的，她不厌其烦地重复，只是表白急切的心愿罢了。不过在具体日常生活——操作层面，她不厌其烦地引导我们避免接口还败。比如，看见别人别家遭遇不幸不要幸灾乐祸，不要露得意相，要保持低调和沉默；看见街上的叫化子、失态的醉汉和精神病患者，要远离，更不能相前污辱。所以我家常有这样的情形：某街邻遭遇不幸（生老病死，或遭政治运动冲击，或遭天灾人祸），我家也静悄悄，母亲低声喝斥我们莫高声，我们不觉压低了嗓门，仿佛接受了别人不幸的传染。我渐渐明白了：人要有同情心，不要幸灾乐祸。可母亲从来没说过“同情心”这样的字眼。
文化大革命期间常常有人挂黑牌游街，这时我读高中，母亲不再高声骂我“接口还败”， 她叫我们缩在屋里，别去看——母亲的“道理”明摆着：你不思谅（同情）别人，也会遭他的恶运。这就是“接口还败”。其实其时我退缩家里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当教师的父亲也被揪出了。后来我也遭对立派轮番批斗。就是说家里和我还是“接口还败”了。报应成了人世间基本铁律，它犹如一尊冥冥中两目炯炯的石狮，既吞噬强者也吞噬弱者。我从小到大到老，看看世道，包括我这样弱势家庭，果然如此。我们无法挣脱“报应”。但人有逃避报应的本能，譬如我母亲，她是用刻薄的方式提醒子女，把他们引向安全之路。这是她的一厢情愿而已。现在想来，那是家里的一股清流啊。
在我成为一个作家，由不敢、不愿到应该了解父亲母亲——自家和外公家的真实历史，我明白了当年母亲说“接口还败”的家庭底蕴和人生底蕴。我母亲的祖父是清朝拔贡，人品文品在县城颇有影响，家境也由贫困转为中兴，她父亲——我外公一辈（几兄弟）在民国做事，这就成了后来政治的污点，叫后代背了多年的黑锅，我父亲自然也大受影响，不管如何诚皇诚恐，如履薄冰做人做事，躲过了几次政治劫难，文化大革命还是被扫荡。而我母亲9岁丧母，她父亲另娶出走，她两个妹妹被送做童养媳，她带着5岁的弟弟跟着大伯父，备尝艰辛。那时母亲的祖父设私塾，带了两三个学生，母亲没有读书，却受了祖父人格风范的陶冶，心里植下了老人家的许多教诲，“接口还败”就是其一。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报应”，母亲的娘家至少她的祖父在晚年目睹家里的分崩离析，心里明白是遭了报应，所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就是。耳濡目染，母亲接受了它的汁液，她这样没捧书本的家庭妇女都深信人有报应，世道有报应，人应该力避报应。母亲时常提醒我，引导我规避，走出一条新路，但我还是遭到报应（就是遭挫折受侮辱）。实际上母亲代亲人受过，也同样遭了报应（一辈子孤苦零丁）。
二
解放后一个基本现象是：我，父亲母亲，家人，从来不把自家的受苦受难看作受了报应，而把别人的受苦受难认定是遭了报应，如果是较熟悉的人，我们马上可以举出其人的几项罪错，如果不熟悉，我们也想当然地认定其人做了坏事。就是说，我们从来就把自己当作是无辜者。这大概是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也就是国人的一种相伴形随的“文化”吧。它从来如此么？
几十年的读书和感悟，我渐渐明白，我们远古的先哲，他们首先是思辩天（宇宙）地（山川大自然）与自己（人）的关系，再将其应用到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他们具备初始的社稷意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天人感应学说，而“社会”的观念于他们则是稀薄的，后来独尊儒家，天人感应学说由体成了器——成了社会统治者的利器，视野和胸襟就越来越窄了，“说报应”成了权术之举。成王败寇，上台的执政者自然驾驭着“报应”的解释权和施舍权，由朝廷到民间也就普遍流行这异化了的报应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字面上是超越社会之上人之上的大义，但实际的理解和操作却是狭隘的，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把自己的历史进行改写和伪造，美化自己，丑化别人，一点也不别扭，所以整个社会就落入了“人作孽，不可活”的往返复始，为官为民者——整个民族步入了报应的深渊而浑然不觉，明明是自己遭报应或报应的折磨，却老是睁眼看别人遭报应而沾沾自喜。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别人（坏人）会遭报应，自己“光明正大”决不会遭报应，只有恶人弱者才会遭报应，自己应该成为革命者强者。“强者”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或一种虚幻，我把自以为手握真理盛气凌人视为强者应有的形象。事实上我也是遭逢报应的一路走来。我在长篇小说《恍惚远行》借写一个乡村青年在90年代的精神病变而致死展示了“精神之熵”的过程及恶果——遭受报应的自我显现。
从小到大，报纸广播日以继夜引导并强化着我们的报应思维。对喜欢的国家，如50年代的苏联，只能说其好，不能说其孬。60年代江西一个劳改农场有个判刑8年的犯人，他是苏联翻译，当时就说了苏联的坏话而惹祸，“菲薄苏联”是其主罪，自然也附带了别的错误，转眼中苏交恶，事实证明这人是对的，现在这附带的错误成了主罪，但只给他减了3年刑。这等于告诉他：当时判你刑是对的，现在减你刑也是对的，反正你犯了罪。对不喜欢的国家，连同他们的领导人，尽是负面报道，比如赫鲁晓夫的政治笑话，美国（西方）经济侵略（向世界推销产品）或经济危机的报道，工人大罢工的报道，别国自然灾害造成了多大损失的报道，日本是美国殖民地的报道，反衬我们中国一片欣欣向荣，从来没陷困境，如果有困境，也是别的国家强加的，或自然灾害造成的。倘是报道自然灾害，也是站在领导重视，很快取得决定性成果，把损失压到了最低程度的角度。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某领导的重要指示刚刚发表，某基层单位就有“贯彻领导指示，取得显著成效”的新闻了。
国民始终对灾害对经济活动没有客观准确的了解，总认为跟自己关系不大，总之报应别人，而我们不会得报应，我们握有报应的主导权，驾驭着报应的规律。到了来年，媒体提到某次自然灾害，就平添了“罕见的”、“百年一遇的”一类大而无当非常抽象的定语，长年累月，我们国民的思维就相当狭窄了，根本不能、也不会理解，更不能形成看人看世界的平常心。比如国民心中存有 “三年自然灾害” （20世纪60年代）概念，其实以事实说话，这三年的天气还算正常，“苏修”逼债也不是主要因素，倒是后来的人以讹传讹。我们其实是遭受了报应，但从不这样讲。不管情势如何恶劣，我们都生活在幸福之中，难怪王兆山做诗要大家“亲历死也足”。
现在想来，其一，我是民族的一分子，整个民族遭报应，我也不能幸免；其二，我在“仇恨文化”“斗争文化”里长大成人，为了进步为了前程，也必须用斗争思维武装自己，发现和批判别人身上“反动”的东西，而每每把母亲“接口还败”的提醒抛到脑后。不过，大概年岁增大，她老人家这一提点常常注涌心头。我终于又明白，当年母亲的提点不管如何空洞，如何悖离事实，但对“报应”的敬畏倒是能让自己感念不已的。人对报应要有敬畏啊！
三
近30年打开国门，我们发现世界是多样多元的，世事丰繁而复杂，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和加上主流媒体以不变应万变的倡导，我们把“圈子”外的一些国家及领导人的负面遭遇说成遭了报应，是绺由自取罪有应得。这种倡导下的文字当然不会像民间说得那么俗气，那么直接，而是冠以一种“战无不胜”的革命理论，贯穿一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居高临下。倘若我们能够掌控全球媒体——掌控世界，这些国家及领导人也就无法申辩，有太多的“事实”证明其“多行不义”啊。当然在外国也有持“遭报应”观点而幸灾乐祸的，但在阵势上根本不能与我们国家相比。这是我们主流媒体长期灌输，全民性思维一致的结果。到底事实如何？谁也不明白。
不过我也发现，由于大家关注经济和物质生活，个人利益已上升至首位，当年国内针对不同阶级和阶层（包括本阶级本阶层），纷纷洋洋大行其道的“报应说”，也减弱了许多，人由盯人转向盯物，“老天会报应”只是一些弱势而无助的草民微弱的情绪发泄。不断有贪官落马的消息，而贪官所在地少有“遭报应”的欢呼，是国民改变了思维，提高了素质，增强了法制意识么？非也。因为大家看得见，许多仍在位的贪官（甚至比倒台的贪官进款更多）春风得意，倒台贪官的生活并不差，贪官倒台是“运气”欠佳之故，更有不少前赴后继拿命运赌博的官员跃跃欲试呢。所谓“报应说”似乎失灵了，大家失去了对报应的敬畏。
自然在社会底层，像当年我母亲谆谆告诫的别“接口还败”的一幕幕（家教）也不复再现了。现在大人教育孩子——社会流传的是“做官做大官”、“读大学读名牌大学”、“挣钱挣大钱”，人人不管过程只看结果（这种结果与势和利紧紧挂钩），人已不在乎、也不相信报应。
然而，国民中长期郁积的“报应愤懑”情结果真淡化甚至消弥了么？没有。整体上国民精神素质不是更高而是滑坡了，就是说“报应愤懑”情绪如同沉默的海，依然是个坚实的存在！应该看到，由于官方主流媒体的推波助澜或暗许，它的发泄在相当程度上已转移到“盯住国外”。我联想2001年“9•11”那天，当美国遭遇恐怖袭击损失惨重，众多无辜生命毁于一旦，当时我出差外地，我周围的干部职工一遍遍看着美国摩天大楼浓烟滚滚瞬间倒塌的电视画面，纷纷叫好，说美国罪有应得，说美国这么有钱，是要这样搞它一下，大有出一口恶气之感。当时主流媒体和民众都充斥这种情绪，赞许本•拉登的大有人在。
始料未及的是，由于“恐怖”跨国界，我们中国几乎同步地遭遇同样的问题，同样面临“反恐”；“反恐”成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主题。官方的宣传调门有所纠正，发表声明支持“反恐”。可许多民众希望多出几个本•拉登来报应美国和西方。随着地球越成为一个“村”，人来人往、信息交流更为频繁，那种“接口还败”——遭遇报应的频率及速度增大。但国民幸灾乐祸的思维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出于一种思维习惯，我们还是把自己不喜欢的国家及其领导人碰上了麻烦和尴尬，叽笑“受了报应”。它新近的表现形式——“愤青”的喧叫已在全球遍地开花。其实“愤青”已受报应而浑然不觉。受报应毒害的民众举起的依然是报应的“长矛”，一旦掷向国内，那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事情明摆着，有的属于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人都可能遭逢，不能以“报应”来嘲弄，我们还应看到别国及其领导人处置国际性事端的方式方法。我们必须以新的思维应对国际性的种种事端。可是转换思维于我们是多么的艰难，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陷入了尴尬。就是说，我们也被“报应”砸中了。
四
真是报应扑面而来。
举两个新近的事例。2008年12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伊拉克遭遇扔鞋，我们的媒体开足了马力，从现象到本质分析，阐述布什挨“臭鞋”的“历史意义”。其实这是“报应说”的又一次运用，好像那个阿拉伯记者代表了人民的心声，扔鞋是个正义的行动，而不会引导国民去分析，在这样一个国际会议场合，任何人（包括记者）这种污辱人格的非法行为都应受到遣责，因为它既侮辱了人，同时也损害了相关国家的尊严。不少国人都认为此记者是一个敢对美国及及总统说“不”的并且采取行动的大英雄，是国外践行 “三个代表”的模范。
有句俗语：“别叽笑着蓑衣的，你们戴斗笠的会跟着来。”意思是大家处境差不多，谁也别得意。两月后的2009年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英国，在剑桥大学演讲时“险遭”一个大学生扔鞋。这个大学生立马被抓，英国领导人向中国道歉。这是应当的，也是必要的，完全符合国际准则。我们的媒体采取的则是另一种套路，强调肇事人是坏人，甚至想当然——以想象当事实地宣染此人会坐多久的大牢。得罪中国就没有好下场，一个大国的威武形象出来了，国人又过了一回大国瘾。我们难道就不知道，别人也会用我们刚刚用过的分析布什挨“臭鞋”的方法做文章么？以其人之术还治其人之身，从宣传层面上，应当承认我们遭遇了尴尬，即遭到了报应。当然我们有不变应万变之法，针对这种原是我们的分析套路，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说这是一小撮别有用心，想搞乱、搞垮我们的反华势力。可以说得如此干脆而痛快，但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这类“国际”问题与“中国化报应说”无关，要有新思路新方法。
现在通行的国际法就贯彻着一种为我们所认可的、就事论事的新思路。向温总理扔鞋的人后来并没被判刑，这也是英国法官根据法律作出的决定（且不论他们的法律有多大的不合理，他们是按照法制）。国际上已经形成共识：践踏国际准则的不管是记者还是别的什么人，都应该受到谴责。由此类推，那个向布什总统扔鞋的记者，受到谴责和制裁是应该的，我们决不能以其“代表了人民”而将其当作革命英雄来宣扬，并以此淡化对其人的谴责和制裁。国家及国家领导人的尊严要维护，肇事人要受到惩治，这恐怕也是国际间处理这类事件最常态最正规的一种方式，也就是遵循国际法和法制。这也就显示，当今处理国与国（包括领导人）的事已经存在一个比较周全的方式，决不是持“报应思维”可以取代的。在此基础上，真正的大国形象才能确立，这也是一条融入国际大家庭之通道（从经济——国际贸易法融入世界是一条通道）。实际上这也是接受并融入普世价值的一个过程。
全世界各国都有报应的说法或叫理念，最初是天人感应式的，都含有普适的一面。后来被权势用来作利器，意识形态化，指责对立派，“报应”之路越来越窄，还以所谓“特色”自许。天地人之间存在报应（比如污染环境，人类就会受到报复），但我们应慎用这一利器。若是滥用，或对别人别国而不反省自己，受损的还是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自己得报应。
2009/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