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在山东省立一师读书时，就以记忆力强、思维敏捷见长。校内名人讲演，多由他做记录。周作人1932年三四月间去辅仁大学讲演，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纲领，只信口说下去。讲完之后，邓广铭却拿了一厚本笔记请周作人校阅，周颇感意外，细看，这本记录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整理得颇有次序，大叹佩服。

1937年，邓广铭以《〈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一文为学术界所瞩目。该文在《国闻周报》刊出后，受到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著名学者的一致好评。夏承焘当时正在写《唐宋词人十家年谱》，其中也涉及辛弃疾，看到这篇文章后，他给邓广铭写信说：“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轩年谱我不能写了，只能由你来写。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计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给你。”

邓广铭做学问如其做人，耿介磊落。他的学术商榷文章，总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劝他随和一点儿，他却斥之为“乡愿”。其女邓小南感叹：“他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界风气，那时的学者坦诚相见，大家习以为常。”

邓广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修改、增订乃至彻底改写。《稼轩词编年笺注》在1993年出版最后一个增订本之后，他又着手进行新的修改，改动百余处。如此算来，这部《稼轩词编年笺注》从1937年开始撰著到1997年临终前仍在修改订补，创作历程达60年之久。

邓广铭先生在与学界后辈的交往中从不摆架子，一直保持谦逊诚恳的态度。浙江大学教授徐规曾对邓先生所写的《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邓先生看后立即回信说：“待再版时，———遵命加以改正。”谦逊之情，溢于言表。

邓广铭先生在主持《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编辑工作时，非常重视对后辈的提携和帮助，为史学界培养了不少年轻学者。他曾欣慰地谈到这点：“我们决不以投稿人知名度之高低决定稿件之采用与否。因此，有好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史学专刊上刊出的，而且是在史学专刊上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之后受到鼓舞，奋力前进，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这类事，也常常被我们引以自慰。”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广铭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十分注意发现人才、提拔人才。张广达现在是研究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知名学者，但是开始时他长期被用作俄文翻译，不能发挥所长。邓先生上任后，毅然让他回到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中。后来邓先生因病住院期间，听说北大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马上想到一些人又将因年轻、资历不够而被忽略了真实水平，进而延误晋升。于是，他叫女儿邓可蕴给季羡林先生打电话，代表他说：“请你像当年汤用彤先生擢识季羡林那样，去支持帮助这些年轻的学者。”当他听说季先生表示会尽力去做时，不禁流下了欣慰的泪水。

在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方面，邓广铭还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在北大78级毕业生中，中国古代史专业出现了不少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当时历史系教师编制有限，不能都留下。邓先生深感可惜，于是建议设立中古史研究中心，为系里储备人才。就这样，中古史研究中心在邓先生的积极倡导下成立起来，并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卓著的成绩。邓先生在自传中说，这是“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

杖朝之年理应享受含饴弄孙之乐，但邓先生却退而不休。他得病后曾短暂出院。在家的那几天，他迫不及待地为自己制定了工作时间表：从阅读报刊开始，逐步恢复半日工作，争取两周后步行锻炼;他还急切地叮嘱北大图书馆的沈乃文准备协助他修改《岳飞传》……后来，他病情反复，又住进医院。他格外焦躁，一次次提出出院要求。阎步克教授前来探望，称赞他“精神挺好”，他回答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精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了。”

邓先生生活十分俭朴，衣着只求整洁，不追时髦;饮食注意搭配，但不求精美。有一次，邓先生让保姆小陈把他裂了口的棉鞋拿出去修，小陈不解，说：“你一个大教授，鞋破了买双新的嘛，还值得送去修？”

邓先生天性幽默，涉事成趣，提起一个话头，就能讲出一串逸闻和掌故。他的学生曾回忆起一段往事：邓先生在课堂上提及宋太祖、宋太宗，必须加上“宋”字，反对直呼“太祖”、“太宗”，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他们又不是我的太祖、太宗，我不愿错认祖宗。”引来课堂上一片笑声。