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2起年中国GDP年增长率的变化图，把它分成两次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年增长率在6.1%，这当然也是不错的。也有非常不错的原因。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时代，7、8亿人口的国家年增长率在6.1%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增长率。改革开放以后，年增长率会更高一点，平均是7.8％到2007年是9.8%，所以更加不错。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用这么高的速度增长，至少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绝不绝后现在没法说，但是至少是空前的。
这仅仅是过去30年变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最近写一篇文章里面所阐述的，中国过去30周年的发展实际上是经历一个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去掉以前学到的东西，然后学些新的东西，进行市场改革。有这一方面的一些发展，这些发展大概在改革开放中的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主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自从新世纪来临以后，中国就出现一个反向运动，就是要保护人、自然与生态组织。所以在过去这些年，又出现了新的理念和发展方向，比如说社保、医保、养老保险，这些年这些体制都在建立。
如果你看数据的话，从99年看到现在，每一种都发生了变化，不管是医保健保、养老保险或者其它保险都进展非常快。即使从平等的角度来看，我自己做过很长时间关于地区贫富差距的研究，跟别人合作写过三本书关于贫富差距，如果你要计算这差距的话，你会发现从2004年以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开始缩小而且在逐渐缩小，那么中国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跟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如果你去计算的话，你会发现最近几年也在出现缩小的迹象。这个我觉得很奇怪，这些数据最近没有人在做分析，都在讲2005年以前的趋势。2005年以后的趋势被很多人忽略掉，所以这个双向运动，我觉得这是更大的成果。
这样来看。中国确实有些独特的东西，我们想一想，改革开放十周年的时候，1988年，那个时候全世界没有人讲中国模式，如果有人讲的的话那无非是一个坏的模式，第二年发生89年事件以后，很多人预测中国体制要垮台，当时有一些很著名的学者包括我很尊重的一些人，说中国体制三个月后会垮台，三个月后没垮就说一年，一年以后又推到三年，到现在又过了二十年。那么到98年，在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中国发展有个新的不同的看法，当时也没把它说成一个好的模式，独特的模式，而是说它是一个不同的模式，由于是跟苏联东欧模式不同，那么这不同的在哪里呢？一般人强调两点：一个是转型的速度，还有一个是转型的顺序，中国是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苏东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到了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中国这个模式在全世界慢慢变成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模式。
那么我所在大学的校长刘遵义，心理学家，他最近在中文大学开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会议，他讲到了中国发展因素，我的理解，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他谈的主要是中国的自然地理的初始条件使得中国发展有很多优势。这些自然地理条件包括高组织率，接着是人口——比较好的一个结构，
第三个是中国的人口资本质量比较好，主要从健康和受教育的程度来讲的。尤其跟印度这样的国家相比，我国人口的质量好得多。第四是中国的内需市场特别大。因为13亿人，内需市场大，就给企业创造一个很好的动机体系，使得你的每一个小的创新，不会在一个小市场去试验产品，而会在很大的市场试验你的产品，会有很大的吸引力。
还有是他没有强调的但我认为也是重要的一两点：一个是没有无地农民，中国农民几乎都是有地的。虽然最近几年，城市周边出现征地造成4千万农民无地的现象。但是跟印度40%是无地农民相比，不在一个水平上。最后还有基础设施，吴晓灵，以前央行的副行长讲到要扩大内需的时候讲到一条：水库现在要赶紧修。大家想一想，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6000多个水库，现在的数量比以前少，并且岌岌可危了。因为将近30年了没有认真的维修了，这都是改革开放以前建的，这种基础设施和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为改革开放以后农业增产稳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然更多的学者所强调的是不一样的。早期的想法是中国的政策和发展战略比较好，一般意义上讲，政策和发展战略，无非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它涵盖了很多东西。
更多的具体的是通过抓住中国的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所以有好的结果。林毅夫，晚近的一些看法，跳出他以前的东西，他今年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讲的话，如果你去读他的发言的话，你会发现更多的是强调发展思潮，他没有那么明说，但从逻辑里面可以推出来。他说一个国家政府很重要，政府的地位很重要，政府里面领导人的地位很重要。那么潜台词是说，中国的领导人的理念可能是比较正确的，这样使得中国把握住比较优势，找到一条比较好的发展道路。这是林毅夫的看法。
另处一批学者，像许成刚，他们更多强调统分结合的经济联邦，比较和分权的作用。中国的政府是中心的政府，没有被特殊的利益所把握，中心政府有利于经济发展。西方也有很多人讲中国模式，也赞成中国模式，但恐惧中国模式变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模式。发表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期刊上，题目是《微臣的资本主义》。他一定喜欢这种东西，但他非常恐惧，认为中国这种模式对第三世界很多国家是有吸引力的。这是我最近概括的。我最近非常推崇一位德国学者的研究，他今年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是中国建国以前共产党根据地时期发展出来的政策试验模式，另一篇文章讲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政策试验的模式。他认为中国中央集权下的政策试验是非常好的、非常独特的模式，这有利于解释中国经济的崛起。他这个文章我觉得很好，所以我也推荐在开放时代杂志的中文版发表。他认识到中国的体制，通过一些特殊的途径进行学习，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我这篇文章的标题讲适应能力。它是指面对环境变化等因素造成的种种不确定性时一种发现和纠正现有缺陷，接受新信息，学习新知识，尝试新办法，面对新挑战，改进运作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发展中的国家。基本上是在没有航标的河道上前行，航道上可以说水流湍急，暗礁密布、险象环生，如果没有适应能力的话很快会翻船。所以我认为存在中国模式的话，中国政策体制适应能力肯定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在过去的30年里面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间跨越无数被外人认为不可逾越的制度和政策。
我还记得30年以前，我们班上一些同学一直在争怎么把老干部赶下来，因为老干部基本上没受过太多的教育。那时没退休机制，怎么也弄不下来，当时觉得不可逾越。后来这事情也就解决了。我们想想后来的工资改革、物价、国企、金融体制、财政、军队、工农商、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都是被认为难以逾越的障碍，我们国内都看，慢慢也就过去了。我在一个英文的讨论组里面，几乎全球讨论中国政治顶尖专家都在里面，经常有人讲中国这一关过不去了。有个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之一，说这种话我们听了将近60年了，哪一个关过不去的，中国都可以，这就是有适应能力的表现，
那么适应能力是一种什么东西？从理论上讲，我觉得现在的研究还知之甚远。我查了这方面的文献，真正能系统说清楚适应能力的还非常少，但有一条是能肯定的，就是学习能力。是体制的学习能力，不是个人的学习能力。
所以在研究政治学和政策学的文献里面，最近几年出现的大量跟学习相关的概念，我列举一些。政治学习不是我们国内的那种政治学习，是政治性的学习，还有政府学习、吸取教训、效仿工具性学习、社会学习。这些理论在英文文献里非常少。他们东西的题目都大同小异，侧重点有些不一样，但强调的是利用其它地点其它时间有关政策和制度经验教训来调节此时此地的政策。
那么从国际上来讲，可以把学习分成四种简单的模式，两个项目，一个叫学习源，从哪里进行学习，一个是学习的推动者，是谁在推动学习。从学习源来判断来看的话有两类学习，一类叫实践学习，一类叫实验学习。推动者有决策者和政策倡导者。政策倡导者为什么会推动学习。学习源想强调的是实践既包括本国现在的也包括历史的，既包括本国的也包括国外各种各样经验教训。另一种学习的学习源是有组织的系统性训练，在小范围里面进行的目的在于发现解决问题的有效工具。在现代社会里面来说传统比较少。那么在不同地方抓点搞试验找出经验教训再慢慢地应用到别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当然实践和实验并不是全然公开的，不同的实践往往可以在为政策与制度性的实验提供一个新的试点。
那么谈到学习模式和适应能力的关系，世代学习模式都不是互相排斥的，因为国家完全有可能采取不仅一种模式来进行学习。讲学习更多讲的是第二类的学习，就是决策者推动的实验学习，这是中国体制的一个特点。他讲的这些经常引起欧盟国家很多专家学者的兴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现象。
我自己认为中国不光是在第二类学习方面很有成效，在其它三个方面来说也是非常有成效的。
一个体制的适应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应用更多的模式来进行学习，从逻辑上来讲，适应能力强调体制要有体制特征。第一是体制的安排使得决策者对新出现的问题非常敏感，对新出现的问题、困难、不平衡非常敏感。他们认为有责任要做出回应。第二，决策者要深信只有通过实践和实验的方法去学习，而不是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时髦的理论才能找到解决政治和制度问题的途径，这样才是关键，因为有些领导人很可能迷信于书本来的知识，我还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我还在美国教书，很认真地参加美国所谓的500天计划，500天内把苏联的经济转型过来，花很长时间参与讨论，非常认真。我也参加过耶鲁大学的的代表合作计划，手把手地教人家怎么搞经济。今天看真是荒唐至极，他们当中还真有人信，真的按这种方法去做。结果把合作社搞得一塌糊涂，所以领导人和国家体制是否坚信要从实践和实验中进行学习是非常重要。第三，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允许许多领域进行分权式的决策，从而通过分权式的实践和实验最大限度地探索解决问题的不同方式，这个非常重要。换句话说，这个体制本身需要丰富的学习源，而不是很简单的学习源，最后对实践和实验产生的新东西在进行集中式的纵向推广，就中央向地方推广的同时，要允许和鼓励分权式横向的推广，尤其在决策的前期。这样对四个特点都具备的体制，我认为是适应能力比较强的的体制。
那么中国呢，我刚才讲到，中国十分注重第二类学习模式。但早在1983年，就有一个学者，他并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而是研究制度创新推广的。他到中国来访问以后，发现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或改革开放后期，中国在历代分权政治和制度创新方面都是一个典范，这是以前的语言。所以我认为中国在四个模式培育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这样的话使得我们可以重新来解读经常用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只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必要条件。最关键的是在过河的途中要学会学习和适应，否则不学习、哪怕是渐进，也可能会原地踏步。所以只有边过河边学习边适应，才构成过河的充分条件。有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六期，“中国农村卫生的农资体制的演变”来说明，中国农村卫生体制的延边是通过四种模式的来进行的。我们放大来看可以看到中国的四种模式种都可以填上很多很多的内容。家庭联产承包制，实际上不是中央决策的制定者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和地方政府发明的。
深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济特区，选四个对中国经济最无关紧要的地方开始进行政治试验，然后看试验成功不成功。然后再推广到沿海的十几个城市，再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第三类学习比如说政策倡导者通过实践进行学习。比如企业的破产。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沈阳市是非常年轻的市长，在沈阳推广扩展。有一个学者曹思源，去游说人大常委会通过《国产法》。这是倡导者通过实践来学习的一个典范。还有实验，倡导者推广试验的项目，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就不一一列举。
总之，从学习源的方面来讲，在以往的六十年里面，基层的实践一直是中国体制最终要的学习源。
中国政治局常委会定期下到基层去考察，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制。再比如赤脚医生，在文革最高峰的时候，也没有推广到全国所有村庄，只有91%实现了赤脚医生。而且赤脚医生的模式在全国是完全不一样的。80年代在小范围里面进行的是实验，最好的例子，1986年中国的卫生部请美国公司到四川去设计怎么去进行农村的医疗保险，但最后失败了。
从学习推动者来讲，80年代以前主要的推动者是决策者，80年代以后开始包括在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学术机构，以及在座的一些人都变成政策的倡导者，推动从实践和实验种进行学习。所以中国每一步走得都很艰难，碰到了很多问题，出现大量问题还没解决。
概括来说，其它几种理论都有可取之处，但都有局限性。比如说自然禀赋初始条件来讲，往往是用静态的东西来解释动态的东西。讲政策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对外开放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开放过渡可能就会带来问题。
毛泽东6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虽然很有意思，但在经济学里极具挑战性，需要补充。中性政府如果存在的话充其量也是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个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来讲，学习模式和适应能力恐怕是更关键的着眼点，主要是强调其中的机制部分。体制主要关心一个时间点的状态，而机制是整个过程演化的动因。所以我们要侧重动因而不是静因。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适应能力也许比什么都重要，不具备适应能力富国也可能变成穷国。而具备这种能力，贫穷落后的不平等国家，也可以迈向繁荣幸福的康庄大道。我觉得学习能力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此文为王绍光先生在第四届华人精英会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