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有种种无知，我自己也一样。某些类型的无知无碍大义，但有的无知则不单单是个人的孤芳自赏。我这里要说的是对贫穷的无知。这种无知好像有些雅致，也好像有些善意；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似乎也最值得原谅。若果真这样，那算我说多余的话。实际情况是，这种无知可能很普遍，且这种无知可能成为一种可怕政治主张的基础。
过腻了都市现代生活的年轻恋人，若忽然冒出了爱情的傻气，说要远离尘世的烦恼，走到山里去，过男耕女织的生活，就有了一种浪漫情调。如果他们果真去了山里，孤身俩人，不出仨月必定蓬头垢面，自然也就浪漫不起来了。如果他们真有异乎寻常的价值观，能坚持过这种生活，他们自己乐在其中，而亲友们有了饭后谈资，也算各得其所。但从社会角度看不是这样。
当有人真正采取行动过山民的简单生活时，一定有理由说全社会还会有不少人不得已过这种生活。而一旦这些过简单生活人聚集起来，浪漫情调就荡然无存了。没有了现代手段，生活资源的紧张就不可避免，人们就会为争夺资源而争斗。争斗中的人们又要结成团队，而团队生活的规则是人身依附。那是一种经过秩序化的、有某种温情“文化”外观的人身依附关系。
当今时代，那些在城市现代生活熏陶下的年轻人，常常只看到物质生活的简单，并以为这种生活可以忍受；但他们看不到那种人际关系的不堪，更想不到这种关系的存在具有必然性。我们和比我们年龄更长的人，有过对贫穷的生活的体验。在这种生活中发生在人际之间的恐吓、强制和各种奴役性的潜规则所带来的精神折磨，远甚于物质贫穷的痛苦。典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生活不是《艳阳天》、《创业史》和《刘老根》里描述的那种生活，而是《白鹿原》里的生活。
前不久我去了几个不同地方的山区村庄，注意到山民的物质生活已经有很大变化。在某个深山区的村庄，农户们依靠山货的采集和销售，甚至获得了高于周边城市居民的收入，但那里的年轻人还是争相离开山村，到城市呼吸相对自由的空气。我很能理解他们。
因为对贫穷的无知而坚持政治偏见的典型案例，是欧洲一些政治家的行为。他们对经济现代化所替代的西藏传统生活情有独钟。这些侵淫于现代生活的政治家不懂得达赖喇嘛逃亡前的西藏究竟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以为那里有世外桃源般浪漫美好的生活。基于这种无知，西藏的任何进步就似乎不值一提了。
在我们国家，见诸报端的文章中也总有对现代性的怀疑。例如，汽车要不要禁止？农民要不要进城？城市要不要扩大？工业要不要发展？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似乎都有了否定的意见。归根结底，他们以为现代经济替代简单贫穷的自然经济，意味着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于是，他们就有了对现代性的广泛批判。我想提醒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我们不可相信这种批判。要记住，只有现代性才可能给人们提供独立和自由，而传统自然经济不仅意味着物质的贫穷，更意味着精神的奴役。现代性在它自己的实现进程中也有不如意的地方，甚至充满了血和泪，但这可能是我们告别奴役的代价。我们只是想让这种代价来得小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