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是地球村的村民喜欢去的地方
世界城市这个提法是比较新的，我想这是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人民之间交往越来越多的产物。中国一些城市，譬如像北京，提出了要建立“世界城市”的目标。北京市也举行过一些研讨会，讨论什么叫“世界城市”。我的看法是：世界城市是地球村的村民喜欢去的地方。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定义，是因为我认为，任何地方的发展，城市也好，地区也好，国家也好，都离不开三股流：人流、物流、财流。在这三股流当中，我认为人流是最重要的。人们喜欢你这个城市，他就来得多，人流必定会带动物流和财流。
地球村的村民为什么喜欢来你这个城市？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明白，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
我以为，在自然界，最宝贵的财富是生物的多样性。自然界之所以千姿百态、多姿多彩，是因为存在着生物的多样性。科学家们估计，我们的地球上大约有3000万至1亿个物种。由于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污染，以及人类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展带来的恶果，每天有75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小时有3个物种灭绝。生物的多样性减少了，人类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同这个观点。
那么，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我以为是文化的多样性。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2000多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就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不同地区，文化还有很大的差异。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
你在全球旅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饮食、建筑、音乐、文学、绘画等，你会深切地感到人类社会如此丰富多彩，这是多么美好啊！如果有一天文化多样性消失了，你到世界去旅行，到处都一样，天天吃同样的饭，住的是同样的环境，听同样的音乐，那多乏味啊！
人们之所以喜欢巴黎，是因为巴黎是一个有文化的城市，其文化上的特点与其他城市不一样。你去巴黎看博物馆，登上埃菲尔铁塔观光，去巴黎的大街小巷漫步，你会感觉到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是如此之浓。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的故事。如果巴黎和纽约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特点，人们还愿意去吗？所以，我以为，要成为一个世界城市，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要保持自己城市的特色。而城市的特色，又是由其文化决定的。
警惕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误区
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前进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笔直的，而是曲折的、坎坷的，城市化也不例外。一些新兴大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在大城市的周围形成了庞大的贫民窟。凡是去看过这些贫民窟的人，都受到很大的震撼，让你惨不忍睹，很难想像人能够在那样的条件下生活。
中国过去30多年，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在大城市的周围没有出现贫民窟，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也有不少误区。认识这些误区，研究其出现的原因，采取有效的措施，不再重犯这些错误，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的城市化有哪些误区呢？最明显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越来越大。城市越来越大，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第一大误区。中国今天人口突破100万的城市125个，突破1000万的有14个，突破2000万的有3个，即北京、上海、重庆。随着城市的扩大和人口的积极增长，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交通越来越拥堵，生活越来越不方便。我们这些居住在北京的人，天天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对此是深有感触的。
今年年初，在中国东部大约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现了持续的、大范围的雾霾。这13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大雾霾带来了中国人的大反思。中国人搞现代化，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大雾霾。今天，雾霾已经成为北京天气的常态，每隔几天，不刮风就会出现雾霾。只有在刮风、降水的时候，雾霾才会散去。雾霾危害着人们的健康，甚至有人预测，7年之后，肺癌会在北京大爆发。
城市越来越大，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视，提出特大城市要“瘦身”。这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十分及时的。如何才能做到瘦身？必须从根子上抓起，那就是要根除推动城市膨胀的动力，发现和鼓励城市“瘦身”的措施。不采取这两条措施，特大城市很难瘦身。
第二，城市越来越千篇一律，失去了自身的特色。今天的中国，千城一面。每个城市本应都有自身的特色，这是因为历史和城市的独特文化所决定的，也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然而，今天到中国各地看一看，城市建设有些千篇一律，城市固有的特色在减少。北京的例子很说明问题。
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如何建设北京，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以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及夫人林徽因为代表。第二种意见是除保留故宫外，在北京拆除老建筑，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北京。梁思成夫妇的主张是：北京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不是工业和经济中心，因此要限制北京的工业，减少交通、人口和住房建设；保存紫禁城和城墙、城楼；老城新建筑不超过三层；新的行政中心应当放在老城之外，可以设在北京西郊；39.75公里的北京城墙应该建设为“城墙公园”，建成一个立体的“环城公园”。
非常可惜的是，梁思成夫妇富有远见的、保留老城建新城的方案被否定了，第二种方案大行其道。
从1952年底开始，北京就开始拆除城墙，因为它“妨碍交通”。1957年，北京开始拆除古旧建筑。林徽因对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说：“你们拆掉的是800年的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那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
梁思成有一句名言：“拆除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层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五十年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现在回头看，1950年代对北京老城古建筑的拆除，仅仅是开始，改革开放之后，拆得就更厉害了。胡同是老北京城的一个突出特点，北京的胡同在清朝有1800多条；到了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有2550条；然而，在1978年之后，北京迎来大发展的30多年里，胡同的数量急剧减少，到1998年，还剩下990条。有学者估计，现在平均每两天就有一条胡同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消失。
其实，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对待老城，历来是有两种思路的。与北京的情况差不多，青岛却是另外一种思路，1992年，俞正声担任青岛市长，他的思路是：甩开老城建新城，城市向东部发展。你今天到青岛去看一看，自1898年，德国租借青岛时建的老城，保护基本完好，没有被拆除，新城在老城以外逐步发展起来。
现任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十分重视古建筑的保护。2000年1月，他担任杭州市长，他上任的第三天就下决心把推土机已经开进去，正在拆除的，有100多年历史的河坊街保护了下来。今天，你们去杭州参观，河坊街是一个景点。仇保兴这个决定绝非偶然，1994年，他在担任浙江金华市市委书记时，拍板把浙江金华市兰溪市西部的诸葛八卦村保存了下来。诸葛八卦村是诸葛亮 “八阵图”的翻版，是诸葛后人根据诸葛亮阵法精髓而设计的，有700多年历史。今天，八卦村被称为“江南传统古村落、古民居典范”，是金华市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
实事求是说，像俞正声、仇保兴这样重视保护文化遗产的领导，在中国绝对不居多数，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经历100多年的革命，前贤起来革命的时候，是以旧世界为敌的，高唱国际歌：“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旧世界太不公道了，必须推翻，建立一个新世界。旧的制度必须改变，但旧世界也有许多好的东西，不能像外国谚语所说的：倒脏水，把小孩也倒掉。然而，革命总是矫枉过正的，全世界都是如此，中国就更加厉害。革命思维有强大的惯性，人们总是认为，新的比旧的好，现代的比古代的好。在这种惯性思维的引导下，城市里出现大拆大建，大拆古建筑，破坏历史文脉，就很难避免了。
第三，大楼越盖越高，居民区的高楼越来越密集。今天到全国各地看看，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城市里到处都在建高楼，而且越建越高。好像楼房盖得越高，就会使城市的名气越大，地位越显赫。盖高楼已经成为一股风，比谁盖得高。谁好像当上了中国第一，或亚洲第一，就不得了了。我讲的是一种现象，现象的背后是思想，因为思想是行为的先导。
1995年，我担任中国驻荷兰的大使，接待了浙江省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市长。他到荷兰访问，在各地参观，最后，他到使馆来见我，我请他吃晚饭。他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来荷兰之前，我以为现代化就是大马路两边盖高楼，像纽约一样。到了荷兰之后，我惊奇地发现，荷兰这个国家早就现代化了，但高楼并不多。路旁的一幢一幢的房子并不高，但建筑精美，很耐看。我想人们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定很舒适。”
这位市长的讲话是十分真诚的。1975年，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但是到底什么是现代化？我们并没有搞明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许多干部走出国门，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大马路、高楼大厦，以为这就是现代化。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当然，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表及里的。在我们没有充分理解其内涵的时候，那只能学习一些表面现象。
今天，许多中国城市的居民小区里，楼越来越高，楼与楼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这可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地价太贵，开发商想多赚钱……我不知道人们在修建楼群密集、绿化面积很小的居民小区时，是否想到了将来生活在里面的民众。这么高的楼房，这么密集的楼群，人们如何生活啊？人不能一天到晚总是待在家里，总要出去和大自然接触。如果一出去就是上大马路，吃汽车的尾气，呼吸严重污染的空气，这个时候人的糟糕心情是可想而之的。人们最向往的地方就是有一个较为宽阔的绿化带，那里空气比较好，你可以在里面散步、聊天，那该多好！
我在驻外当大使的时候，曾经与一批回国休假的驻外使节到桂林考察学习。听到当时老百姓有一句民谣：“桂林有个李金早，炸掉大楼种青草。”老百姓在跟我讲这句民谣的时候，显然是带着几分赞许的口气，赞扬桂林市长有气魄。是啊，楼群太密集了，没有办法生活啊！
希腊的先哲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话不长，却道出了一个真理：城市化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是人追求的最根本的目标。显然，上面讲的三个误区，违背了这个根本的目标。有的错误犯了，纠正起来十分困难，但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希望，我国在未来城镇化的过程中，决策者能够注意到以上误区，不再重蹈其覆辙。
【本文系作者于2013年9月6日在世界城市文化论坛上的主旨演讲，经作者本人修改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