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西方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声音又在增加。为什么中国在西方媒体上总被妖魔化？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有人认为这样报纸卖得快，还有人感到中国破坏了西方经济，或许种族主义也能帮助解释西方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考虑到西方种族主义的历史，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肯定是鲁莽愚蠢的。

但是我想说的是，另一个因素更重要：伴随着中国传统的复兴，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也在复兴。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忙于全面批判自己的传统，渴望学习西方。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让人自豪的，你瞧，他们想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但是现在中国人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感到自豪了，开始从自家的传统中寻找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灵感。这令很多西方人不安。

在谈论政治的时候，许多西方人使用的是民主与权威主义的两元对立观点：如果有人不完全支持民主，那他们肯定是权威主义者。但是，如果出现不完全符合民主独裁二元对立模式的受儒家思想启发的其他选择会如何呢？我认为，具有民主特色的儒家精英统治可能影响中国的未来，以西方中心的政治范畴来讨论中国问题是错误的。

对于人权问题，重要的是留出在冲突时采取不同的优先价值选择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应该假定西方的优先考虑就是最好的。比如，国家的首要责任是为民众提供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观点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它不是共产党人的新创造。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认为政府必须为民众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以免让他们误入道德歧途。这种观念在整个中国皇权时代影响力都很大。所以那种认为如果与经济权利冲突时必须牺牲政治权利的观点在中国并非不可思议。

把中国的人权纪录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的纪录来对比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把中国和美国或者西欧的人权状况来对比，更合理的对比应该是在中国和墨西哥、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之间。如果这样的话，从包括社会和经济权利等在内的更全面的人权观点来看，中国的人权纪录并不那么差，或许中国走的是正确的方向，当然也不应该否认某些改善是可能的。

西方知识分子在学习中国的艺术、医药和文化方面是开放的。中国社会生活的有些方面，比如关心和尊重老人等应该对于西方知识分子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在学习中国的政治价值，比如和谐方面，我怀疑他们有多大的兴趣。一个社会只有在危机中才更有可能向其他社会学习。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处于危机之中，它把自己看作“东亚病夫”，向西方寻求治疗的药物。如果西方国家进入长久的危机，它可能向中国寻求政治灵感。现在的需要是西方要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是尊重，至少需要容忍与西方不同的、但又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的事物。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严肃对待那些价值，表现出好的道德模范。一旦中国在海外的行动符合道德，那它就能够向世界其他地方提出和推广这些价值，否则没有人愿意听。儒家价值应该也被看作是影响国内政策的，这涉及到对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的更大宽容。孔子《论语》中最著名的说法之一就是“君子和而不同”了。这种对比更早在《左传》中首次提出，当时用来指统治者应该对谋士的不同政治观点都持开放态度。

中国人今后将越来越自信，但并不能就此说中国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不稳定性的根源。我不能想像中国在全球舆论的反对下发动针对边远国家的战争。中国在全球经济体制中有重大的利益，政府将尽最大努力来稳定国际体制。当然这也依靠其他国家政府的努力。如果中国被当作敌人来对待，它就表现为一个敌人。比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曾提出要组建诸如“民主国家联盟”之类组织的建议。这样的建议将被中国政府视为负面的东西，希望民主党人不会走这种道路。或许今后奥巴马总统可以对中国文化表现出真诚的兴趣，或许在针对中国人讲话的时候使用一些中文，会让中国人的心里感到温暖，并让问题变得更容易解决一些。▲

（作者是清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著有《中国新儒家：变革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本文由吴万伟翻译。）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