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斋(1921—1993)，浙江磐安尚湖镇人。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和翻译家。生前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西方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

陈修斋1921年3月7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45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获法学士学位。其后，应贺麟先生聘请，赴昆明到贺主持的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工作，任研究编译员。1949年10月，应聘为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10月因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讲师。1956年，和贺麟先生联名著文参加《哲学研究》的“笔谈”，拥护党的“百家争鸣”方针。1957年初，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会”上，以《对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为题发言。1957年夏，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请，重返武汉大学，在哲学系筹组外国哲学史教研室。1963年，被借调去北京，以《哲学研究》编辑部名义，负责选编、组译和审校了一套《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近300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66年“文革”开始后曾受冲击，1972年重返教学岗位。1978年提升为副教授，1980年晋升为教授。1983年曾赴法国作学术访问考察，拜访和会见了一些法国哲学界知名人士和莱布尼茨专家，其间还应邀出席了在法国举办的国际现象学大会第13届年会，纪念达朗贝逝世2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1986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武汉大学外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校系两级学术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理事长、全国宗教学学会理事、湖北省社联委员、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职。1993年8月病逝于武汉。

陈修斋长期从事欧洲哲学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其中尤以研究莱布尼茨见长。他的主要学术观点或学术贡献有如下述：

(一)哲学史就是哲学。陈修斋认为，哲学是以“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们对“世界总体”的认识。“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无定论的”，“哲学有或应有一个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唯物论和唯心论既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推翻，也互相渗透、互相继承、互相转化。唯心论也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必要的环节”，对唯心主义哲学应有一个恰当的估价，这“对哲学史工作的开展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哲学既是人们对世界总体的认识，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受经济基础的决定，也受上层建筑其它部分的种种影响，但它一旦产生以后，“也就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哲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演进是一致的。应当在承认并具体阐明经济基础对哲学思想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着重探索哲学思想内部的矛盾运动和逻辑进程，唯其如此，才能构成“科学的哲学史体系”。

(二)认识论取代本体论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16世纪末——18世纪中叶欧洲各国哲学的一个突出现象，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一点“不仅对于掌握这一段哲学史，而且对于建立全部欧洲哲学史的科学体系，都是有意义的和必要的”。经验派和理性派作为这一时期的两个基本派别，都经历了一个包含着创立、发展、终结诸阶段于自身之内的发展过程。它们是通过“连续不断的论战”“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论战主要是环绕着认识的对象、人识的主体、认识的起源和途径、认识的方法和真理观这五个方面进行的。

(三)莱克尼茨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关于“单子”及其种种特性以及“连续性”和“前定和谐”的学说，是莱布尼茨哲学体系的一些“主要原则”。这个体系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是他在同机械唯物主义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揭露了后者的一些“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发挥了一些可贵的辩证法思想。

(四)布莱尼茨的《人类理智新论》和洛克的《人类理智论》的对立，是认识论上唯心主义唯理论和唯物主义经验论的斗争的“集中表现”。莱布尼茨的认识论虽说是唯心主义的，但却把认识理解为一个发展过程，表现出把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综合起来的意思，有某些辩证法的因素。

(五)人的个体性和自由是莱布尼茨的重要哲学思想，包含着“多方面、多层次”的丰富内容。这些学说的哲学意义在于它对自由、必然和偶然以及人的理性和意志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积极的探讨，表明了人的个体性和自由原则建立在“唯理论”基础上的“可能性”。

陈修斋在长期曲折的哲学生涯里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如下几点：首先是把“做学问”同“做人”结合起来。他常常说“做学问和做人是一致的”，我们不应当把从事哲学和哲学史研究当作谋取“饭碗”的手段，而应当把它看作我们根本的生活方式，当作自己的精神追求。他对这一条身体力行，这正是他做学问特别认真的根本原因之一。其次，他认为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其根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而他向来比较注意严肃认真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这是他“做人”和“做学问”成功的又一“诀窍”。例如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最高问题的基本原理理解和把握得比较全面和准确，使得他在1957年和“文化革命”后的有关论战和讨论中能够保持他的学术观点和道德人格的同一性，不仅为他在学术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也使他有可能不停顿地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引向深入。他的另一条重要治学经验是务实。他从不肯“赶时髦”，对自己未深入研究过的问题妄加议论。他无论著书还是写论文都坚持从原始资料出发，具体翔实地占有材料。也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注意翻译工作。他常说在哲学史研究中，与其在没有充分掌握材料之前就发表所谓有“创见”的大作，倒不如踏踏实实地先翻译和阅读一些哲学家的原著。他自己除审校过400多万字的译稿外，还亲自译出4种译著，与人合译过5种译著。在翻译工作方面，他讲求“信、达、雅”，尤见重于信实。

附：主要著述

《哲学史简编》(与洪谦、汪子嵩等合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

《欧洲哲学史稿》（与杨祖陶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1987年修订再版。

《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与萧箑父共同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原载《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第二卷《人物志》上，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