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收入分配制度问题以来，收分配问题更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理论界的研讨也跟进很及时。以调控政策侧重于反垄断的收入分配改革路线图渐浮水面。（2006年7月03日 南方网）应该讲，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认为，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仅要考虑行业之间的不公，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特别是贫富之间的收入鸿沟问题都要通盘考虑；不仅要考虑从经济政策上进行再次分配的调控，而且要从造成初次分配的基本生产关系入手进行调整。因而，我主张从调整原生经济关系入手，从根本上化解收入分配的矛盾。

谁都知道，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劳动者之间分配不公，农民工收入过低，农村贫困人口又加新都市贫民，公民未能公平分享经济改革与发展成果，等等，目前成为严重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成为深入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这一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议题。

人们看到了分配关系的不公，却似乎未能透视决定分配关系的原生关系即生产关系。这是令人震惊的！马克思说过，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背面，换句话说，分配关系是由生产要素所有权以及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的。中国经济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差距而且继续着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趋势，真正的根源在于原生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如果不从这里下手，就分配调分配，或者仅仅在再分配问题上调控，是治标不治本，治小不治大，治眼前不治长远。

从现象层面来看，社会经济变革，引发了经济社会中人才的经济贡献变化，从而对人才使用标准变化，最终导致对人才的报酬变化。比如，改革初期的沿海一带，曾经游手好闲的胆大者，可能在走私中迅速获得巨额进项而暴富，那些劳动模范年年获得的高额奖金却远不及这些人一餐饭的花销。过去生活在城市郊区的农民，由于人多地少而收入较低，城市扩容地价升值令他们家家富得流油。在许多城市，昔日郊区农民仅仅出租屋的收益，就是许多公务员数倍数十倍。计划经济下的能人，往往在市场经济下变得无能为力，反过来，市场经济下的能人可能在计划经济下同样无能为力。过去，出身好，政治强，有文凭，业务能力也好的人往往能够长官发财；而今，市场能力强，有商业头脑，有资本，或者身怀绝技，有管理才华的人却往往有丰厚的收益等着他。许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文凭有文凭，要能耐有能耐，但未能发财。反观一些人，没读多少书，但却很发达？是经济社会选择人才的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实，尽管在一切时代，经济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都有共性，都要求德才兼备，社会也会相应给予经济回报，然而不同经济时代德与才的内涵大不相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人才的要求，尽管有相同的层面，却更有极不相同的层面。市场经济特别钟情于风险精神，市场驾驭本领，产品创新与市场化、产品价值的实现、经营成本的控制等等能力。不同的经济社会，人才的排队千差万别，不同的衡量标准，令同一个人的排序大不相同。

深层地观察与思考，是因为从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社会的分配制度发生着本质变化：从过去单一按劳分配变为多元化分配。当然，过去实行的按劳分配还并不是马克思曾经所设想的那种状况，这是因为马克思所给出的实行按劳分配的经济社会条件，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前苏联，都远远没有达到。在那里，分配的第一级关系是积累与消费的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第二级分配关系。我们在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在一个制度建设同样有限的环境中，勉为其难地按劳分配，实际上变了形，这种变了形的按劳分配更倾向于平均主义。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后果，是经济低效益。这在改革前表现得很充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是有切身体会的。改革形成的多元化分配格局，是生产三要素即劳动、资本与土地共同拥有对生产成果的索取权、分配权。那末，在这里分配的第一级关系，是劳动、资本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配。第二级分配关系是：在劳动者范围内，自然是地道的按劳分配，要么是计件工资，要么是计时工资，都直接与你的劳动付出挂钩；在资本范围（包括以土地等实物投资）都一概是按资分配。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调节着资本的获益，等资等利，同股同权。所谓多元化分配，就是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并行，就是不同生产要素取得成果索取权的分配。经济关系的根本变化，即原生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的重大变化，导致着当今中国改革前后财富重新分布，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制度性的改变，是深层的根源。福布斯、胡润中国财富榜上的富人们，大概除过荣氏家族等少数中国传统资本家之外，他们都“谁是谁”呀？要不是制度大帮忙，要不是经济关系大转变，凭个人的本事如果在计划经济下有几人能够财富金榜提名？

按这个思路前行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分配不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最根本的不公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不公；其次才是行业之间与职业之间的分配不公。前者导致的结果是贫富之间的天壤之别，后者导致的结果是劳动者之间的此厚彼薄。要改变中国目前分配不公，要缩小贫富差距，要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劳动关系，必须从分配制度入手，从而必须从原生生产关系入手，否则就分配调分配，舍本求末，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此前有人想到了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然而，这种调节尽管也有效却效果十分有限。我将其比作“大腿”与“小腿”的关系。制度决定的大分配格局决定了总体分配大数，而税收至多不过是一种小数调节。一如“大腿”决定方向与跨度，“小腿”最多调节幅度。恐怕税收带来的调节，对于分配不公的矫正，它的实际经济意义远远不抵它的道德意义、社会教育意义。有人想到了开征遗产税。征收遗产税是一个绝妙的分配制度安排，然而它的实践史却不尽如人意。由于资本的强势所致，这项制度的实行在许多国家还只是一个远景。即令曾经开征的国家与区域，亦不顺不利，大有开历史倒车的迹象，因为富人的权力，它有足够的力量影响现行政策。有人想到了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增加社会福利，降低关乎国计民生消费项目诸如教育、医疗、文化之类的价格。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也能在短期内收到明显效果，但也却不是治本的。

现今，浮出水面的收入分配路线图却侧重于反垄断，这是将收入分配的重点从调整劳资造成的贫富鸿沟引向了行业之间的收入不均。这显然是一个偏离收入分配改革方向的路径选择。这不仅只是就分配改分配忽视了经济本质关系，而且在分配领域内改革也是绕开劳资之间的分配不公而将注意力放在行业之间的不公上。

深层的、长远的、根本的矫正贫富两极分化，必须改革现行分配制度，必须从根本上调整决定分配制度的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经济关系。这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唯一正确路径。因而，收入分配改革路线图必须从经济关系的背面走到正面，必须从枝节走向根本。

收入分配改革路线图浮现：调控政策侧重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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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7月03日23:45 南方网

收入分配改革路线图浮现

73岁的赵人伟再次成为决策部门的座上宾。

这位因研究收入分配制度而获得过孙冶方奖的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前所长最近频繁地穿梭于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中央政研室等高层部门，反复力陈他的观点。“嘴巴都说干了。”赵人伟对本报记者说。

赵说，收入分配问题说了十几年了。但这次有些不同以往——在今年5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收入分配改革终于排上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议事议程。国家发改委也已经拿出了一份收入分配改革“路线图”。

“八条”草案小范围亮相

自国家发改委取得了收入分配改革立法的主动权后，这项工作具体由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承办。学者出身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从2005年8月份起分管这个司。近期引人瞩目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从这个时期开始加速制定。

这份文件的草稿，2005年12月21日曾在一个小范围内短暂亮相。其时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在武汉召开八省市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座谈会。草稿曾在会上给与会者传阅，会后即收回。

文件草稿的基本思路主要包括八个方面：

建立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收入分配秩序；

实施反垄断的分配调控政策；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加强对劳动者报酬的宏观管理；

加大对城乡贫困人群的救助力度；

加快完善社会保险制度；

加大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这八个方面涵盖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贯彻了“调高、扩中、保低”的收入分配调节路线图，反映了发改委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总体构思框架。

不过，发改委系统官员表示：“这个还很不成熟。”

武汉座谈会后，国家发改委又就收入分配改革问题频频召集有关专家和国家统计局、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座谈，方案正在密集修改中。

“反垄断的分配调控”

就业和收入分配司2003年随发改委一同成立时，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在2000年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而在它成立三年后的今天，这一系数已接近0.45，并且还在继续攀升。

“短短二十来年，中国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副代表汤敏说。“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整体改革顺利推进最明显的薄弱环节。”发改委系统一位官员说。

事实上，这一积累多年的矛盾已经牵动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到了不能不引起中央高层高度关注的地步。

一般观点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在于旧的收入分配体系打破后，新的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而从发改委正在起草的上述方案来看，“建立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收入分配秩序”是重建收入分配体系的第一把钥匙。

而当前分配秩序的混乱最突出地体现在两块：一块是部分垄断型国企；另一块是公务员工资——这也是政府可以调控的两部分人群的收入。

“在初次分配中，国有单位分配秩序混乱，部分国有企业的工资福利发放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标准和结构不合理，不同部门、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公职人员间收入差距过大。”履新之初，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就在发改委系统就业和收入分配工作年度会议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此论断的背后，有着许多令人不安的数据。

华信惠悦公司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04年曾经联合做过一个国企领导人的薪酬调查报告。报告表明，我国国有企业负责人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地区、行业、企业差别——同为石油行业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年收入差距达5倍以上。冶金行业收入最高的国企负责人(118万)是矿业收入最低的国企负责人(6.31万)的18.73倍。

而根据2003年公开的年报，中国石化、宝钢股份和华能国际是该年度实现利润较好的三家国有控股公司。宝钢股份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85.34万，中石化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28.4万，华能国际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47.34万。

报告还指出，隐性收入和职务消费已成为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很多国有企业，包括住房、汽车、通讯、勤务人员乃至公务宴请、出国考察、旅游、体检、疗养、办公室装修等，均可纳入职务消费范畴。

“业内人士保守估计，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额一般是其工资的一二十倍。”报告说。

我国国企职工的工资实行的是与工效挂钩的制度，工资总额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或国资委审核。为什么还会出现工资过度发放的问题呢？

“主要是有些国有企业采取虚报利润的方式，我们无从查实。”相关部门的官员说。这位官员认为，即使有些行业的国有企业产生了巨额利润，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垄断所得，这样的工效挂钩制度就很值得商榷。

一个例证是，近几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上游垄断企业效益好转，职工工资福利也水涨船高。

“国有垄断企业的高工资福利，虽然对我国基尼系数的影响权重不大，但它放大了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加剧了社会矛盾。”赵人伟认为。

那么，应当如何重理收入分配秩序呢？

发改委的政策箱里至少有如下几条：“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监管，逐步实施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薪酬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和完善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制度。加快推进福利待遇货币化。”

组建全国收入改革领导小组？

改革方案设计的另一个难题是，将来方案一经敲定之后，将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操作和落实？

在记者同专家及发改委系统官员的接触中，大家普遍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知易行难。“收入分配是整个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经济发展的综合反映，单独动肯定动不了。”赵人伟说。

人们的收入来源取决于生产要素报酬，即资本的报酬、劳动的报酬和其他资源例如土地的报酬。而十六大提出的“坚持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如何平衡不同生产要素的分配，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

于是，在发改委近期方案的征集中，一部分意见提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收入分配委员会”。

此论以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建伦为代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王在一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里，建议成立“全国收入分配改革领导小组”，统一决策。

“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包括已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由各主管部门分别按照不同群体设计的，对各群体在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顾及不足，收入分配政出多门，管理体制混乱。”王建伦在解释这一建议的依据时说。

目前收入分配领域主要涉及三个部门，人事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发改委。其中人事部主管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主管企业工资(国资委监管的160多家企业的工资已经划归国资委)；国家发改委的任务则是全面协调。

据记者了解，即使是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各家都在拿方案。比如，公务员工资改革这一块，人事部也在拿方案。

因此，一部分专家建议，有必要成立一个由发改委、劳动部、人事部、财政部等部委组成的专门机构，统筹协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当然，现在还处在方案竞争时期，事情还不确定。

“机构最后能否成立，取决于有关部门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视程度。”参与此项改革的人士说。（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发改委分配政策专家称必须调控垄断行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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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7月03日23:45 南方网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

为何不能直接规定垄断企业员工收入？

本报记者 王世玲

北京报道

“调控垄断行业高收入是否列入这次改革方案？”

“有涉及，但制定具体措施有一定难度。”

“难度很大？”

“再大也得改。”

这是记者与杨宜勇6月30日的一番对话，时值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正为全社会所关注，他的回答小心谨慎但干净利落。杨是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长期研究收入分配政策，曾供职于国务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办公室。现在，他的主要工作是参与讨论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因他坚持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仍然要“效率优先”，最近有人批评他“似乎还梦游在20世纪80年代”。

不管怎样，最快年底，新的收入分配方案将面世。发改委现已启动名为“我国公平分配的制度模式选择”课题。对于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杨认为至少将惠及1.2亿人。

能作为的，政府已尽量考虑

《21世纪》：年底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一个框架还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杨宜勇：方案大致年底会有眉目，但不可能一下到位。收入分配改革是非常复杂、系统的工程，现在还只是起点。

《21世纪》：那么改革会在哪些领域首先开展？

杨宜勇：锁定在三个层面。第一是提高低收入的收入人员水平。具体措施有适当提高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标准。后者是各地根据当地情况，不是全国统一，但是有一个统一的比率，调整的系数是差不多的。二是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三是要解决当前公务员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应该说，这次分配制度改革至少惠及1.2亿人。如5000万离退休人员、3000多万城镇和农村低保人员。人群特点是“弱”、“老”。另外加上公务员和一些事业单位人员。

我个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但凡政府可以作为，都尽量全面地考虑到了。

垄断企业工资很难监控

《21世纪》：调控垄断行业高收入是否列入这次改革方案？

杨宜勇：有涉及，以后也是改革的重点。但制定具体调控措施有难度。因为政府很难对他们进行信息有效监控。比如邮电的运营成本，是8角一封信，还是1元一封信？哪部分工资是来自于效益和营利水平，哪部分是靠垄断地位获得？如何判别？

《21世纪》：难度很大？但目前要求政府加强对垄断行业的分配收入监控成为普遍呼声。政府有计划解决这些难题吗？

杨宜勇：难度大也得改。其实政府已在很多方面开始启动。如特别收益金、资源税，包括个人所得税的监管都在加强。还有打破行业垄断，《反垄断法》的制定有利于促进行业市场平均利润率和工资率的形成。

不过，直接规定这些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工资水平不太可能。如果其是企业性质，我们能做的就是从各种角度“包围”、规范它，如税收。

《21世纪》：单靠税收似乎不太可能。

杨宜勇：财税政策是其中之一。有些行业的利润形成是不公平因素造成。如能源价格。除了靠资源税来调节，还要加强所得税的监管。

另外的方法是，尽快放开行业准入，打破行政垄断，多头进入，能够民营的尽量民营。

《21世纪》：有些垄断行业恐怕是不能说放开就放开的？

杨宜勇：如果实在放不开政府不能按常规来办。我觉得以后可以学习法国的经验，比照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

《21世纪》：换句话说，可以直接对企业管理层和普通工作者的收入作出规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能直接规定企业人员的收入吗？

杨宜勇：对一般的企业是绝对不可以。但极少数国有独资企业按法国类似做法是可以的。因为你是绝对行政垄断，没有合理的参照系，其业绩和努力不是完全对等。这些企业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企业，和政府的性质类似，为什么不可以？

推行农村低保关键是谁拿钱

《21世纪》：除了垄断行业高收入外，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城乡差距。是否会在农村实行低保？

杨宜勇：造成当前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50%以上可以归结为城乡差距。全民低保是早晚的事。肯定要去做。在这次分配改革中，城市低保标准要提高，农村的扶贫投入也会增加。但制定全民低保没有时间表，中央提出的精神就是探索。

《21世纪》：为什么没有考虑推行农村低保？

杨宜勇：不是没有考虑。中央精神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讨农村最低保障制度。现在农村低保已经覆盖了900万人。但这种低保，是富裕地区能做的，比如集体经济力量比较强的地区。钱不是财政的钱，是集体经济的钱。

《21世纪》：主要是因为谁拿钱的问题？

杨宜勇：那就是谁拿钱的问题。富裕地区集体经济有实力，属于集体经济的行为。因为国家包不了。现在作农村低保，由国家全部包起来，条件还不具备和成熟。与我们的国情、国力还有一段距离。

《21世纪》：条件不具备，指的是什么？

杨宜勇：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国家财力有限。目前除了政府扶贫外，农村要靠集体经济来保护自己。现在中央认定农村低保要由集体经济出钱，中央财政出这部分钱，条件还不具备。

我认为，现在可以在合适的地区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农村低保试点可以与现行的救济、救助和救灾制度结合起来。

《21世纪》：合适的地方指什么？

杨宜勇：一是经济发达，集体经济有一定规模的地方；二是自愿的地方。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