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尊重他人是相互了解的关键

——吴建民教授在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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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  

【作者简介】

吴建民:1939年3月生于重庆,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分配到外交部。其后回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翻译研究生。1961年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先后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代表翻译,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处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王国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

1991年初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之后,相继担任驻荷兰与瑞士大使。1998年11月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国大使。2003年7月开始任外交学院院长、教授,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12日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2005年3月起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

我非常高兴,也感到很荣幸,能在这次大会上做主旨发言。我首先要祝贺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决定在上海召开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这届世界翻译大会很不平常,可以说是占了“三好”:时机好、主题好、地点好。

时机好。当今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不少全球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过去几个世纪,世界的重心在大西洋,然而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在亚洲有中国、印度、东盟十国;在非洲有南非、尼日利亚等国;在拉丁美洲有巴西、墨西哥等国。如果把这些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那就是33亿,大约相当于全球人口的一半。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崛起的先例。当然,在这股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大潮中,亚洲是主力军。中国有13亿人,印度10亿,东盟10国有5、6亿人,加起来就是28.6亿人。亚洲的崛起推动了国际关系的重心开始向太平洋转移。

国际关系的重心发生转移,这不是小变化,而是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目前国际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最大的变化。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世界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国际关系会带来一系列深刻的调整。调整可能会带来局势的动荡、冲突乃至战争。在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两股大潮流,一股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另一股是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第一股潮流代表着未来,第二股潮流代表着过去。这两股潮流的较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人类的命运。

翻译工作者处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跨文化交流的最前列。正如我们在会议之初所看到的影片介绍的那样,翻译这项工作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缺少的。我相信,我们这次大会一定能够推动全球翻译工作者在促进跨文化交流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的壮大。

主题好。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翻译与多元文化”。当今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得我们大会的主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切合世界的需要。

今年年初,我会见了联合国国际旅游组织的一位司长。他告诉我说,1950年全球旅游者的总数为2400万,去年达到了9亿,预计到2020年将会突破16亿。在世界历史上,全球旅游事业发展的规模如此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旅游业发展也很迅速,1949年-1978年,中国累计出国的人数加在一起,不过28万,平均每年不到1万人。然而,去年一年,中国出国的人数突破4000万,外国到中国来的人数突破5600万。这样的交流规模在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人类之间相互交流的大发展就需要我们更好地把握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在我看来,自然界最宝贵的财富是生物的多样性;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是文化的多样性,这就是多元文化。我们中国人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文明冲突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就使得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非常好的。

地点好。这次大会选在中国上海举行,今天的世界在聚焦中国,几天之后,第29届奥运会就要在北京举行。奥运会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体育盛会,也是最大规模的跨文化的交流。大家会看到北京奥运会期间,不同文明之间会进行友好的交流,相互借鉴,共同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全世界的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我提议,大家同我一道热烈鼓掌,祝贺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作出了上述明智的决定。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我想对大会的主题讲三点看法。

一、过去几个世纪,西方文化是世界的主导文化

过去几个世纪里,西方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极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都是西方文明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西方世界走在人类的前列,全世界都学习西方。这种状况也使得一些西方人认为,西方国家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其他国家也会去做。其实不一定。

我们大家知道,在西方国家崛起的时候,他们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做了很多损人利己的事,比如贩卖黑奴、侵略、扩张、对一些国家实行殖民化等。今天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国家之一。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崛起时会重蹈西方殖民大国的覆辙,所以他们大谈“中国威胁论”。以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来推断他国的行为,这是缺乏根据的,因为文化不一样。

正如唐闻生女士所介绍的,我曾于1998年-2003年担任中国驻法大使。在我常驻法国的初期,阿兰·佩雷菲特先生还健在,我们经常有接触。大家知道,佩雷菲特是法兰西院士,我十分钦佩他的学识和远见,他在1973年写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畅销书,书名引用了拿破仑的话:《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世界会颤抖》。有一次我对佩雷菲特说:“您这本书很成功,售出一百万册,但是我不喜欢这本书的题目。您说这是拿破仑的话,请问拿破仑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讲过这样的话?有文字依据吗?”佩雷菲特回答说,“我所引用拿破仑的话,没有文字根据。1817年当时英国驻中国大使阿姆赫斯特在回国途中经停圣赫勒拿岛,当时被废黜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正被流放在该岛上。阿姆赫斯特大使求见拿破仑,拿破仑见了他。由于阿姆赫斯特刚从中国回来,拿破仑对中国的情况很感兴趣,问了他很多问题。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拿破仑说,‘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世界会颤抖。’这两句话虽然没有文字根据,但研究拿破仑的历史学家认为,拿破仑很可能讲过这样的话。”我对佩雷菲特说:“中国什么时候让世界颤抖过?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过去来推断中国的未来,一些西方人喜欢这样,拿破仑也不例外。可是,中国是中国,不是法国!

我认为,讲“中国威胁论”是没有根据的,理由有两条:

(一)和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405年-1433年,郑和率领中国庞大的舰队,浩浩荡荡,七下西洋。可以将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比较。郑和率领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60多艘船,船上的海员共有2.8万人,郑和乘坐的旗舰上有1000名海员。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可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时只有3艘船,船上海员不过80多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美洲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据历史学家们估计,欧洲的移民到了美洲大陆后,先后大约屠杀了1200万当地居民。然而,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30多个国家,所到之处与当地人民进行友好交往和商品贸易,此后,他们又回到中国。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

两年前,我曾经访问了马六甲市,当地的导游告诉我,马来王国于1401年建立,1407年-1433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先后五次来到马六甲。他们在当地做了什么?他们给当地老百姓带去了大米和棉花,教会他们如何种植,带去了中国的建筑艺术,并向当地居民教授如何打井。600年前,打井可是高技术,当郑和的官兵打出井来,水从井里涌出,当地老百姓看了惊恐万状,慌忙逃走。后来他们逐渐认识到井水的质量比河水质量好,打井技术在马来王国普及开来。郑和舰队去了马六甲,向当地居民传授了中华文化,使当地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然后,他们又回中国去了。可是1511年,葡萄牙人到了马六甲,他们占领了马来王国,在当地修建了炮楼和工事,对马来王国实行殖民化。葡萄牙人走后,荷兰人来了。荷兰人走后,英国人来了。不管是葡萄牙人、荷兰人还是英国人,他们在马来王国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就是占领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实行殖民化。他们的表现和郑和舰队的表现如此之不同,这就是中华文化。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郑和所率官兵的表现还是中国文化所决定的。

(二)中国政府现行的政策。

中国经过深思熟虑后制定了自己的明确的国际战略,这个战略包含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二是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什么意思?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不扩张、不称霸、不结盟。我们中国人很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想称霸的世界大国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中国绝不称霸,绝不扩张。结盟政策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结盟是过时的东西,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与潮流。

我们深知,要想成功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奉行开放战略。因为只有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够充分利用人类文明进步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因此,中国的开放战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说过,中国的基本路线至少100年不变。100年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深化,更不会变。既然中国的开放战略是一项长远的战略,那么开放必须有来有往,互利共赢,如果不是互利共赢,合作是不可能持久的。

我们可以回顾人类的文明史。请问在历史上,有哪一个后起的新兴大国把互利共赢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从来没有过!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是因为我们对国际形势、世界的变化作了充分的研究,我们考虑到时代的变化和时代的特点,而且,我们也研究了历史上大国兴衰的过程,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才能真正发展起来,才能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对外战略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威胁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二、东方文化、中华文化远未被世界所认识和了解

世界各国人民、各国的文化都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世界不大了解东方文化、中华文化。这对世界来说,是一个损失。

最近几百年来,人类所取得的进步远远超过了过去几千年,西方文明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然而,任何文明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是世界的主导文明,世界的进步与西方文明密切相关,同时,世界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也与西方文明的短处有关系。西方文明是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而基督教文明的“二元对立论”十分突出,善与恶,美与丑,正统与异端,二者之间水火不容。然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仅有黑白两种颜色,还有很多其他的颜色,采取简单化的做法,不是好人就是坏人,谁不赞成就是我的敌人,那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

几个星期前,我到德国首都柏林参加一次国际会议,会上讨论到苏丹达尔富尔这个热点问题。大家知道,2008年7月14日,国际刑事法庭决定以种族灭绝罪起诉苏丹总统巴希尔,与会的许多非洲人士对于国际刑事法庭的行动感到忧虑,认为这个决定不利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因为,联合国和非盟正在全力以赴开展各种形式的外交活动,寻求达尔富尔问题的和平解决,有些外交活动正在取得进展。但是,国际刑事法庭这一决定使上述外交行动很难进行下去。与会的非盟特使说:“我们正在做出的外交努力需要苏丹政府,需要巴希尔总统的合作才能取得成效,然而现在把他视为种族灭绝的罪犯,如何同他打交道?外交努力如何进行下去?”与会的另外一位非洲人士说:“国际刑事法庭的起诉好像是在说苏丹政府是坏人,叛军是好人。事实上,问题很复杂,在达尔富尔的冲突中,双方的军队都做了很多的坏事。”

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我指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的西方舆论把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会使问题复杂化。我的发言得到好几位与会者的支持和响应。

东方文化、中华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崇尚和平与和谐,认为“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们这里讲的人是泛指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中华文化里,人们主张中庸之道,不赞成走极端。中国古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中国有一本家喻户晓的书叫《三国演义》,里面讲了一个距今1800多年前的故事。当时蜀国的丞相诸葛亮率兵南下,平定少数民族的叛乱。诸葛亮的大军与少数民族部落领袖孟获所率领的军队进行了交战,结果孟获的军队大败,他本人被生擒。孟获被带到诸葛亮面前,他不服,指责对方采取某些花招,否则他完全能打败诸葛亮的军队。于是,诸葛亮将孟获释放,孟获回到自己的营地,双方再次大战。第二次,孟获的军队又被挫败,孟获又被生擒,他被带到诸葛亮的面前,但还是不服,诸葛亮又把他放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最后,孟获认输,愿意同蜀国和好,这样诸葛亮就要班师回朝了。在诸葛亮走之前,他的谋士建议留下一点军队,这个建议被诸葛亮否定了。他说留下军队,运粮就是个大问题。还有人建议留下几个人监视孟获,这也被诸葛亮否定了。他认为这样做只会增加孟获的疑心,双方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诸葛亮走后,蜀国与孟获实现了几十年的和平相处。这个故事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和理念。

天下的事情就怕比较。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向美洲大量移民,与美洲的土著居民发生冲突,杀了大量的土著居民。他们抓到土著居民的首领杀还来不及,哪谈得上放?而在中华文化里被视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对孟获这个土著居民的首领,不仅不杀,而且放了七次!世界对东方文明了解太少,这对世界并不好。我相信,随着亚洲的崛起,东方文明、中华文明一定会得到世界更多的了解,这无疑对世界是一个好消息,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三、尊重对方是相互理解,实现富有成效的跨文化交流的关键

我搞了几十年外交,观察了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参加了众多的谈判,与不同国家的人都打过交道。我悟出来:尊重对方是相互理解,实现富有成效的跨文化交流的关键。

什么叫尊重对方?我想尊重对方,首先就要摈弃任何傲慢与偏见。尊重对方就需要理解对方的处境,而不是想强加于人,要人家完全听你的。跨文化的交流可以使得双方增进了解、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你不尊重人家,必定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下,跨文化的交流是很难取得好的效果的。

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今年年初,我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一场讨论会上,我是会上的几位发言人之一。在我发言后,美国人权观察的代表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不尊重人权。他那番讲话完全把中国置于被告席上,好像他就是正确的,中国是错误的;他代表善,中国代表恶;他是好人,中国是坏人。既然他点名指责中国,我当然有权阐明我们的立场,我着重阐述了以下几点:

(一)民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在中国人起来革命时,民主是在我们旗帜上的。今天的中国正在从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二)世界上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民主模式,就连美国、欧洲、日本的模式也不一样。各国情况千差万别,民主的实现必须适应本国的国情。

(三)民主在每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是由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历史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外来力量不能强加。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民主也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的结果。美国1776年独立,1789年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时,美国只有4%的人参加投票,因为妇女没有选举权,黑人没有选举权,不纳税者没有选举权。美国妇女直到1920年才有选举权,至于美国黑人取得民权,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

法国1789年大革命中提出了“平等、自由、博爱”的口号,请问法国妇女是什么时候获得选举权的?那是经过156年之后,到1945年法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我讲这番话并不是要为难美国人和法国人,我讲的是事实。

冷战结束之后,有人在非洲推行“民主化”,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有人出来为此承担责任吗?现在世界上有的人老是对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看不惯,觉得我们要同西方国家完全一样才好,如果不一样就是不对。中国是中国,中国的国情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怎么能与你们完全一样呢?

值得注意的是,我在有关民主问题的发言之后,竟然博得了听众的一阵掌声,我是在台上发言者中唯一博得掌声的人。会后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称赞我关于民主的发言,就连一些发达国家的与会者也表示赞同我的发言。《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还把我的部分发言内容刊登在报纸上。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中国人主张构建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因为这样的世界是大家都向往的。和平是人类的梦想,和平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当今世界面临很多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当今世界也面临着众多的矛盾,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进行有效的文化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各国的翻译工作者既了解本国的文化,又了解自己懂得的外语所承载的文化。翻译工作就是在促进不同文明的相互对话与交流,这项工作做好了,一定能够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合作,一定能够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这样的结果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所以,翻译工作十分重要。今天的世界需要大量的优秀翻译。

最后,我谨预祝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作者2008年8月5日在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开幕上的主旨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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