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着重谈谈“人文学术”的“文化自主性”的能力和条件问题。
在今天的人文学术面前，至少有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禁锢：“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如果学术不解脱此三种意识形态禁锢，或者说得平和点，不调整好与此三种意识形态的关系，学术的自主性就很难从自身成长起来。
首先应该明确“意识形态”所指为何？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有两个规定性：
（一）“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由此获得“真理性”（或叫“伪科学性”）；
（二）“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由此获得“权力性”。
所以，凡“意识形态”必要求“真理性”与“权力性”。（引自马克思）
现代性转型之后，“意识形态”的两个经典规定有了演变，或有了变式：
（一）悬置普遍性，索性承认自己只是特殊性，但相对其他特殊性，自己的特殊性要发展得充分些，因而它将成为其他特殊性进步的目标，也就是说，将普遍性隐含到进化论中去了，变成“历史相对主义”；
（二）否定普遍性，正因为没有普遍性，哪一个特殊性有力量，不管是智力还有强力，那么，那一个特殊性就能自然正当地取得支配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坦然以强权政治的“实用主义”自居。
可见，“意识形态”的两个规定中，最根本的是“权力性”，它只靠智力或强力提供所谓“自然正当”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古代的“知识——德性（真理）——力量”模式，被现代的“知识——力量（真理）——德性”模式所取代。
事实上，今天的学术几乎整个架构在“知识即力量”的现代模式中。学术成了追求“力量”或“技术理性”的工具。这样的学术自然会是“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仆从。
“政治意识形态”此处免了。“技术意识形态”此处也免了。
我这里只谈“西方意识形态”。
我说的是“西方意识形态”，不是说“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文化是生产“意识形态”的文化，它们的历史上生产了许许多多的“意识形态”，我说的不是“它们”——“西方的”意识形态“产物”。
我说的是“西方”本身的意识形态化。其典型的表达式为：“凡西方的皆普遍的，凡非西方的皆特殊的。”
我们不得不接受三个来自西方的事实：
（一）“形而上学本体论”，或意识形态化的“真理观”，有了那个“一”就有了主宰世界的根据和逻辑必然性；
（二）“神学一神论”，其实是意识形态化的“一神教”，有了那个“一神”就有了创造世界的根据和神圣普世性，连“自然正当”也神圣化了（犹太教虽然是东方的，属叙利亚文化系，但转变为基督教则借西方罗马而“世界化”了）；
（三）“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而且这个三位一体尽管在西方历史上有侧重点的差异，它们其实总是相互参校着的，并且靠前两者把它变成“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历史”，包括今天“新罗马帝国的海洋霸权或海陆空霸权”，从而使世界纳入西方的历史运动中。
最后，所谓“科学技术力量”的表现，应合理地看作是（一）真理观的物化形态，而且以至物化到这样的程度，“自然存在者”——“自行涌现、自己生成自己的存在者”，愈来愈让位于“技术存在者”——“通过人的表象活动与制造活动而产生的东西”，到处都是技术制造的“假现实”、“伪现实”，从自然到人本身无一幸免，以至技术成为套牢人类的“座架”。（引自海德格尔）
由此造成两个“反过来”：（1）技术的世界性要求反过来成为西方要求世界性的手段和证据；（2）从人类自为目的派生的手段反过来变成主宰人类目的的手段，最终连西方也不得不落入手段的主宰之中——“剥夺者被剥夺”——对西方如此，对人类也是如此，人类必须承担西方造成的“风险世界”。
总而言之，套一位古典学家的理路，哲学是神学的世俗化的完成，政治是哲学的本质，而技术（智力与强力的结合）则是政治的自然正当基础。正是上述事实使“西方”本身“意识形态化”了。由来已久。
只要承认或接受其中任何一点，即不可避免地承认或接受“西方意识形态”而臣服于西方，归根结底丧失非西方民族自身的学术的文化自主性。
“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首先得有一个必要的前提：自己有能力证明“西方意识形态”不过是“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的“真理”的根据或基础、它的“一神”，是伪造的同一、虚假的同一、自封的“一神”。连它们同道的诸神“都笑死了”，何况其他的诸神呢！应该还原西方诸神的特殊性品位了，不管是政治的、哲学的还是神学的。
仅此揭穿假“一”还不够——人们不是总以为你来的是“假”的，我来的才是“真”的，像杜林对他的前人那样——还得真正领悟“一”本身的破裂，从而不再为“一”争“霸”而逐鹿天下；所以，不仅有能力揭穿“西方意识形态”以还原其特殊性品格，更能从自身民族文化的品性或境界中开发出克服“西方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从而获得驾驭技术改弦更张的可能，使自己走上强而制强的“四大”之路（天、地、人、道），所谓“大而化之”，乃“大”而逾“伯”，制“强”入“化”。因为，“大道无形”，“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必须化解那个“争伯称霸”的“一”之主宰；当然也包括自身的同类倾向——可以把它叫做“脱形化无形”。
“意识形态”或“诸神”乃无形之神隐匿的世俗形式，实为世难之源。
二十一世纪，应是“西方意识形态”开始解冻、剥落、漏底、融化的世纪。化解的力量首先来自世界性灾难的警示。“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只有从世界性灾难的警示中警醒、复苏、改弦更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