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六十年，可以划分为两个三十年。中国的民意也经历了两次轮回。第一次，民众比较满意的时间非常短暂，随着不满的积蓄，终于爆发了邓小平所谓“第二次革命”。第二次，民众比较满意的时间比上一次长，不满的积蓄或许还没有达到1976年的程度，但已经过了1971年那道坎。一般民众的满意或者不满程度，受“主义”的影响较少，主要还是源于切身的感受。民众的感受，可以从温饱（到富裕）、安全、公平、自由四个方面来解析。
（一）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一种广义自由观，他所谓“不虞匮乏的自由”，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的满足，可以视为是大致同样的意思。
毛泽东掌权初期，国人的生活水准从长期战乱中恢复过来，曾获得过广泛好评。但是好景不长，从农产品统购统销开始，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就停滞和恶化了。在整个毛时代，人均消费水平以1956年为顶峰，而这一年的水平还没有恢复到抗战前最好的1936年。横向比较，1936年中国GDP总量是日本的2.8倍，1950年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关系颠倒了过来，日本的GDP总量是中国的1.14倍。以上数字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用名义汇率计算则更加惨不忍睹；人均GDP差距的扩大就不必说了。
现在有些年轻人津津乐道毛时代的经济统计数据，认为比1978年以后并不逊色。他们完全不了解事情的真相。1958年毛泽东亲自鼓吹“三本账”之后，统计数字就成了可以任意伸缩的橡皮筋。1958年的粮食产量，当年公布的数字是7500亿斤，第二年调整为5000亿斤，实际上还不到4000亿斤。1959年的粮食产量，已经公布的预计产量是10500亿斤，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1960年的粮食产量，进一步降至2870亿斤，当年的人口统计减少了1000多万，从此，毛泽东决定不再公布各项统计数据。后来，恢复公布了一些经济增长率数字，譬如说，1966年的农业总产值增加了百分之多少，但不公布绝对数字，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这一年刚刚恢复到1958年的粮食产量。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日本实现了城市化；台湾和韩国随后不久也实现了城市化；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却停滞了整整二十年。在1955-1980年间，日本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52%降至29%；同一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仅从1957年的58.4%降至1978年的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有升无减。笔者作为插队知青，知道许多农民在扣除口粮和柴草后，就没有任何货币收入了；也知道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一家人伙用一两条裤子，更不可能有其他的消费。城市化水平和恩格尔系数是两条关键性的硬指标，是不可能用“增长率”的神话来掩饰的。此类的指标还有很多，譬如说，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低于1952年的平均4.3平方米。
毛泽东的体制和政策没有给国人提供“不虞匮乏的自由”，多数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多数市民的生活在二十年中没有提高，这是国人唾弃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强烈要求体制变革的根本原因。
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8%增长到2007年的45%，如果包括常住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平均每年有一个百分点的增加；中国城乡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07年的36.3%和43.1%。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也是在其他几个方面民众满意度大大降低的情况下，邓氏“改革”路线仍然能够勉强撑住台面的原因。但是必须指出，从民富还是国富的角度来观察，1990年代以来有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对于民意的变迁有着显著的影响。
数据显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1990至2005年，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2006年，广东省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为38.7%，上海市为36.2%，山东省为34.4%；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数据稳定在60%左右。与之相应的，是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的增加。1978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1.1%；1994年，这一比重降至10.8%；到2006年又上升到19.4%，而根据前任财政部长及多名学者的多种计算，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应该在34%—40%之间。财政支出的变化曲线基本上是相同的：从1978年的31%至1994年12%；再到2006年的20%，如果把没有计入政府财政支出的国债支出、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都计算在内，也远远超过了30%。
如果说毛时代的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过大，主要弊端是无效投资，浪费了近半数的国民积累；那么后毛时代的主要弊端是政府自我消费，以及在政府投资项目中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横行。在财政支出中，行政费用增长最快，30年增长了近90倍。2004年中美两国各项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是：行政公务支出，中国37.6%，美国12.5%；经济建设支出，中国11.6%，美国5.0%；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支出，中国25%，美国75%；其他支出，中国25.8%，美国7.5%。李炜光感叹：“三十年过去，我们国家的体制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那个超级政府，一个职能、规模都呈无限扩大、无限增长趋势的庞然大物，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经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出现逆转。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下降为1993年的31.6%，然后重新上升到2002年的55%。与此同时，出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趋势。上级政府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责任甩给基层政府，基层政府负担不了就把包袱甩给民众，搞什么“买断工龄”、“教育产业化”。公共产品的供给萎缩，连带造成个人可支配收入中消费倾向的下滑，民众的幸福感大打折扣。从1990年代以来，民富赶不上国富和官富，是导致民众满意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罗斯福所谓“免于恐惧的自由”，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仅次于生理需求的安全需求的满足。毛泽东掌权后，结束了长期战乱，粉碎了社会上的黑帮和流氓集团，国人曾期待出现长期安定平和的局面，但是人们很快便失望了，因为政府本身成为了恐惧的源头。
如果说镇反、暴力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以政治运动方式进行大规模的“杀、关、管”，是针对昔日的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的，那么强制性的“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针对底层民众的了。根据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所谓“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槐店公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残酷的斗争导致了人为的饥荒，该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仅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上述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毛泽东本人就曾断定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与民众处于敌对状态。
在“文革”中，国人再次领教了从棍棒梭镖到坦克大炮的内战场面，数以亿计的人成为运动的直接和间接受害者。“五七一工程纪要”有一段经典的描述：“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毛泽东一手利用官僚整治民众，另一手利用民众整治官僚，自己则游刃其间；但是到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当民众和官僚联手反对他和他的一小撮亲信时，就宣判了毛家王朝的政治死刑。
胡耀邦执行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治遗嘱：“对过去Ｂ－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数以千万计的受迫害者被“摘帽”、“改正”、“平反”。因此，尽管有1979—1981年间对民运人士的打压，有反对“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准政治运动，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近十年，仍然是过去六十年国人政治安全感最高的一个时期。
1989年以后，政治安全感急剧下滑，虽然在刑法中取消了“反革命”的罪名，但是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刑、劳教、监视居住、限制出国和吊销护照的公民比过去的十年有了显著的增加。由于警治机关的很大一部分警力被挪用于政治保卫，也由于政治改革的倒退导致对权力机关的监督缺位，黑社会再度复活，黑白两道的勾结和渗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国人的社会安全感持续处于低位。由于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的“下岗”，由于政府强制征地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在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情况下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缺乏经济安全感成为国人的首要焦虑。
（三）
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二战后实施了土地改革，在社会公平方面，优于拉美和南亚国家。连战和宋楚瑜访问大陆时，一再夸耀蒋经国领导的台湾在落实“均富”政策上的成绩。这并非“王婆卖瓜”，他们确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迄今为止，台湾、韩国、日本与北欧国家并列，在测量社会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上，一直是世界的优等生。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实行了比台湾更为彻底的土地平均分配，国人有理由期待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平社会。然而，由于毛泽东批判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党内外不同意见，强行推动苏联模式的工业化战略，从农民身上盘剥“原始积累”，梁漱溟在1953年就发出了“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的感叹。
毛泽东本人曾讲过很多“平等”的言辞，但是毛时代的典型特征是“言而无信”、“言行不一”，正是在美好词藻的掩饰下，社会不平等被系统化、凝固化，导致变相的农奴制度卷土重来。“人民群众”与“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不平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不平等，城镇“单位人”与“非单位人”的不平等，全民所有制职工与集体所有制职工的不平等，干部身份与工人身份的不平等，中共党员与非党员的不平等，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的不平等，……在现实生活中，不平等的现象比比皆是。下面仅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过去人们重视不够的生育不平等。在1950年代初期，实行供给制的“革命干部”尤其是“吃小灶”的高级干部，由于多生小孩多拿供给，还配有多名保育员，生育子女普遍在6个左右；而实行工资制的普通公职人员，一般只能养育3、4个子女。在1950年代，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是2000多万，在三年多的大饥荒中少生了4000万人，在这个时期，什么人能够生孩子呢？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汪锋在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调研报告中，列举了临夏县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的一组数字：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人，一直没有闭经的两人中一个是女队长，一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一个孩子。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人，闭经的21人，占81.2%；全队自1959年以来没有生一个孩子。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19人，闭经的13人，占68.4%，在通经的6人当中，三个是炊事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都是干部家属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4人，闭经的16人，在通经的8人中，有4人是今年1月后才通的，一直没闭经的4人，一个是炊事员，另三个是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只有干部家里生了一个孩子。
另一个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一方面又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为特权的泛滥大开绿灯。当时，为了参军、入党、提干、上学、回城而走后门，不知道有多少女知识青年被糟蹋，媒体公开披露的多名生产建设兵团干部，奸淫女青年都多达几十人。这与现在干部生活腐化的现象，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毛时代结束后，在社会平等方面有两件事最得人心。一件事是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实际上是继承了一千多年以来的科举传统，而科举制度正是中世纪后期中国在打破贵族垄断和跨阶层社会流动方面优于西欧国家的主要原因。另一件事是“改革”初期城乡差距的缩小——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1983年缩小到1.7：1。但是到了2001年，如果不考虑农民交纳的税费，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的2.89倍；如果考虑到农民交纳的税费的因素，则扩大到3.17倍。城乡差距上的不公平程度，重新回到了毛时代。
黄亚生认为：两个十年改革方向不同。1980年代，中国的金融改革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信贷政策大量向农村私有制经济倾斜，二是默许私人资本信贷进入农村服务产业。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扶助私有经济的政策发生转向，第一是显著提高了私有经济获取贷款的资格和条件；第二是改变了以往向农民提供贷款，帮助他们兴办乡镇企业的政策，农业贷款变成专款专用，只能用于发展农业。其结果是：在19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10年也是中国脱贫成就最显著的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这个时期共有14400万人口脱离贫困状态。到了1990年代，农村收入从两位数增长急剧下滑到4%左右，脱贫人口也只有6200万人。
笔者在2000年就指出：“迄今为止，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身分壁垒尚未打破，二元社会也还没有转变为一体化社会，而是暂时处于‘三元社会’的过渡状态。这三元分别是：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市民，无户口或持有农业户口而长期居住在城镇的准市民，以及农村居民。”准市民的主体是所谓的“农民工”。根据国务院研究室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其中建筑业占80%，加工制造业占6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已成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和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低，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70%，参保率更低——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农民工”以及低收入的下岗人员和退休人员，构成当下中国城市社会的底层。
与此同时，是“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的形成。在毛时代，虽然“有权就有一切”，但掌权者是不稳定的，仅在“文革”十年，老干部、造反派头头、军宣队、工宣队、老干部走马灯式地上台下台，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家属和心腹，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社会上层。从1990年代中期起，孙立平就敏锐地指出：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的几次高潮（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初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总体性资本聚积的速度是相当之快的。从几万元起家到形成十几亿元的资产规模，往往只需要几年的时间。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力却很大。因为，这个集团同时占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维持这个社会群体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重要的目标。总体性精英阶层的崛起是两极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先富起来”的“少数人”，成为社会“均富”的障碍。姚洋所谓“中性政府”被“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挟持，导致中国当下的基尼系数高于台湾、韩国、日本，成为本地区的一个异类。这说明“市场斯大林主义”具有与其母体“计划斯大林主义”同样的蛮力，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少数权势者的“无法无天”，必然刺激社会下层的“无法无天”。社会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社会不公平感的日益积累，正在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内部隐患。
（四）
孙中山一方面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以深，牢不可破”，“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另一方面又说，“中西历史不同，西方政府对于人民，事事干涉，故西方人重视自由，有‘不自由毋宁死’之说。中国则不然”，“中国人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烟生死，不报于官；户口门牌，鲜注于册；甚至两邻械斗，为所欲为；此本于自由之性质也。”前者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缺乏政治自由，后者是说传统中国不乏经济与社会的自由。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流转，早于西方国家。自孙中山、梁启超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就前仆后继地为争取政治自由而努力奋斗。《在太行山上》唱道：“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八路军进行曲》唱道：“从不畏惧、绝不屈服，坚决抵抗，直到把日寇逐出国境，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说明当年投身中共的许多知识青年，是把自由作为自己的理想。可惜的是，在毛泽东掌权后，这些歌曲或被禁止，或被篡改；当年唱歌的人或被镇压，或被洗脑。
毛时代在“全盘苏化”基础上打造的“全能主义—总体性社会”，吞噬了在中国源远流长的经济和社会自由，也吞噬了清末民初以来国人所争取到的一部分政治自由。“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进一步剥夺国人家庭生活的自由，全国农村大多数地方吃饭在“公共食堂”，少数地方夫妻分居，分别编入“营连排”民兵组织。在别的时代，言论出版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人们没有说真话的充分自由；而在毛时代，人们连不说假话的自由也没有，导致了极度的道德败坏。
在1980年代，底层民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知识精英获得了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解放感、自由感，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进入1990年代以后，社会情绪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西方有句谚语：“城市空气使人自由。”也就是说，奴隶或依附农只要进入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其原来的主人就丧失了对他的种种权利。可是，中国的农业户籍人口进入城市多年之后，仍然不具有自由民的身份，孙志刚式的悲剧到处可见。胡耀邦和朱厚泽倡导的“三宽”（宽厚、宽容、宽松）政策被废除，知识分子在讲堂和媒体的话语空间，再度受到挤压。
当下中国的自由被割裂了。在世俗的层面，譬如说普通人的“性自由”意识，以及“繁荣娼盛”的性产业，远非清末民初能够望其项背，更不用说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和毛泽东的“新社会”，或许只有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盛世”可以一比。在精英的层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罗斯福“四大自由”中的前两项——“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对于国人来说，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禁地。在被视为近代中国自由民主圣地的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现在居然要受到文化警察的审查；全国数以亿计的宗教徒，现在还处于非法存在的状态。
《荀子》两次援引《易传》和孔子的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表明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明了统治者与民意的关系。任何政府都会犯错误，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都要接受民意的判决。是错就要改，是偏就要纠，欠账终归要还。即使是不可一世、貌似强大的独裁者，最终也会被民意所推动的历史洪流吞噬。但是在不同的政体下，政府对于民意的敏感度和反应度有着天壤之别。在民主政体下，政府必须定期通过选举获得授权，不论是争取连任的执政党，还是争取上台的在野党，都会把选民视为上帝。在专制政体下，统治者或者根本听不到真实的民意，或者对于民意无动于衷，非要等到民意鼎沸，逼上梁山，才会对人事和政策作出改变。
刘少奇曾说：工作就像是坐飞机飞往莫斯科一样，总是一左一右地去做。实际上没有哪件事能绝对正确，你不左一下右一下怎么办？但是在毛时代，政策始终往左偏，连作为中共第二把手的刘少奇也对此无能为力。并不是没有人指出毛的错误，张东荪对于外交“一面倒”，梁漱溟对于粮食“高征购”，邓子恢对于强迫“合作化”，章伯钧、罗隆基对于“党天下”，彭德怀、张闻天对于“大跃进”，都有过非常到位的批评。余习广主编的三种上书集（《共和国上书集》、《反右上书集》、《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搜集了大量来自民间的谏言。但是当权者不仅对此置若罔闻，而且把这些上书言事者以“反革命”治罪。毛的错误路线，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但是直到他死后，才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得到部分的纠正。目前，民间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和积蓄，执政者不能再像毛泽东那样，标榜“基本路线”一百年乃至几百年不变，以高压或者“不争论”、“不理睬”的态度来对待民意；必须抓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对于民意的良性反馈机制，以和平方式实现宪政民主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