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1895—1965)是湖南邵阳人，十岁时进入长沙明德小学接爱“新式教育”，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黄兴、张继等人曾在这所学校任校，蒋廷黻后来经常提到的“国家观念”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十七岁那年，蒋廷黻负笈远游，十年之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即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与胡适、丁文江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与胡适打过笔战。1935年，以学者身份从政，曾任驻苏大使，后在联合国工作多年。蒋氏退休后即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约，做“口述自传”，惜乎尚未完成时，便于1965年秋天在纽约去世了。

作为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当时不仅关注时人最为关切的中日问题，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也有深入研究。他后来之所以出任驻苏大使，或于此有关。对于当时的中国，蒋廷黻虽然主张“开明专制”的道路，但对于舆论的重要性却与胡适等人十分接近。蒋廷黻的政治思想核心部分就是切望中国能够早日现代化，尤其是对一次大战后土耳其的剀末尔所领导的革新运动充满了敬意，甚至认为这个人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将号称“东方病夫”的土耳其复兴起来，很值得中国效仿。蒋廷黻在其行政院政务处长之任上，看到“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便建议要研究行政效率等问题，甚至提出取消“政务处”这样的官僚机构。蒋氏对档案工作十分重视，曾制订出一整套档案科学管理的方法。抗战时期政府各机关的档案以行政院档案最为完备，整理得也最有条理，这无疑要归功于蒋廷黻的提倡以及同仁的努力。

蒋廷黻是一位对中国历史颇有心得的人，提出过要“改革一般人的人生观”。他在《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一文中说：“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该打倒，我们要做事。对一切公私事业，只要大政方针不错，我们只有善意的批评，没有恶意的破坏。”蒋廷黻提倡知识分子应当做一个“现代人”，因为“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说白了，就是要对现实社会有一种关怀。蒋廷黻出身既非豪门，亦非望族，学成回国后矢志学术研究，本无意介入现实政治。可由于他在学术界的声望，尤其是对苏联和第三国际的认识，“详明透彻，深获各方的赞赏”，国民政府才召其担任要职的。在当时，不少朋友劝他不要接受这一项任命，甚至对政府“求贤”的诚意表示怀疑。但蒋廷黻“早已认定中日问题的一个关键在苏联”，并自信对苏联有足够的认识，因此“觉得他有义务以他的见识贡献政府”。当德国人进攻苏联时，他出语惊人，认为“同盟国，尤其是美国，只应给斯大林以有限度的支援”。蒋廷黻在联合国十五年，其丰富经历也让后人推崇备至。他学识渊博以及外语造诣极深，每逢辩论，常是语惊四座。一位澳洲外交官与之在联合国共事多年，这样评价蒋廷黻：“T.F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像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不过，蒋廷黻对中国内政之抱负，或许超过了对外交的兴趣。1942年早春，某个清晨，蒋廷黻与友人陈之迈有过一次谈话。他问陈：“这场战争我们是必胜的。胜利之后你想做什么事？”陈回答说“想回清华教书……”蒋则说，“希望政府派我当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表示不解，说你是湖南人，为什么要去台湾当省主席？蒋这样回答：“台湾自甲午战争以来即为日本的殖民地，战时又受到许多破坏……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好好地为台湾同胞服务……”

蒋廷黻从政三十年，始终未改“天真性格”，而且“湖南脾气太重”。他喜欢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他看得起的人，一类则是他看不起的人，“一生因为这个特性不知开罪了多少人”。有人说蒋廷黻“不属于中国文人传统的类型，既不自鸣清高，也不热中仕途。但是政府既然征召他，他就应召，丝毫不作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装腔作势……”

1965年5月，蒋廷黻退休后没有回台湾，与贤妻唐玉瑞暂住在美国。在做“口述历史”时，“声音微弱，究竟录了多少次”，亲历者亦语焉不详，可见其精力已有所不胜。蒋廷黻在大陆时，有过一本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却不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所以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再写出一部作为“传世之作”的中国近代史。只是“这本书在他当教授时研究工作尚未完成故不能写，在他任官一段长时间他没有闲暇写，在他退休以后苍天没有给他机会写……”老友陈之迈借用曹子建的一句话评说此事，“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蒋廷黻真是死而有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