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教授最近提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本人不敢苟同这个观点，基于真理越辩越明的精神，提出几点商榷。

后发优势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三方面的条件，即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

在上述三种主要条件当中，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因为前面两者都决定于后者。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可能性，相当大程度决定于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所以，要判断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个国家社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

“技术创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来源可以不一样。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可以和发达国家一样，投入非常多的资金、人力来研发新技术以取得技术创新；另外一种方式则是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已有的、新的、好的技术来达到技术“创新”。

从经验上来看，新技术发明一般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如果发展中国家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但是，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所以，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发展中国家有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的潜力。

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包括我在内，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承认“后发优势”，而且正因为“后发优势”的存在，我们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有很大的信心。

制度不可能隔夜就改成

杨教授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只进行技术模仿，而不进行宪政改革，终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而失败。逆其道而行是不可以的，比如先发展经济，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而致长期经济发展的失败。

宪政体制真的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吗？从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来说，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而且，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

其实，国家机会主义在任何社会里都不会是毫无限制的，任何政权都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从经验来看，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既不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而且，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也不能保证英美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没有这种体制的国家。同时，不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也不见得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

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制度决定于国情，体制也是这样。制度是不可能隔夜就改成的。即使共和宪政体制真的那么重要，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差异的根本，但从经验上来看，制度不是通过改变宪法或政权就可以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建成的。因此，只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逐步探索逐步完善。

共和宪政体制并非是最优体制

新制度经济学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结论：其一、制度是重要的；其二、制度是内生的，其含义是最优的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由于各个经济体许多因素的不同，因此，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

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系。比如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就必须有好几个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上大约相等的集团。如果没有这样的集团，即使通过宪法，只不过是让在政治上有垄断权力的人来利用这部宪法，固化他的垄断权。因此，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也不见得是发达国家必然要有的最优体制。

杨教授把英美以外的国家经济发展上发生的问题都归咎于这些国家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或宪政体制改革不彻底。其实日本现在的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从引进技术为主的技术创新变为以自主开发为主的技术创新，经济由高速增长变为低速增长诱发的。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像印度、埃及、中南美洲都遇到了和前苏联在改革前同样的困境，其问题根源在于资源动员的困难。

双轨制比休克疗法更为优越

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市场经济国家或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必然会出现寻租，预算软约束，裙带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均，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其结果是不但没有发挥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而且还会出现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

在竞争的市场中会最有竞争力，占有的市场份额最大，创造的剩余、积累就最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会最快。当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产业也要随之升级，按比较优势的原则来引进技术，其引进成本和学习成本都会最低，这样也就能够真正发挥后发优势。

中国的农业改革在国际上普遍被视为最成功的。中国的农业在1978年以后的增长只是一种恢复性的增长，这种观点是牵强的。

乡镇企业这种制度会导致和强化国家机会主义，妨害经济发展，这一论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乡镇企业对1980年到19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当年不发展乡镇企业，经济得不到发展，那么今天也就等不到发展私有经济的机会了。

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成功做法，双轨制给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不是杨教授等所认为的，强化了国家机会主义。作为一个成功的经验，双轨制这种改革方式既能保证经济的稳定又能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比休克疗法更为优越。

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有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以法治为基础，界定各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证投资、生产、交易的自由，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力量对比，在一个后发国家远大于在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后发国家的政府只有确立了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才能确立和尊重上述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也才能利用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

(根据林毅夫教授在中数信北大讲坛上的演讲录音，刘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