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0日，中国最优秀的水利学家，在国际上受到尊敬，却淡出国内媒体多年的黄万里先生度过了自己90岁的寿辰，这一天，清华大学水利系在清华二教室―――一个老式大教室为他举行了90寿辰的祝贺会。参加会的有100多人，大部分都是老同事、亲朋好友和他的学生。
就在前一天，黄万里先生还向系里的杨铁笙老师表示，想坐轮椅来参加祝寿会，但这一天他已无力下床，在病榻上时睡时醒。这个为中国的水利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的老人，生命已到了最后阶段。
这个生日祝贺会，朴素而平实，来宾也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但多数人并不知道，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美国，却有一位政府使者参加了黄万里90寿辰祝贺，并亲自来到黄万里的病榻前，向这位中国科学家表达了另一个国家对他的敬意。
一周以后，2001年8月27日15时05分，黄万里与世长辞。
在众多的唁电唁函中，有这样几句话：“黄先生是20世纪后半叶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道亮光，是20世纪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珠联璧合的最后几颗仅存的硕果。先生一去，大树凋零。先生为天下苍生，不避斧钺，言其所知，先生之头可悬于国门之上矣！”
“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我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
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是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中，得风气之先的那批杰出人物之一。他是传统社会中的举人，又是转型社会中较早接受现代教育，在清廷统治下就走上了追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代教育家和社会革命家。
他们这批人，以改造中国社会为终身追求，并以此为职业。
辛亥革命前夜，1911年8月20日，黄万里出生在上海川沙县（当时属江苏省，现上海浦东南市区）一个家庭。
黄炎培时年34岁，是同盟会上海地区的负责人。母亲王辑思，是一读书人家的女儿。
黄万里在黄家男姓中排行第三，儿时十分淘气，但父亲却十分喜欢，从未对其苛责，只是有时笑嘻嘻地说：“你总要闹出个名堂才好。”
10岁以后，黄万里在老师、校长的关心下，学习有了很大进步。黄万里在《自述》中说：“1921年至1924年为浦东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王则行、班主任王夔钧先生所看重，严加培养，课学加速进步，小学时以第一名毕业。从此中学大学都以最优秀生毕业。”据徐刚先生记：王则行与王夔钧先生“在朝夕相处中，看中了这个顽皮学生的可爱处：聪明、正直、有极强的记忆力。便让他多背古文，学写旧体诗，并告诉黄炎培：‘此子可造。’”
1924年，黄万里小学毕业，入无锡实业学校（该校设高中课程和土木专业），1927年毕业时，门门功课均列榜首。
从无锡实业学校毕业后，父亲曾请沪江大学校长、留美博士刘湛思考查黄万里将来宜学什么专业。刘博士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宜学文学。从后来黄万里的诗文造诣上看，的确如此。
但那时，黄炎培先生正在提倡职业教育的兴头上，而黄万里的大哥黄方刚学哲学，二哥黄竟武学经济学，二人均从清华毕业后留美，与父亲提倡有所差距，父亲就决定让黄万里学桥梁工程。1927年，黄万里考入唐山交大学习。
1932年12月19日，还不满22周岁的黄万里，在学满五年之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毕业时，用英文发表了颇有创见的三篇论文，由桥梁界学者茅以升审定作序，由学校出版。毕业后，黄万里在杭江铁路任助理工程师。
黄炎培先生为培养中国的水利人才，曾奔走筹划，在南京成立了河海工程学校。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湖北省云梦县一夜间淹没县城，淹死七万人。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无算。年轻的黄万里受到了震撼。他后来说：“这激励了许多青年奋志学习水利。当时唐山交大同学有三人放弃了铁路桥梁工程师之职，出国改学水利，我是其中一人。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我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
黄万里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得到了赞许。经父亲介绍，他拜见了父亲的学生――当时中国水利界的重要人物、曾任过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许心武先生对黄万里说：“这次大水之后调查全国水利工程师的所长专业，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个懂得水文学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
1934年，黄万里参加了庚款赴美留学考试并被录取。此后三年间，黄万里先后获得了康乃尔大学硕士、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还同时学习了天文、气象、地理、地质、水文、数学等多门学科。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方法，当时即在世界上处在学科领先地位，并使他始终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美国总统克林顿曾亲自写信向他询问过对修建三峡大坝的意见）。
在美国期间，黄万里亲自驱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工程，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坝上实习了四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关邀请黄万里坐船参观整条河流。这些经历，使黄万里眼界大开，也认识到水利工程将改变河流中的水沙流状态，从而使河床演变。
黄万里是一个悟性极高之人，他明白了以前所学土木结构理论远不足解决洪水问题，“开始对治河有了一些认识”。
“沿河边步行了三千公里，才自己在头脑里建立了水文地貌的观点”
1937年春，黄万里学成回国。一个月内，浙江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三所高校请他去教书。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亲自登门并宴请，邀他去浙大任水利系主任。但黄万里志在治河，他感到自己实际经验不足，想先当一个水利工程师，做点实际工作。他以自己尚年轻为由，婉拒了竺校长和其他两所大学的盛邀，而选择了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从事水利工作。
半年后，抗战爆发，黄万里赴四川水利局道滩委员会，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曾用四个月的时间在长江支流上修建了小水利灌溉工程，仅花了四万元，节约预算5／6，灌溉农田1．5万亩。
在四川期间，长江上游和在四川境内所有主要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踏勘过。他自己说过“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
报到约一个星期后，水利局派他带四川水利局的几个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时候是乘飞机，先到昆明，回来时步行，从昆明出发，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与金沙江交汇处，再沿金沙江河道，顺流而下，经昆明、昆阳、安宁、富民等云南十县，四川省、雷波、屏山、宜宾等县一直步行回到重庆，对河道水情进行勘察，历时三个月。沿途，他们除了对河道水情的勘测外，对云南的贫困和少数民族问题都有所观察。
在回来的报道里他这样写道：“扬子江在叙府（宜宾）以上，称为金沙江，绵延数千里，上游直通西康青海，一路山峦起伏，步履艰难，其山势每直逼江边，道路崎岖，莫此为甚。昔丁文江君，考察地质行过巧家县老君洞村，称为世界最难走之路。此处江宽测得159公尺，两岸皆峭壁耸立，测得深谷竟达1300公尺，较世界闻名之美国巍谷（Grand Canyon）为尤深，实世间最深之谷也。……自普渡河口到叙府长约550公里，高度以降落为550公尺，平均坡度为千分之一，……奈何河中险滩过多，纵使毁去，翌年大水时，支流将砂石冲入正河，复成一滩，必将淘不胜淘。”
从金沙江回来途中，在重庆遇到日机对重庆轰炸，不久，黄万里被任命为成小滩道委员会测量队长，成天在山谷间、河道上，进行实地勘测。60多年后，妻子回忆起这一段日子时，脱口而出“不停地派他出差”。
他沿着岷江从河口，一直到源头，包括岷江的几个支流，大渡河、青衣江等，都进行了实地勘察。晚年他回忆道：在美国学习时，“当时还没有形成地貌学，在回国工作十年后，沿河边步行了三千公里，才自己在头脑里建立了水文地貌的观点。这才开始对治河的问题有了一些认识。”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性，可以说仅次于战场。黄万里曾亲口对笔者讲过，当年在那些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的河道上测量时，固然有危险；而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也暗藏杀机。他们在看似平静的川江上工作时，曾有三人为之丧命，其中还有一个康乃尔毕业的李凤灏硕士。这些悲剧的发生，盖因人们当时对川江河道的河床缺乏认识。他们有的是汛期站在河道中卵石坝上督工，虽无洪水直接冲击堤坝，而堤坝下卵石河床却仍在移动，以致造成堤坝塌陷，使站在上面的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而丧命。
黄万里记述道：
“……查勘组黄万里、张先仕等方走过江油旧城址几十公里，忽见上游来人急报：詹国华分队在平武旧城下五公里处测量涪江横断面时因船破两人淹死。等到黄、张赶到出事地点，天已近暮。眼见水如此之浅，流虽急，但怎可能淹死人？黄等亲自伸一脚轻轻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动的，而且不是仅仅一层，是多层移动着的。乃知两人因无法站住而被拖倒在大河里，大石头撞破头而淹毙。“
总结这次事故，对于河床演变获得了意外的认识。1．四川盆地原是处在受侵蚀或被水流刷深的过程中，其河床质乃是砾卵石，床面上的较细小，看得到的乃0．015米直径。下层的卵石看不到，应更大。2．当冬季枯水无雨时，水流清晰见底，绝无泥沙悬移，只见河床卵石慢慢移动，估计表面卵石的速度约每秒0．15米，连底沙也没有。说明在坡陡流急的河段，在没有悬沙底沙的情况下，河床卵石仍能运移。不像黄河下游堆积性河段里，悬沙、底沙、床沙可以按同一机理一起运动。3．一遇降雨，两岸风化了的泥沙立刻被地面流冲入河流，河水立刻高涨而变浑，水流率和床石移运率立刻加大。雨停则一切很快复原。估计水大时全部多层卵石移运。这样磨擦基岩，才可能降低那里的河道坡降，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冲刷性河段。4．这河床卵石是一年四季终日夜运移着，并非限于汛期或大雨时，所以其量不少。黄万里依据横断面和卵石运动平均速度估计，卵石年输量达50万吨，那里集水面积5510平方公里，合单位面积年输沙量为90．7吨／平方公里。因为整个四川盆地是属于侵蚀性阶段，凡山沟里不停地滚出来的卵子石沿途虽然可以走走停停。但最终必然颗颗石子逐出夔门。”
早年的这些勘察，为以后他关于水文地貌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坝的学术观点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1947年，他任甘肃水利局长。1949年解放后，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
这几年中，黄万里对全国的河流进行了大致的考察，从而在头脑里建立了水文地貌学的观念，同时，他坚持在工作之余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亲自授课，讲述实际工程中的问题，培养了一大批水利技术人才。
1950年，因感到“顾问”的工作无法在水利规划和具体实施上有所作为，同时，在具体工作中有许多看法与领导不和，他的建议得不到采纳，黄万里毅然辞去了官职，回唐山交大教书。
他利用魁梧肥胖体态，把一只脚往后一撑，说：“这就是重力坝。”
1950年6月，黄万里一家抵达唐山交大，他开始了后半生的教书生涯。
初到学校时，黄家六口人挤在两间不到9平方米的学生宿舍里，家具十分简陋，衣箱全都塞在床底下，也没有厨房。
但学生们对他却是一种“既洋派又传统的特殊感觉”：西装革履，留着日式小胡子，喜欢跳舞，翩翩起舞时，神态悠闲潇洒，但对爱穿长衫的老教授又十分恭敬，使得学生们对他都十分好奇。
然而最吸引人的，还是他生动风趣、深入浅出的授课。
一次，他暑期带领学生们去淮河考察。黄万里头顶草帽，身穿背心短裤，顶着烈日，肥胖的身躯，在曲折的山路上一步不停地缓慢攀登。他一边爬山，一边轻松地对学生说：“你们知道吗，我登山不累的诀窍，就是慢慢走。这样与快步走到山顶做的功是一样的，但功率小多了，就省劲多了。”
他话锋一转：“率的概念很重要，现在很多人不注意。比如‘流量’的叫法，是错误的。这不是指多少水量的概念，而是指单位时间的来水量，所以应叫‘流率’。一场洪水总量是多少当然重要，但流率多大更要紧。洪峰来得猛，流率大、水位高，堤防挡不住就要成大灾。”
在黄万里的课堂上，大自然就是教科书，自然现象就是问题。这些授课内容，事隔50年，仍被他当年的学生、今天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三一所牢记：
记得在淮河上，看见船工张帆行船时，黄先生就出了一道船行八面风的题，让我们用力学观点分析风力、水力、帆、舵的相互作用；
在淮河润河集看见了巨大的钢闸门，黄先生说：“这门要挡很大水压力，结构很强，压不垮，但是如不注意水流对闸门可能产生的振动，也会溃于一时。（润河集水利工程竣工后第三年便被一场大水冲毁。―――作者注）”当时他还打了个“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比喻，边说边做拔树的姿势，“其实花和尚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拔不起一棵大树，而是他找了一个窍门，反复摇动这棵大树，有节奏震它，松动了方能一股足气拔起大树”。
当到梅山水库时，设计人员正在设计大坝，黄先生就即兴谈到坝型，他利用魁梧肥胖体态，把一只脚往后一撑，说：“这就是重力坝，因为我重，你们推不倒我，稳是稳了，但并不算聪明，拱坝就巧妙了，利用拱结构向两岸传递水压力”，他说着把脚一收，然后双手向左右方向一撑，“这样撑着两边，即使我是一个瘦小个子也未必能被推倒，材料可就省多了。”
在淮河及支流中，我们看见了峡谷中湍急的河水。也看到开阔处弯曲河道，两岸的平原、台地、自然堤和人工堤，黄先生要我们注意这些自然现象，启发我们思索，在漫长岁月中，沧海桑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它们是遵循什么规律形成的；当看见两岸的平原时，黄先生兴奋地说，这是大自然的恩施，是江河的功劳，大江大河下游都有冲积平原；是河流把上游的泥沙带到下游淤积成的，两岸还形成了自然堤，小水不淹两岸，大水漫顶分流淤积两岸，这也可以看出，黄先生后来根据地貌长期演变的研究，提出治理黄河必须在黄河三角洲用分流淤灌黄淮海平原的对策，是早有所思的。
课上，他还常常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一旦有人提出好的见解，便立刻给予赞赏。一次，他在讲课时被一个数学公式的证明卡住了，一名学生证明出来交给他，他非但没觉得受窘，反而对其“含笑点头”。
因为授课灵活，内容丰富，课堂风趣，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都很高。黄万里考试全部开卷，也从不监考，但却无人作弊。试卷评完，他逐一题目进行讲解，并不评论分数，因此学生无论成绩好坏，都很高兴。
课余，他也常常和学生们在一起。他当年的学生金学易，还记得1951年春节在他家里欢度的情景：
“1950年寒假，我们这些穷学生没有条件回家过年，他就请我们大学四年级水利专业的全组同学10人到他家（已搬到新建的教授宿舍）吃饺子。那时是解放初期，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国家发给每个大学生的助学金只有每月60斤小米，教授也只有1000斤小米，我们经常是三个月不知肉味。
那天在黄先生家进餐时，我们10人狼吞虎咽，风扫残云，一会就吃完一大锅饺子。黄先生七八岁的大儿子进餐厅时，不禁惊喊一声：好家伙，一大锅饺子都给吃光了！黄先生和黄师母怕我们尴尬，连忙笑着说：‘敞开吃吧，敞开吃吧，还有，还在包着哩！’
饭后，黄先生带领我们在他家客厅里玩游戏，记得是击鼓传花之类，鼓声停止时谁接到花，谁就得站起来表演节目。他丝毫没有大教授的架子，令人倍感亲切。”
然而黄万里耿直的性格也时常给他带来麻烦。
据当时唐山交大的学生赵代深回忆：“记得他刚调到唐山交大，便在校园的小字报上发表文章，针对时弊，提出：‘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他提倡‘竞争’。在当时这被认为是反动的谬论，立即遭到围攻批判，但黄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无所畏惧地进行辩驳。”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掀起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高潮，青年学生开始对学习英文版的美国教材表示很反感。黄先生却不赞成，说：“你们英语掌握到这个程度了（从小学开始读英语，到了大学全用英文教材），为什么不再努一把力，把它掌握好？洋为中用嘛！”
1952年，全国开始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黄万里被学校的教职工选进了“节约委员会”。运动中，学校的一名教授被控“贪污敌伪资产”，校方安排黄万里去和他谈话。
黄万里没有说“你要老实认罪，认真交待”之类的话，而是说：“你要是贪污了必须承认。但要是没贪污，也不要瞎说一气，瞎说也不好。”因为两人都曾留美，黄万里习惯性地说了一句英语成语，大意是：“有什么说什么，没有的不要乱说”。这被一名负责看管工人听见了，于是向组织揭发说，黄万里用英语泄密报信。黄万里因此被赶出节约委员会。
“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结束时，也没查出黄万里有什么问题，但使他初次尝到了政治运动的滋味。
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学制和学校课程设制都在不断进行调整，唐山交大改为唐山铁道学院（“文革”中迁到四川，现称西南交大），与铁道无关的专业都被调整出去。于是，1953年初，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
“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在黄万里的一生中，除了教书，对他影响最大的事情莫过于治理黄河了。这不仅是他学术上最大的追求，也是使他命运发生改变的事件。
1952年开始，中国向苏联聘请专家帮助规划黄河治理。1955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黄河规划》完成了，对黄河干流的梯级开发计划，选定在陕县三门峡，修建一座最大、最重要和可以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为了配合干流的阶梯开发，还要在黄河支流修建不少水库，少数是综合性工程，多数为拦蓄支流的泥沙。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了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与会专家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
他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认为，黄河泥沙量虽是世界第一，但她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然而他的声音并未引起重视。1955年7月，《规划》在全国人大决议通过，除陕西省外，举国一片赞美声。在举国迷信苏联经验的局面下，黄万里没有气馁，而是多次上书，力陈不能盲目迷信苏联专家意见的理由。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交《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他指出：“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在世界上在千年以前，就归纳出了四种防洪的方法：沟恤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及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来中外学者融合了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把堤工、治河工、疏水工来和筑坝工程比较，这其中要包括部分坝工、部分堤工、治河工等综合的费用。”
该文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针对已形成全国人大决议的难以挽回的筑坝决定，黄万里特别提出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的建议，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当时，除黄万里外，还有几位水利工作者著文，对三门峡水库设计和初期运行在技术上提出了不同意见，但他们都是“低坝派”。此外，陕西省也从维护地方利益出发，也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要求降低水库高程。只有黄万里一人，是坚决的“反上派”。
1957年7月，水利部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高坝派代表再次把下游河道形势描述得岌岌可危，说如果等着中上游水土保持（指在支流建坝拦沙）见效再建三门峡大坝，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张立即修建三门峡大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并反对减少库容（即修建360米大坝）。
黄万里发言说：三门峡以下的河道大家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积在三门峡以上呢？他认为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当然沙会少一些）。沙淤在上游，将慢慢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
据黄万里说，出席此次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设计”，只有他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城市的惨状”。争辩7天无效后，他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6个排水洞（即导流廊道），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建议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洞堵死了。
20世纪70年代，这些底洞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40多年后，曾参与三门峡工程技术工作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自述》中坦陈，他“参加了导流廊道的填充堵，造成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必须重新打开导流廊道，增建冲沙泄洪隧洞，减少水电装机容量，为此深感内疚，看来要坚持正确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
时间毫不留情地验证了一切。
1957年，三门峡水库高坝派取得了胜利。按他们的方法，1962年，三门峡第一台机组投入运行。但问题很快暴露出来。1961年10月，水库蓄水尚未达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人受洪水包围，淹没耕地25万亩。
在陕西省的强烈反对下，1962年和1964年，中央几次召开会议，商讨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方案。1964年12月，周总理在北京作了总结讲话，说：“当前关键问题在泥沙，五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三门峡的改建方案不可再等，必须作决定。”他提出了两个确保：确保西安，确保下游。
但改建并没有挽救上黄河。50年后，黄河上游水土流失日益恶化，而出库的清水对下游河道造成严重侵蚀，造成大量滩地崩塌；从1972年起，黄河下游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平均每年断流100多天，1997年高达222天。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建库前渭河下游是地下河，而现在，这里变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威胁西安。
为建三门峡水库而从渭河平原移出的28万农民，40年后已增加到45万。他们离开富裕的家园，迁到土地贫瘠的甘肃和渭北高原，几乎无法耕种，富足的生活一贫如洗；而库区的土地盐碱化严重，也无法再进行耕种。
建造三门峡大坝的原料是从国外进口的，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当初的工程预算为13亿元，实际消耗远高于此。但三门峡大坝的修建和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钱，至今没有作过披露。三门峡水电站原定装八台机组，总容量为110万千瓦，因蓄水位降低，又改成5台5万千瓦的机组，总装机容量25万千瓦。现在三门峡水电站已再经改装，但始终未能达到设计的满负荷运转。
黄万里在坚决反对修三门峡时没有想到，严酷的命运正等着他……
“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
1957年春，中共中央发动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一向快人快语的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分两次发表了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北京的市政建设，也批评了在三门峡方案中，有些专家原本是知道水流必带泥沙的，却仍跟着高唱“黄河清”的现象，还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
据朱正先生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记载：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给毛泽东送去了一期《新清华》，上面有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写的《花丛小语》。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留学美国的水工专家。文章开头，是一首他填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蒋南翔不是为了这首词送给毛泽东看的，而是为了文章里其他一些内容。文章批评了北京新修的一些公路，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完全违反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这种施工常识。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之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而路面受载重时就被压碎，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文章议论说：“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
这篇文章发表时标题下注明“小说”，其中马路翻浆这情节可不是虚构，5月16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严希纯的发言就谈到了北京筑起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部翻浆的事。马路没有修好，作为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讨论讨论，不就足够了吗？可是一定要拿来同美帝比腐败，当然是右派分子存心捣乱了。
这篇文章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还在各小组组长的会上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这里说的“诗”，即前面的那首《贺新郎》。
黄万里这篇文章还提到这以前不久关于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他批评说，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典见颜地说黄河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在那一次论证中，黄万里根据黄河泥沙特点，提出降低水库蓄水位，坝底留大泄水洞排沙的方案，未被采纳。他的书生气太多，不懂得论证这道程序的作用只不过是认可既定的方案。
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帮党整风迅速转为反右。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几经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但就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在毛泽东亲自题写的“什么话”的栏目下，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人民日报》随即连续刊登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黄的文章在《新清华》发表后，据当时在清华水利系任教的赵文源先生回忆：
“每期《新清华》出刊，我们青年教师都热烈地传读、议论，很感兴趣。现在回想起来，黄先生在文中提出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现象，即只盯住领导的一句话，就机械执行（文中名之为‘但丁’派），另一种现象为只评功摆好，明知不对，不说为佳，不肯讲实话，明哲保身（文中称为‘歌德’派），文中举有实例，只是真人姓名用明显的隐喻代替，（如敢讲真话的人隐改为‘金大朗’，人们稍加分析就可知是钱伟长先生），这实际是对某些不肯讲真话的老教授的一种善意的批评（或许微带辛辣）。《花丛小语》文中还指责了道路连年翻浆，通车不便，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黄万里199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一次，毛泽东遇见我父亲黄炎培时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此前，1954年，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先生将“统购统销”政策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向毛主席提出意见，随时后在人大内部会上遭到批判。这次fy运动中，黄氏一门可谓受难深重，黄炎培还在世的三个儿子黄万里、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都被打成了右派。
“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1958年，清华校党委正式向黄万里宣布决定：他被划为右派。黄万里听后，不动声色地回答：“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黄万里被定为右派后，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大部分时间在家中赋闲，既不准讲课，也不准发表文章，甚至连“先生”“教授”的称呼都不能用在他身上。他的学生赵文源因请教问题，叫了一声“黄先生”，“顿时感到唰的一声，在座的所有师生的目光，一齐射向了我，目光中含有责备和不满，或许还有一些疑惑和不解。”
一年后，他被送到密云水库劳改，住在干打垒的半地窖里。1959年，随着寒冷日子的临近，饥饿越来越逼近人们，在水库工地上，人们也饥饿难熬。黄万里表面上力争保持着平静，但他的内心却是痛苦的，他写给家里的信中说：“我真需要我哪个儿子能在身边，我可以扶着他走回去。”
可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黄万里一直没有忘记三门峡。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视三门峡水库造成的灾难，再次向国家领导人上书，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引起当局的重视，被采纳。
这一次他上书的对象选择了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建议改建三门峡坝，信是四六韵文写的，并附有两首古体诗。信送出之后，果有反应，水利部有关领导嘱其提出改建计划。
黄万里用两个月的时间写就了三门峡改建方案，其法为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
据黄万里内侄筱白先生回忆，黄万里呈交修改方案后，中央指示水电部一位副部长约见黄万里谈话。“1964年春某天清晨，姑父风尘仆仆进城来到我家谈及此事，恰巧家父认识这位副部长，便说这位副部长系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很低，不过一村长之材也，谈话恐怕也无助于补。随即姑父匆匆赶往附近的国家水电部，中午时分又赶回来，连连摇头叹息，说该部长连村长水平都不具备，简直是对牛弹琴。”
黄万里《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最终未能被采用。黄万里晚年记述说：“这个建议未得批复，因为对于黄河输沙下来的看法，我和大家有原则上的分歧．我的主张是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南岸；而一般的主张是拦沙上游，以减免下游河床淤高。但是，人们也怕泥沙继续淤在库内，于是把坝下泄水洞逐年一个个地打开来，弄得大坝千孔百疮，果然能排出很多沙来。而实际上排出的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每年随着水流下来的泥沙仍然淤在潼关以上黄渭河槽里。人们却误认为这样开洞排沙改建三门峡坝之后，冲淤可以从此平衡了。这样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延不治，而转成了慢性肝炎。”
在三门峡败象已露时，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向黄炎培提到黄万里的词很好，表示黄万里写个检查可以摘掉右派帽子。但他却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改善自己处境。
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2003年11月公布的有关黄万里的资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4年一天，传达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了。我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好机会，他却附诗赋词上书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高深学问，而是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无疆无疆，现在是无姜了，买不到姜了”
1966年，“文革”开始了。1957年被打倒的人继续着他们的命运，但大多数人会选择三缄其口，明哲保身。黄万里不同，他有自己的反抗方式。
运动开始时，学校里的红卫兵到处打人，黄万里也被打过，用带扣子的皮带抽后背，事后只能俯卧，无法躺下。他立即给周总理写信，反映这一情况，嘱家人亲自送交。没过多久，上面即派人传下指示：不许打人。许多人相信，这与黄万里的信有关系。
不打人，红卫兵改给牛鬼蛇神们剃“阴阳头”，就是把头发一半剃光，一半留着。黄万里被剃阴阳头后，回家立即叫家人给他剃成光头。事后，他还拿推子帮其他黑帮分子都也剃成了光头。
老右派们每天在监督下打扫卫生、政治学习，有时也谈论一下时局。当时，流行说“万寿无疆”，黄万里就对同伴们说：“无疆无疆，现在是无姜了，买不到姜了。”
1971年，黄万里从江西回到北京，不久又被下放到清华大学水利系基地―――三门峡水库。在那里打扫厕所，接受批判。由于这里的生活条件好得多，又靠近他所希望治理的黄河，黄万里的心情好多了。
他扫完厕所，就在楼道里打太极拳，练气功。有时还到马路边去买小吃、花生米，买完即大模大样地吃。清华水利系在基地建了个小图书馆，黄万里常常跑到里面去看外文资料，但通常是用一本毛选盖住一本外文书，有人来，就看毛选；没人就看英文书。时间长了，他和烧锅炉师傅的关系搞得很好，每天都能到锅炉房洗个热水澡。
而对于批斗，黄万里已经能够泰然处之了。他说自己是“老运动员”，轮到批斗他，他就坐在被批的位置上，让低头就低头，让怎样就怎样。
他的学生沈英谈到黄万里在三门峡的这段生活时，感叹道：“回想起来，那种压力，一般常人是不能承受的，黄先生还能把心思集中到考虑国家大事，他认为治理黄河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有时遭到批判，也不灰心丧气。我记得有一次，黄先生随清华的人开一个关于黄河的会……当地人并不知道黄先生的身份，把他请上了主席台。结果，回来后黄先生因此被批了一通。但他泰然处之。他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但也不把这当成回事。”
初到基地时，上面对黄万里有个明确规定：禁止参加治黄研究及接受校外技术咨询。但1972年春，黄万里突然接到一项任务，清华大学水利系领导让他在40天里，就三门峡改建、黄河海河的治理提供意见。
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在黄万里的遗稿中，发现了1972年5月黄万里给周总理的一份信函草稿，和1973年3月给“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的信函草稿。据此推测，让黄万里开展这项研究，很可能是周恩来的意思。
1978年，黄万里给《水利系三门峡基地领导及系、校党委报告》也证实了这种推测。报告中说：“敬爱的已故周总理曾公开鼓励过，像我这样的人对于治理黄河有兴趣，应到三门峡工作，给予机会，作出贡献。他的话在1973年全国各大学都传达过，但北京市的没有听到。对已故总理的鼓励，我十分感激，只有更加努力改造思想，钻研治黄之道，以报答他的关怀。可惜我到1976年夏秋才完成治黄方略的研究，在总理逝世之后，对此我悲哀不已！”
这段时间，除了受批判，打扫卫生，黄万里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治黄研究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
那一年，他65岁，掉了一颗牙，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他猛然感到，雄心犹在，但以他当时的处境，如果再没有高层的支持，似乎很难再有为国尽力的机会了。
“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
“四人帮”垮台后，黄万里的牙、前列腺都有了毛病，甚至出现了血尿。随着大形势对知识分子的转暖，他向学校领导递交了请示报告，要求留京治病，一边进行科研工作，并提出要把自己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研究整理成文。
1977年，政治气候开始出现变化，黄万里虽然还戴着右派帽子，仍然就治黄问题，向陈云和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副总理上书进言：
“万里研究黄河治理问题四十年了，这一治理方法也拟具有些年了。我认为黄河是可以在三五年内（基本上）治好的，包括安全防洪，下游广泛浇水治碱，增沃田五千万亩以上，三门峡实现原计划发电100万千瓦等等（见提要）。历史上曾有先例：汉王景治河只用一年时间，经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八百余年，河无大患，这是确实的事，应予后人治河以充分的信心。依据这种信心，我研究了中外古今在不同自然条件下各种治河的理论，考椐了黄河的历史拟定这一设计方略，文中尽量避免专业理论，以适应广泛审阅，一得之愚，亟待就正于群众。按治河方略从来是由普通政治经济工作者提供意见，最后由领导作政治决定的，不限于仅仅专业问题。素仰公对全国经济建设了如指掌，关怀最忧切。治黄乃千年大计……决定亿万民生，失误则家国殄瘁……衰病之身，亟愿生见河治于大治之年，曷胜迫切待命之至。”
1977年冬，高考制度恢复，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春意。1978年初，已多年不准从事科研工作的黄万里再次向校方提出自己的科研报告。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他是清华右派中，倒数第二个被改正的右派，最后一个获得改正的是钱伟长。
黄万里右派摘帽后，即被重新派上讲台，给水利系的青年教师补习课程。他已是近七旬的老人了，不仅给教师们讲课，还批改作业。很多当年听过他课的教师，至今仍保留着他讲课的油印底稿。
现清华水利系教师杨铁笙回忆说：“概率与数理，这个课本应是数学系的人开的。但黄先生讲得非常好，条理清晰。而且黄先生不只从定义公式出发进行推导，而更重要的是结合工程实例作生动有趣的阐发，大家听了觉得很新鲜，同时也非常佩服。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在努力追踪学术前沿问题……”
右派改正后，由于各种原因，黄万里没再给本科生上过课，仅在上世纪80年代招过两个硕士生，也没有带过博士生。以黄万里本人的学术建树和在国内外的影响，他无疑具备了在中国一流大学当博导的资格，为什么清华没有聘他？
清华水利系教授任裕民先生说：“水利系领导和学校都认为他有资格做博导，但做博导总得走个形式，写申请。但黄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写申请，多此一举，有资格的人，就是能带博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
因不是博导，黄先生到了年龄，就从教学岗位上退了下来。因不是博导，黄先生也就不能再招博士生，不能给学生上课。但是由于黄万里本人是留美博士，又是清华教授，有关专业的同行们带的博士生在毕业时，论文答辩还是请他参加。很多情况下，博士论文答辩不过是走个过场，说几句虚美之词，拿了答辩费，彼此都好，就完事了。但黄万里偏不随这个俗。他一定要叫真儿，有时弄得博士生和导师都面子上不好看，找他参加答辩的人便越来越少。
任裕民教授回忆说：“我记得清楚，有一次人家拿来论文，对黄先生说，‘这是我的文稿。’意思是希望说些好话。但黄先生是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后来，一些导师对黄先生说：‘现在这个形势下，你这样做，我下次就不好请你了。’我也跟黄先生说：‘差不多就说好吧。当然，绝对不好也不能说好。’黄先生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只值80分，我不能给打90分。’我说，‘下次人家不请你了。’他说：‘不请我就不请我。’”
虽然不教课，但黄万里仍和系里的老师们保持了融洽的关系。他对人谦逊，无论谁去他家，他都是起身迎接，起身相送。平反后，他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很多，又补发了“文革”中被扣的工资，生活相对优裕。但他几次说：“国家给我这么高的工资，我的贡献太少，过意不去。”
教师杨美卿先生回忆说：“80年代初，国内还很少有彩卷。黄先生的儿女在国外，常带些彩卷回来，他就对我们说：‘哎，带回来彩卷，我给大家照相，给每位的家人照相。’他真的就拿着相机，跑到每个教师家里去照相，照完相，又送到国外去冲洗，再将照片送给我们。
“那时美元不好换，他家有美元，就主动地对我们说：‘你们谁要换美元，我这里有。’有个教师的爱人得了直肠癌，找他帮忙，他二话没说把他家的麝香拿出来送给他；听说有的教工有病，他就主动说，我帮你找大夫……”
1998年长江洪水后，黄万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上课：
“40天来长江全流域发大水，大家天天紧张地看电视、看日报。眼见江水齐岸、湖岸出险……想到自己无能为力，又是教育人们的水利工作者。显然长江只用堤防一法是不够的，对于人力财力是极浪费的。这洪峰范围大，历时又久，峰后退水期间防守更艰苦……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另用浚河、疏水等方法。这些正是治河的问题，而我系偏偏又没有这门课。当前用的治理江河的方法是不合适的。通常我国发洪水一般是南涝北旱，或南旱则北涝。如今大水遍及南北，连渭河、黄河、松花江也同时发洪。今后所谓厄尔尼诺现象还将引起气候剧变。它的定量计算，除数学力学方法外，还需用到概率统计法。除了设计运行外，必须有实地经验。1934年我改学水利，读博士是以自然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回国后不是当官或任教，而是甘受低薪低位，在野外现场实地干起，十多年后才从事教育。我训练过三四十位工程师，如今他们都过世了。希望同志们听听我的《水经论丛》，我希望弥补我以往教学的缺点，请同志们多提意见，一起讨论。”
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黄先生很高兴。那一年他88岁，身患癌症。他特地穿了一身白色西装，打上领带，坚持站着讲课，并亲自写板书。
这是他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堂课。
“我提这个问题，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
晚年，黄万里最关心的事情，除了治黄，还有三峡。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
1985年3月他致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出：“建议勿修三峡坝，代之以云贵川湘鄂赣豫省大中型电站。”
1985年35周年国庆刚过，他上书邓小平再次谈及三峡一事。
1992年三峡议案已在人大通过后，中共十四大刚结束，他又向新的中央领导上书谈三峡之事，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早修晚修、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或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
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川汉保路事件引起辛亥革命实为前车之鉴。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此信中，黄万里附加三篇文章，阐述了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缘由，和长江中、下游汛期防洪的治理策略建议，以及对黄河治理、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议。
但由于黄万里的意见与决策者意见相左，有关的研究课题也就与他无关，他得不到任何有关数据，只能是公布什么，才了解什么。在与对手的论战中，他的论据都是靠当年在川江工作时的观测数据进行推测。
谈到黄万里反复上书一事，任裕民先生说：“黄先生对国家大事很关心，而且能够心底坦荡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孜孜不倦地解释。他认为，看到哪里错了，提出他的看法是他的责任，是一个公民的义务。黄河、长江、南水北调、海河的治理他都提出过自己的不同看法。一般人提了意见，上面不理睬也就算了。但黄先生却向监察部诉诸法律，坚忍不拔，至死还惦记长江之事。这真是超乎常人。建三门峡时没听他的，出了问题，他不是兴灾乐祸，而是很痛心，积极想办法补救。三峡虽然已经上马了，他还是要提出来，不要修高坝，要修低坝，下面要排沙洞等，完全是建设性的态度。”
黄万里也多次跟赖敏儿等学生谈过：“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一层次的人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更上面的决策人解决。我提这个问题，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
杨铁笙先生也说：“就黄先生这件事值得深思。一个国家做一项重大工程技术决策，如三峡，这个数以千亿计的超级工程决策，涉及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稳定，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当然现在在任何一个技术具体问题上下结论还早，但有一个可以肯定，应该充分尊重反对意见的发表，应该划拨科研经费，让他研究。哪怕这个研究结论可能是错的，也应该这样做……一般的人，你不听，我就不说了。而黄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你不听，我再说，再不听，我再提。”
诚然，黄万里在三峡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但他对国家、对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却一以贯之，从未因受任何客观因素左右而更改。他曾对学生说过：“你们是以一个科技工作者的态度搞水利。而我既是科技工作者，又诗人。我是用诗人的感情搞水利的。”这正如他在困境中写下的诗句：有策犯鳞何足忌，临危献璞平生志……非关傲世玩才智，总是挈情忧国泪。
由于出版受限，黄先生毕生的学术著作一直束之高阁。20世纪90年代后，他自费印了论文集《水经论丛》和诗文集《治水吟草》，在亲友中散发。
2001年黄万里90岁寿辰前，经领导默许，清华水利系的老师们从各自的课题费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为黄万里先生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黄万里文集》。这是一本16开本、360多页的大书，只印了不足500本（因纸版只能印一次），一下子就被人要光。
自2001年6月起，黄先生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得知学校要为他祝寿，非常期待。8月初时，老问：“还有几天哪？还有那么多天哪，不行了。”后来的几天，有时有些神志不清，总问黄无满：“黄委会你知道吗？”黄无满说“不知道”，他竟很吃惊：“你不知道？”
黄先生临终前，沈英、赖敏儿夫妇前去探望。他自知沉疴不起，与他们再次谈起治江之事，说着说着，竟流出眼泪，哭了出来。即使在逆境中，学生们也没见老师这样伤心地哭过。沈英夫妇怕他激动，起身告辞，黄万里坚持把他们送到了门口。
黄万里觉得话没说完，遂回屋写道：
万里老朽手所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年8月8日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黄万里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明白，但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拒绝在床上大小便，而是坚持让人搀扶去厕所。清华水利系定在8月20日为他举行生日祝贺会，家人怕他坚持不到，于18日在家里提前为他做了寿辰，那天黄万里还能坐在轮椅上。8月19日，他开始发高烧，但仍向杨铁笙老师表示，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
2001年8月27日15时05分，黄万里与世长辞。
黄万里《治水吟草》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
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黄万里祖籍江苏省川沙县，是黄炎培(父)和王纠思(母)的第三个儿子，1911年出生于上海，2001年因肺癌逝世于北京清华园。
1924年黄万里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1932年毕业。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与江山江铁桥的建造。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1945年在南京出任中华民国水利部视察工程师。1947年至1949年4月出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赴香港。1949年4月至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1949年9月到沈阳，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0年6月回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被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随后的年间，他编写了重要的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
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中国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在当时流传“圣人出，黄河清”的言论下，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与会者，并与其他专家在会上进行了七天的辩论。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1969年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并在此期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1980年2月26日被清华大学党委“平反”。1998年，黄万里被清华大学获准给研究生授课。
黄万里主张从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历史和特性出发，全面、整体地把握江河的运动态势；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把因势利导作为治河策略的指导思想。他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
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1957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孤身反对三门峡工程，被钦点为“右派”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的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后被打为右派。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黄万里认为三峡高坝若修建，也无法保证安全。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
来源: 《冰点》2004-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