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的《寂寞茅盾》一文，两次引述了拙著《逃墨馆主――茅盾传》，其中第二次是为了指出拙著的一个“错误”。其实倒是李洁非延续了秦德君、韦韬、陈小曼的“错误”。秦德君将杨贤江从日本回国误记成1929年冬了，但笔者查证杨贤江年谱，他是1929年5月就回国了。现将拙著《逃墨馆主――茅盾传》中的相关章节也发给“天益网”。相信明眼人一看就能明了，倒底是谁“错”了。
1928年6月底，茅盾写完《追求》。有一天，陈望道来看茅盾。他发现茅盾久困斗室，身体、精神都不好，就劝茅盾：天气这么热，闷居小楼，是要弄出病来的，既然你对外放空气说已去日本，不妨真的到日本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当年中国人与日本人到对方国家都不用护照，十分方便，只是茅盾不懂日语，怕有困难。陈望道说：“吴庶五已在东京半年，她可以招呼你。”吴庶五是陈望道的女朋友，正在东京学习绘画，也与茅盾相识。茅盾于是决定到日本去。7月初，茅盾化名“方保宗”，由陈望道代买船票，东渡日本。先住神户，后乘火车到东京，吴庶五按陈望道嘱咐到车站迎接，安排至东京一家中等旅馆――本乡馆。秦德君正住在陈望道家中，化名“徐舫”，也要到日本去，陈望道就让他们同行。
秦德君1905年生于四川忠县，据称是明末女将秦良玉之后。其母本是农家女，怀孕后被秦家抛弃，在野地里生下了秦德君。后在二哥秦忠帮助下上学。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率先剪发，并接识了哥哥的义兄刘伯坚和《新蜀报》编辑穆济波。被学校开除后，吴玉章帮助她赴重庆投奔《新蜀报》创始人陈愚生。酒醉后被穆济波奸污，自杀未遂，陈愚生带她辗转北京、武汉、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认识了恽代英、邓中夏、李大钊等人，成了革命的“小勤务员”。期间又与穆济波同居，并生下孩子。恽代英任泸州川南师范教务长时，秦德君在小学部任教，与《虹》中梅行素的生活原型胡兰畦结为女友。秦德君在上海大学工作期间，曾与茅盾有一段同事关系。邓中夏安排她入东南大学教育系体育科上学，穆济波任该校附中教员，再次同居。穆济波的学生张光人，即后来的胡风，常来家玩，与秦德君相识。1923年秦德君经邓中夏介绍入党，1925年被派往西安做地下党工作，穆济波带孩子追来同居。秦德君与西北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部长的刘伯坚相爱并怀孕。刘伯坚却与秦德君的女友结了婚。国共分裂后，刘伯坚等共产党员被“礼送”出西北军。刘伯坚赴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秦德君来到武汉，再次与穆济波同居，后移居南昌。为了表明一心寻找党组织，秦德君在回忆录中不提与穆济波在武昌和南昌同居之事。1927年11月生下她与刘伯坚的女儿秋燕后，辗转赣、宁等地，后化名徐舫抵沪，住陈望道家，随后与茅盾结伴到日本。茅盾和秦德君在日本因“同是天涯沦落人”而相恋，随后同居。
茅盾在流亡日本期间，创作上最大收获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虹》。《虹》写于1929年4月至7月。长篇小说采取的是“流浪者小说”式的纵向结构，描写了女主人公梅行素从“五四”到“五卅”时期的觉醒成长历程。梅女士在“生活的学校”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的狷介的性格发展而成为坚强的反抗侮辱、压迫的性格，终于走上革命的道路。茅盾有意要为近十年的“壮剧”留一印痕。
茅盾在1938年4月29日写于香港的《从〈娜拉〉说起――为〈珠江日报•妇女周刊〉作》中指出：
十多年前为“娜拉精神”引出了“狭的笼”的女性，也不是完全演了悲剧的。十多年前的女战士现在还能卓立在阵线上的，岂不是也还有在那里。但她们却已不是“娜拉主义”所能范围，她们已经是“卢森堡型”的更新的女性！她们对于现实有正确的认识，她们有确定的政治社会思想，她们不能像娜拉似的只有一股反抗的热情，她们已经知道“怎样”才是达到“做一个堂堂的人”的大路。（《茅盾全集》第16卷第141页）
出川前的梅女士受“娜拉精神”的引导，冲破了家庭这一“狭的笼”。由于梅女士谋到了教师这一职业，自然就解决了鲁迅在“五四”时期所提出的“娜拉走后怎么办”的命题。梅女士性格的主要特征是不断地“往前冲”。她乘江轮冲出了曲折惊险的川江，来到上海，投身革命，努力要从“娜拉型”的个性解放女性走向“卢森堡”型的社会革命女性。相对来说，出川前的梅女士写得很精采，三峡风光的描写也受到好评，但来到上海后的梅女士的描写要逊色得多。从“娜拉型”的梅女士转变为“卢森堡”型社会革命女性，没有充分的过渡桥梁。茅盾原打算写完《虹》后，接着写《霞》，进一步写梅女士的成长。说实在的，《虹》已经有些虎头蛇尾，自然就很难再续写《霞》了。《虹》的前三章初刊于1929年6月号和7月号《小说月报》。1930年3月，《虹》由开明书店初版。尽管有些缺憾，但《虹》仍是当年同类题材中的翘楚。
关于《虹》中女主人公梅行素的模特儿，茅盾在1973年12月21日致表弟陈瑜清的信中指出：“来信谈起吴朗西和你当时在东京到我住的旅馆去，曾见过我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朗西记得而你已无印象云云。朗西兄说的‘事出有因’，但弄错了一个人。他所说的那个人是我的某一作品（《虹》）中的主人公的女友，亦即同乡。《虹》的主人公是以胡兰畦为模特儿的，胡是一九二七年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女生……”（《茅盾全集》第37卷第203页）信中所说的主人公的“女友”，就是指秦德君。茅盾也认识胡兰畦，但不可否认，关于胡兰畦的生平事迹，主要是秦德君向茅盾讲述的。秦德君还照料茅盾，帮助抄写稿件，至于说两人“共绘彩《虹》”，未免夸大了秦德君的作用。《虹》不是《胡兰畦传》，是茅盾精心创作的小说，其艺术魅力来自茅盾的艺术创造。
韦韬、陈小曼著《我的父亲茅盾》中说，1929年初冬，叶圣陶告诉孔德沚，茅盾与秦德君在日本同居了，这是刚从日本回来的杨贤江说的。叶圣陶还说，雁冰在信里没有说明此事，表明他不打算与你离婚，你要耐心等待他回心转意。（韦韬、陈小曼著《我的父亲茅盾》，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188页）杨贤江夫妇是1929年5月回上海的，由此推断，孔德沚获悉茅盾与秦德君在日本同居的时间应为1929年初夏。不久，秦德君就直接来找叶圣陶了。1929年9月，胡风和朱企霞一起去日本东京，在船上遇见秦德君。“1927年大革命时在武昌，我在他们夫妇租住的房子里借住过，1927年底到28年初又同在南昌。在船上见到后，知道她已离开了穆，这时和茅盾在京都同居。她这次回国是为茅盾讨版税，看朋友。”（《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页）秦德君说此次回国是找日本医生“板板”做人流。所谓讨版税，并不用去找出版社，而是找叶圣陶多要一些代收的版税罢了。
“相爱容易相处难”。叶圣陶原先寄往日本的钱是供茅盾一个人日用的，现在要养两个人，自然得再向叶圣陶多要一些；秦德君怀孕后不想要孩子，就得设法人流；最要命的是，秦德君是慧女士型的“时代女性”，被茅盾戏称为“暴君”，两人性格不合。
当年茅盾与秦德君在日本的同居生活，茅盾没有直接的回忆文字，而秦德君的回忆录又缺乏可信度。钱青是孔德沚和张琴秋在石门振华女校的同学。她当年在日本奈良留学，茅盾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她。她的《茅盾在日本京都》写道：
其时，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与弟媳张琴秋在苏联留学。他们从莫斯科寄给茅盾的信件，都寄到我处，由我转交。茅盾收到我交给他的信件的时候，总有种惘然若失的不自然的表情。我提起他母亲与德沚，也时有相似的表情在无意中流露。我感觉到他对当时的生活，好像欠缺了什么似的，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对当时与他同居的女友流露出幽怨欠缺的情意。我不便多问，只是直觉地感到他对当时生活的不安与烦恼，有一种难言之隐似的心情，他归国后即与女友分手，可见并非一朝一夕之故。（钟桂松编《永远的茅盾》，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333页）
茅盾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钱青帮助转信之事，但提到了弟弟沈泽民从苏联写给他的信。
茅盾是1930年4月5日回上海的。自1929年7月中断《虹》的创作后，茅盾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也几乎中断了，期间主要是写论文和编书。茅盾回到家里，两年不见，母亲因忙于管理家务和照料孩子，加上茅盾的被通缉和婚外恋情让她闹心，显得老了。女儿沈霞和儿子沈霜在商务印书馆的附属小学读三年级和一年级。孔德沚在一个与地下党有关系的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兼做地下工作。冯雪峰借住在茅盾家，两位革命文艺战线上的战友此由相识。
茅盾与秦德君借住在杨贤江家里。他面临一次艰难的选择：与孔德沚的婚姻是包办的，日后经过母亲和自己的“创造”，孔德沚有了文化，也要求进步，但性格太偏执，有了孩子后仍忙于社会活动，忽略了相夫教子的责任。茅盾与秦德君的婚外恋情升温很快，但真正同居后又面临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两人要成眷属，茅盾必须与孔德沚离婚。最要命的是，秦德君的“暴君”性格以及原先畸形的婚恋恐怕也难以让茅盾舒心地接受。孔德沚与秦德君都不是茅盾满意的终身伴侣，茅盾就这么尴尬而被动地拖着。住在景云里的孔德沚可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两个孩子很可爱，自然能打动茅盾；如果说与秦德君的恋情是茅盾的“任性”，那么眼下就得听老母亲的话，乖乖地回到包办婚姻里来对母亲尽“孝”了；叶圣陶、郑振铎等老朋友也都同情、安慰孔德沚，还帮她出谋策划。孔德沚终于悔悟过来，自己忽略了相夫教子的责任。于是，她就三天两头往杨贤江家跑，送衣服和茅盾爱吃的家乡菜，还约茅盾带孩子逛街购物。孔德沚最终获得了“胜利”，茅盾回家来破镜重圆了。
据秦德君回忆，1930年8月，她在福民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一星期后回杨贤江家，发现茅盾已悄悄回家。直到此时，杨贤江才告知秦德君真相：“北欧运命女神上当啦！‘四•一二’政变后，党的工作转入地下。沈雁冰以‘茅盾’为笔名，发表《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在上海进步的文坛上引起批判，待不下去了，才去日本的。他已经离开组织了。”
我的天哪！忽然这样一个晴天霹雳，我顿时感到天黑地暗。我原以为，茅盾一直是个共产党员，我失落了组织关系，见到他，他就可以为我证明，这样，我也就有了组织关系。谁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政治生命被摧折，爱情给狗吃了，我还有什么前途呢？我的心百孔千疮，血流不止。我转身回房，顺手拿了两小瓶安眠药，那是茅盾忘带走的，共200片，打开晒台上的自来水管用手接水，把200片全送进肚里。我只叹自己有眼无珠，认错了人，真是红颜薄命啊！这是1930年8月，我和茅盾在杨贤江家只住了四个多月。（《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78页）
关于茅盾与秦德君的恋情，茅盾没有留下直接的回忆文字。秦德君的自述主要有3个文本：《我与茅盾的一段情》，发表于1985年4月6日香港《广角镜》第151期；《樱蜃》，发表于1988年日本《野草》杂志41、42号；由刘淮帮助整理的回忆录《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2月版。前两个文本一略一详，但性质是一样的：竭力谩骂、攻击茅盾，把茅盾写成了一个既叛党又叛情的负心汉，但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既然茅盾怎么坏，秦德君为什么还要与他同居？后一个文本作为回忆录，承担着回忆者对自己如何盖棺定论的功能，因此，作者在叙述这段恋情时对自己小心修饰，努力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心寻找党组织的革命女性，自然在谩骂和攻击茅盾时有所顾忌和收敛。在《樱蜃》中，秦德君说两人初相识时，茅盾“崇拜浙江帮政权，赞美得口沫四溅地表示”，“平生志愿”“能做蒋介石的秘书就心满意足了”。回忆录中就省略了这一诬陷。回忆录中，秦德君说茅盾一直隐瞒已经脱党的问题，她以为找到了茅盾似乎就找到了党，由于误认为茅盾是“同志”才相恋而同居的。在京都和上海，茅盾、秦德君两度与杨贤江住在一起，而杨贤江在日本时是中国留日学生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回国后又参加由潘汉年负责的党的地下文委领导工作，发起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想找组织还不容易？说穿了，秦德君既然愿意与奸污自己的穆济波同居生子，又不愿对两个无辜的孩子尽母亲的职责，就是一个自暴自弃又十分自私的人。大革命失败后她就自动脱党了，她与茅盾的相恋和同居，与寻找党组织扯不上关系。两人应早就知道彼此都脱了党，但都没有叛党，故能与杨贤江、高尔松兄弟等地下党员和平相处。
韦韬、陈小曼著《父亲茅盾的晚年》中说，1969年国庆节，茅盾没有接到照例都有的去天安门参加庆典的通知，从此茅盾就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单中消失了。茅盾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靠边站”了。直到1973年四五月间，胡愈之才向茅盾透露：有人检举茅盾在1928年去日本途中自首叛变了，检举者“恐怕还是我们的同辈人”。（韦韬、陈小曼著《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1998年7月版，第111~112页）正是此人的“检举”，才让茅盾蒙受了长达4年之久的不白之冤。书中没有点明检举者是谁，但秦德君是唯一伴随茅盾去日本的中国人。秦德君如此“检举”茅盾，是典型的“莎乐美”情结在作怪，《樱蜃》的写作也是如此。茅盾在回忆录只字未提秦德君，有其难言的苦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