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的书里谈到了中国哲学，您认为中国哲学有理性，但缺乏对世界提供进行整体解释的理论兴趣，按您的说法，的确中国没有希腊意义上的哲学科学，您怎么看待中国哲学？仅仅是一些修身、处世、治国的道理吗？

陈嘉映：这个事情说起来也平常，但多多少少给一个中肯的回答，牵扯的面也比较广，首先看你怎么界定哲学。我的意思是说，"哲学"这个词跟"文化 "这个词是一样的，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回答，并不是说没有唯一的回答是个问题，没有唯一的回答是必然的，不可能以后就有了。所以，一开始我们只能大而化之说，如果有一个具体的争点我们再慢慢收缩回来。就我所理解的哲学，当然它是一个舶来词、移植词，西方人用的词，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以西方思想为典范。

从希腊到近代，西方思想特点有很多，你可以从各种角度描述，从我这本书的志趣来说，西方哲学对整体理论有求真的精神。一般人对于这种整体理论都很爱好，很多人一讲就能讲到三皇五帝尧舜禹汤，都能讲一套东西，但他讲的时候主要是一种乐趣，对于它是不是真？不是太感兴趣。实际上在真和好玩这两者之间经常有矛盾。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其实一般人在谈到整体理论宏大观念的时候都偏向于美的那一面，偏向于好玩的那一面，至于信不信，他不是特别在意。而西方理论传统有一个特点，有求真的劲儿。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就我了解，西方哲学和近代科学的发展是跟这种精神是相联系的，中国的读书人不大有这种东西，一般人都不大会有这种精神，这是非常希腊和西方的。

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还剩下些什么呢？是不是修身齐家？像黑格尔说的道德箴言或者道理？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会来思考论理方式。我们讲道德箴言的时候，如果我们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道德箴言，像黑格尔那么说，我认为含有批评在里面，主要批评的意思就是它东一句西一句，零零星星不成系统。

问题在于"系统"是怎样的一种系统性？我这么想这个问题，比如说《论语》，典型的东一句西一句，编书的时候都不把孔子一个年代说的编在一起，或者关于一个话题的编在一起，或者跟某一个学生的对话编在一起，这太不系统了，当然这不是特别好，如果能编得系统点对我们可能更好点。但是因此，也就是说孔夫子没有系统就有点绝对，系统有表面系统性、有内涵的系统性诸有此类的，当然我个人当然不认为孔夫子就是一些道德箴言，他当然是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道 "。我们读《论语》，读跟孔子有关的记述、或者《礼记》里面的一些描述，且不说研究，你可以非常感觉到孔子是一个相当有思想系统的人，虽然他的表述方法的确非常不系统，庄子也是这样，庄子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但读下来，会感觉这个人几乎就在眼前，非常统一。

主持人：我总结一下您刚才说说的大概意思，我们中国传统思想不要以西方标准哲学概念去定义，因为中国哲学，像老子有他的系统性，庄子有他的系统性，这是不一样的系统。您说的另外一个意思，中国的思想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思维世界？

陈嘉映：你生发出来的两条我大致都同意，但我表述可能会稍稍有一点不同。中国人说汉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传统思想对我们读书人，或者生活在多多少少剩一点中国传统的人来说，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就更深一些。但是我觉得话不可以说得太极端，首先就是中国思想不能归结为儒家，我太反对了，好像李零也是比较反对这一点的。说这个话就太荒唐了，如果宋朝的学者这么说的话还有他的道理，但作为今天中国人来说，说中国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就太不能接受了，老子、庄子、墨子都是中国传统思想。第二，我们接受西方、印度的东西，把它视作传统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老是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中原的--像山东西部的人。实际上不一定，广西人凭什么要把你儒家认作他的传统？如果他把儒家认作传统，多多少少就相当于我把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我的源头是一样的，有点差别，但差别不是那么大。还有比如说佛学，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印度、西方的传统呢？可能宋明理学会反对佛学，但也接受了很多它的影响和实质。在这个地方，把传统分得一清二楚，像是要向什么东西效忠似的，我个人觉得荒唐。

主持人：哲学家怀特海说西方哲学就是给柏拉图作注脚。孔夫子在中国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地位？

陈嘉映：怀特海这么说，是觉得有意思，有意思就比较容易流传开。但我个人认为他这么说并不是非常认真地说。几乎所有听起来琅琅上口，有意思的话，包括老子、庄子的话，都是一样的。从它该悟的地方悟，不要用它去做标准，像公式似的套过去。跟你争论的时候，我当然认为西方哲学并不是柏拉图的注脚，当然还有《圣经》的注脚，还有反柏拉图主义的注脚。说都是孔夫子的注脚我也认为不是特别好。我觉得，比如像庄子，与其说他是孔子的注脚，真是不如把他看作孔夫子完全平等的对话者比较好，整个中国传统，至少是士大夫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个人的对话--儒家和老庄集于一身的，以前叫出处，叫进退。活生生生活在一代代读书人的身上，这是对话的关系，不是注脚的关系。

主持人：您在中国思想上还是比较推崇诸子，后面宋明的不太感冒。

陈嘉映：就我个人喜欢来说，我更喜欢诸子，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基本上读书人都是这样。我觉得，最源头的经典是最重要的经典，汉朝人读先秦有一套读法，宋朝人读先秦有一套读法，现代人学了西方的东西，生活在现代世界，读先秦典籍也有一套读法，肯定不可能跟汉朝人或者宋朝人一样的读法，差别会非常大。但源头永远是源头，不管中间隔了多少东西，还是那些东西，我认为每一朝每一代人都是对先秦感兴趣，宋朝人也想越过汉学读源头，清朝的人也想越过宋朝的东西读源头，人人都一样。只是越往后就会越参照前面的读法。

主持人：谈到参照前面的读法，我想到一个解释的问题，一个希腊文特别高明的学者跟您解读《理想国》，是这样说的，不是那样说的，您可能会更相信他的说法，这有点像戴震说的，训诂明而后义理明。

陈嘉映：对。像我们这种中层的读书人大概就是上传下达吧，我们注解不了什么书，对中国书、外国书写不出很好的注本来，我们要读这些书要靠前人。有时我出去，大家会把我当作某个小领域的专家，但我跟学生说，我不是专家，专家是我们跟他们那些人学的，那种人才是专家。不是说于丹那种通俗作家，但我们依然不是专家，是依赖专家工作的。专家那些人，我想用建筑来比喻，他们是挖地基的，辛苦的，没人知道的，我们知道建筑是贝聿铭设计的，但谁都不知道建筑力学是谁做的，更不知道打地基或者打木桩的是谁做的。这就是专家干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