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点苍台白露冷冷，幽僻处可有人行”
我已记不清小时侯是在哪里读到的这句诗，《红楼梦》里，《西厢记》里，还是《红楼梦》里的《西厢记》里？不记得了，也懒得去查。查什么呢？我又不是考证，它不过是儿时的一点记忆，它的模糊，本是记忆的痕迹或久已远去的成色，也恰好残留着我这个人历来“不求甚解”的陋习。然而这句诗，不知是什么牵动了儿时莫名的心绪，肯定不是微言大义，我还根本不懂，或许是节奏、声音和同样模模糊糊的词令，竟这样记住了。
10岁解放，20岁失学，30岁坐牢，40岁入翰林，50岁南迁，天之涯，海之角……“点苍台白露冷冷，幽僻处可有人行”，方知成了命运。这个命运不在词义上（我不是为衰落文化所化之人，也不感受衰落文化的苦痛与悲凉），而在它的韵律和隐喻上──“幽僻处可有人行”？我虽然一直走在“幽僻处”，但我算“幽僻处”的可行之人吗？
本世纪的上半叶，正值中国启“落后”之蒙，我没赶上；下半叶，启“先进”之蒙，我偏偏赶上了。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经历了资本主义批判、帝国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社会主义党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批判，经历了大革命、大民主、大平等、大公无私、全人类大解放，眼界如此开阔以至于全无敌，何来启蒙之有？
普列汉诺夫说，猴子变人是愉快的，人变猴子就不愉快了。很自然，猴子变人，仅一个富于希望的未来时，就已极大地加长了生命的信息与意义；相反，人变猴子，不仅掐断了未来的时间之维，连当下也呈现着滑坡的颓废景象，除了低级的动物欲即时兑现，已没有任何可以扬升的激情与梦想。然而这只是观念的单向度演绎，实际的情形恐怕要复杂得多。
实际的情形仿佛是一幅古怪的漫画：
* 肉身太重，头跑得太快，以至同身体分离开来；
** 头失了惯性要堕地，只好回头找身体，接成了反头道人公豹申；
*** 走还是走，但感觉变了，心态变了，一切都在错位中。
或许，错位就是中国的二十世纪形象。
或许，无所谓错位，谁能说清历史非如此不可的正序。
我早已无能也无意在这些大历史观念中逗留了，即便它还是主流话语的“点苍台”。
然而，哪里是我的“幽僻处”？
2
小时侯，我什么都信。有三个人至今不忘。
一个人是卖糯米行糖的，年纪很老了，五十多岁的样子，颧骨高高的，嘴巴瘪瘪的，下巴外翘，眉眼极善，总是笑成一线，常常戴一顶破草帽。他挑一副担子，后面是木桶，装了一半糯米行糖，圆木盖上是又黄又黑的棉蒲团；前面也是木桶，但上面放的是一个高约四寸的正方形木盒，平面安了两片可以梭动的玻璃盖，一半装着糯米行糖，用白棉布盖着，一半是豌豆粉子，右下角放了一个木杯，内盛黑芝麻，粘糖用的。隔两天来一次，他多半是下午，太阳退到半墙高，来了。一进小巷，我们就叫起来，围上去。他左手搭在扁担上，右手取下草帽，一步一扭地往前走，口中唱着我们谁也听不懂的卖糖歌。听大人说，他是个“下江人”。我们总要围着他一起跳着叫着，两三分钟才停得下来。一分钱，一根小木棍上卷一坨糖；两分钱，大一点，可以粘芝麻，我们总是吵着要加一点，加糖，不要芝麻；三分钱特别是五分钱，他才会揪一大坨，放在豌豆粉子里面，边扯边滚，一会儿就拉成了细丝丝，放在他先裁好的黄草纸上给你。你可以用舌尖尖慢慢地舔，慢慢地尝，一个下午都甜甜的，什么都不想再要了，安静得很。
3
一个人是做戏的，叫“一人班”。这个人就说不准什么时候来了，一个月，两个月，至多春夏秋冬吧，每个季节的场景我都看过，印象最深的是冬季。在那条小巷，数我家门前的空地最宽。他一来，多半到我家门前打场子。先把他扛着的长板凳上绑着的刀枪棍戟解下来靠着墙，上面挂着用马粪纸做的“一人班”招牌，再从他背的一个大口袋里拿出各种面具脸谱，还有各种颜色长短的胡须，用一对虎头钩挂在刀戟的叉口上，然后从腰间的破皮带（草绳？记不清了）上解下吊在右胯边的小铜锣，一边敲，一边用沙哑的嗓子介绍自己的“一人班”。他什么都演，但围观的人最后总要他演“爹爹扒灰”或“杀猪”。我记得的就是“杀猪”。
冬天，阴历十二月，刚下过雪子子，踩着它发出“喳喳”的声音。他来了，摆好行头，鸣锣叫场，围上来的人不多，他忽然解开草绳子，脱掉油腻腻的短棉袄，把有耳褡子的破棉帽甩到地上，打起了赤膊。围观的人一下多了起来。大概是下了寒气，又飘起了细细的雪粉，刚演完一个节目，有些看客开始要走了，围子一松便散……“一人班”大喊一声：“列位，请留步，寒冬腊月，怎么能够让捧场的朋友扫兴而归，今天是敝‘一人班’在贵码头的最后一场献丑。俗话说，‘没吃猪肉，见过猪跑’，嗨嗨，列位都是忙财之人，那里见过穷乡下冬天杀猪的场面。哎──耶”，他一巴掌把胸脯拍得轰响，“我今天就是要让大家看一看乡下的猪是怎么个杀法。”说完，他走到我的面前，弯腰拱手：“小兄弟，帮忙端一盆冷水来。”待我把冷水端来，他已脱得只穿一条花短裤躺在长板凳上，全身的肉已冻得发紫，死猪肝色一般。他要我把冷水放到头旁边。我的手和颈不住地哆嗦。
他用皮带把腿捆在板凳上，用草绳把胸脯也捆起来，颈子却用一根粗铁丝紧紧地绞在喉管的下面，头有一半靠在板凳外，眼看着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来。他一边捆绑一边学猪叫，捆到颈上，猪叫声最为凄厉。捆完后，他右手拿起一根粗木棍，朝自己的已冻得发乌的光胸脯狠狠地打起来，打一棍，变换一种叫法，愈打愈凶，则愈叫愈狂。奇怪的是，肚皮和胸脯打得又白又鼓，可颈、头、脸全都充血而肿胀，两眼发出刺人的亮光。突然，他右手放下木棍，举起一把明晃晃的短刀，左手端起木盆将冷水倾泼到自己的头上，说时迟那时快，他将木盆一抛，只见短刀飞快地刺进喉管，黑血从喉管喷涌出来，一声爆炸般的猪叫后，随着血流，你只听见猪从喉管里发出“古古”的气声，腿弹得越来越缓慢了，不动了，肚皮也塌了下去，头安静地偏掉在板凳外，刀插在颈上，血还在滴，他翻着白眼，直直地，像要掉出来……
围观的人发疯地一阵叫好后，迅速散去，只有少数人将铜角子丢在小铜锣里，溅到地上。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呆呆地缩在墙角，发傻地看着他抽出卡在铁丝和下巴间的短刀──短刀居然只有刀柄，刀不见了！他再慢慢解开铁丝，解开草绳，解开皮带，穿上棉裤棉袄，擦了擦脸和颈上的水和血，头发上的水都结了凌凌，用手打了打，戴上帽子，收拾好行头，最后才把散在地上和铜锣里的铜角放进口袋。我看着，没几个钱哩。他扛起长板凳，把木盆递给我：“谢谢你，小兄弟！”转身走了。
我端着木盆，发现里面放着两个铜角。
雪下大了。小巷空荡荡，早已消失了他的身影。
4
第三个是卖印色油的，中年人，三四十岁吧。身个很高，齐耳的卷发上歪戴着一顶陈旧了的黑白格子鸭舌帽，脸很黑，嘴大，红鼻头，眼眯成细长。脖子上总是记一条白毛巾。他用手挽着一个大篮子，看样子很沉，挽得很高，像是搁在胯臀上，走起路来，慢条斯理，摇摇摆摆，空着的胳膀，又大又粗，但摆动起来，极其柔软而优美，小指头翘得像个兰花手。凡从人身边走过，他都要斜眯着眼瞟你，从鼻腔牙缝里挤出朦胧而细长的声音：“印──色油！”遇到相熟的人，不用开口，脖子上的白毛巾只需轻轻一抖，就随着飞眼搭到了那人的肩上，刚一滑落，像是弹跳地又回到颈间，动作迅速而从容。
我怕这个人，不是因为大人们说他是“屁精”。谁要是妨碍大人们打牌，他们就吼：“等屁精来把你捉去！”“屁精”、“妖精”都是“精”，但吓不倒我。
我怕这个人，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我猜不透的东西。第一次从他身边走过，一声“印──色油”把我吓了一跳，这声音你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抬头四处看，看见他正看着我，这眼睛──看得我汗毛都树起来了，我拔腿就跑。后来，每见到他──我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听见他的声音；在很多很多人的地方，一眼看出他来──我都躲着偷看他很久。有时他蹲在墙脚，有时他斜靠着墙，一只脚用脚尖点在另一只脚的外边，捧一兜瓜子，漫不经心地嗑着，大篮子摆在面前，上面的布揭开了，搭在肩上。我好象从来也没有看见有人买他的印色油，他一点不在乎，总是很悠闲的样子。
“印色”是什么东西？有一次我发倔了，一手拿着酒瓶，一手浑身上下摸，还低着头左瞧瞧，右看看，慢慢地朝他走去。快走到他跟前时，他忽然背过身，两手蒙着眼睛顶着墙。我也不管他，趁好看看篮子里的“印色”。原来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印色油盒，白的、蓝的、金的；还有各种大小形状的印石，最大的一个上面盘着一条龙。我真想蹲下来仔细看，但不敢，只好边走边回头看。刚走过，听见他说：“打酒的过去了。”噫！他会玩“猜过过”，我站住了。他转过身来笑着说：“钱都掉了，看你打什么酒。”
“那是一条龙？”我不好意思地问。
“老虎。你来看。”
他蹲下来，我也蹲下来，用一个指头去摸老虎的头。
“你叫咬脐。”
“恩，你怎么知道？”
“快跑，你妈叫你了。”
我回头一看，妈出现在巷子口，没等她叫，我撒起腿像燕子飞。
“剁头的……”
5
解放了。
听大人们说，杀猪的“一人班”，是“地下工作者”，现在当了大官，谁谁看见他坐吉普车，还跟着一个勤务兵。
不久又听说，“印色油”也是“地下工作者”，官当得还要大。
唉，卖糯米行糖的怕也是“地下工作者”，官当得更大吧？
。
6
一晃，二十世纪快过完了，再不写“1999独白”，永远写不成了。
写什么呢？我怎么想起小时侯，想起这三个人？或许是想回顾自己在二十世纪走过的路，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哪些是一直保留着的，哪些是后来增长的，哪些是媚俗的添加物，我能分清楚吗？
这三个人，其实早忘了，从来也不曾想过。但奇怪的是，一旦触动，他们竟如此鲜活，不仅每一个细节，连他们的声色与气味，仿佛伸手都能触摸到。想象从记忆中复活的感觉，不是用文字去扑捉，宁可说，文字是从那感觉中像丝样抽出来的，只是抽得鼻子酸酸的。这些人物像泥土粘着童年的梦呓，那么苦涩，那么迷离，那么自然无华而又荡气回肠！对于这样的感觉，这样的人，他们是否真的当大官，重要吗？他们真的是大官，今天早就破损了，怕再也回不到记忆中来……
7
失学，是一种经历。家境不好，谈不上赋闲，零零星星打些短工，剩下的时间都给予了幻想，仿佛失学获得了自由幻想的权利，它表现为自己可以给自己重新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和事。当时的理想是当工程师，市一中出来的学生都应该当工程师的。清华同学会给母校送的锦旗上绣着六个金字：“工程师的摇篮”。观念如此，但心底里的偏爱，却是电影和电影本身，即要么当演员，要么做导演或编剧。
在图书馆里，我桌上的书经常是这样一种摆法：旁边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鲁金教授的《微积分学》上下两卷，还有一本《俄语语法》，而面前翻开的却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或《爱森斯坦选集》。
马克思曾在哪本书上这样说过，好象引用的是坎伯雷特大主教的话，“长得好看是后天的，会写文章是先天的”（大意）。记得读时奇怪了一阵：“说反了吧？”后来似有所悟：“坎伯雷特大主教把文章事看作天意，面相事看作人意，人意从不属我，那就听命天意吧”。可惜这“后来”很后了，退学后还考了两次，第一次录取到我退学的学校，第二次不取，从此断了想让自己长得好看的念头。至于我的面相，对不住，它先天就不好看的。
落榜的那年冬天，怕是腊月二十九，一夜大雪，地上足足铺了半尺厚。已经十点，民生路下河段，除了被风卷得高高又急速倾压下来的雪花，看不见一个人。敦林邀我到克瑜家去。我们三个人都“失学”在家（当时还没有“失业”这个概念，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失业”呢），在图书馆认识，都以电影为志向。而且他们两人都与电影沾边。敦林本来就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因当时武汉刚成立武汉电影制片厂，下设学员班，就把他留了下来，没想到，十个月下马，把他遣散到省话剧团，他一气之下退了出来。克瑜的母亲听说二三十年代就是个小有名气的女明星，后来“嫁”给了一位“领江”，解放后此人下落不明，他母亲做了小学老师，但长期借病挂职在家，几乎足不出户。
敦林穿了一件中式对襟短袄，印丹士林蓝，围一条黑白格子的羊毛围巾，再简朴也掩藏不住睥睨一切的眼神，他两手妥着，微微前倾，僵直的摆幅和着头足矜持的节奏，像个步入法庭的法官。我穿一件黑色长棉大衣，白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硬边学生帽紧紧地压在眉骨上。
克瑜带我们上楼，这楼梯摇摇晃晃、吱吱哑哑甚是吓人。就在三楼顶有一间阁楼或叫亭子间，克瑜开门，把我们让了进去。房内光线极暗，或许是眼睛还没有适应，或许是室内唯一的光源“亮瓦”被积雪严严盖住。我们好象什么也没看清，只听见与光线同样微弱的声音在说：“坐吧，谢谢你们来看我。”
这间像“楔子”样的阁楼大概只有十平方米，不足四米长，不足三米宽。高的一边两米出头，被深黄色的幕布整个掩盖着。墙角靠着一张折叠床，大概是克瑜的行铺。矮的一边顶多一米，靠着更矮的一张床。现在可以看见他母亲斜躺在床上，头好象就顶着屋梁。用油毛毡做的屋顶因年久失修，剥落的地方再用大小不等的油毛毡随意地补着，只是在床的上面用整块旧帆布隔了起来，好看是谈不上的，两块雨迹奇怪地像“吻”。
敦林和我坐在中间靠墙的一张独脚小圆桌的两边。圆桌上铺了一块印花布，还有一个成色已旧但也精致的黑漆木果盘，盛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糖和瓜子。在圆桌和床之间有一个火炉，开水开了，克瑜倒了两杯茶，又给他妈妈换了一次热水袋。大概是热水的缘故吧，房间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他妈妈，说是五十岁了，看上去有太多捉摸不定东西，脸色苍白，两颊松弛，下眼泡浮肿，泛青，使唯一能留驻当年风华的眉眼像笼罩着一层雾蔼的湖水。嘴唇发黑而且收缩成婆婆状，牙齿也是黑的，像屋顶和墙壁，都被满口的烟熏黑了。
“吃糖。”
克瑜刚在火炉边坐下来，又急忙站起来给我们拿糖。
“克瑜常谈起你们两人，以至我都好奇了。”他妈妈从半躺的姿态换成半坐，克瑜在他妈妈的背后垫了一个枕头。她抿了一口茶，声音突然有了生气，虽然还是暗而沙哑地低沉着，却特别有磁性：“现在已是六十年代了，可你们两个还像二三十年代的年轻人。这能考电影吗？”说到这儿，她咳嗽起来。克瑜要起身，被她拦住。她缓慢地点燃了烟，自各自地抽了两口，动作的冷漠掩饰不了手的颤抖。她并不看我们，她和谁说呢，和想象中的二三十年代说吗？
“电影是假的，角色也是假的，但情感是真的。现在的电影需要的是阶级情感，可你们知道阶级情感是什么？除了政治知道，谁知道？”停顿。“你们知道吗？”话音落耳，她才把脸转过来，挑起的眉毛下面，竟是娇嗔的目光！但瞬间熄灭。她将散落在脸颊上的一纽头发往耳后拢了拢。
“不知道，怎么演……”她又自言自语起来：“不能老是在，一个模子，中填充，自己想象，的感情。情感假了，还剩下什么是真……还有什么可演，可看……”
她又点燃了一根烟。克瑜在她的茶杯里添了开水。她突然笑起来，“其实生活中大家都是很不错的演员，都习惯了，也无所谓真假。”几乎是轻快的语言、清脆的笑声。
“我是个全身毁坏了的人，我身上没有可用的东西，我已经不适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克瑜太幼稚，我早就撒手了。谢谢你们对他好。可你们的路更艰难。我累了。”
敦林本来是想听他妈过去的经历，特别是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演艺界。没想到她闭口不提过去，而对现实竟如此言简意赅。
我们俩起身告辞。克瑜把门打开了，我们正要出门，他妈妈看着我们说：“你别在意我说的，你别笑话我说的。”
敦林后来一直没回电影界，不知道他是否真在意了。
我的路倒应了“更艰难”……
1999年12月25日 海甸岛
〖附注〗
《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原是为“1999独白”写的。临时改了《读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大概是觉得，在世纪的交界上，还不是回忆的时候，还要朝前赶几步路才好。其实，走得再远，“影子回旋曲”怕是消失不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