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的名字在中国最早出现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政治理论的译本〔詹姆斯•古尔德、文森特•瑟斯比主编，《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的问题》，商务印书馆，1985年〕之中，其中收入了杨淮生翻译的施特劳斯1954－55年在耶路撒冷大学的讲稿《什么是政治哲学？》。十年之后，我们在伊丽莎白•迪瓦恩等主编的《20世纪思想家辞典：生平、著作、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才能查到列奥•施特劳斯的条目。1993年翻译出版了的施特劳斯和他的学生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但当时学界没有认识充分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施特劳斯本人的著作第一次被翻译过来是申彤译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翻译这本书毋宁说看重的是这本书的主题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因为这本书不是施特劳斯成熟的著作。真正地为了理解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而翻译的，是刊登在《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由刘小枫选定的施特劳斯专辑，其中收入了施特劳斯的五篇论文和两篇导论，它为我们大致提供了一个进入施特劳斯的“路标”。
2002年刘小枫还编选了一本厚达775页的《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刘小枫编选，《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其中收录了施特劳斯的两篇文字，一篇是1970年施特劳斯去世前两年所作的珍贵的回顾性质的谈话《剖白》，一篇是施特劳斯二战期间在纽约的演讲《德国虚无主义》（1941年）。除此之外，这本文选大多数收入的都是施特劳斯弟子的文章，如四大弟子布鲁姆、罗森、古列维奇和伯纳德特的文章。布鲁姆的代表作《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和布鲁姆文集《巨人与侏儒》〔华夏出版社，2003年〕以及罗森论尼采的《启蒙的面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也已翻译过来。施特劳斯本人翻译过来的论文还有：《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评注》（1932）〔刘小枫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论<创世纪>之阐释》（1957）〔《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15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2年〕；《耶路撒冷与雅典》（1967），《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显白的教诲》〔《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14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1年〕；《尼采的<善恶的彼岸>规划评注》（1973）〔《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13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网上的文章还有施特劳斯著名的论文《什么是自由教育？》。此外，罗尔斯的弟子霍尔姆斯的《反自由主义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第三章是对施特劳斯的批判，可资参考。
200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甘阳主编的施特劳斯文集之一《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其余四种待出的是《政治哲学引论》、《早期著作集》、《城邦与人》、《柏拉图路向的政治哲学研究》。这本书是施特劳斯落脚在美国学界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施特劳斯二十年思想的结晶，是施特劳斯成熟的思想的集中表述。把施特劳斯的代表作翻译出来，无疑标志着我们学界对施特劳斯的研究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但首先书名的翻译就遇到一个困难。natural right有双重含义，施特劳斯有意选用这个书名对应成中文是“自然正义、自然权利与历史”，也就是对应书中的三大板块。现在的译本统一译成“自然权利”导致了全书不能卒读。因为在第三、四章中讨论的是“自然正确”或“自然正义”、“自然正当”的问题。其次，书中一些译法有欠推敲，如sophist（诡辩派，36等），应是“智者”； tyranny（暴君，116），应是“僭主”；economics（经济学，144等），应统一译成（色诺芬的）“《家政篇》”；erotic（纵欲，154），应是“爱欲的”； idealism（理想主义，173），应是“唯心主义”；methodical（循规蹈矩，177），应是“方法论的”等等。最后，译者还有一些疏漏。比如，译本第94页倒数第2行丢掉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正义没有超乎人的支持。”第143页倒数第5行丢掉了一句极其重要的话：“绅士是智慧的人在政治上的反映或模仿。”第167页倒数第5行也丢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孟德斯鸠试图为从事政治重新发现曾经极大地被托马斯主义的教诲所约束的自由度。”
崔之元在《布什原则、西方人文传统、新保守主义》中引用“新保守主义之父”克里斯托的话说，新保守主义“是一个描述性的词，它描述了一批为数不多但智慧超群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的过程”〔崔之元，《布什原则、西方人文传统、新保守主义》，《读书》2003年第8期，页8〕。在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一个转向：八十年代中国学界的两个中坚人物刘小枫和甘阳都转向了“新保守主义教父”施特劳斯，同时他们也带动着中国学界的大批青年才俊开始关注施特劳斯。《波士顿环球报》2003年5月11日的报道引用施特劳斯的弟子罗森话说：“现在最信奉施特劳斯的地方是中国大陆！”
人们把这次“施特劳斯热”首先与刘小枫的介绍联系在一起。2002年2月7日《中国读书商报•书评周刊》上的一篇整版文章赫然醒目的标题就是《刘小枫与施特劳斯：生活在油层》。刘小枫的四篇论文《施特劳斯：政治右派的帝王师？》〔《万象》第二卷第2期，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哲学、上帝与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神学》〔《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14辑，2001年〕,《刺猬的温顺：两位犹太裔哲人的不和》〔《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刺猬的温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和《施特劳斯的路标》〔《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尤其是后两篇在国内学界掀起了“施特劳斯热”。与此同时，刘小枫还发表了《尼采的微言大义》和《现代政治思想争纷中的施米特》等多篇论述尼采和施米特的论文，编了《尼采在西方》〔〔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和《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两本资料汇编，形成了“尼采－施特劳斯－施米特”的铁三角。
按照刘小枫在《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的“编者前言”中的自述，在1996年做完《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之后，他是从施米特的机缘开始接触施特劳斯的。促使他从施米特转而关注施特劳斯的是施特劳斯德文版文集的主编迈尔的两本书《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1988）和《施密特的学说：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之分四论》（1994）以及他的慕尼黑大学就职演讲《为什么是政治哲学？》。这里面的问题意识就是迈尔所说的施米特的政治神学与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的张力。用施特劳斯的好友克莱因的话说，就是“神学－政治”问题。《刺猬的温顺》的另一个版本曾经名为《哲学、上帝与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神学》。这一标题的含义是追问受上帝和启示所指引的生活和受人的智慧和理性所指引的生活的二难选择。刘小枫在《施特劳斯的“路标”》的第五部分“对抗中的共契”中认为，神学与哲学的这种冲突在施特劳斯那里就是耶路撒冷与雅典的冲突，就是启示与理性的冲突。张志扬的《解释与论证：施特劳斯的<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张志扬，《解释与论证：施特劳斯的<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就是按着这一思路展开的。但是刘小枫认为，二者的冲突并不妨碍二者共有的对“美好的生活”的追求和“恶的严峻性”的认识。
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乃是两种不同的通过政治进行思考的方式，那么，就必然要追问“政治的正当性”问题。刘小枫在《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从<政治的概念>到<政治的神学>》〔《思想与社会》第2辑，“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用155页的篇幅来澄清这一基本问题。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实质上是从霍布斯奠基的自由主义出发对十九世纪末非政治化的自由主义的批判。但是，要理解霍布斯的“政治快乐主义”的革命如何奠基了整个现代自由主义的基础，就要理解这位平民哲学家的“不审慎”的特征。而古典哲人首要的特征就是审慎（或译为温顺）。这就是《刺猬的温顺》这一标题所要说的意思。审慎或温顺乃是古典哲学的基本特征，乃是古典哲人的基本德性。这种德性不仅意味着哲学家的自知，还意味着政治哲学的核心：在政治面前为“哲学的正当性”辩护，或者说，在城邦之中过哲学的生活。林国华的《在不幸中骗人：论政治哲学是对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林国华，《在不幸中骗人》，《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一文就是沿着迈尔就职讲演追问“为什么是政治哲学？”和刘小枫为“哲学的正当性”申辩的思路下来的。
在《施特劳斯的“路标”》中，刘小枫试图为施特劳斯的思想历程划出一些“路标”，除了特别强调《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之外，他还标出了三个重要的“路标”：阿里斯托芬、马基雅维利和阿尔法拉比。其中，中世纪的“路标”尤其重要，因为正是不同于拉丁基督教的中世纪伊斯兰－犹太教的传统使施特劳斯打通了理解柏拉图之路，发现了被尼采和海德格尔埋葬了的苏格拉底的“墓地”。也正是从阿尔法拉比那里，施特劳斯学到了“城邦迫害下的哲人的写作技艺”以及另一种柏拉图解释传统，即哲学家作为先知－立法者。在施特劳斯的诸多思想中，刘小枫特别重视先知—哲学家运用“高贵的谎言”与“隐晦的教诲”这两种讲法。刘小枫曾写过一篇《灵知人及其现代幽灵》的长篇论文，其中探讨了真理为何要秘传的问题。这可能是他切入施特劳斯那两种讲法的视角。刘小枫在《尼采的微言大义》中同样发挥了这两种讲法。刘小枫读出尼采的微言大义是，那些启蒙运动培养出来的平等主义的知识大众才是人民的毒药和祸害，是沦为畜群的“废铜烂铁”。刘小枫在《知识分子的猫步》中更为辛辣地批判了那些热衷于走台步表演且不学无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指出他们的危险是被西方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阴谋吃掉。我们在《刺猬的温顺》中会再次读到刘小枫对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犬儒的自由主义知识大众毫不妥协的批判。
如果说刘小枫的施特劳斯的研究侧重于从施米特和灵知派的切入点进入施特劳斯的一些思想主题的话，那么甘阳的长篇论文《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于《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页1－82〕及其单行本的《后记》〔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牛津出版社，2003年〕则侧重于西方的现代性，尤其是美国的现代性的视角来切入这个“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的思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单行本附录《关于研究美国宪法的一封信》（2001年）〔《思想与社会》第3辑，“现代政治与自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显示出甘阳进入施特劳斯思想的一个典型的背景：施特劳斯与美国政治，尤其是施特劳斯第一代弟子们（伯恩斯、布鲁姆、克罗波西、雅法、曼斯菲尔德、斯托林、戴蒙德、阿纳斯塔珀罗、爱德比格、勒纳）与“美国政体”的关系。
甘阳指出施特劳斯在美国八十年代以来的保守主义革命中的“新保守主义教父”形象是美国人在1987年、1994年和2003年三次炒作的结果。在“九一一事件”后，人们经常谈到确立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布什政府第三号人物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兹是布鲁姆的弟子（如崔之元的《布什原则、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新保守主义》〔《读书》2003年第8期，页5〕，崔勇列的《“民主帝国”的多重协奏》〔《读书》2003年第8期，页16〕，李强的《从美伊战争看新保守主义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书屋》2003年第5期〕，及其北大演讲《美国新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政治哲学解读》）。甘阳指出，沃尔福维兹在国防战略上的思想主要来自于他的另一位老师沃尔斯泰特。早在“九一一事件”之前，德鲁里的《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Shadia Drury, Leo Strauss and the American Right, Macmillan, 1997, P3〕一书中就大谈“华盛顿的施特劳斯分子”；德维尼在《再造保守主义：奥克肖特、施特劳斯与回应后现代主义》〔Robert Dewigne, Racasting Conservatism: Oakeshott, Strauss, and the Response to Postmodernism, New Haven: Yale Uni. Press, 1994, P221-222〕一书中也开列出了一份名单；最详尽的高官榜在多伊奇主编的《施特劳斯，施特劳斯派与美国政体》〔Kenneth Deutsch & John Mueley,eds., 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igim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Inc., 1999, xiv-xv〕一书中。甘阳指出，新保守主义是美国政治的产物，而不是施特劳斯的产物，施特劳斯与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的关系很大一部分是想当然的。人们忽视了美国政治自身的保守主义的底蕴。正如德维尼所指出的，在英国保守主义者只有奥克肖特，在美国保守主义则有十几个派别，施特劳斯派只是其中之一而已。甘阳在《后记》的结尾写道：“只有从美国保守主义政教体制的背景中，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象施特劳斯这样主张‘德性高于自由’的政治哲学可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甘阳之所以注重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对当代美国主流学术的批判以及与美国政治的密切关系，是为了再次避免我们学界在施特劳斯身上重演“哲学的走火入魔”。甘阳认为，“我们必须强调所有这些［施特劳斯晚年的‘苏格拉底问题’研究］都不是为了古典而古典的研究，而是从他的‘现代性问题’出发的”〔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载于《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年，页59〕。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历程是从现代性回溯到古典的，这一历程意味着施特劳斯的“古今之争”的出发点乃是现代性危机，而不是为了显明古典政治哲学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甘阳理解施特劳斯的两个基本的地面是：柯热夫的“普世一体化国家”，美国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美国主流学界。
柯热夫的“普世一体化国家”的思想因为1992年一个布鲁姆的学生福山的一本《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远方出版社，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而出名。施特劳斯在1968年为布鲁姆编选的文集《古今自由主义》所写的前言中，清楚地表达了对柯热夫“普世一体化国家”这种现代性理念坚定的反驳。而在1959年《再论色诺芬的<僭主>》（收入《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施特劳斯指名道姓地批判柯热夫基于“承认的政治”的“普世均质国家”的政治哲学。甘阳认为，施特劳斯与柯热夫四十年代的私人论辩完全适用于现在的“全球化”问题。
按照甘阳的自述，他这十年以来最为关注的就是美国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斗争和在学院中的文化战。甘阳的文章着力描述了美国共和党在经济领域中的自由放任和道德文化领域内的保守的并行不悖。在《后记》中，“自由左派”的甘阳坦言自己的立场是调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经济上同情自由派（如罗尔斯）的“新政自由主义”，在文化上同情保守派的“文化保守主义”。这种“双重保守主义”其实也是布鲁姆的立场。甘阳最为重视美国保守主义者十分重视的施特劳斯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认为它适用于伯林、罗尔斯，也适用于福柯、德勒兹；不仅适用于自由主义，也适用于后现代主义。甘阳把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一直追溯到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第二波”的卢梭和康德的“自由概念”的批判之上，把施特劳斯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追溯到他对“现代性第三波”的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的批判之上。而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即《闭塞的美国心智》）无疑延续了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第三波”的批判。
布鲁姆认为，现代自由主义在美国最大的危险是“导致了民主的失败，导致了大学生心灵枯竭”（副标题）。布鲁姆的书的主旨乃是捍卫大学，捍卫自由教育。甘阳在论文结语“政治哲学作为教育”中指出，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最终就落实在民主社会中的“自由教育”之上。政治哲学就是通过教育引导有潜质的人通过政治生活走向哲学生活。因此，教育在其最高的意义上就是政治哲学本身。从这种理念出发就能理解为何甘阳在今年〔2003年〕北大教育改革论争中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改革的初步比较》。
综上所述，刘小枫和甘阳对施特劳斯的研究代表了国内施特劳斯研究的最高水平。随着施特劳斯著作陆续翻译出来，施特劳斯的思想在中国学界未来十年中将是主要的热点之一。消化吸收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对于中国学术自身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原载于《吉首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