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尔读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禽侠》，联想到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麻雀》。

《禽侠》写的是“鹳雀巢于鸱尾（鸱尾：一种建筑在宫殿屋脊两端的陶质装饰物，形状略似鸱的尾巴——引者）。殿承尘（即大殿的天花板——引者）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鹳雀团翼(长出翅膀——引者)时，辄出吞食干净。鹳悲鸣数日乃去。”人们以为鹳不会再来了，结果翌年它又来了，“如是者三年”，仍然在这里筑巢。最后一次，待小鹳长大一些时，鹳妈妈离开了三天，回来照常哺育。等到大蛇又来吞食小鹳时，从天上飞来一只大鸟，“翼蔽天日，从空疾下，骤如风雨，以爪击蛇，蛇首立堕”。异史氏说，“三年而巢不移，则报仇之计已决，三日不返，其去作秦庭之哭可知矣。” 也就是说，它一定要在这里筑巢，是为了报仇，最后去了三天，终于通过苦苦哀求找到了禽类中的一位大侠替它报了仇。

屠格涅夫的《麻雀》讲的也是禽妈妈保护自己幼崽的故事。林荫路上，一只嘴边带黄色、头上生柔毛的小麻雀被风从巢里摇落下来，呆呆地坐在地上，无力地拍打着它的柔嫩的小翅膀。一条猎狗慢慢地走近它。突然从近旁的树上飞下一只黑胸脯的老麻雀，像一块石头一样落到狗的鼻子跟前。它全身的毛竖立起来，身子扭成了怪样，带着绝望而可怜的叫声，两次跳到狗的那张露出利齿、大张开的嘴边去。它是自己飞下来的，为的是用自己的身体庇护它的幼崽！它明知不是猎狗这一庞然大物的对手，但是它不能坐视自己的孩子遇害，它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一搏！

两个禽妈妈两种不同的行事方式：鹳妈妈看着自己的幼崽被蛇吞食三年，最后去苦苦哀求禽侠来替它报仇；麻雀妈妈看到自己的幼崽要受到猎狗侵害，奋不顾身，拼死来加以保护。

我觉得，两种不同的行事方式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差别。

鹳妈妈的行事方式，反映的是中国人迷信侠客。中国人历来赞美侠客。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自然是令人钦佩的，加以歌颂未可厚非。武侠小说盛行不衰。据说武侠小说甚至被选入中学文学读本。然而武侠小说里写的侠客们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靠的完全是高超的武艺。这自然会潜移默化地使一些读者（也许不是全体，但这类读者的数量我估计是不会少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没有武艺的人，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武艺高强的侠客身上，遇事总希望能有侠客出来……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武侠小说盛行的国度里，我们却经常看到这样一些报道：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无忌，观者如堵，却无人敢出来制止。新华网2005年7月24日一则报道可以说是很典型的，我们不妨引述一下：据说岷县堡子乡某村一个色狼连续三天当着家人的面儿强奸了一个姑娘，姑娘的哥哥第二天回来去报警，警察只是做了记录了事，当天色狼又来强奸了姑娘和她的妈妈和奶奶，姑娘的哥哥这次到村里求救。全村二百多户人，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管，有些人来了，也只是站在旁边看热闹。这位“哥哥”的行事方式颇像《禽侠》写的看到小鹳被蛇吃掉而到处寻找侠客替自己报仇的鹳妈妈。

麻雀妈妈的行事方式，反映的则是欧美的文化背景。欧美没有我们这种武侠小说。他们的骑士小说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的武侠小说，这种骑士小说中世纪曾风行一时。自从西班牙的伟大作家塞万提斯的以讥讽骑士小说为目的的《唐吉诃德》发表以后，大概也就绝迹了。欧美也没有我们这种迷信侠客的心理：他们相信遇事只能靠自己。两千五六百年前，古希腊时期出现的《伊索寓言·大力神与车夫》就告诫人们“自主自立是克服困难的最好办法”。在俄文和英文里都有一句谚语：上帝只帮助那些肯自己帮助自己的人(God helps them that help themselves)。一百多年前，即1871年，法国诗人鲍狄埃（1816—1887）就喊出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两种文化传统决定了两种处事的态度，归根结底也决定了两种社会生活的两种取向。

中国人除了迷信侠客以外，还迷信清官、明君、神灵、“大救星”等等（我想这是无需证明的，只要看看层出不穷的这类电视电影就可以知道）。

我常想：假如我们的同胞都从这类迷信中觉醒过来，真正自己动手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生活会出现什么情景呢？

我也想借此机会问问我们的作家：假如你们认为迷信不好的话，你们应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