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日是墨西哥总统大选投票日，4000多万选民参加了投票。结果显示，在墨西哥连续执政71年、在2000年才失去执政地位的革命制度党（简称PRI），最终得票率为25%，落后于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10多个百分点。笔者有幸亲临选举现场考察墨西哥的政党制度和执政规律，所见所闻，感触良多。

民主宪法的文本没有带来民主

在历史上，墨西哥曾长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被称为“新西班牙”。1821年独立，1824年颁布宪法正式成立了“联邦共和国”。1910年至1917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通过了新的宪法。

新宪法规定：“总统由直接民选产生，不得连任。”“各州在一切内部事务上享有自由和自主权。”各州均有自己的宪法和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州的行政首长是州长，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6年，不得连任。州的立法机关是州议会，州议会议员任期3年。

墨西哥的新宪法与美国的宪法有很多相同之处，甚至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墨西哥新宪法是美国宪法的复制品。但是，学者们也都承认，这样的宪法文本并没有给墨西哥带来相应的民主结果，反而非民主的行为从上到下比比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在革命制度党长期一党独大的政治生态环境里，不仅决策权高度集中而少有监督，而且总统、议会和司法系统也没有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甚至总统所掌控的行政权是凌驾在立法权和司法权之上的。

革命制度党成立于1929年3月4日。当时墨西哥在1929年至1933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革命制度党在创立初期和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为推动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赢得了墨西哥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和支持。而且，从上世纪40到60年代初，墨西哥在世界上是以一个民主国家的面目出现的。它庇护了1936年受到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权迫害的西班牙民主人士，也接受了像托洛茨基这样的政治人物。它甚至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放宽了政党的登记限制，允许反对党在议会中占有一定比例的席位。这就难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不少学者把墨西哥的政治体制称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

但是，一党独大的缺陷从一开始就使这种政治体制潜藏着后来发展成危机的所有萌芽。这些缺陷主要包括：党内权力高度集中，党内民主发展滞后，很多党内要求改革和民主的精英长期受压制；执政党由于控制了国家的方方面面，所以几乎对它没有监督，以至于腐败成为国家难以控制的潜规则；由于一党独大，客观上造成了上届总统可以挑选下届总统，总统可以直接任命议员、法官、州长，所有宪法规定的人民的民主权利统统成了一纸空文。

从历史来看，西班牙国王和依附于国王的庞大的政府官僚机器一起，构成了一股在西班牙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集团。这种威权体制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发生转变。1519年4月西班牙征服了墨西哥，这种体制自然也就移植到了墨西哥，并在其近300年对墨西哥的统治中发展得更加完善。所以，在历史上，墨西哥并不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均衡，而是一权独大。这种制度遗产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即使在墨西哥1917年颁布新宪法之后，仍旧没有什么改变。

政改长期滞后带来党的分裂

1968年10月，奥尔达斯政府处理学校之间的纠纷不力，进而出动大批军警镇压了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区“三种文化广场”上抗议示威的学生、教员和其他群众，当场打死20多人，进而用火箭筒攻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校门。在这场镇压中，大约3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2000多人被捕，酿成了墨西哥历史上著名的惨案。这标志着墨西哥政局开始从稳定走向动荡。

在1970年代里，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作为产油国的墨西哥经历了短暂的经济繁荣时期。但是，很快在1982年由于石油价格下跌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这个危机反映出执政党在重大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言堂”，缺乏监督，经济政策出现了重大失误。余波未平，1985年墨西哥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地震。政府在抗震救灾中官僚主义严重，饱受诟病，其威信大大下降。这时，革命制度党内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党内出现了不同意见的团体。1986年8月，以前总统拉萨洛·卡德拉斯之子、米却肯州前州长夸特莫克·卡德拉斯和革命制度党前主席、前内政部长和墨西哥驻联合国代表穆尼奥斯·莱多为首的革命制度党内一批著名人士，由于对德拉马德里总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党内的专制、腐败现象不满，公开宣布成立“民主革新运动”。要求革命制度党立即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方式进行深刻改革，提出党的总统候选人不应由现总统一人指定，而应由党内民主选举产生等主张。但是，这时革命制度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害怕会伤害到自己的利益，和执政党长期执政所背负的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些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没有得到党中央的积极反应，反而该运动的成员在1987年被开除出党，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党内民主的发展。这反映在1988年7月的总统大选中，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萨利纳斯虽然当选，但得票率仅为50.76%，是革命制度党成立以来得票率最低的。相反，被革命制度党开除的夸特莫克·卡德拉斯作为“全国民主阵线”（民主革命党的前身）的总统候选人，却得到了31%的选票。另一个反对党国家行动党获得了17%的选票。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地位遇到严重挑战迫切需要进行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时候，也往往是它最害怕改革使自己失去执政地位和最担心改革会给反对派利用自己在历史上的失误以攻击自己的机会的时候。这种担心常常使执政党失去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勇气，也使政治家失去了应有的把握改革时机的政治智慧。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1988年的墨西哥总统大选，依然没有引起党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重视，反而认为这是因为给了反对党太多的自由，使它们可以与执政党竞争。这时革命制度党内的保守思想更加畅行无阻，要求变革的党内人士更加受到打压。很快，1994年墨西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当年GDP的增长为负7%。国民财富大大缩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革命制度党的威信再次遭受重创。7月总统大选前，革命制度党内为争夺总统职位的矛盾空前激化，3月份，原定的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被暗杀，7月份，革命制度党总书记马谢乌又被暗杀。最后，当选的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塞迪略只获得了48.77%的选票。1997年7月6日，墨西哥举行了参众两院的中期选举，革命制度党第一次在众议院失去了多数席位，在参议院的128个席位中也只获得77个。

为了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在1980年代末和整个1990年代，革命制度党拉选票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动用国家的资源来鼓动选民投自己的票。比如，如果一个村庄的选民投了革命制度党的票，那么，国家和州就会对这个村庄进行补助，给化肥和拖拉机；哪个村庄不投他们的票，就扣发这些物资。他们还用国家的资源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进行宣传，甚至利用清点选票的权力来虚报自己党的候选人的得票数和压低反对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数。在反对党和革命制度党内要求改革的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墨西哥在1996年建立了一个“公众基金”专门用于选举，从而切断了执政党可以随便动用政府的资源来为自己服务的局面。

2000年墨西哥又迎来了总统选举。选举前，塞迪略总统有很高的民意支持率，达到了67%，经济形势也很好，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以上。但是，正像1992年底老布什与克林顿竞争美国总统时，美国经济形势也很好，但是选民们说：“笨蛋！那是经济！”意思是指我们是选总统，不是谈经济。2000年在墨西哥，选民们也说：“笨蛋！那是革命制度党！”。在这次选举中，革命制度党终于失去了执政地位。

一党执政有七十年的周期律吗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连续执政71年后下台了。原苏联共产党在连续执政72年后解散了。台湾国民党也在连续执政70年后下台了。为什么它们在长期执政后都走进了“人亡政息”的周期律？

这些政党当年上台执政，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早期的领导人，在艰难困苦中打拼出来，一方面自身的素质比较高，对自己的约束也比较强和自觉；另一方面，老百姓对这些领导人也有较强的认同感。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由于政党早期领导人的崇高威信而得到了人民的承认。

然而，一党长期执政所形成的这种威权体制要想正常运转下去，除了要在经济发展上有所作为之外，从政治上和管理体制上都还有两点支撑：一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式的干部管理体制，它可以保证执政党管住人；二是不断地对自己的执政地位进行自我强化，包括宣传自己执政的政绩、对执政党党员不断进行教育、惩治腐败等。

但是，执政党所有这些保证自己执政地位的举措，也蕴涵着一些本质的弱点。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体制保证了执政党能够管住人，但也造成了干部唯上是从、缺乏监督的弱点，尤其是在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的纵向干部管理体制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自我强化的过程不仅强化了一党执政的地位，也强化了一党执政的弱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一党执政弱点的强化将会与失去监督的权力一起呈现出乘数效应。其结果必然是逐步削弱执政党的合法执政地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对执政党各级领导人的监督问题，使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发生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身上的事情，就有可能在内外部条件大致相同的其他执政党身上发生。事实已经和将要继续证明，自上而下的监督是有边界的，监督的力度在达到某一层级后会急剧衰减。因此，大力发展党内民主，放手让老百姓来直接监督执政党的官员，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可能是打破这种“周期律”的最有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